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湘南盘桓
一 单纯防御道州
（一）太平军据守道州
洪秀全等决定暂驻道州休整补给。他们有永安的城市防御战术经验，太平天国诸王“居城，余党散处七坊，扎营四乡路口”。主力部队以村圩为据点，在城外各交通要道立营设垒，扼阻清军进攻线。(201)其中，罗大纲独当一面，先在“水南门扎营一座”(202)。接着，他又虚张声势，将所部千余人，分扎五六营，“每营不过数百人，或百数十人”(203)。其他各部分扎于斧子岭、洪家村、何家村、柑溪铺、百头岭，控制城外各要隘。(204)据前线清军将领估计，太平军尚有万人。(205)经过洪秀全等严密部署和将士们的艰苦劳动，同一座道州城立即变成清军寸步难进的坚固要塞。坚城与英雄的农民军队相互结合，发挥出强大的军事威力，正是对腐败清军的莫大嘲讽。
太平军据守道州，军纪严明。清地方志亦说：“假饰仁义，笼络乡民，不甚杀戮。”(206)将士们“向富户讹索谷米银钱，并叫村人仍做生意”(207)。人民各安生理，对贫苦农民秋毫无犯，充分体现了太平军的阶级属性。因此，饱受清政府和地主阶级压榨的人民群众纷纷投奔这支农民军队。江忠源哀叹：太平军“自入永州境，土匪之迎降会匪之人党，日以千计，而地方文武又皆望风先逃，一至道州势遂复炽”(208)。湘南人民的革命热情空前激发起来，受到洪秀全等热忱欢迎。他们重新刻颁了东西王在永安联衔颁发的三篇诰谕，深入宣传和发动群众，并采取灵活政策去争取天地会。洪秀全等曾允许天地会打出“天德王”旗号，(209)后设立“道州大旗”，组织和整训新战士。这样一来，太平军声势复振。湘南人民的有力支持，使农民起义军度过了又一个艰苦曲折的历程，提供了发展的有利条件。
（二）清军消极围堵道州
老大难问题是军资供给，扩军更加剧了物质困难。太平军初入城，像以往一样筹集粮秣。“贼自五、六月以来，每日遣贼出赴四乡，掠取粮食。”(210)这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能维持短时间的供应。根据以前经验，和春力主采用围困战略。“道州四面皆河，城中粮食甚少。我如能严密围守，使其不能复窜，可期不战自毙。”(211)赛尚阿、程矞采也希望把太平军困在道州，因为湖南各地防务空虚，经不起太平军运动发展。清军也面临重重困难，补给线太长。和春15000名兵勇由广西粮台供应，解饷运械翻山越岭，既不方便，也不安全。主管后勤的姚莹说：“且我兵饷支绌，六月尚可支持，七月则无可支应，众兵无食必散。况又有新调之兵及新招之勇皆来，枵腹其可以办事乎？！”(212)缺乏丰裕的给养，又要持久围困道州，清军也存在着严重困难。因而姚莹反对围困，建议从速进攻，但没人理睬。再说，和春深感兵力不足。当初围困永安4万余名兵勇尚不济事，如今区区兵力更属棘手。太平军控制城外险要，封锁交通线，战场比较广阔，清军无法四面重围，只能重点配置兵力扼住几条主要交通线。这不能阻止太平军从小路转移。江忠源建议和春，“分防不如合剿，远堵不如近攻，”也主张速战，在太平军“众不满万”时，发动会攻。否则，太平军将“日久裹益众”，清军则无力镇压。(213)和春拒绝了姚莹、江忠源的主张，认为清军兵力不足，进攻不会奏效，遂将矛盾上交赛尚阿，要求增加兵力。萧盛远记载，和春曾以“前路要隘甚多，禀请添兵围剿，以冀速靖妖氛。奉批：添兵必须筹饷，碍难照行。随又禀，复以添兵数千，每月增饷不过数万两。就现在道州地势而论，可望得手。如仅就现在之兵，贼若他窜，难以分布。欲图速灭此贼，恐致迟缓，是惜费转多费也。如此具禀，仍未邀准”(214)。于是，和春深感失望，不图进取，只想消极相持。不过，清军松散的围困是以太平军缺乏积极进攻意图为条件的。如果洪秀全等决定突围运动，清军还是无力阻遏。现在，双方都缺乏进攻意图，道州城下又出现了相持战局，这与永安等战场情况相似。
道州前线清军包括“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广东各官兵，及楚勇、捷勇，通共一万五千余名，……并经鲍起豹派令游击傅振邦带兵六百名赴道会剿”。太平军攻克道州10天后，即6月22日晚，和春“赶将浮桥搭齐”，小心翼翼地向州城展开兵力。他“派令官兵分中、后、左、右四路前进，并令后路之四川兵在何家村山后埋伏，以为后应”。23日寅刻，各路兵勇抵达五里亭，逼进东北一线太平军阵地。(215)赛尚阿深感不安，“唯和春等仅能扼贼东、北两面，其西、南路通粤西之全、灌，及湖南之永明、江华，现在刘长清等兵勇难期得力。而南面水南，路通宁远一处，尤为紧要。副将邓绍良所带镇筸兵八百名，楚、捷各勇亦有千余。如再添兵二千，即于水南驻扎，可资堵截。其宁远县城又须添兵防守”。乃飞咨程矞采增派二三千人支援水南。赛尚阿虽然拒绝和春增兵请求，却不能满足于前线的消极战局。他反对将新调援的部队防守内线长沙、武汉，主张调往前线，要求咸丰帝增兵7000名，“就近围剿，方期得力”。他说：“若在湖南、（湖）北等处地方，遥为防堵，非唯各处纷纷请兵驻守，兵力断难遍给；且军前合剿，兵单不能扼贼四窜，各处毗连郡邑，尤为防不胜防。”(216)这样，道州附近，清军兵力逐渐增多。东、北路有清军13000人；水南邓绍良、张国梁2000余人；西线刘长清原回广西，又被赛尚阿命其由灌阳返回道州，还在途中，兵力1000余人。和春坐守待援，坚持“必须四面围定，方能进剿”(217)。其时，咸丰帝又对前方三省疆吏实行大调整，劳崇光已取代邹鸣鹤为广西巡抚；骆秉章调京，张亮基由云南巡抚改任湖南巡抚；浙江巡抚常大淳改任湖北巡抚，取代龚裕；罗绕典帮办湖南前线军务。他想通过换班，加强三省内线防务。同时谕令湖北实行坚壁清野，预防和镇压人民响应太平天国的反抗活动，维持清军后方的安宁。
（三）双方攻防战事互有胜负，形成消极相持战局
就在6月23日，和春在五里亭立足未稳，即遭到太平军先发制人的猛烈进攻。楚、捷勇2000名滥施枪炮壮胆，逼近太平军阵地挑衅。“约半时许”，太平军“分三路扑来，每路约二千余人，势极凶猛”。楚、捷勇仓皇逃窜，“常禄等分带兵勇拦头迎剿”，接应楚、捷勇。双方相持，“鏖战数时”。太平军诈败退却，常禄追击，“突于岭右冲出伏贼二三百人，拦腰接仗”，清军惊恐不支，但“又经后路官兵赶上”增援。太平军发现战机已失，即收兵由岭后撤回。(218)是役，双方都注意逐次投入兵力，认真配置和使用预备队，因而没有明显胜负。但是，清军却陷入恐惧不安，未敢在五里亭立营。
6月24日，和春模仿向荣，“会督各镇将带领兵勇，扼要筑营，并添搭浮桥，连日更番叠进，诱贼出巢”。太平军亦加强工事，“于道州城外，加筑土城，竖立木栅，并于进城隘口设卡，意欲久踞”(219)，回复单纯防御态势。和春见太平军防线坚固，越发不敢进犯，“欲迟待增兵，作长围困贼之计”(220)。于是，双方都没有行动，前线又沉寂了10多天。
7月6日，和春“以五成兵勇出队，于五里亭筑营”。太平军“突出二三千人，分三股扑来，势甚凶猛”。意在干扰清军筑营计划。和春令兵勇“严阵以待，将及一箭之地”，即滥施枪炮狙击，太平军干扰行动失利。(221)于是，在太平军占领道州后24天，清军才勉强在前沿扎营立脚。这表明和春的胆怯和消极，也预示道州战局不会有激烈的变化。
从太平军方面看，休整部队一般十天半月便可蒇事。洪秀全等应当抓紧时机，突破清军松散的包围圈，向长沙进军，重新实施原定战略计划。可是兼旬连月，太平军仍消极固守道州孤城，不见有运动意向。看来，领导人中有人安于现状，惮于运动。经过龙寮岭、蓑衣渡、永州的挫折。在他们看来，运动战是产生挫折的根源，单纯防御简单易行，可以避免大的挫败。这种心理状态难免影响将士，怀恋单纯防御岁月，安居休战，平静相持。洪秀全等需要展开讨论，统一战略认识，因此出现了较长时间的盘桓。最终使问题不得不解决的主要因素还是物质供应困难。不过，这一困难尚未突出前，他们不想冒险运动。这样，太平军又丧失了较好的战机。此时，道州邻县一无战备，长沙守军只1000余名，程矞采才开始设防，“制造器械，添铸炮位”，“择要补苴”损坏的城墙。省城外围亦无防卫。(222)这正是太平军进取长沙的新战机。但洪秀全等计不出此，犹豫迁延，使长沙清军有时间增兵设防，修缮城垣。这就增加了后来长沙攻坚的难度，又酿成新的战局挫折。
7月12日，赛尚阿从桂林启程，17日抵永州。程矞采拥2000余名兵勇坐镇衡州。他拼凑了2700名清军增援道州前线。永州总兵孙应照率1200人驻守宁远，堵截太平军南进交通线。刘长清在广西富川，迟迟缓行，道州西路一直空虚。7月中旬，前线清军增至2万余人。程矞采再次请饷100万两，但他拒绝供应和春，只负责“在楚原防兵勇及续调官兵”，不过三四千人。(223)这引起广西当局不满，和春更加消极怠战。7月6日战事后，又休战18天，战场上再度沉寂。
二 分兵攻克江、永
（一）太平军分兵袭取江华
随着相持战局的拖延，太平军粮食军资的供给问题日趋突出，偏安防御势必不能继续坚持。基地内物资也消耗殆尽，东、南、北方向为清军切断交通线，太平军难以逾越。唯有西线，刘长清刚至三十里桥，还未构筑防线，使太平军有可乘之机。7月24日，洪秀全等派遣千名将士，突然由西南方向进军江华。
天地会在这次行动中起了关键作用。早在6月10日，周法贵在江华赖头山聚众200余人，“商量起会”。很快发展到400余人。太平军占领道州后，他“起意劫江华县城”，并写信“投约道州匪徒来石岩地方会，离江华二里地”。会众“打扮开胸，青帕包头为号，不动声色”，于7月24日早，“齐进江华”(224)。洪秀全等决定，派罗大纲“带道州土匪一千余人”，朱红“带旧贼四百人”，于7月23日出发，至石岩与周法贵会师。(225)24日巳时，三队共有2200余人，同打江华县城。“黄亚四打扮（为清军）老将，先进城入衙内。”(226)数百名太平军“诈称潮勇”，赚开城门，“阑入江华县城”。“城内仅有永绥防兵及壮勇三百名”，见势不妙，立即逃窜。(227)江华县知县刘兴桓正在“坐堂审案。黄亚四下手砍死县官，并家眷都杀了”。在县署及铺行获银2万余两。(228)罗大纲遂驻守江华。(229)
太平军依靠天地会众，抓住战机，实施战术诡诈，潜师乘虚由西路过岑江渡，攻江华清军于不备，迅疾智取县城，表明了战役指挥能力的高超。从行动规模看，这是一次战术机动，结束了前线沉寂状态。双方开始采取积极军事活动，战场上转趋活跃。
简又文说，太平军分兵攻取江华，是从道州南门出城的，这不符合史实。《方略》分明写道，太平军“由岑江渡窜走”，“由西路径扑江华”。岑江渡在大西门外，过渡后南折，即为通往江华大路。
（二）太平军两路轻取永明
赛尚阿移扎永州后，和春即令常禄等“分出楚、滇兵、提勇六千余名”，与邓绍良等“由宁远进扎南路”(230)，这样宁远至水南清军兵力将增至万人。简又文肯定，这一调动是在江华失守之后决定的，(231)亦与史实相违。它与江华战事没有因果关系。不过，直到7月27日，才开始实施这项既定计划。这天，和春“且派定南路兵勇，由常禄统带”，移营南路。和春亲督各路兵勇，“由白马渡过河，分兵三路进攻。并于五里亭树林内设伏，以为后应”。北线清军攻势目的在于牵制太平军，掩护常禄移营。和春指挥中路清军前往诱敌，太平军“旋出二三千人，分两路扑来，势甚猛恶。总兵经文岱、李瑞、秦定三、王锦绣，候补同知直隶州江忠源各带兵勇，亦分两路迎击”。太平军撤回。常禄终于进扎南路。(232)和春实现了预定的移营计划。
江华失守后，赛尚阿严令刘长清，“迅带兵勇驰由永明，赴江华援剿，并于永明留兵数百，以固城守”(233)。刘长清本来“屯扎永明北城外后冈，闻贼将至，乃移军于道州斜皮渡”，躲避太平军兵锋。(234)太平军攻克江华后，永明知县常连仅“集团丁五百”，知城难保。(235)7月28日，他想出脱身办法，“亲往斜皮渡请援，不应”(236)。常连又赶到五里亭，“面禀和春，当饬刘长清督带兵勇赶往江华剿办”(237)。永明无人主持防务，7月29日夜，太平军千余人，“由江华、道州两路直扑永明”(238)。守备钱志祖迎战受伤，逃窜出城。太平军克永明。30日，刘长清“始至县东之桐口村，距城三十里”。但他心怀鬼胎，不敢驰援，害怕被三城太平军夹击。常连率500名团练“暂驻城外”(239)，“催请进兵，刘长清以贼踪未定，称须相机而行”之后，又“以广西富川县恐被窜扰”为借口(240)，“反并斜皮渡之兵退往广西全州，由全州而灌阳，而恭城，迂回十一日之久，方出龙虎关趋县城”，已经是8月10日。太平军早就撤出永明东进矣。“常连率团绅面控帅辕，赛帅据实参奏。”(241)刘长清被处斩监候，常连发往新疆效力，钱志祖革职，和余万清案同时判决。(242)
罗大纲指挥了这次战斗。他奉洪秀全将令，“带一千人（由江华）去攻永明”。同时，道州“又派三百人到白马营劫当铺”。显然湘南新将士及天地会众又是罗大纲军的主力。江华城则由朱红守御。(243)罗大纲夜袭战机十分及时，刘长清在斜皮渡按兵不动，道州西路空虚，江永道路通畅，正宜两路齐袭。
看来，攻克江、永的目的有二。其一，寻求粮源。姚莹说：“本月八日，遣贼到江华掠粮，因该处兵勇单薄，入城占踞。”(244)这样可以缓和道州给养匮缺的危机。其二，分散清军兵力，干扰其围困战略，减轻主战场的军事压力，改善太平军的军事地位。王拯说：太平军“遣其党以分陷江华、永明两邑，意将分我大军之力”(245)。赛尚阿令明安泰负责收复二城，马龙由桂林出发取代刘长清，实际上3000余名清军被牵制在江、永。太平军分兵进取，实施战术机动，比单纯防御胜过一筹，促使了战略指挥由消极向积极转化。西线清军逃至富川，道州与江、永交通线畅通，清军的围困战略已经破产。和春无法对一州二县的广大地域实施战略围困，洪秀全等可以选择若干方向运动发展。太平军兵力经扩军休整后逐有增加，控制了战场上的部分主动权。和春只能消极坐待，被太平军牵着鼻子走，丧失了围困的信心。看来，太平军最好的战略选择是，抓住战机，将孤守在西、南方向的刘长清、邓绍良各个击破，再集中兵力出击和春。之后，胜利实施进军长沙的战略计划。这样，可以排除实施发展计划的主要军事障碍。
江、永失守，赛尚阿、程矞采、骆秉章、和春皆下部议处。这时，经世派疆吏吴文镕、张亮基联衔参劾向荣，(246)使咸丰帝对躲在桂林养病的向荣再度愠怒，遂令徐广缙据实查复。徐广缙眼看躲不了指挥军务这个差事，他还得指望向荣出力，因此在复奏中多方呵护。他说：
平情而论，新圩、古苏两战，（向荣）损兵折将之罪固不容宽；而驰援桂林，捍卫保障之功亦不可掩。
徐广缙主张对向荣一分为二。还证实向荣“因守城积劳，旧病复发，似尚非托故迁延”(247)。向荣继续赖在桂林，前线指挥仍然无人整合。
（三）道州攻防战局转趋热络
赛尚阿惧怕太平军大举运动，又令和春搞起永安时的“更番叠战”，向太平军逐日轮番进攻，干扰与牵制其运动意向。
7月30日，“和春仍分成出队。先于五里亭开炮诱贼”。太平军“伏匿不出”，清军“渐逼渐进”，继续引诱。太平军“拥出千余人”，遭到伏击，小有损折。(248)嗣后，从7月31日、8月1日，至8月9日，“常禄、和春等由五里亭、龙安桥、两家铺”，南北骚扰，缠住太平军。(249)这些连日战术进攻，“不过小胜，未能得手”(250)。清军非但“未能有功”，反而“渐形疲乏”，拖累了自己。(251)而且，洪秀全等看出了敌人企图，加之清军小心谨慎，不易捕捉战机，乃令将士“坚伏不出”，节省弹药，以逸待劳，准备实施新的运动计划。
（四）洪秀全等讨论和决定继续转战湖南
连克江、永，洪秀全等运动战的信心开始恢复。部分领导人惧怕运动，怀疑进军长沙计划的正确性与可行性。但道州的单纯防御并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战局，而且重新出现了物质困难，限制了部队的迅速发展。据邓亚隆供，“如今道州尚有万余人”，(252)江华、永明约3000人，全军不过15000人。同时，单纯防御与推翻清朝、开创新朝的政治目标直接发生矛盾。这样，领导集团意识到，道州不能再坚守下去了，应该在续援清军到来前转移。但在未来运动方向上，又产生不同意见，并展开了一场战略讨论。这在清方出现了不同记载。
《贼情汇纂》记载详细，曰：
道州四面山险，惟一线可通，鸟道崎岖，人力难逞。贼亦因踞此休歇，以避炎暑。扬言伪太平王生长子庆贺，弥月后方议行兵。其实仍系前术，蓄毒以伺我隙。尽掳州民暨沿途裹胁之众，编伍而部署之，大封有功，增修战具，补益军目，制备军火。七月成军欲出。群贼怀土重迁，欲由灌阳而归，仍扰广西。秀清独谓非计曰：“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洪逆等深然之，遂转掠郴、桂，欲由衡郡下犯。(253)
张德坚说洪秀全等在道州固守，目的在于等待战机，再图运动。同时抓紧休整扩军，为运动作准备。这是基本符合史实的。不过，他说幼主生于道州则系失实。
问题是杨秀清是否在道州提出了“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通盘战略计划？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是否确立了南京为战略方向，并且定都金陵？张德坚的记载是肯定的。可是汪堃却是另一种说法，否定了张德坚所云。他写道：
洪逆欲退回广西。秀清以湖南（为）鱼米之乡，连年丰稔，可以到处抢掠。持议未决，随营群众均欲回粤，遂传令插旗向南拔队退走。此二年六月事也。(254)
汪堃把这一事件写在太平军由永州南折道州之时，注明咸丰“二年六月事”，这就发生了矛盾。如果属实，这正是困守道州之际。杨秀清仍然坚持在湖南运动发展，洪秀全要回广西。在道州盘桓时，战略方向上的歧义需要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张德坚所云经不起史实的检验。它与太平军的军事实践进程、定都南京决策形成的历史真相都存在直接矛盾。
仅举其要：其一，太平军并未“舍要害，专意金陵”。相反，围攻长沙81天，不克乃舍；又企图进向常德，后在益阳获船，改变方向，而进军武昌。此后，才决定“舍要害，专意金陵”。其二，进军和定都南京，在武昌、南京都展开讨论。这反证出道州时这一计划未获通过，或者不存在这一计划。其三，清方档案与当事人记载不能证实张德坚所云。
笔者认为，太平军在道州守不下去，运动是大势所趋，但在方向上产生歧见。有返回广西者，转战湖南者，还有进军广东者。两广总督叶名琛在湘粤边境布防，“陆续拿获奸细四十五名，……隔别研讯。各据供，……因逆匪遣令假扮客商来探路径，有无兵壮防守等语，其为该逆窥伺已可概见”(255)。既然，去广东之路已被封锁，广西为杨秀清否定。讨论之后，领导集团决定仍在湖南转战，剩下的问题是选择运动路线了。
三 东进郴州
（一）太平军撤离道州
运动路线需要根据当前的清军部署态势确定。刘长清据湘桂边界，张敬修衔命增援，“分赴灌阳之文圩、恭城龙虎关、富川之麦岭扼要严防”(256)。湘粤边境由广东陆路提督昆寿先在阳山，后至连州严防。赛尚阿坐镇永州，程矞采驻营衡州，“拟将续到新兵暂留”(257)。和春重兵扎在五里亭，太平军北进没有把握。南线由常禄、邓绍良扼住，也势难运动。唯有东路清军防务薄弱，虽然宁远驻有孙应照1200人，只能守城，不敢出击。邓绍良兼顾东线，相距较远，仅注意道宁交通线，至于宁远以东诸州县，则难以顾及。这些州县都指望前线清军阻截太平军，一概未加防堵。郴、桂地区天地会络绎投军，李严通更是积极复仇。洪秀全等分析敌情之后，决定选择东线为运动方向，矛头指向郴州。
和春一面轮番出击牵制道州，一面札饬明安泰、虎嵩林进兵，企图收复江、永。洪秀全等决定收缩战线，令罗大纲、朱红分头撤出二城。8月9日，这两支部队汇入水南营盘，南线兵力大为加强，常禄、邓绍良受到有力牵制，更加无力东顾。
8月10日夜间，太平军悄然撤出道州。事前，清军将帅对此茫无觉察。江忠源“购得贼中残目，俾作内应，方约期会攻”(258)。清军正在等待，准备至期行动，当然没有考虑太平军的突围转移，因此也不会拟出任何追堵方案，更无暇判断太平军的突围方向与进军路线。值得提及的是，关于太平军的撤出与突围准备工作，那位内应头目当然清楚，居然未向江忠源报告这一新情况。这一事实只能有两种解释：或者这位小头目是太平军有意安排的“间谍”，愚弄了清军；或者是太平军严密封锁，内奸与清军联系被切断。
就在清军麻痹疏防之际，8月10日夜三更，太平军“由州城乘夜由四眼桥小路全数遁逃”。此路由常禄分防，但无兵守戍。“四眼桥系道州至宁远、蓝山之路，并可通永州郡城。”(259)州志载称，四眼桥在州东南40里的蒋居山麓，“联络九嶷、苍梧之圩，至为深阻”，通往瑶区。(260)这里小径纷歧，布满崇山深涧，清军根本不屑防堵，但正是太平军最宜利用的运动路线。可以推断，这一选择是湘南新战士建议和向导的成果。太平军渡七里江，据四眼桥，突出敌围，可以北上永州，东向宁远、蓝山。
此刻，和春才悉知太平军东进，在忙乱中“定议：以一万一千人拦头”，常禄、邓绍良督率；和春亲督“九千人尾追”(261)。其中，“邓绍良、瞿腾龙等兵勇星驰，绕赴四眼桥前路，并护卫宁远县城”。8月11日，“邓绍良兵勇赶至天堂圩”，太平军由四眼桥进至水打铺，发现邓绍良军已经扼堵前路，总兵孙应照、知县刘如玉也在宁远布防，“不敢近逼县城”。洪秀全等下令，前卫军南折，中午占领宁远县下灌（灌溪），暂驻舍营。“和春带兵追贼，至司马星地方”屯驻。(262)
（二）太平军攻取嘉禾
下灌为重要交通要冲，东北可向嘉禾，西南直通蓝山，两城皆无重兵设防。赛尚阿从永州发令，饬邓绍良驰援嘉禾，明安泰、虎嵩林由江华驰赴蓝山增援，显然缓不济急。关键还是和春。但他一如既往，“统领一万五千追击，率相去百十里，不敢近（行）。行则尾之”(263)。这样，太平军得以掌握战场主动权，向郴桂方向运动。
8月12日，洪秀全等将部队分三支行动。1．“分遣数百人，复窜水打铺地方”，(264)摆出骚扰宁远的姿态，牵制常禄、邓绍良、孙应照等万名清军，同时迷惑呆在司马星的和春，以掩饰东进嘉禾的战役目的。2．又遣一支部队挺进蓝山北境，“突越蓝（山）之大慈乡、南平乡”(265)，8月13日早晨，进至楠木桥、(266)土桥圩，制造进军蓝山的假象，更加深了和春的疑虑。3．太平军主力向嘉禾进军。清把总王万年“带兵勇三十余名，在离城十五里之袅塘隘口”堵守，无异螳臂挡车。8月12日，太平军突破隘口，(267)“知县吴淳韶带印去，不知所之”(268)。嘉禾县城遂被攻克。之后，佯进宁远、蓝山的两支牵制部队皆汇集嘉禾。同一天，和春在司马星观望游移，无所作为。常禄还在向宁远运动，邓绍良呆在宁远不行。这1万名“拦头之师迟延不进”，由堵截变成尾追，(269)大大减轻了太平军运动的军事阻力。
8月13日，“和春亲督大军追至下灌，常禄等兵至宁远县城”。惊悉太平军已克嘉禾，他们都被洪秀全等战术诡诈所惑。为了推卸责任，和春在禀报中把嘉禾失守日期填成8月13日，比实际时间有意推迟一天，(270)后被骆秉章在复奏中揭穿。(271)
简又文、郦纯根据叶名琛在广东的误奏，肯定太平军8月13日攻取蓝山，不是信史。赛尚阿、程矞采当时奏报，骆秉章复查后的奏报，及蓝山同治、民国年间刊刻的县志，都否定了叶名琛的误奏。史实是太平军只在蓝山北境运动，并未攻城。
（三）太平军进占桂阳
8月14日，太平军攻克桂阳州。知州李启诏是山东巡抚李僡之子。他“颇用酷刑”，罗织冤狱，血债累累，桂阳人民恨之入骨。太平军逼近，这位酷吏预感末日来临，仓皇出逃，“携西洋银钱数百枚，置马后，所至辄弃，以止追者”，妄图撒银逃命。他“绕道赴至章树圩”。人民群众“方赛神歌舞”，欢庆太平军即将到来，“观者数百人”。李启诏绝望已极。只听群众欢叫：“太平军至矣！”“启诏惊，惧民图己，投水死。”太平军兵不血刃，占领州城。(272)
李僡惊悉儿子丧命，片奏李启诏“以手刃贼战死闻，得优恤焉”(273)。骆秉章煞有介事地编造说：“李启诏在离城五里之芙蓉岭堵御。……力尽殉节。”(274)简又文也上了当，相信“李启诏带勇抵御，力尽投水死。”(275)我们应该根据州志所载恢复历史真相。
这一天，太平军后卫军仍在嘉禾阻截清军。和春不敢攻城，“扎营嘉禾县城外之夏门圩”。常禄也由宁远出发尾追。他们都对桂阳州的失守茫无所知，唯知与太平军后队保持距离，只取武装跟踪监视的态势。8月15日，太平军由北门撤出嘉禾。和春得以入城，后在“城外十里之西车湾扎营”。他还捏报了一场攻夺县城的战事。常禄军至新田舍营，还是不敢前行。(276)州县史志皆未提和春在嘉禾攻坚之战。
8月16日，和春获悉，“桂阳州业已被陷”。数百名太平军屯扎行囊圩，监视清军动向。和春不敢直进桂阳州城，抵旌德桥驻扎。常禄在新田更加消极，未与和春共同行动，后奉令由新田东援郴州堵截。(277)东王杨秀清本拟今日撤出桂阳，“已闻总兵和春率兵追袭将至”，决定“留一日，出击官军”(278)。他与洪秀全等计议，将主力一分为二：前卫军明日进取郴州，中军继之进军，后卫军在桂阳城下构筑阵地，布置战场，准备与和春会战。
（四）太平军击溃清军进犯桂阳，胜利占领郴州
8月17日，郴州与桂阳两处行动同日展开，太平军取得了重大胜利。
当天，和春由旌德桥向桂阳州城进发，至城外10里之七里亭，发现太平军前哨阵地，遂驱兵进犯。这支太平军撤至城下。和春顿兵七里亭，“适明安泰、虎嵩林、米兴朝等带领湖南、四川官兵赶到”。清军增至1万余人，和春胆气稍壮，决定“合力同追，直至城下”，进入太平军准备的会战阵地。清军遭到枪炮杀伤，但依恃人多势众，蜂拥而前，全军投入战场。杨秀清一见时机已到，下令城内预备队二三千人出击，“势甚凶狠”。清军行军、鏖战已经疲劳力竭，现在不堪再战，纷纷溃逃，千总马金柱、把总银邦光被击毙，“兵勇亦有伤亡”(279)。太平军乘胜追击，“官军败退二十余里”(280)。桂阳防御会战迅获大胜。
会战显示了杨秀清杰出的战役指挥能力。太平军以坚城为依托，在准备好的战场上与清军会战，灵活地在关键时刻投入预备队，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这是湘南转战中的一次规模最大的会战，沉重打击了和春。江忠源总结了和春的行动特点：“其追贼也，不务拦头迎接，专以跟踪尾追为能。小有挫失，将卒士气先馁。又须养之兼旬，始堪一战。逆贼徐以长其凶锋，我军终莫操乎胜算。”(281)和春遭到痛击后，更加畏葸怠战，太平军在郴州一直获得相对安宁的环境。不过，这次会战基本是击溃战，太平军兵力较少，不能多次投入部队，扩大战果，歼灭更多的清军。因此，和春的主力并无大的损折。
就在后卫军会战的同一天，太平军攻克郴州。署知州孙恩葆的存亡又成了一桩公案。赛尚阿奏说：“孙恩葆击贼被戕，遇害甚烈”，咸丰帝即谕以优恤祠祀。(282)后来，发现这位“烈士”苟活着，骆秉章奉旨严查，复奏云：
七月初三日（8月17日），粤逆窜至郴州城外围扑，署知州孙恩葆……带兵往救，被贼围住，手足脊背共受刀矛八伤，奋勇杀出重围，贼已分股入城。(283)
孙恩葆又成了身负八伤，不下火线的“英雄”。《粤寇犯湖南纪略》却拆穿了骗局，指称：“（太平军）破郴州，署牧孙恩葆弃印走，大宪误以尽节奏闻。”(284)又是一个先敌逃遁的懦夫。至于太平军后队，在当天“四更，（桂阳）州城火起。和春传各营兵勇出队。黎明，兵勇翻山坡，遥见该逆已从东门络绎前往郴州大路”(285)。和春方才知悉郴州失守，不过，他“收复”了桂阳。8月17日，太平军前军攻取郴州，后队击败和春，结束了湘南盘桓，确实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
赛尚阿继续蒙骗和宽慰皇帝，总结8月10日至17日的战局说：“此次贼踪飘忽，旬日之间奔窜数百里。我军节节追剿，其势万难四面合围。犹幸贼至嘉禾、桂阳，和春大军紧追，奋力剿杀，贼众奔窜，两城旋即克复。”(286)咸丰帝显然不能忍受这种不惭的大言，严词诘问：
逆匪自窜湖南以来，势甚剽悍，连陷数城，固由土匪到处勾结内应。何以各州县地方官兵既不能事先侦缉，又不能婴城固守？该大臣奉命出征一年有余，历次奏报军情，不过派兵尾追，并未迎头截击，出奇制胜，所谓调度者安在？程矞采筹办防堵，为日已久，何以地方文武毫无布置？遇贼扑城，竟不能相持数日，以待外援耶？！现在，贼已越过永郡，踞守郴州，势将下图衡郡，竟图长沙，似此蔓延滋扰，何所底止？！赛尚阿现赴衡州与程矞采会筹防剿，若再失机宜，自问当得何罪？！(287)
这是一篇绝妙的文字，尖锐地揭露了两位大帅、前线各军与地方文武的腐朽恇怯，毫无斗志。2万多大军只能尾追送行。至于各州县一二百防兵，当然无力阻挡英雄农民军队的浩荡进军。咸丰帝将责任扣到大帅头上，以为是调度无方，失去机宜所致，显然看不到问题的症结。
民心向背是太平军胜利转战湘南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湘南从军的将士，更为勇敢善战。张德坚对湘南将士恨之入骨，指称：
（湘南太平军）前驱攻城、陷城，皆殊死斗。……遇我兵勇吏役必残杀脔割，以逞其意，遇绅商富户必掳掠惨酷而求索无厌。(288)
简又文竟据此立论，认为湘南将士“流品复杂，影响军纪”(289)。其实张德坚的指控正表明湘南太平军深怀对官绅的仇恨，与清军殊死战斗，充当前驱，建树功勋，而且积极“打先锋”，没收绅商富户浮财。这正体现了太平军的反封建本色。简又文所论不能成立。
太平军对待贫苦民众爱护倍至。《桂阳直隶州志》坦承，太平军“赴州城，所过非官吏不妄杀，见乡民愿从者与俱行；不，亦不强也。居人家每食延主人上坐，以诱致徒党。（乡民）遇贼者皆传其不杀，颇狎之”(290)。州志的作者当然是地主文人，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幅军民相亲、其乐融融的生动画面，正是太平军（包括湘南籍将士）严格执行军纪，深得人民拥戴的实录。十分清楚，太平军不妄杀，不掳人，不抢掠，驻在民房，尊重主人，亲如家人，农民与将士说笑交往，没有恐惧隔阂之感。
一直参与镇压太平军的江忠源也对此颇有认知，他对比了清军和太平军的军纪，承认：
粤逆志在择肥而噬，下户穷檐搜求不暇，且或以时诈示仁义，愚弄吾民，买饭求浆，多给市直。至于不法兵勇，罔知号令。方其攫其奸污，则苦穷之家，亦鲜除免。于是民不怨贼，而反怨官兵矣。夫以盗贼而施小惠，民于盗贼且有恕词；以官军而行同盗贼，民于官兵能无隐恨？！若不随时严按军法，以服民心，恐草野怨咨郁勃之言，将有难于尽。(291)
正因为太平军严格执行军纪，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其他正当权益，并坚决在政治、经济上无情打击地主，消灭清军，才使得这支农民军队深得民心，日益蓬勃发展。
太平军从道州撤围至占领郴州具体日程与两军态势如下表：
(1) 丁守存《从军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314。
(2) 姚莹《支应局委员逃走状》，《中复堂遗稿》卷4，页9。
(3)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7—9。
(4)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7—9。
(5)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485。
(6) 《赛尚阿奏》，《方略》卷11，页3—4。
(7)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7—9。
(8) 《邹鸣鹤奏》，军录，革·太，号557—1。
(9) 姚莹《各路进止及城市完毁状》，《中复堂遗稿》卷4，页7。
(10) 姚莹《与严方伯》，《中复堂遗稿》卷5，页20。
(11)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7—4。
(12) 姚莹《二十四日溃贼多至状》，《中复堂遗稿》卷4，页8。
(13)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7—9。
(14) 《邹鸣鹤奏》，军录，革·太，号557—1。
(15) 戴钧衡《草茅一得》，《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369。
(16) 《邹鸣鹤奏》，军录，革·太，号547—6。
(17) 《邹鸣鹤片》，军录，革·太，号543—22。
(18) 姚莹《各路进止及城市完毁状》，《中复堂遗稿》卷4，页7。
(19) 姚莹《陈贼必上省状》，《中复堂遗稿》卷4，页9。
(20) 《赛尚阿片》，军录，革·太，号547—4。
(21) 《独秀峰题壁诗》，《粤匪杂录》（乙），页7—13。
(22) 《赛尚阿片》，军录，革·太，号547—4。
(23)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364。
(24) 《赛尚阿片》，军录，革·太，号547—4。
(25) 《邹鸣鹤奏》，军录，革·太，号547—6。
(26) 姚莹《二十八日报中丞状》，《中复堂遗稿》卷4，页10。
(27) 《邹鸣鹤奏》，军录，革·太，号547—6。
(28) 《独秀峰题壁诗》，《粤匪杂录》（乙），页7—13。
(29) 《赛尚阿片》，军录，革·太，号547—4。
(30) 《临桂县志》（光绪三十一年）卷13，页4。
(31) 《临桂县志》（光绪三十一年）卷13，页4。
(32) 《独秀峰题壁诗》，《粤匪杂录》（乙），页7—13。
(33) 姚莹《至荔浦报中丞状》，《中复堂遗稿》卷4，页13。
(34) 姚莹《至阳朔报中丞状》，《中复堂遗稿》卷4，页14。
(35) 《邹鸣鹤奏》，《方略》卷11，页25。
(36) 《邹鸣鹤奏》，军录，革·太，号547—6。
(37) 《临桂县志》（光绪三十一年）卷18，页60—63。
(38) 半窝居士《粤寇起事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6。
(39)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366。
(40) 姚莹《二十八日报中丞状》，《中复堂遗稿》卷4，页10。
(41) 《永安州志》（光绪二十四年）卷4，页8。
(42) 《粤西桂林守城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五），页70。
(43) 《平桂纪略》（光绪十五年）卷1，页11。
(44) 《粤西桂林守城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五），页71。
(45) 《邹鸣鹤奏》，《方略》卷11，页14。
(46) 《粤西桂林守城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五），页71。
(47) 《邹鸣鹤奏》，《方略》卷11，页14。
(48) 《粤西桂林守城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五），页71。
(49) 《邹鸣鹤奏》，《方略》卷11，页14。
(50) 《平桂纪略》（光绪十五年）卷1，页11。
(51) 《邹鸣鹤奏》，《方略》卷11，页14。
(52) 《粤西桂林守城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五），页71。
(53) 《临桂县志》（光绪三十一年）卷18，页60—63。
(54) 《广西昭忠录》卷1，页20—22。
(55) 姚莹《至阳朔报中丞状》，《中复堂遗稿》卷4，页14。
(56)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7—10。
(57) 姚莹《至阳朔报中丞状》，《中复堂遗稿》卷4，页14。
(58)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7—10。
(59) 《邹鸣鹤奏》，《方略》卷11，页25。
(60) 《邹鸣鹤奏》，《方略》卷11，页24。
(61) 《邹鸣鹤奏》，《方略》卷11，页24—25。
(62) 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上）一，页78。
(63) 《邹鸣鹤奏》，《方略》卷11，页25。
(64)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7—10。
(65)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7—10。
(66)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7—10。
(67)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7—10。
(68)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7—10。
(69) 姚莹《阳朔再报中丞状》，《中复堂遗稿》卷4，页15。
(70) 姚莹《复中丞筹援省机宜状》，《中复堂遗稿》卷4，页16。
(71)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7—10。
(72) 《上谕赛尚阿》，《方略》卷12，页4。
(73) 《独秀峰题壁诗》，《粤匪杂录》（乙），页7—13。
(74) 况澄《日抄》，《太平天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中华书局1978年版，页261。
(75) 《独秀峰题壁诗》，《粤匪杂录》（乙），页7—13。
(76) 《独秀峰题壁诗》，《粤匪杂录》（乙），页7—13。
(77) 况澄《日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页260。
(78) 《独秀峰题壁诗》，《粤匪杂录》（乙），页7—13。
(79)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7—10。
(80)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7—10。
(81) 《赛尚阿奏》，军录，革·太，号547—10。
(82) 《赛尚阿奏》，《方略》卷12，页9。
(83) 《清文宗实录》卷59，页2—3。
(84) 《赛尚阿奏》，《方略》卷12，页9。
(85) 《赛尚阿奏》，《方略》卷12，页9。
(86) 姚莹《又复中丞状》，《中复堂遗稿》卷4，页17。
(87) 《粤西桂林守城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五），页70—71。
(88) 《临桂县志》（光绪三十一年）卷18，页63。
(89) 《粤西桂林守城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五），页70—71。
(90) 《赛尚阿奏》，《方略》卷12，页12。
(91) 《粤西桂林守城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五），页71。
(92) 《赛尚阿奏》，《方略》卷12，页12。
(93) 《粤西桂林守城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五），页70—71。
(94)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601。
(95) 《赛尚阿奏》，《方略》卷12，页12—13。
(96) 汪堃《盾鼻随闻录》卷1，《太平天国》（四），页359。
(97) 魏子安《咄咄录》（一），南京大学历史系藏缩微胶卷。
(98)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四），页679。
(99) 《赛尚阿奏》，《方略》卷12，页13—14。
(100) 《赛尚阿奏》，《方略》卷12，页14。
(101) 《赛尚阿奏》，《方略》卷12，页15。
(102) 《清文宗实录》卷60，页5—6。
(103) 《粤西桂林守城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五），页71。
(104) 《临桂县志》（光绪三十一年）卷18，页63。
(105) 李滨《中兴别纪》卷3，《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页44。
(106) 《赛尚阿奏》，《方略》卷12，页25。
(107) 《独秀峰题壁诗》，《粤匪杂录》（乙），页7—13。
(108) 《赛尚阿片》，《方略》卷12，页18。
(109) 《赛尚阿奏》，《方略》卷12，页16—17。
(110) 《赛尚阿奏》，《方略》卷12，页29。
(111)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372。
(112) 李滨《中兴别记》卷3，《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页44。
(113) 《赛尚阿奏》，《方略》卷12，页29—30。
(114) 李滨《中兴别记》卷3，《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页44—45。
(115) 《上谕内阁》，《方略》卷13，页1。
(116) 《邹鸣鹤奏》，《方略》卷12，页41—42。
(117) 《独秀峰题壁诗》，《粤匪杂录》（乙），页7—13。
(118) 《赛尚阿奏》，《方略》卷12，页29—30。
(119) 《赛尚阿奏》，《方略》卷12，页29—30。
(120) 《独秀峰题壁诗》，《粤匪杂录》（乙）7—13。
(121) 《赛尚阿奏》，《方略》卷12，页36—37。
(122) 《全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四），城市，页50。
(123) 《全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四），交通，页53。
(124) 《全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四），建置，页1。
(125) 《全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十三），页408—409。
(126) 《全县志》（民国三十一年）（九），页66—67。
(127)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383—384。
(128) 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上）一，页80。
(129) 《全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十三），页408—409。
(130) 《赛尚阿奏》，《方略》卷12，页31—32。
(131) 《全县志》（民国三十一年）（九），页67—69。
(132)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485。
(133)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552。
(134) 《赛尚阿奏》，《方略》卷12，页32。
(135) 《全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十三），页408。
(136) 《全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十三），页408—409。
(137) 李滨《中兴别记》卷3，《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页46。
(138) 《全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四），页68。
(139) 李滨《中兴别记》卷3，《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页46。
(140) 《全县志》（民国三十一年）（四），页68。
(141) 李滨《中兴别记》卷3，《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页46。
(142) 戴均衡《草茅一得》（上），《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370。
(143) 《赛尚阿奏》，《方略》卷13，页7。
(144)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5。
(145) 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页13。
(146) 龙启瑞《纪事诗》，《浣月山房诗集》卷3，页9—12。
(147) 《独秀峰题壁诗》，《粤匪杂录》（乙），页7—13。
(148) 《程矞采奏》，《方略》卷12，页23。
(149) 《程矞采片》，《方略》卷13，页13。
(150) 《周天爵致蒋文庆函》，原件藏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151) 《程矞采片》，《方略》卷13，页13。
(152) 江忠源《答刘蓉书》，《江忠烈公遗集》，文录，卷5。
(153)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388。
(154)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载《全县志》（九），页67。
(155) 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页13。
(156) 李元度《江忠烈公别传》，《江忠烈公遗集·附录》（下），页19。
(157) 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页13—14。
(158)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页182。
(159)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388。
(160) 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上）一，页83。
(161) 《赛尚阿奏》，《方略》卷13，页34。
(162) 《赛尚阿奏》，《方略》卷13，页34。
(163)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6。
(164) 《赛尚阿奏》，《方略》卷13，页33—34。
(165) 左宗棠、郭嵩焘《江忠烈公行状》，《湘军志评议》湖南防守篇（一）。
(166)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388—389。
(167) 王定安《湘军记》卷1，《粤湘战守篇》。
(168)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390。
(169) 《赛尚阿奏》，《方略》卷13，页32—33。
(170) 《程矞采奏》，《方略》卷13，页13。
(171) 戴均衡《草茅一得》（上），《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367。
(172) 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页14。
(173) 李滨《中兴别记》卷3，《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页47。
(174) 《零陵县志》（光绪二年），卷12，寇变。
(175) 李滨《中兴别记》卷3，《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页47。
(176) 《赛尚阿奏》，《方略》卷13，页32—33。
(177) 李滨《中兴别记》卷3，《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页47。
(178) 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页14。
(179) 李滨《中兴别记》卷3，《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页47。
(180)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6。
(181) 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页14。
(182) 《程矞采奏》，《方略》卷13，页13。
(183) 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页14。
(184) 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页14。
(185) 李滨《中兴别记》卷3，《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页27。
(186) 戴均衡《草茅一得》（上），《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370。
(187) 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页14。
(188) 李汝昭《镜山野史》，《太平天国》（三），页8。
(189) 《道州志》（光绪三年）卷2，页2。
(190) 《道州志》（光绪三年）卷2，页11—15。
(191) 《道州志》（光绪三年）卷1，页27—32。
(192) 《程矞采奏》，《方略》卷13，页19。
(193) 《程矞采奏》，《方略》卷13，页42。
(194) 《道州志》（光绪三年）卷6，页12—13。
(195) 《程矞采奏》，《方略》卷13，页42。
(196) 《道州志》（光绪三年）卷6，页12—13。
(197) 《程矞采奏》，《方略》卷13，页42。
(198) 《赛尚阿、程矞采奏》，《方略》卷18，页19。
(199) 《李启诏致厉伯符函》，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413。
(200) 《上谕赛尚阿、程矞采》，《方略》卷18，页22。
(201) 《道州志》（光绪三年）卷6，页13。
(202) 《程矞采奏》，《方略》卷13，页37。
(203) 江忠源《答刘蓉书》，《江忠烈公遗集·文录》，页1。
(204) 《程矞采奏》，《方略》卷13，页37。
(205) 姚莹《请速进兵议》，《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页37—38。
(206) 《道州志》（光绪三年）卷12，页8。
(207) 《蒋光明供》，《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22。
(208) 江忠源《答刘蓉书》，《江忠烈公遗集·文录》页1。
(209) 《周法贵供》、《邓亚隆供》，《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29—30。
(210) 姚莹《请速进兵议》，《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页37—38。
(211) 《赛尚阿奏》，《方略》卷14，页4。
(212) 姚莹《请速进兵议》，《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页37—38。
(213) 李元度《江忠烈公别传》，《江忠烈公遗集·附录》（下），页19。
(214)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6。
(215) 《程矞采奏》，《方略》卷13，页37—38。
(216) 《赛尚阿奏》，《方略》卷14，页4—6。
(217) 《赛尚阿奏》，《方略》卷14，页4。
(218) 《程矞采奏》，《方略》卷13，页38—39。
(219) 《赛尚阿奏》，《方略》卷14，页4。
(220) 姚莹《请速进兵议》，《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页37—38。
(221) 《程矞采奏》，《方略》卷14，页2。
(222) 《程矞采奏》，《方略》卷14，页1。
(223) 《程矞采奏》，《方略》卷14，页13。
(224) 《周法贵供》，《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29。
(225) 《黄非漋供》，《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21。
(226) 《邓亚隆供》，《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30。
(227) 《赛尚阿、程矞采奏》，《方略》卷14，页6—7。
(228) 《邓亚隆供》，《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30。
(229) 《黄非漋供》，《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21。
(230) 《赛尚阿、程矞采奏》，《方略》卷15，页5。
(231)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415。
(232) 《赛尚阿、程矞采奏》，《方略》卷15，页6。
(233) 《赛尚阿、程矞采奏》，《方略》卷15，页6—7。
(234) 《永明县志》（光绪三十三年），卷32，兵事。
(235) 《永明县志》（光绪三十三年），卷30，职官志（二）。
(236) 《永明县志》（光绪三十三年），卷32，兵事。
(237) 《赛尚阿、程矞采奏》，《方略》卷18，页21。
(238) 《赛尚阿、程矞采奏》，《方略》卷15，页6—7。
(239) 《永明县志》（光绪三十三年），卷32，兵事。
(240) 《赛尚阿、程矞采奏》，《方略》卷18，页21。
(241) 《永明县志》（光绪三十三年），卷32，兵事。
(242) 《赛尚阿、程矞采奏》，《方略》卷18，页21。
(243) 《黄非漋供》，《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21。
(244) 姚莹《请速进兵议》，《中复堂遗稿续编》卷1，页37—38。
(245) 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页14。
(246) 《吴文镕、张亮基奏》，《方略》卷13，页26。
(247) 《徐广缙奏》，《方略》卷14，页22—23。
(248) 《赛尚阿、程矞采奏》，《方略》卷15，页7。
(249) 《赛尚阿、程矞采奏》，《方略》卷15，页17。
(250)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6。
(251) 王拯《复前教授唐先生书》，《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页14。
(252) 《邓亚隆供》，《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30。
(253)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1，《太平天国》（三），页290—291。
(254) 汪堃《盾鼻随闻录》卷2，《太平天国》（四），页362。
(255) 《叶名琛奏》，《方略》卷16，页6—7。
(256) 《劳崇光奏》，《方略》卷14，页18。
(257) 《赛尚阿、程矞采奏》，《方略》卷15，页16。
(258) 《江忠烈公遗集·本传》卷1，页2。
(259) 《赛尚阿、程矞采奏》，《方略》卷15，页18—19。
(260) 《道州志》（光绪三年）卷1，页29。
(261) 江忠源《答刘蓉书》，《江忠烈公遗集·文录》，页6。
(262) 《赛尚阿、程矞采奏》，《方略》卷15，页18—19。
(263) 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63。
(264) 《赛尚阿、程矞采奏》，《方略》卷15，页31。
(265) 《蓝山县志》（同治六年），卷末，事纪。
(266) 《蓝山县图志》（民国二十二年），卷7，事纪。
(267) 《骆秉章奏》，朱折，革·太，号74—8。
(268) 《蓝山县图志》（民国二十二年），卷7，事纪。
(269) 江忠源《答刘蓉书》，《江忠烈公遗集·文录》，页6。
(270) 《赛尚阿、程矞采奏》，《方略》卷15，页31。
(271) 《骆秉章奏》，朱折，革·太，号74—8。
(272) 《桂阳直隶州志》（同治七年），卷4，事记。
(273) 《桂阳直隶州志》（同治七年），卷4，事记。
(274) 《骆秉章奏》，朱折，革·太，号74—8。
(275)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416。
(276) 《赛尚阿、程矞采奏》，《方略》卷15，页31。
(277) 《赛尚阿、程矞采奏》，《方略》卷15，页31。
(278) 《桂阳直隶州志》（同治七年），卷4，事记。
(279) 《赛尚阿、程矞采奏》，《方略》卷15，页31。
(280) 《桂阳直隶州志》（同治七年），卷4，事记。
(281) 江忠源《条陈军务疏》，《江忠烈公遗集·文录补遗》，页8。
(282) 《赛尚阿、程矞采奏》，《方略》卷16，页34。
(283) 《骆秉章奏》，朱折，革·太，号74—8。
(284) 佚名《粤寇犯湖南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63。
(285) 《赛尚阿、程矞采奏》，《方略》卷15，页31。
(286) 《赛尚阿、程矞采奏》，《方略》卷15，页31。
(287) 《上谕赛尚阿、程矞采》，《方略》卷15，页33—34。
(288)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1，《太平天国》（三），页294。
(289)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417。
(290) 《桂阳直隶州志》（同治七年），卷17。
(291) 江忠源《条陈军务疏》，《江忠烈公遗集·文录补遗》，页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