第三节　从桂林到全州

一　太平军撤围桂林

（一）洪秀全等决策撤围桂林，北进湖南

多次攻坚失利，洪秀全等决定撤围，再次运动转移，向敌人内线进军。赛尚阿早就担心太平军“由平乐、梧州等处，北窜楚南，东逸粤东，蔓延可虑”⁽⁹⁵⁾。从清军部署看，重兵聚集城北，南线薄弱，东、西线几乎没有设防。如果按照避实就虚的原则，北线是不可取的，其他方向皆可选择。可是，洪秀全等恰恰决定北进湖南，而不顾集结在北线的众多清军将会全力追堵。这表明了太平军继续坚持新的运动战略、试图在湖南开辟立业基地的战略企图。

洪秀全等对湖南比较陌生。首义诸王没有一个湖南人，但他们却作出北进的战略决策。重要原因是湘南天地会成员的建议与向导。湖南存在着成熟的革命形势，而且由于数次征调，全省的防务空虚。洪大全已经向洪、杨等夸耀过天地会的实力，使领袖们记忆犹新。洪大全牺牲后，其弟焦三、妻许月桂聚众复仇。1852年5月2日，郴州天地会起义，由刘代伟领导，响应太平军，旋为清总兵孙应照镇压。余部在李严通带领下赴桂林前线，投奔太平军。他们报告了湘南天地会的声势和规模，反映了人民对太平军的焦盼，提供了湘桂边境防堵部署的一些情报。这些使洪秀全等加深了对湖南的印象。而今桂林难下，广西则是战火几遍全省，民穷财尽，对立业发展不利。相形之下，湖南对他们颇具吸引力，因此导致了进军决策。

关于李严通投奔太平军，史料记载不一，需要结合史实加以澄清。

汪堃说：“（占领全州后），洪秀全会集群贼商议，仍欲回窜广东；杨秀清原籍湖南，熟悉楚省情形，力劝赴楚。适有郴州土匪李年通，率领三百人到广西入伙，愿为向导。大股贼众遂于二年五月全数窜出粤境。”⁽⁹⁶⁾记载中的军事会议及杨秀清籍贯不符史实，李严通史事则有旁证。

《咄咄录》称：“（在永安时），值湖南郴州贼李严通为追兵追剿，逃附永安，始突围去，直趋桂林。”⁽⁹⁷⁾谢介鹤也有类似记叙⁽⁹⁸⁾。

李严通究竟何时投奔太平军？5月2日，刘代伟在郴州起事失败，此时太平军正在围攻桂林。李严通率余部到前线投军当在此时。魏子安、谢介鹤记载不确，汪堃说在全州入营，似觉太迟。看来，他们可能在桂林参军。如果我们这一考证能够成立，那么太平军在桂林撤围时，把湖南作为进军方向，当与李严通的建议与向导有关。

撤围后的军事实践验证了我们上述判断。太平军攻克兴安、全州都没有久驻，在稍加补给后立即启行，北进湖南。这表明洪秀全等在撤围桂林时，已经作出了进军湖南的战略决策。如果说，进军桂林是他们在运动途程中形成的决策，带有较大的偶然性，那么，进军湖南则是运动前拟就的决策。它基本符合当时湖南的客观革命形势，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的产物。这标志着洪秀全等战略思想的继续演进，在敌人内线运动，开辟立业基地，日益成为他们制定战略方针的主要依据。这一演进促使了洪秀全等战略指挥能力的不断提高，积极影响着战局的发展方向。

（二）撤围前打通漓江东岸北进交通线的战事

洪秀全等在运动路线上也有成算。他们试图沿漓江水陆北进，交通最为便捷。此时，秦定三、常禄、开隆阿已由东门外的上关，移营漓江东岸的猫儿山，扼住了太平军北上交通线。洪秀全等决定放弃攻坚，遣军向秦定三发动进攻。图谋打通漓江航道。战事遂转移到东线。

5月16日，千余名太平军，“过东门对河，由花园里绕李家岭，分股来扑秦定三等新营”。并在五通庙后埋伏数百名将士策应。“秦定三、开隆阿等带领兵勇，从猫儿山两路分出”，迎击太平军。清军约3000人，显居兵力优势。当太平军进至花园里，清军分三路实施翼侧迂回，太平军未经接仗，撤往花桥，过河驻守。秦定三不敢渡漓江追击，即将队伍“撤于猫儿山后”，保持战备，等待新的战斗。少顷，太平军“果由花园里、杨家碑、菜园，三股分来，每股数百”。秦定三等相机应敌，楚勇、潮勇出击菜园一路，博白勇出迎花园里一路，各营绿营出迎杨家碑一路。太平军又见清军有备，还是不战而撤。清军即将东岸一些村圩烧毁，余万清也过河接应，太平军虽无损伤，但战术机动的目的未能实现。⁽⁹⁹⁾看来，太平军进攻兵力不足，意在偷袭秦定三。当清军觉察并作好会战准备后，进攻已经失去突然性，也就难以取胜了。

5月17日，太平军兵力增至数千，“从栖霞寺一带前来”。清军主力“仍由猫儿山分路而出”，又分遣兵勇在山前“土埠预伏抬炮”，布置伏击战场。太平军“由福隆圩桥冲至”猫儿山前。秦定三“先令博白勇诱敌”，太平军由旗手引导，“拚命直前，群众布开冲击”。开隆阿在正面接应，“两边伏炮齐发”。太平军部分将士“慌张败走”，旗手“犹挺立不动”，有数十名将士坚持抵御，掩护撤退。清军发动反攻，“分路尾追”。太平军小有伤亡，杨家碑、菜园一带据点被焚毁。⁽¹⁰⁰⁾

下午，清军企图乘胜进取下关，打通漓江交通线，在东面围困太平军。原计划：“银沆、万明魁等带领福勇、荔安勇由陆路，张钊等驾小船由水路，进攻下关之贼。并约秦定三等出兵接应。”张钊首先行动。他发现斗鸡山西岸有10余艘太平军船只，立即驶炮船轰击。文昌门外雷祖庙太平军，“调出黄旗数十，至斗鸡山下抄来”。张钊心虚，泊斗鸡潭东岸，“对河用炮轰打”，根本不敢渡江进取下关。银沆的陆路迟迟不动，直至张钊坚持了两个时辰后，方才在西岸放火，示意接应。⁽¹⁰¹⁾秦定三上午获胜，下午休息，根本不理睬张钊。清军的攻势不像样子，控制漓江交通线不啻是一枕黄粱。

值得注意的是，两天战事中，唯有秦定三等在自己防区作战，其他各部清军皆旁观西岸、安之若素，可见清军的分裂厌战。太平军攻城，城外清军不出一卒；太平军打援，城内清军亦不放一枪。可以预测，一旦太平军撤围北上，赛尚阿难以指望各部齐心协力的迅猛追堵。这是洪秀全等实施新的运动战的一大有利条件。

赛尚阿心里有数，一心催促张国梁捷勇前来扭转战局。咸丰帝对赛尚阿、邹鸣鹤、向荣斥责说：“唯坐待各省征调赴援尚需时日，省城被围匝月余，万无株守孤城一无展布之理。……若邹鸣鹤专恃向荣为长城，向荣又借坚城为坐镇，贼来不能击之使去，贼窜又恐其复来，困守待援，岂桂林一城之外，皆不顾耶？！”皇帝警告：“省城固属紧要，他处亦不得再有疏虞。”⁽¹⁰²⁾上谕尖锐地提出了问题，但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当然拿不出任何有效措施，依然是徒托空言。

太平军未能打通沿漓江东岸北进的交通线，但攻势麻痹了敌人，桂林城内外清军将帅，谁也没有发觉太平军的撤围动向和准备工作。洪秀全等相应改变路线，渡漓江向东，再折北，由小路向兴安、全州一线进军。

（三）撤围战术及其实施

5月19日夜，太平军紧张而有计划地撤离桂林。前卫军与中路迅速渡江而东，潜师疾行。后卫军实施多种战术诡诈，掩护主力撤出：1．起更后，向文昌门、南门发动攻势，城上清军慌忙抵御，注意力被引向守城上。这个佯攻，“不过作殿后之计”，待到五更，太平军已“全行窜出”⁽¹⁰³⁾。2．“于象鼻山束草为人，炮置药线，长绳引之。”彻夜“炮声不绝”，清军“加意防守”。岂知太平军乘此撤走，象鼻山人去营空。⁽¹⁰⁴⁾后卫军还“以炮攻西门”，使清军“不虞其走，且缀追军”。邹鸣鹤、向荣“督军城上严加守御”，哪里想到太平军正在撤围。⁽¹⁰⁵⁾3．后卫军撤离时，分两路进军：“一由东路斗鸡山”“走江东背后扯线路而去。”“一由西路庙头圩、黄塘而去”⁽¹⁰⁶⁾。弄得清军将帅对太平军运动方向、路线漫无把握，只好分散兵力，东西皆追。

“最妙敌人渡江去，诸君犹作枕中眠。”⁽¹⁰⁷⁾直到5月20日早晨，向荣等才发现太平军全部撤走，慌忙部署追堵事宜。东路太平军“由斗鸡潭下之卫家渡过河，约有五六千众，尽向伶仃坪而去”。向荣还摸不透这支太平军的进军目标，即令刘长清、余万清率湖南、广西、四川、云南兵勇，并提勇、博勇，共7000名追击。西路太平军扬言“赴义宁、柳州”。向荣急饬李能臣“带博勇千名赴义宁”，朱启仁由六塘追击。⁽¹⁰⁸⁾

秦定三、常禄、开隆阿驻防东岸，责任非轻，急忙在东路最先追击，后加入刘长清、余万清序列。至晚间，张国梁捷勇千名赶到阳朔，赛尚阿即命“赴省东南路之沙子街堵剿”。张钊炮船奉令驶往平乐，防堵水路。赛尚阿如此分散兵力，是因为不明太平军动向。他向咸丰帝诉苦说：义宁“前界龙胜，可出湖南武冈等境；江东扯线路北走兴安，东走平乐、富、贺，各通湖南、广东，亦可南走阳朔”。对策是“在在均须扼截”⁽¹⁰⁹⁾。他已经被太平军一贯实施的避实就虚的无定向运动弄得六神不安，只好把有限的兵力割裂分散。这无疑严重影响追堵效果，有助于太平军集中兵力实施战略运动。

赛尚阿终于发现，太平军“全股窜由斗鸡潭等处过河，复由灵川县属之灵田圩，奔兴安县属之海阳坪”，向兴安、全州一线进军。⁽¹¹⁰⁾不过，追堵战机已经耽搁。

简又文认为，撤围时，“全军分水陆两路出动：水路由东面斗鸡山过河，经灵川县之灵田圩而过海阳江北上；陆路由西面庙头圩经黄塘圩趋西北过灵川。两路皆集中于兴安县，于初五日唾手得之”⁽¹¹¹⁾。这位学者只依据赛尚阿初始发出的奏报与附片，以太平军后卫军故意制造的假像立论，得出水陆两路会师兴安的判断。他忽视了赛尚阿后来核实过的奏报。这件奏报明明指出，太平军“全股”由东路北进。所谓“由西面庙头圩经黄塘圩趋西北过灵川”的进军路线并不存在。

李滨说得实事求是，写道：太平军“由斗鸡潭坪、卫家渡过河东趋，故分股绕奔庙头圩西路，用以疑误追军”⁽¹¹²⁾。这支小部队在完成战术诡诈任务后，亦渡漓江并入东路大军了。

当赛尚阿肯定太平军全股北进时，立即调整兵力部署。他“先期派令张国梁壮勇，即由沙子街取道灌阳，以趋兴安，迎头堵截。并饬李能臣将所带博白壮勇，即由临桂取道兴灵追剿。余万清新到楚兵千名，江忠源带楚勇一千二百名，刘长清率奚应龙，带广西兵七百名、提标三项壮勇一千名，王锦绣带云南兵九百名，秦定三、常禄带贵州兵五百名，及博白勇一千五百名，虎嵩林带川兵六百余名，分投追剿”⁽¹¹³⁾。张国梁、李能臣分由东西两路增援兴安，实施平行追击。文报往返，已属缓不济急。余万清、刘长清的紧逼追击前已耽搁一天两夜，现在成了尾随送行之势。邹鸣鹤对追堵不感兴趣。他“惧贼回窜”，留向荣坐镇省城。向荣也知道追堵劳师无功，不若回避这个苦差事，遂借口“寒热暴作”，养疴于桂林。邹鸣鹤“且多留守军，其数与追军相埒”。追军无人统率，“遂责刘、余两提督”⁽¹¹⁴⁾。赛尚阿在阳朔难以控制前线将帅，清军追击的兵力与效果大打折扣。

清军在追击中一路烧杀抢劫，以潮勇为最。文武则乘此滥举升官。邹鸣鹤漫天要价，开单保举。咸丰帝不批，严旨切责说：太平军“并未大受惩创，仍复全数北窜，岂得以郡城围解视为奇功？邹鸣鹤所称击退贼匪，殊属失实”⁽¹¹⁵⁾。

（三）撤离桂林，兵临全州

5月20日丑刻，太平军前卫军进抵灵田圩。接着，昼夜兼程，“翻越山岭”。21日，“至兴安县属之海阳坪”⁽¹¹⁶⁾。兴安署知县商昌获悉探报，立即先期逃避。⁽¹¹⁷⁾原令增援的张国梁、李能臣均未赶到。兴安是座空城，5月22日，一支数百人的太平军突然冲入兴安县城，焚劫衙署、监狱，对人民秋毫无犯。

克城当天，太平军主力继续北上。刘长清、余万清追至兴安，扎营城北岩关口。他们看到太平军后卫军，却不敢追击。当晚会商，明日“分兵三路，前击后袭。秦定三、江忠源由西小路出为头敌，余万清、李瑞、王锦绣由中路进，刘长清、常禄、虎嵩林由东大道进”⁽¹¹⁸⁾。还是没有人愿增援全州，迎头堵截太平军。夜间，太平军兼程北进，目标是全州。清军计划流产。

5月23日，太平军后卫军在兴全交界的唐家司驻屯。“刘长清等兵勇追至离唐家司五里之瓦子铺”，立足未稳，太平军立即发起进攻，“分股摇旗呐喊，蜂拥而来”。刘长清、余万清仓促抵御，双方相持四个时辰。“秦定三、江忠源等兵勇，由小路出碎井头，距唐家司五里许。”兵勇“一面扎营，一面拨兵预防贼扑，并于山冲之蛇岭地方设伏”。太平军后卫军1000余人，“分股来扑”，秦定三、江忠源“诱贼至伏，突起猛击”，太平军攻势失利。夜间，后卫军“半分水陆”进至界首，其余仍在唐家司，“分伙盘踞各村庄要路抗阻”，迟滞清军追击。⁽¹¹⁹⁾

5月24日，太平军水路船只经镇安司、凤凰嘴，已抵全州四五十号，陆路主力由界首向全州集结。后卫军由唐家司进至界首。刘长清等追至德水圩停驻。

现将太平军从桂林抵全州的进军日程，清军逐日追击态势，附表如下：

二　太平军攻克全州

（一）赛尚阿部署清军追堵

太平军攻克兴安后，赛尚阿才宣布南线平安无事，阳朔的防堵任务已告完成。5月25日，正是太平军攻全州的第二天，他由阳朔起程，次日抵桂林，时人讥曰：“传道桂林烽火熄，儿童又指相公归。”⁽¹²⁰⁾守城“英雄”邹鸣鹤却戒严未解，城门紧闭，赛尚阿竟登云梯入城。他对巡抚之恇怯大为弗然，旧怨新怒，抒之密奏。曰：

此次贼窜之后，抚臣邹鸣鹤将城门紧闭，仍留劲兵坐守，所派追兵仅止七千余名。贼系全伙窜由一路，不敷剿办。臣入省见抚臣，告以追剿必须添派得力之军，现在城守稽查自应严密勿懈，而城门亦渐可酌开。……该抚谓楚兵一千五百名分布西门、南门、文昌门三处城上，最为得力，万不可少，未便调遣出外。……（向荣）每及追剿一节，则自称老病，诿卸多方。臣亲往存视其病，实为大为委顿。经臣拊循慰问，竟未能慷慨力疾请行，实再难强之使出。惟当事局屡更，凡此多方掣肘。⁽¹²¹⁾

邹鸣鹤、向荣，一硬一软，联合对付赛尚阿。赛尚阿力争，才续派潮勇3000余名，四川、贵州、广西兵2000余名，加上经文岱1000余人，计7000余人，增援全州。另有李能臣、朱启仁3000人，张国梁1000余人，前线总兵力将近2万人。由于各军行动迟缓，一路迁延，不能立即影响战局。为了统一事权，赛尚阿加和春提督衔，指挥前线军事。许祥光与姚莹由水路北上，筹办后勤。终于将大军驱向全州。

（二）全州自然与军事地理

全州地处湘桂边境，“位于湘、罗、灌三水之北岸，西粤咽喉，边境重镇，舟车鳞萃，水陆交通，洵桂北一大都会也”⁽¹²²⁾。湘江是两省水路交通大动脉，纵贯县境南北130里。“舟行便利，货运流通。上河抵兴、灵、桂林，下达两湖。两岸阡陌云连，村圩交错。中经凤凰嘴、洛口、屏山渡、黄沙河，均设有市场。”⁽¹²³⁾全州东境为华黄山脉，由南境都庞岭延展而来，与湘江并行。其东毗连湖南永州、道州、永明，山间有小路可通。80里山脉横亘城北，与湖南东安、新宁接壤，地势崇隆，山路崎岖难行。

州城南瞰三江，北枕柳山。城西湘山、盘石山雄踞壁立；城东为隆城山，原系旧城，古垣陈堑犹存；南门外隔江是形如华盖、三峰并峙的三华山，其后为湘、灌二水环绕的虎影山。合江门外三江汇聚，耸立着完山（亦名钵盂山）。州城原为土城，洪武元年始筑砖城，共5门，后多次修缮。城围5里2分，是永安1倍。墙高2．5丈，宽1．5丈，规模不及省城，但远过永安。垛900个，城楼4座，高铺、炮台18处。⁽¹²⁴⁾数据表明，这是当时的一座中等城市，比永安坚固难攻。如果守住城外山峦险关，拱卫州城，将更增加攻坚的难度。

（三）清军决心坚守全州

1．双方攻防态势

洪秀全等自兴安沿湘江水陆而下，24日即抵全州。当大军迫近全州时，署理知州曹燮培宣布戒严，“募壮丁三百人，日训练以备战”。原来权全州事的瑞麟还未办完交接手续，应邀协助守城。适湖南“都司武昌显以楚兵四百援桂林，道经全州，燮培留之”。加上城守营兵，当有兵力千人。要想分布城内外，显然不敷。曹燮培等决定放弃城外阵地，集中兵力守城，但力量仍然单薄，遂征发居民凑数，还是难以顾及城垣各段的安全。曹燮培缮血书向刘长清、余万清求援，承认“城中所存者止千余人，寡不敌众，其势必矣”⁽¹²⁵⁾。5月24日，太平军第一次攻城，刘长清远在唐家司、德水圩。25日，清援军驻城西35里之觉山，太平军则全军围攻州城。26日，清军“分驻城北太平堡、城西鲁班桥，皆十里外牵制，弗能进”⁽¹²⁶⁾，坐视太平军连日猛攻州城。援军的消极怠战，使太平军后路威胁减小，有利于前路的攻坚。

2．太平军“和平过境”说考误

简又文曾赴全州采访，得到口碑，立论说：“初，太平军既抵全州，原无意攻城，即如在兴安之和平过境而已，故大军兼程北行，经由州城外西北郊柳山之麓而过。……行了多时，前队已远去矣，而城上守军，栗栗自危，严阵以待，但仍执戈旁观而已。不料正当太平军后队过山麓时，城上参将部下有一炮兵，忽见黄轿一乘，在后头押队，簇拥而去，心知其为敌军首要，乃顺着一时冲动，不俟命令，迳取火燃炮对正敌人队伍施放。”重伤南王冯云山，太平军“全军大哗，立即回头备战，……上下全体军心愤恨，遂决回师攻城，以复仇雪耻，于是战事开始”⁽¹²⁷⁾。郦纯同意这一说法，并以曹燮培血书所云，为简说补充论据。⁽¹²⁸⁾

太平军真的“原无意攻城”，只想“和平过境”吗？口碑难以稽考，应根据史料加以辨析。

先说曹燮培的《血书》。它写道：“幸而卑职堵城，贼无意侵城，沿江而下，则卑职与城人之大庆也。不幸变生不测，卑职计尽力竭，唯有一死，上以报君恩，下以赴民难。”⁽¹²⁹⁾显然，前面一句是一个假设性的条件复句，并非既成事实。它表示曹燮培的侥幸心理，意思是，如果太平军看到城防严备，“无意侵城，沿江而下”，那么，是大庆之事。但事与愿违，太平军并未因清军已经设防就沿江而下，放弃攻城，相反，迅即发动攻势，揭开战幕。怎么能把曹燮培主观假设、而又被事实否定的东西拿来立论呢？

重要的还是看看当时清方将领的奏报材料。赛尚阿奏云：“初六日（5月24日），……贼船已抵全州四五十号。该州先有官兵架炮堵守，河面贼船不能前进。贼又于全州对河扎营，分起往各村庄掳掠。……据刘长清函报，该逆窜攻全州，势甚猖獗。我兵大队行走稍缓，恐未能迎头拦截。”⁽¹³⁰⁾可见，真实情况是清军设防，封锁江面，太平军“船不能前进”，水师遂“于全州对河扎营，分起往各村庄掳掠”，驻屯下来，筹集粮物，以备攻城。

《全县志》写道：“初六日（24日），洪军薄城下，燮培发炮击之，多毙，乃却。越日攻益急，守亦愈严。经十一昼夜。”⁽¹³¹⁾这也说明太平军陆师前队刚到，立即进薄城下，企图突击破城。真是“变生不测”，打碎了曹燮培的迷梦。他急忙炮击退敌。第二天攻势更猛，与奏报完全一致。史实完全否定了太平军“无意攻城”、“和平过境”的说法。

太平军在进军大城市途次，凡经中、小城市，一般都要攻取，获得补给之后，弃城再进。很少看到不攻途经城市的例证。这次攻城，显系洪秀全等既定计划。太平军水陆至城外即顿兵不进，而后，一面突然攻城，一面分扎城外，收集军资粮草，准备持续围攻。

3．冯云山全州城下中炮说考证

与攻全州城有关联的一个问题是冯云山中炮牺牲之事。简又文依据口碑，认为他在全州城下中炮受伤的。但是，李秀成说得非常明白，“攻破全州之后，南王在全州阵亡，计议即下道州”⁽¹³²⁾。看来，南王牺牲于克城之后的战事，而且在全州境内。这只能是蓑衣渡战役。

洪仁玕与李秀成说法一致，“攻荃（全）州下之，南王冯云山中炮升天”⁽¹³³⁾。也是在破城之后。既然已经攻克州城，城头不会再有炮击，可见是撤出州城，至蓑衣渡中炮阵亡。该渡在全州城北10里，隶属全州。故而李、洪皆称在全州牺牲。再说，冯云山在太平军后队，5月24日，只是前队抵达城下，25日，后队驰到。南王当然不会在24日中炮。

洪秀全等原以为全州犹如兴安或永安，可以轻取。岂知曹燮培等负隅顽抗，城坚守严，导致了太平军11天颇为艰苦的攻坚战。

（四）攻坚11天，穴地爆破成功克城

5月24日，前卫军袭城失利后，全军渐集。25日，太平军“分踞城外东、南两门船上，及西门外盘石脚、飞鸾桥，北门外等处”，构成水陆合围全州的军事态势。各制高点上，“安设大炮，昼夜轰击”，以摧折清军防御意志，造成连续紧张和疲劳，从中捕捉攻坚战机。为了阻截清军增援全州，太平军据守西门入城要冲飞鸾桥、盘石脚，并构筑炮台，封锁山下临河小路，使刘长清等无法接近城垣，并掩护主力攻坚。“北门前有两河”，太平军封锁渡口，“每处仅有渡船一只”，清军“更难遥渡”。刘长清、余万清那时已经有7000人马，但在鲁班桥顿兵不进，⁽¹³⁴⁾“谕以在城官军人民等协力严守，候大兵到齐，即来救援”⁽¹³⁵⁾。太平军因此处于一面攻坚的有利地位，得以组织突击队强攻州城。

26日，太平军突击队进薄城垣，冒险攀登，守军用松香糠饼点燃投掷，桐油粥泼洒，加之枪炮齐施，突击队伤亡颇大，攻势没有进展。轻取州城希望落空，洪秀全等决意在西门外开挖地道，准备穴地攻城。曹燮培“计尽力竭”，血书告危。“城中米粮将亏，水亦就涸”；文武各员“不寐者已数日矣，其困惫诸态，不堪言状”。恳请刘长清、余万清“提一旅之师，由北奋身直入”。守军“由北门鼓噪而出，两路交攻。虽不能剿（灭）众贼人，亦可使挥戈而退。如大军守住北门，往来可通，城池可固，则生灵亦可保矣”。否则，“若仍观望莫前，无一拒贼之计，变必生于朝夕。”⁽¹³⁶⁾刘、余等置之不理。

曹燮培面临绝境，“知事不可为，启一门纵民逃，而效死不去者尚千余。”⁽¹³⁷⁾太平军必须抓紧时机，在和春赶到之前破城。洪秀全等决定第一次实施穴地攻城战术。《全县志》载：“秀全据城外江西会馆，穴墙置炮，轰击西门，守陴者不能立。乃匿民房穴城，下置火药十六石。”⁽¹³⁸⁾6月3日，隧道竣工。洪秀全下令，爆破总攻。爆破前，派一支分遣队，“于上风烧湿薪郁烟。城军目眯，如堕雾中。”⁽¹³⁹⁾巳刻，爆破声震，“城崩二丈余”。清军失去抵抗能力，突击队乘势由西城缺口攻入城中。⁽¹⁴⁰⁾

全州的攻克与穴地攻城的胜利成功，标志着太平军攻坚战术水平的重大飞跃。在火力不足的情况下，太平军很难破坏城垣，无法为突击队打开攻城缺口。而今，他们找到了这一个行之有效的新战术，常可制敌城于死命。官绅对此恐惧不安。他们不能再依恃坚城保命了，穴地攻城战术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财产。从此，这逐渐成为太平军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攻坚战术。攻取武昌、南京等大城市正是穴地攻城战术的丰硕成果，而胜利的起点则是在攻取全州。

（五）太平军屠城说辨诬

许多清方记载声称太平军在全州屠城，“积尸塞途，三日不尽。”⁽¹⁴¹⁾有人列出数据说：“全州破，贼屠之，男女死者六千四百余人，死难官三十二人。”⁽¹⁴²⁾说得煞有介事。我们不能不予以辨诬。李滨称积尸三日不尽；又说，曹燮培纵民逃出，只有千余人留城，“效死不去”，要和太平军顽抗到底。太平军破城，100余名清军逃窜，城内不过1000余人与太平军巷战，怎么会死者6000余人呢？可见数据不实。在肉搏巷战中，双方都有重大伤亡，这与有意屠城不能混为一谈。一些记载说太平军焚屋灭尸，可是太平军撤出后，城内房舍基本完整，各衙署都未焚毁。县志中并无焚烧屠戮的记载，在节烈人物名单里也没有多少人被屠杀。赛尚阿奏报：“该逆于全州城下开挖地道，安放火药，十六日（6月3日）巳刻大发城裂，贼众一拥而入。兵丁乘乱逃出，城中文武各官不知存亡。”⁽¹⁴³⁾并无屠城之说。和春幕僚萧盛远亲历该城，写道：“（武昌显）被贼围杀而亡，所部弁兵，均以力竭捐驱。”⁽¹⁴⁴⁾也没提屠城一事。

始作俑者为赛尚阿的缮折幕僚王拯、桂林绅士龙启瑞。王拯在折中只字不提莫须有的屠城，却在几个月后的一封信里冒出了屠城说。他诬陷说：“贼攻北城丧失尤多，卒至孤城力尽陷屠，被祸最烈。”⁽¹⁴⁵⁾龙启瑞附和云：“民间男妇殉难者尤众。”⁽¹⁴⁶⁾《题壁诗》更是大做文章。⁽¹⁴⁷⁾于是，地主官绅有意大加渲染，“屠城”终而变为口碑，遂成军兴时诬陷太平军的一大冤案。

（六）全州战役评议

从战役上看，太平军取得了胜利。穴地攻城战术成功，部队得到若干军资，还提高了士气。可是在战略上，耽搁了11天的宝贵时间，实在是严重的失误。在运动战中，时间与速度是战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短暂的战术性战机更取决于时间。

就在太平军进抵全州时，湖广总督程矞采恐慌万状，疏云：

初六日，即进扑全州，并有贼船五十余只，分为水陆两路，意欲直扑永州。又探得该匪一窜义宁、一窜永福。此股首逆，系名罗亚旺，约有五千余人。查永州水陆两途均紧与全州接壤，水路尤为迅捷。江、永防兵分布要隘，兵力本不甚厚，又经两次抽拨赴粤应援，现调湖北之兵，因道远刻难赶至。贼氛猝近，实觉单薄堪虞。⁽¹⁴⁸⁾

从全州到湖南永州沿途空虚，仅黄沙河驻军600人，湖南提督鲍起豹受命由江华移驻永州，程矞采龟缩衡州，永、衡一线兵力单薄。程矞采指望广西清军大举追击，当然是一厢情愿。可见，太平军刚抵全州时的战机最可宝贵，应当立即组织快速进军，挺进湖南运动发展，不宜在途中耽搁或纠缠。可惜，洪秀全等对此并没有充分认识，而且又对全州的攻坚难度缺乏足够的估计。因此耗费了11天的关键时机。他们当时已经“意欲直扑永州”，罗大纲被委为先锋军统帅。但又想顺势轻取全州，获取军资。岂知清军垂死挣扎了11天，江忠源乘此截断蓑衣渡江面，鲍起豹在永州布防，和春也驰抵前线。这使太平军进军湖南的有利战机丧失殆尽，导致了连续挫失，令人殊觉痛惜。

不少论者囿于全州一城的得失，忽视了对全盘战局的认真考察，以为这是太平军的重大战略胜利。其实，透过攻坚战役胜利的表象，已经潜伏着失利的因素。而由于战机是无形的不易察觉的军事要素，往往为人所忽视。洪秀全等既然决定北进湖南，那么就应该不失时机地坚决贯彻这一战略决策。全州11天的攻坚，从战略上看是不可取的，显系洪秀全等战略指挥的严重失误。

看来，洪秀全等在全州未下前已经意识到这个失误。赛尚阿函咨程矞采：“探得贼在全州掳船二百余只，有无论全州攻得与否，欲直扑湘、汉之谣。”⁽¹⁴⁹⁾表明洪秀全等准备放弃全州不攻，而径直进军长沙、武昌。周天爵也证实，太平军这时有一个“大计划”——“首重长江之术”⁽¹⁵⁰⁾。但是，时机已经丧失，清军在蓑衣渡迅速严密布防，太平军水陆北进湖南的计划难以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