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在挫折中奋战

一　蓑衣渡会战

（一）清军设防蓑衣渡

攻克全州后，洪秀全等研讨了未来的军事计划，并无固守防御全州之意，而是决定北进湖南，具体进军目标则是省城长沙。清湖广总督程矞采获悉，太平军在6月4日夜间撤出全州，沿湘江水陆北进，沿途“又大张伪示，欲直扑长沙，湖南民情浮动”⁽¹⁵¹⁾。和春于6月2日抵达全州城外。次日，州城失守。“即日移营城北，当贼要冲”。江忠源籍贯新宁，熟悉地形、交通，恐惧太平军进入湖南。他迅速行动，“先据桥头，堵其西窜新宁之陆路；并钉塞河边，断其北窜零陵之水路。请（和春）于河东扎营，以为合力攻剿之计”⁽¹⁵²⁾。但遭拒绝。

江忠源精心筹划在蓑衣渡阻截太平军北进的会战计划。简又文曾到战场考察，写道：

蓑衣渡在州城之北，陆路十里，水路十二里，仍属全州治。由此水陆通行，直至五十里黄沙河即入湖南境。湘江东岸，间有禾田，渡口有丛林，大树参天。再东去数里即为湖南道州边界，其间重峦叠嶂，连亘南北，仅有山坳可通。至渡口西岸一带则有沙滩突出河面，故渡口河床特窄，东西相距约一百米达耳。过此则河身略向东转，再北流至黄沙河而入湘。江水不深而湍急异常，滩头甚多，行船须极谨慎也。⁽¹⁵³⁾

不过，此时正值初夏，江水较大，不似简又文所述江水不深，渡口河床当不止100米。江忠源“伐树填河”⁽¹⁵⁴⁾，“又于江中预置桩杙，阻其驶窜。”⁽¹⁵⁵⁾蓑衣渡至西岸的江面交通线遂被切断。楚勇驻扎西岸，和春在城北。江忠源“虑东岸虚穴，白当事（和春——引者）请分兵扼截，弗许；请躬率所部往，又弗许”⁽¹⁵⁶⁾。和春要张国梁赴东岸防堵，该部一路迁延不前，不能落实。王拯哀叹：赛尚阿“一闻贼自桂林复窜，即令此勇由阳朔取道恭城、灌阳，以赴全州。此东岸之路也。计其自阳朔行至，是已一月期。而何不至？及贼走矣，而三日又至。此皆所不能晓”⁽¹⁵⁷⁾。因此江东一直空虚无防。原因是诸将无所统纪，互相推诿。谁也没有胆量孤军营于东岸，阻挡太平军的兵锋。这样，无异为太平军留下一条进军的交通线。

（二）蓑衣渡会战史事考证

1．会战日期与战事经过

会战日期史学界颇有歧议。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称，会战发生在6月10日。⁽¹⁵⁸⁾竟是撤出全州后的第六天。据程矞采、赛尚阿分别奏报，6月9日，太平军已抵永州城下，攻城未遂，而南折双牌。蓑衣渡之役显系9日之前。郭说大有讹错。简又文未写明日期，但从行文口气判断，在6月5日。可能他把握不定，未能明示时间。⁽¹⁵⁹⁾郦纯经过考证后，指出：“按太平军于18日（农历——引者）早晨离全州北上，蓑衣渡距全州仅10里，则战事必当在18日（即公历6月5日）发生，而于19日（公历6月6日）结束。”⁽¹⁶⁰⁾

赛尚阿据和春禀，奏陈会战经过说：

十八日（6月5日），探得该逆全数窜出州城，势欲由河顺流北窜。和春亲督各兵勇，用劈山炮向河流塞钉处所彻夜轰打，又密令弁兵潜烧贼船二只，该逆未能即窜。十九日（6日）黎明，仍令兵勇分路攻剿，贼船二百余只已在蓑衣渡江心，泊如营垒，两岸安设大炮。我兵一进，贼枪炮如雨。和春亲督兵勇四路奋攻，该逆亦死力拒敌，数时之久，贼匪情形，颇为迫蹙。⁽¹⁶¹⁾

赛尚阿的奏报明确指出，蓑衣渡会战不是6月5日，而是6日。5日，太平军水陆北进，发现江岸已经设防，水面交通已被塞断，西岸大炮昼夜滥轰，封锁江面，势难前进。为了决定对策，部署会战，停止了进军。夜间，太平军将200余只船横亘江面，泊如营垒，构成水面防线，沟通两岸。并在东西滩头，构筑据点，安设大炮，防御清军进犯。史实表明，5日双方并未展开会战，清军滥轰，及“潜烧贼船二只”不能认为是会战开始。看来，洪秀全等并没有惊惶失措，而是积极准备，构筑严密的水陆防御设施，迎接会战。6日，清军发动攻势，进犯西岸太平军阵地，遭到枪炮杀伤，攻势受到阻滞。双方相持数时，未分胜负，清军没有突破太平军的防线。6月7日，洪秀全等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原来由湘江水陆北进的战略计划。一方面与清军继续相持，掩护主力撤出战场；另一方面焚烧船只，遗弃辎重，改由清军未设防的东岸关，经小路撤出，翻越华黄山隘，迂回进军永州。由于清军人多势众，太平军后卫部队节节后撤，一些船只、辎重被兵勇掳获，部分将士、妇女被杀戮。赛尚阿说：“且贼在全州大挫，既为河路钉桩，不能遂其顺江而下之志。察其焚弃舟船、辎重、妇女、银两逃走，情形似实较前穷蹙。”⁽¹⁶²⁾可见，太平军在蓑衣渡会战后，有计划地改变了进军方向，弃水就陆，绕道北进。清军并未突破防线。太平军保存了主力，焚弃船只，轻装疾进。可惜，南王冯云山不幸在会战时中炮牺牲，太平天国丧失了一位远见卓识、谦诚团结的领袖，实是无法弥补的沉重损失。萧盛远是会战参加者，写道：“和镇即邀远襄理戎幕，随带兵赶至全州。贼已窜出，随跟踪追击，连获胜仗，并击毙贼首萧朝贵，贼众直窜楚南。”⁽¹⁶³⁾这表明清军并未获得惊人的胜利，萧盛远误把阵亡的冯云山说成萧朝贵。赛尚阿亦如此入奏。⁽¹⁶⁴⁾这证实冯云山牺牲在蓑衣渡会战。

2．江忠源蓑衣渡神话考伪

战后，江忠源及其党羽，大肆加工渲染，把蓑衣渡会战写成江忠源的空前胜利。左宗棠、郭嵩焘集诸家吹嘘之大成，写道：“公（江忠源——引者）令所部于全州下游蓑衣渡伐木作堰，连营两岸力扼之。贼党来斗，以捍贼护船，更番迭进，鏖战两昼夜，贼渠冯云山中炮死，悍贼毙者数千，辎重尽丧。公急请统领连营东岸，断贼旁窜，统领犹豫未决，贼果弃船，由东岸走道州。”⁽¹⁶⁵⁾似乎江忠源简直是一位孤胆英雄，区区1200名楚勇，既要阻塞江面，又要抵御太平军攻势，还要进攻太平军，而且要掳船、杀戮数千人、抢劫辎重。这点兵力够用吗？在左宗棠笔下，江家军成了神物，和春等军成了木偶，江忠源一人独吞了功劳。这一仗经过经世派诸公吹嘘后，成了江忠源发迹的重要资本。

简又文不加周延的考证，描绘了蓑衣渡会战的整个过程。他说：

（太平军）不料一到蓑衣渡，突遇清军伏兵，太平军大败。清军非他，乃江忠源所统之楚勇是也。……此时伏军齐起，枪炮兼施，太平军舟师至渡口，阻于木堰，不得前进，船只辐辏，水流又急，秩序亦大乱，炮子火箭纷下，其何能当？于是船沉没者有之，被焚者有之，兵官溺死、烧死、轰死者无算。余众急驶舟泊东岸，尽弃辎重而狼狈逃命。在危急中，南王被畀上岸。西岸中伏之陆师，亦不敌，队伍大乱，一面力战，一面后退，仓皇夺舟渡过东岸，而全部溃乱不复成军矣。尤为不幸者，则南王冯云山畀至东岸，竟一瞑不起，先作国殇矣。两军已鏖战两昼夜，太平军遂遭遇空前之大败。幸而清军翼长和春亦师向荣之取巧避战的手段，不听江忠源献计，未派兵在东岸截击，否则两岸夹攻，太平军全部必被歼灭无遗，亦不幸中之大幸事也。⁽¹⁶⁶⁾

这是简又文站在蓑衣渡古战场上的丰富想象，恐怕不尽是史实。明明是太平军发现清军截江后立即停止前进，构筑防线，与清军相持，并未发生简又文所说的“突遇清军伏兵，太平军大败”的战事，更没有“伏军齐起，……太平军舟师至渡口，……不得前进”，因而“秩序大乱”，“死者无算”。太平军由东岸陆路绕道进军永州，明明是洪秀全等有计划地改变进军路线，却被说成“狼狈逃命”、“溃乱不复成军”。这些话连赛尚阿奏报也不敢说，他只是说太平军“情形似实较前穷蹙”。赛尚阿奏报虽然已有若干水分，但属当时第一手战报，相对而言，接近史实。

（四）蓑衣渡会战后果辨析

简又文接着评价会战后果。他不仅同意《湘军记》所说的“蓑衣渡一战为保全湖南首功”⁽¹⁶⁷⁾，而且进一步引伸说：“而余更谓此一役实为太平军失败之起点也。”稽其根据有三端：一则南王殉国，关系天国安危盛衰；二则精锐俱歼，湘南扩军，滥收天地会游民，纪律渐弛，战斗力趋弱；三则由湘江直扑长沙遭到挫折，导致湘南盘桓，长沙不克，贻误和影响了以后战局。⁽¹⁶⁸⁾

我们觉得，南王身亡实是天国一大损失，而死于此役实属偶然。首先，按照简又文考证，南王在全州中炮重伤，已经垂危。那么，再根据他推理的逻辑，南王之死应为全州攻城之役的结果，不能记在蓑衣渡之役的账上。退一步说，南王牺牲也不是决定天国兴亡的重要因素。史实表明，南王牺牲后，太平军席卷江南，攻克南京，形势发展很好。后来衰亡，根子不在南王之死，而是多种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靠南王一个人力量是难以扭转乾坤的。其二，湘南扩军，洪秀全等并未滥收，军纪仍然严格。太平军前期极少有扰害人民的现象。滥收主要发生在后期，与蓑衣渡之役毫无联系。事实表明，湘南的将士勇敢善战，清军畏惧，为革命建树重大功勋。简又文根据清方歪曲史实的记载，把湘南将士视为促使太平天国失败的离心因素。我们的结论恰恰相反，湘南扩军是太平军获得初期胜利的重要措施。湖南太平军是这支农民军队的强大主力军之一，也是太平天国兴盛的重要力量依据，决不是导致失败的因素。简又文第三条论据有些合理因素，太平军由湘江直扑长沙遭到挫折，是蓑衣渡失利的严重后果，对以后战局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但是，这一挫折的根源主要在于全州的耽搁，蓑衣渡败绩正是太平军丧失战机的产物。

我们并不否认蓑衣渡挫败的严重后果，但不同意这是太平军失败之起点的论断。这一仗使初期战局产生了严重曲折，但并未改变太平军英勇奋战、不屈不挠开创新战局的总体战争发展进程。南王牺牲损失巨大，尤其在天京事变时，人们更怀念这位谦虚忠诚的领袖，认为他要在世一定会调节矛盾，不致出现内讧。但这毕竟是我们的主观假设。其实，谁又能担保诸王会听从冯云山的调解呢，而且谁又能保证冯云山一定能经得起胜利考验呢？黄巢、李自成军中曾不乏冯云山之类的知识分子，但并不能扭转领导集团内部封建化的趋势，李岩的悲剧证明了这一点。

二　从永州南折道州

（一）太平军进攻永州受挫

全州攻城的延宕与蓑衣渡的挫折，使太平军丧失了最好的战机和最迅捷的进军路线，船只、辎重损失殆尽。但将士们并没有颓唐泄气。洪秀全等虽然改变了进军路线，但仍然坚持北进湖南的战略方向。清军早在太平军刚抵全州时，立即在永州部署防务。提督鲍起豹主持军事，道员张其仁协守，总兵孙应照将黄沙河400人调回州城，收缩防线，集中兵力保卫湘南门户。太平军6月7日撤出蓑衣渡战场，由华黄山区的小路绕越疾进，8日，抵达“距湖南永州府三十里之水西桥”⁽¹⁶⁹⁾。6月9日，太平军“窜至永州城外”⁽¹⁷⁰⁾，一路进军神速，皆走山径间道，沿途没有清军设防堵截，因为，“有土匪导之入”，天地会众当了向导。⁽¹⁷¹⁾

当时，“潇江大发，幸城中守吏撤去江面船只，焚烧对岸民居数百余间”⁽¹⁷²⁾。提督鲍起豹“预撤浮桥”，在西城严密设防。⁽¹⁷³⁾太平军缺乏船只，“以大水不得渡，乃捉队屯河西”，“列阵愚溪桥”，隔河相持。⁽¹⁷⁴⁾突击队“焚柳公庙，谋汓河。城上军以枪炮击却之”。太平军决定设法强渡潇江，“刊山木为泭，掠上游船，载炮来攻”。清军“凭河严御”，以猛烈炮火封锁水面，太平军“卒不得渡”。洪秀全等决定放弃攻城，在天地会向导下，由隘道南取道州。6月10日，前卫军进至零陵双牌镇。⁽¹⁷⁵⁾同时，和春“行抵黄田铺”，探得太平军后卫军仍在“永州城外河西屯扎”⁽¹⁷⁶⁾，牵制永州清军，并分散和春注意力，掩护前卫军潜师袭取道州。这时，适逢天雨，和春遂在黄田铺驻营不进。⁽¹⁷⁷⁾

（二）洪秀全等决策转攻道州

进取道州并非洪秀全等既定计划，而是迫于客观态势临事作出的决策，应属战术机动的范畴。王拯说：“贼以蓑衣渡大创之余，前行既不得逞，后复不能有所驻足，不得已而旁窜道州”⁽¹⁷⁸⁾。基本反映了洪秀全等军事意图的变化。

当和春抵全州军营后，前湖南提督余万清即率兵“自广西回防零陵双牌”。但他胆怯畏敌，躲避太平军兵锋，迅即放弃双牌，“预遁道州”⁽¹⁷⁹⁾，只剩残兵200人。而从永州至道州交通线，百里之间，“双牌、濂涛湾等处极险，要隘上系悬岩，下即深河，路仅一线。……别无分路，真一夫当关之地”⁽¹⁸⁰⁾。但余万清统统放弃，“未尝以一士出击”。鲍起豹等以守住永州为不世之功，“不敢以一兵发追”⁽¹⁸¹⁾。和春6月11日获悉双牌已失，“业经议定，分为两路：一由宁远驰赴道州堵截，一由双排跟踪尾追”⁽¹⁸²⁾。计划虽精，无奈缓不济急。太平军“从容逾险而取州城。和镇等兵及贼，而道州又已俨然贼国”⁽¹⁸³⁾。

考察结果表明，太平军南折道州带有一定的军事冒险性，其成功原因在于清军畏怯避敌与天地会的热忱帮助。尽管冒险，却是较好的抉择，它使太平军在两次挫折及连续的山间行军之后，获得了休整和补给的机会，对未来的战略运动和发展关系甚大。而且，洪秀全、杨秀清等决定改变原来进军路线，却并不表明他们完全放弃运动战略和进取长沙之战略目标。他们必须等待时机，在整补之后图谋新的发展。一旦条件和时机成熟，洪秀全等又会再度实施进军长沙的计划。

不可否认，攻克道州后，有些领导人对运动战略产生了怀疑和失望情绪。防御保险、运动危险的消极保守思想有所滋长，单纯防御战略复萌，领导集团内部又产生新的战略歧见，对未来战局也发生一定影响。

（三）湘南形势分析

1．湘南清军防务空虚，将士普遍畏敌避战

清军将帅并没有充分利用太平军的严重困难，相反，他们都患有恐惧症。湖广总督程矞采“防堵经年，于沿边险要，一未闻其所布置”⁽¹⁸⁴⁾。太平军进入湖南，他借口回防省城，边奏边溜，6月12日动身，“自衡州疾还长沙，知府陶恩培请留，不许。鲍起豹闻督去衡州，亦谋去。永州知府徐嘉端固请留，始允”⁽¹⁸⁵⁾。程矞采6月15日抵长沙，立即疏请调赛尚阿驰湖南督师，他躲在后方保命。6月20日，程矞采惊悉道州为太平军攻克，害怕追究，又匆忙返回衡州。他的心理状态是，“但求贼不由我所防堵之路而入，则我为无罪矣”。居然自保于衡州府城，置前线战局于不顾。⁽¹⁸⁶⁾赛尚阿呆在桂林，也想从战争中脱身，不愿赴湖南督师。湖北巡抚龚裕称病辞职，企图溜号。咸丰帝严旨程矞采速赴前线节制各军，徐广缙接办广西军务，赛尚阿立驰湖南，与程矞采同办湖南军务，龚裕被革职，勒令留营效力。

徐广缙迟迟不赴广西，向荣在桂林小病大养。和春率追兵入湘，但与湖南防军互不相统，实在难以驾驭前线诸军。饷源也空前紧张起来，原来只是广西向咸丰帝请兵请饷，如今两湖告急。咸丰帝应接不暇，从四川等省调集9000名清军前往两湖增援，拨内帑银50万两给湖南，户部库银30万两解湖北，以支撑日益扩大的战局。

2．天地会纷起响应太平军进取湘南

湖南全省阶级斗争空前激烈，而湘南已经出现了武装斗争的革命形势。湖南是天地会与白莲教两大秘密会社交汇地区，天地会与斋教成为活跃在全省的主要会社。宜章丐妇王萧氏与广东杨得魁、刘上元等创立沙钵会，1851年9月5日，在宜章思仁坳起事，杀毙清军；斋教首领朱幅隆等聚集六七百信徒，在湘粤边境图谋起义；天地会首领朱九涛、李丹、张添佐，在衡州聚义；洪大全弟弟焦三、妻许香桂在郴桂地区活动，要为洪大全报仇。王拯说：

楚边诸郡邑向为邪匪聚集之区。道光二十七八年间，李沅发、李嘉耀等，皆由楚入粤，而诵习符咒、持斋结合之徒尤众。元年衡州拿获之左家发，即称与逆全声息相通。本年郴州会匪戕官，乱机屡作。……（太平军入湘后），楚边群匪斩木揭竿起而应者，东安、宁远所在皆然，虽或即时扑灭，而千百为群，去而归贼者，实已不一而足。⁽¹⁸⁷⁾

湘南地区天地会纷纷起事响应，千百为群地参加太平军，这为农民军队在湖南的立足与发展提供了实力基础与群众条件。而且，“……楚南地方自道光十一年辛卯，越戊申、巳酉至咸丰四年甲寅，屈指二十四年，虫蝗水旱，大荒三载，灾连不绝，流离失所者居多”⁽¹⁸⁸⁾。农民失去土地和生活出路，群起涌入太平军营，把温饱和解放的希望寄托在这支农民队伍上。湖南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为太平军提供了广阔的军事活动舞台。

（四）太平军未战轻取道州

道州位于湘粤桂三省边境，是湘南地区军事要冲。州城建于洪武二年，有东、南、西、北、小西五门，后历加修缮。道光二十五年（1845）大修并扩建一次，“城宽五里零九十六步，高二丈七尺，厚一丈三尺五寸，垛口一千五百个，四门城楼大小各二座，城上炮台十五座，望楼十二座，女墙砌有新砖，城门钉以铁皮，城洞安以垒石”。护城壕池宽深皆为1丈。看来，与全州城规模仿佛，但新加修益，更为坚固难攻。⁽¹⁸⁹⁾潇水流经州城东南，“济川桥，旧名大浮桥，在南门外，跨潇水上，南北四十余丈，以铁链二条横镇之”。往南，有南关渡，“在州南门外营水前，汇濂、波右交，为宁（远）蓝（山）官道”，旱季设有浮桥，“春夏水涨必需放桥”。城西有云龙桥，“即西关桥，在大西门外州学左，跨濂、沱二水将会合之处，为江（华）永（明）大道”。州城西北，“有永济浮桥，在斜陂渡，为永州大路，西北乡众水汇流之处”。西南往江华大路有岑江渡，“行人络绎不绝，虽有官渡，岸远水深，济渡艰难”⁽¹⁹⁰⁾。可见，进军道州必须渡越若干险要津渡；若要攻城，亦受潇、濂、营诸水阻隔。道州又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山城，山峦环城。城西有元山、虞山、凤凰山、梯云山、五老山，城北有宜山、莫氏山，城东有雁塔山、担山、东山，隔潇水为州城屏障。这些奇险起伏的群山，拱卫着道州城垣。城内斌山、玉成山、南山，与城外诸峰遥相属望，俯瞰动静。道州实为易守难攻的坚城。⁽¹⁹¹⁾可是，太平军居然一仗未打，几乎兵不血刃就取得州城。

前湖南提督余万清弃守双牌要隘，6月8日逃窜道州，所部与守军合计仅只500人，力量甚为单弱。余万清知道太平军声势浩大，无法守御。11日，太平军越过双牌，他急忙飞禀程矞采：“据称逆匪狓猖，下游吃重，应即带兵赶赴衡州，兼护长沙省会，并添调宜章、临武、桂阳各营官兵，为迎头截剿之计。”但为程矞采拒绝，⁽¹⁹²⁾其实，这正是逃窜的信号。6月12日辰刻，太平军进至庄水塘，“离城仅四十里。余万清即以带兵堵剿为词，意欲遁去”⁽¹⁹³⁾。署知州王揆一“立意固守，已将城门垒闭”，妄图负隅抵抗，以待援军。⁽¹⁹⁴⁾因此他拒绝了余万清的主张，“催促上城，随同余万清巡查四门”。太平军运动神速，“旋由西北一带而来。城西门本系游击瞿我谦派兵防守，其时只有甫经调到之千总唐得升在彼”。王揆一“飞请余万清督御”，指挥西城战事。⁽¹⁹⁵⁾他自己则躲到东门避敌，准备后路。余万清也早有成算，“私将所垒西门撤开，带兵数百，如鱼窜鸟飞，由江华奔去”。太平军“已到西门城下，见门未闭，蜂拥直入”。王揆一见大势已去，即伪作“投河自尽”，旋被救起。⁽¹⁹⁶⁾他“又欲自刎，亦被将刀夺弃”，作了一番拙劣的表演。⁽¹⁹⁷⁾瞿我谦、唐得升也逃出城外，制造伤情蒙混追查。⁽¹⁹⁸⁾

余万清“逃至江华，犹不足兴，反绕道带兵六百余名逃至蓝山”。沿途声称：“赴衡见制军，有要紧公干”。滥要夫马。署桂阳知州李启诏“即致信嘉禾，不准应付”。余万清则“自行掳抢民船，由小河逃去矣”⁽¹⁹⁹⁾。

咸丰帝获悉太平军攻克道州，严旨追究。经程矞采、赛尚阿会审，诸犯对质后，处分是：余万清斩监候，王揆一充军新疆，瞿我谦、唐得升革职。⁽²⁰⁰⁾不过，每人都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道州的攻克是太平军自6月4日以来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将士们连遭挫折，曲折转战，倍受艰苦，亟欲寻求一块有险可恃的基地以资休整补给。道州是易守难攻的坚城，遂使太平军获得可贵的喘息之机。而且，未来的战略计划需要研究调整，兵员亦待扩充，道州的盘桓成为太平军初期战略演变中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