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攻克武昌

第一节　从长沙到武昌

一　太平军进据岳州

（一）　占领宁乡

根据洪秀全等经益阳西北向常德进军的计划，太平军在迷惑敌人、搞乱清军追击部署后，先锋军由白箬铺进至宁乡境内。

当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宁乡人民纷起响应，“四乡土匪骚动”。清知县齐德五“于县治设局，募勇二百名”，镇压了人民的反抗。⁽¹⁾1852年12月1日，太平军由安乐铺直取宁乡县城，“齐德五先走”⁽²⁾，逃避兵锋。太平军“按队徐行，途中无遮遏者”⁽³⁾，当天占领宁乡。太平军纪律严明，“无焚杀之事”⁽⁴⁾，连仓库、监狱都完好保全。向荣军是日在安乐铺驻营；张国梁、朱启仁指使潮、捷勇乘机在湘江西岸烧杀枪掠；和春等部正进援湘潭。向荣当夜获悉，宁乡被太平军攻克，还是把握不住太平军的进军方向，“据获犯供称：有欲往常德者，有欲往宝庆者”，他只好建议徐广缙，“必须赶紧兜围，遏其奔突”⁽⁵⁾。其实，占领了宁乡，太平军已经掌握了运动的主动权，进军益阳的交通线完全敞开，所谓“兜围”谈何容易！

（二）　益阳大捷

1．太平军轻取益阳

12月2日，太平军由宁乡转进益阳县境。向荣军至宁乡境，齐德五“率团勇往会”⁽⁶⁾，清军与太平军后卫军发生冲突。⁽⁷⁾是日，和春等军赶到湘潭，“始悉贼系由宁乡奔窜，以致多绕两日之路”⁽⁸⁾。徐广缙已接到向荣禀报，“诧追军背驰，饬速改道”⁽⁹⁾，新的追堵部署是：1．和春、秦定三、李瑞、王锦绣、瞿腾龙等5000余名兵勇，赶上福兴，共计8000余人，追击太平军。2．“知府江忠源督带兵勇二千名，赶赴湘乡，截其窜宝庆之路。”3．向荣“由宁乡设伏，抄前堵截”，切断进向益阳交通线。4．朱启仁潮勇4000名、张国梁捷勇4000名、常禄率清军1700名，共约万人，“驰往长沙西北一带拦截”。徐广缙的意图是把太平军包围在宁乡县境。⁽¹⁰⁾这一部署不过是官样文章。原因是太平军运动神速，军事态势变动剧烈，迟钝畏难的清军难以适应，各提镇消极迁延，不愿落实徐广缙的指令。

12月3日未刻，太平军进至益阳南岸。“先是有铜仁协都司赵某帅兵五百名，驻东门外白马山防堵，声势赫甚”，官绅“谓其可恃”。岂知太平军甫至，“都司帅兵先遁”，益阳城防解体。⁽¹¹⁾知县陈应台见势头不妙，迅即逃走。⁽¹²⁾太平军调查后，发现“县治下流刘公滩水独浅”，遂由此“凫水至县东门”⁽¹³⁾。益阳人民执花焚香，热烈迎接太平军入城，太平军“不扰民”⁽¹⁴⁾，保持了严格的军纪。

太平军入城后，没收了府库钱财粮食，“益邑当铺、大店服物、金银、米粮”，亦被征集，以解决军资供应问题。⁽¹⁵⁾另一项对战局影响深远的重大措施是截获了资江的大小船只。先是太平军进攻长沙时，湖南、湖北“当事者恐其乘船东下，飞符堵塞。一设于阴、益交界之临资口，一设于岳州之土星港。上下船只由乔口入资，云集益治，驱遣无地”。知县陈应台无法撤船，遂概为太平军征用，“旋蹴大小船编为浮梁”，沟通资江南北岸交通线，便于全军进据益阳。⁽¹⁶⁾同时，太平军恢复了自己的水上武装力量，这数百只民船构成了未来水营舟师，⁽¹⁷⁾船民、水手则是这支武装的基干。张德坚说：太平军“初无舟楫，故无水营”，自益阳始有舟楫，在武昌“始立水营”⁽¹⁸⁾。他说对了一半，水营确是立于武昌，但舟楫并不始于益阳，太平军在江口圩、永安、桂林、全州、长沙等战场，都拥有舟楫；全州时曾有300余只，惜被自焚于蓑衣渡；在长沙则获靳家河船只，构筑浮桥，并在湘、靳水面游弋作战。不过，却从未组建新的兵种而独立成军。

12月3日，向荣由安乐铺亲自督军，行至宁乡城外，碰上正在撤离途中的太平军后卫军。双方又有小的冲突，太平军并不恋战，边阻截，边撤离。向荣遂进驻宁乡县城。⁽¹⁹⁾

2．太平军阻击向荣，夺取战场主动权

12月4日，向荣从宁乡“追至苍水铺”，发现太平军已经在益阳沿资江两岸设防，浮桥竣工，舟师严整，摆出了临战姿态。⁽²⁰⁾向荣心虚，督总兵马龙、郭仁布，“帅兵驻陆贾山”，不敢进战。太平军“麾旗麇众渡河，分三股：中由龙洲书院前，右绕桃花垅，左径三里桥后”，直取陆贾山清营。向荣立即“遣先锋军”下山出击，太平军亦出队接仗，诈败诱敌。清军“追至碧津渡”，正觉得手，太平军三路大军“取齐，登棉花仓，与陆贾山逼近，施放巨炮”，炮火猛烈，人多势众，向陆贾山发动总攻。清军“不能支，遂溃”，丢下了开始出击被诱至碧津渡的先锋军。太平军遂聚歼了这支清军，“乘势追杀，自三里桥至石头铺等处，约毙官兵七八百名”⁽²¹⁾，大定协副将纪冠军被击毙。⁽²²⁾向荣“收散卒退扎宁家铺”⁽²³⁾。萧盛远批评说：“兵勇连日趱程，本已饥疲，均无斗志。向提督急于进攻，因而失利，损兵折将不少。”⁽²⁴⁾

益阳阻击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向荣的气焰，挫伤了清军的追击势头，从此，向荣不敢与太平军展开大的会战，在追击中自觉保持一两天的行程距离。太平军后卫军则基本摆脱了军事威胁，有利于大军的顺利运动。

清军在12月6日齐抵宁家铺，徐广缙借口清军“无船可渡，各镇追剿之军一时不能绕出贼前”。太平军“既已掳船，则水路可自龙阳至常德，亦可自湘阴至岳州”⁽²⁵⁾。他与向荣均不能断定太平军的动向。

（三）　攻占岳州

1．进军岳州决策考证

太平军占领益阳，完成了进军常德、欲以河南为家的战略构想的第一步。现在，必须抓紧时机，实施新的战略运动，由益阳西北往常德、东北向岳州，皆可供洪秀全等选择。长沙撤围时，洪秀全等已经初步确定了战略方向。但目前情况有了变化，太平军掌握了几百只船，向荣又被堵截在资江南岸。如果太平军沿资江直下洞庭，循湖疾取岳州，一路顺流而下，便捷异常。若坚持原拟进军常德前议，水上力量就不能充分发挥。于是，领导集团对既定方案，重新展开了讨论。

李秀成回忆说：“（太平军）到益阳忽抢得民舟数千，后而改作顺流而下，过林子口而出洞庭，到岳州分水旱而下湖北。”⁽²⁶⁾

李滨证实了李秀成所云，写道：

初，贼自长沙西走，谋由宁乡绕洞庭暂取常德为巢。舟船未大备，犹不敢轻涉湖路。而官军防堵益阳、湘阴，凡河港遏止商民舟船，一旦悉为贼有。杨秀清大喜，谓洪逆等曰：“此天父赐也，违天不祥，当改道出洞庭，进图岳州。”自是贼水陆相辅，益不可制。⁽²⁷⁾

讨论结果表明，洪秀全、杨秀清等改变了原拟的进军方向，决定进军岳州。这一变动体现了洪、杨在战略指挥上的灵活机动与务实做法，调整战略计划，以因应变化了的客观战事态势和自身之实力，对太平军进入积极的战略发展阶段关系至大。同时，讨论还反证，领导集团并没有正式确立进军南京的战略方向。

2．清军岳州防务态势

现在，我们考察清军在岳州一线的防务。

早在8月27日，湖北巡抚常大淳就亲赴岳州，部署防堵事宜，“命候补道员张开霁以陆勇驻临湘羊楼峒”⁽²⁸⁾，请绅士吴士迈雇募渔勇2000名、渔船500只，专防水路，将资江入洞庭湖的港口林子口、土星港一概堵塞。在林子口“沉大船载巨石，以塞湖口”⁽²⁹⁾。在土星港构筑栅卡，驻勇千人防守。⁽³⁰⁾他又遣湖北提督博勒恭武出省，率1000多人，驻防岳郡，道员王东槐主饷。⁽³¹⁾布置既定，常大淳回武昌，“侈然自得，以为片帆不能飞渡矣”，他估计太平军要打通湖口，“亦非竟月不可”，岳州安全“何虑焉”⁽³²⁾。其实，情况并非乐观。岳州晏仲武接受了拜上帝教，“时巴陵民黠桀者阴入晏氏党”，吴士迈募勇，“莫肯应者。所募多湘阴人，而巴陵人至者多为贼用”。由于晏仲武派部属打入渔勇，常大淳实难指望吴士迈“专防水路”⁽³³⁾。而且，晏仲武还不时提供情报，甚至亲往长沙“请贼速下”⁽³⁴⁾。太平军对敌情了若指掌，又有相当群众基础，于进军十分有利。再说，博勒恭武“轻佻不谙军务”，所部“标兵又孱弱”，从未经历战阵，显然不是太平军的敌手。⁽³⁵⁾

承担追堵任务的清军各部除了向荣在宁家铺武装监视太平军之外，其他将领更加消极延宕。和春等奉徐广缙军令，于12月8日“齐至长沙”。张亮基又恐惧太平军“回窜省门，留住两日”。12月14日，和春等赶到岳州前线，府城已在13日被太平军攻克，⁽³⁶⁾这5000名大军一直在路途往返迁延。常禄、朱启仁、张国梁共万名兵勇，奉命驰援湘阴。12月5日，至宁乡，“奸淫掳掠，民团切齿，格杀其尤，逐出境”⁽³⁷⁾。10日，抵湘阴。江忠源楚勇2000人，原拟赴湘乡，截宝庆交通线，后徐广缙又令他增援益阳，江忠源也转趋消极，“比至益阳”，岳州已失。他与向荣宿怨甚深，“不欲与共事”，张亮基檄其留湖南。⁽³⁸⁾福兴统3000名广东兵一直呆在向荣后面，姗姗行进，挨到12月7日才加入向荣部的序列追击。可见，湖南清军参与追击者约3万之众，但其中三分之二都与太平军脱离接触，没有构成压力与威胁。太平军正是在这一良好的时机下从容实施进军岳州的计划的。

3．太平军未战轻取岳州

12月5日，太平军先锋军沿资江北进，欲“出林子口，计图北犯”⁽³⁹⁾。次日，先锋军抵林子口附近，因渔勇守住水卡，水路被沉船堵塞，遂勒兵未进。

12月7日清晨，太平军“乘雾启行，驱船满载，又分悍贼数千陆行护路，由三里桥至兰溪市，达西林港”⁽⁴⁰⁾。向荣派总兵郭仁布等五更由宁家铺出发，直抵兰溪。太平军出队四五千人，分数队拒敌。⁽⁴¹⁾双方在石子街独木桥前会战，“从辰至巳，相持两时许”。清军失利，逃至王家坪，太平军“整队吹角，如欲反扑者”⁽⁴²⁾。这时福兴援兵赶到，太平军转入村庄拒守。清军也不敢进攻，太平军“乃悉众入船，顺流而下”⁽⁴³⁾。是时，先锋军已“屯住林子口”，但江路已断，“不能即下”，遂等待主力部队。⁽⁴⁴⁾

12月8日，初更时，太平军主力全股“分向西林港前窜”。向荣、福兴五更启行，“催兵前进，沿途桥梁俱被该逆拆断，必须扎筏渡河，以致兵行不能迅速”⁽⁴⁵⁾。太平军主力与先锋军在林子口会师。

12月9日，太平军发动数千群众，“帮拆河内卡桩”⁽⁴⁶⁾，张矅孙说有“民夫数万人去沉船，一日而通”⁽⁴⁷⁾。常大淳原来估计要一个月才能打通的工程，由于群众的大力支持，出现了一日通航的奇迹，实出这个官僚意外。太平军“决堑出芦林潭”，同时，又“分陆兵掠白马寺”，大军胜利通过林子口。太平军在这道防线耽搁了3天。⁽⁴⁸⁾向荣“由河岸跟追，所走均田塍小路，兵勇鱼贯而行，甚为迟滞”。当晚，向荣决定明天“先由别路渡河，绕出湘阴截击”⁽⁴⁹⁾。可是，太平军并未休息，兵分两路：一路主力由水路驶向土星港，欲往洞庭湖；“又分兵横出扁担夹，以窥湘阴县城”⁽⁵⁰⁾。

12月10日，土星港水卡渔勇闻风而溃，⁽⁵¹⁾太平军师船顺利控制入湖交通孔道，打开了进军岳州的水上门户。徐广缙揭劾常大淳，“从前所称雇募渔勇，种种防堵，尽属虚文”⁽⁵²⁾。而且，湖口一带被清军“遏止的商民舟船”⁽⁵³⁾，大批船夫、渔民、水手都纷纷参加了太平军，这支初具规模的水上武装力量浩荡驶入烟波寥廓的洞庭湖。

这天，太平军分遣的牵制部队清晨抵达湘阴县河西岸的码头扁担夹。知县庄心庠已作战备，“急撤西岸民船”，令千总萧捷三、外委杨载福截江列大炮，严守东岸，封锁县河水面。太平军在西岸强渡，遭到清军炮火轰击。⁽⁵⁴⁾“适常禄、张国梁赶到，当即督兵勇沿河施放枪炮”。太平军“见有援兵，不敢拒敌，退回原路”，湘阴县城未能攻克。至夜间，太平军又在营田驿合军。12月11日，太平军“在营田起程”，分水陆两路进军。水路沿湖驶行；陆路进至“归义驿地方屯踞”。该驿“大路系往岳州，小路可由平江窜出，与湖北之通城、崇阳、蒲圻等处毗连”⁽⁵⁵⁾。

12月12日，岳州知府廉昌率大小官员逃出府城。⁽⁵⁶⁾全城内外惊慌混乱，居民纷纷迁避。

岳州是两湖重镇，为洞庭湖通向长江的锁钥，系武汉三镇门户。占领岳州，即可直下大江，洪秀全等在全州制定的“首重长江”大计划则可实现。岳州富庶繁荣，商业发达，船只帆樯如云，稻米、木材、油盐等物资均由此集散。而且是清军饷道要地，府库充盈，对军资匮乏的太平军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岳州的防务非常薄弱。自渔勇溃散后，水路毫无防御，清军“实无一船”，常大淳黯然泣下。⁽⁵⁷⁾陆路也是兵寡将懦，据城守营参将阿克东阿在供词中揭露：岳州营额兵原有525名，两次被张亮基调走300名赴省城防堵，护解军饷、火药者100余名，“实存兵丁八十余名”。博勒恭武的湖北兵800名“均扎城外”。阿克东阿多次禀请张亮基等，“将原调之兵撤回防守，未蒙批准”。他们把岳州防务全部推到博勒恭武身上。12月10日，闻悉太平军进军岳州，博勒恭武将城南300名兵丁，“撤回东门迤北驻扎”，摆好一副逃跑的态势。⁽⁵⁸⁾

常大淳担心岳州安全，自己又无兵可派，屡咨徐广缙、张亮基增援岳州，均无音讯。向荣时在湘阴，却咨请博勒恭武“镇静严防，能固守一二日”，等待援兵。⁽⁵⁹⁾

12月13日，太平军决定攻城。巴陵知县胡方谷提前逃跑。⁽⁶⁰⁾中午，太平军陆师“由南而至”⁽⁶¹⁾，分三股攻城。⁽⁶²⁾阿克东阿“无力堵御”，带3名亲兵“逃出西门，雇得划船，沿江而下”。而博勒恭武更是动作迅速，早晨，当太平军还在“离城五里之马号地方”，就全军自行溃散，逃往武昌，提督带头开了小差，城守营也随即逃亡。⁽⁶³⁾岳州“城门大开，无人把守”，太平军不战克城。⁽⁶⁴⁾

事后，博勒恭武捏报，他在五里排与太平军交战，“因马中枪跌地，腰胯受伤”，撤回武昌。⁽⁶⁵⁾阿克东阿竟然隐藏诈死，瞒过咸丰帝，补赐恤典。简又文也信以为真，感慨地写道：“唯参将阿克东阿以身殉耳。”⁽⁶⁶⁾

阿克东阿诈死图恤不久成了刑部一大要案，也是清朝官场一大丑闻。帮助他诈死隐藏的人有阿克东阿的弟弟广东副将巴图、亲戚安徽巡抚蒋文庆。后来，张亮基因疑开棺检验，无尸有物。咸丰帝追索，刑部会审，阿克东阿按律处斩。⁽⁶⁷⁾博勒恭武、廉昌、胡方谷也在此前处决。案件的曲折过程淋漓尽致地暴露了清廷文武贪生怕死和徇私包庇、舞弊蒙混的腐败吏治。

4．攻占岳州之战略价值

攻克岳州是太平军的一次重大胜利。

首先，太平军获得了资江下游、洞庭湖东岸大批船只，约数千艘。大批水手、船民参军，唐正财也在岳州入营，被杨秀清委任典水匠，负责筹建水营。太平军水师建制由此诞生。⁽⁶⁸⁾同时，沿途会党、农民纷纷投军，“及至长沙而上，四府土匪附洪者数万人”⁽⁶⁹⁾，太平军兵力当在5万人。陆师除了步兵之外，还有了骑兵。

其次，太平军获得了充裕的军资。除了粮食、油盐、银钱外，新获的大批炮械、火药，足资装备新战士，所获粮物则由船只运载。太平军长期存在的军资困难初步解决。

人力物力的扩充壮大，导致了前线力量对比的重要变化，为太平军未来的战略运动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太平军的胜利进军，极大地鼓舞了湖南人民群众反清武装斗争的热潮。大军所经州县，到处是群众斗争的烈火。地方志中俯拾皆是。规模较大的、而且与太平军联络的有巴陵晏仲武起义、浏阳周国愚起义、攸县谢友百起义、郴桂焦洪、许月桂起义等。湖南人民用武装起义热潮响应和支持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的胜利又把湖南人民的反清斗争推向新的阶段。

太平军打开了进入长江、直驱武汉的门户，“千舡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镫响，沿路凯歌声”⁽⁷⁰⁾。太平天国战争史上威武雄壮的大进军即要从岳州开始。

现将太平军从长沙进军岳州的日程，及敌对双方逐日变动的态势列表如下：

二　向武昌进军

（一）太平军确立进军武昌之战略方向

太平军占领岳州，开创了军兴以来最好的战争局面。洪秀全、杨秀清更加充满信心，继续实施行之有效的积极运动战略，但在未来战略方向的抉择上，领导集团内部有不同看法。

《粤匪犯湖南纪略》称：太平军克岳州后，“此时纷纷下忧北省。有自贼中出者供称：贼决计北窜，有遂扰河南之说，有由江南进扰之说”⁽⁷¹⁾。可见，领导集团对进军武昌意见完全一致，而对武昌之后的战略方向发生歧义，提出了河南与江南两个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官方奏报中，第一次出现了太平军进军南京的记载。1852年12月22日，湖北巡抚常大淳在太平军进抵武昌城下时，飞章奏称：“至（武昌）下游江西、安徽各省，急须严行堵御，该匪早有直窜南京之说。”⁽⁷²⁾就是说，他获悉太平军进军南京的情报当在12月22日之前。

当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常大淳显然不知道太平军有进军南京的意图。彼时，他曾两次奏报了太平军的进军方向情报。一次说：太平军“恐分窜岳州、常德，直逼湖北”⁽⁷³⁾。又一次说：“盘获奸细，据供：逆匪欲分三路来攻湖北。一由澧州，一由巴陵，一由平江。”⁽⁷⁴⁾这两次奏报，都未提太平军要进军南京。可见，常大淳获悉进军南京情报应在长沙撤围之后。

再看一则旁证。当太平军抵达南京时，江宁将军祥厚飞奏：“伏查江宁为省会重地，南北咽喉。逆贼既过湖南，即垂涎此地。”⁽⁷⁵⁾就是说，祥厚掌握的情报是，太平军攻克岳州，进军湖北时，就有进向南京的意图。这与常大淳获悉同样情报的时间不期吻合。

据此，我们认为，太平军在岳州时，进军南京的战略构想已经为不少领导人所接受，形成了一股颇大的舆论力量，以致为清军侦悉。不过，这一构想还未得到领导集团成员的一致认同，因而没有正式形成战略决策，太平军则继续实施既定的进军武昌的战略计划。

现在，咸丰帝看出了太平军的重大战略转变，在上谕中指称：

该省（湖北省——引者）沿江直下，经九江至安庆，瞬息千里，防不胜防，而对江之汉口尤为贼垂涎。北由孝感，西由荆州、襄阳，则河南震惊。贼势剽急，所陷城池掳掠即行，并不似永安、道州，尚为久踞之计。其心叵测，若再迁延，只事尾追，贻祸何可胜言？！⁽⁷⁶⁾

皇帝看到太平军的战略已经不似道州、永安，实施长期单纯防御，而是“所陷城池，掳掠即行”，实施运动战略，他担心太平军进军河南。不过，徐广缙对上谕论断不敢肯定。他说：“现在贼踪尚无定向，俟确探匪窜何处，臣亦即督率将弁赶往剿办。唯是沿江上下，防不胜防。贼匪奔窜剽疾，稍有疏虞，则豫、皖、江西等处不免震惊。”⁽⁷⁷⁾

太平军自永安突围，逐渐实行战略转变。但由于自身力量的限制，在战略转变开始的半年里，太平军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军事成果，而且出现了曲折和徘徊。桂林、长沙攻坚失利，湘南盘桓，运动战中的挫失，都表明实现战略转变是一个长时间的艰苦曲折的过程。如今，太平军的力量空前壮大：数千艘舟师、数万名将士，丰裕的军资给养，与清军差距日渐缩小的装备和火力。加诸高昂旺盛的士气，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响应，前线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因素使运动战略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点上，为太平军的大进军和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力量。如果说，半年来的运动和攻坚因为力量不足，导致许多曲折而进展不大，说明了洪秀全等战略指挥中的某些盲目性和冒险性，那么，现在实施的进军武昌的军事计划则比较现实和可行，存在着成功的可能性。常大淳胆战心惊地说：“查该匪自湖南窜入益阳后，由小路攻扑岳州，占踞府城，抢掳商船。加以沿途土匪引导，旬日间水陆猝至，情势猖獗已极。”⁽⁷⁸⁾他承认没有力量抗御太平军向武昌的浩荡进军。

（二）岳州—武昌清军防务虚弱

腐败、怯懦和迟钝的清军难以适应太平军的迅速进军。钦差大臣徐广缙“到处延挨，趦趄不进，全不记及兵贵神速之义”，“贼已西窜宁乡、益阳，徐广缙犹安坐湘潭；贼已由益阳、林子口，北窜岳州”，12月11日，“徐广缙始敢行抵长沙”。各支追击部队除向荣稍加积极外，都在路途逗留不进，而“向荣至益阳即打败仗，损将折兵，不敢再战”⁽⁷⁹⁾，以致近10万清军在湖南北境消极观望，虐害人民，置身于战局之外。咸丰帝怒斥：“连日追剿情形，所有带兵将官及兵勇等一味尾追，从无一路绕出贼前者，相沿恶习，实属可恨！”⁽⁸⁰⁾徐广缙一看军情恶化，恐惧万状，奏告咸丰帝，自己“力小任重”，而目前军务，“断非一人所能兼顾”，因而，请咸丰帝“另派重臣分路堵剿，并饬附近湖广各省督抚专力堵防”，他自己以10万大军“专办督剿”，其实是委责于人，只督不剿。⁽⁸¹⁾徐广缙带头消极怠战，为太平军进军武昌提供了有利战机。

从岳州至武昌相距600余里，清军防御力量极为薄弱。常大淳奏报：“查岳郡为湖北武昌、荆州二府水陆屏障，现被贼匪窜入。所有湖北边界各要隘，前驻兵勇三五百名，更不足恃以堵截。其水路已出湖口，江面宽广，虽沿岸均设有兵、炮，仍恐顺流直下，难资堵御。现在省城内外存兵只及二千，陕甘官兵仅到四百余名，其余二千数百名尚未据报入境，情形甚为紧急”⁽⁸²⁾。当初，太平军进攻长沙时，他就筹划以岳州为主体的两湖边界防御，妄图把太平军阻扼在湖南境内。署提督双福一度颇为乐观，还安慰常大淳：“湖南多险，且阻洞庭，粤匪不下长沙，能飞渡耶？”这位巡抚也“以为然，遂不虑也”，增加了盲目的安全感，放松了600里水陆的设防⁽⁸³⁾。10月12日（农历八月二十九日），常大淳遣乡勇守金口，企图控制水路交通线。次日，又“委官统带乡勇，分赴蒲圻、崇阳、通城诸要路防堵”。11月7日，“按察使瑞元往蒲圻、岳州，巡视堵御要路，兼旬乃返”⁽⁸⁴⁾。实际上，各要隘不过三五百名乌合之众。萧盛远揭露：“而一路要隘并蒲圻、咸宁两城可守之处，竟未驻守。”⁽⁸⁵⁾防务形同虚设。数百名乡勇当然不是数万太平军的敌手，通向武昌的交通线向太平军敞开着。

即使常大淳、双福没有盲目的安全感，他们也缺乏足够的兵力设防。清军主力集结湖南前线，从保卫长沙到尾追太平军，一直抱怨兵力不足，无力兼顾湖北。由于赛尚阿一再拒绝常大淳提出的从湖南撤回湖北防兵的要求，常大淳无奈，只好诉诸咸丰帝，力请增援。上谕安徽、河南及陕甘分头调兵支援，但已是缓难济急，因为援军不能及时悉数齐集，常大淳连守卫武昌都感到兵力不足，遑论顾及这600里交通线的防堵。岳州失守，他感到形势严重，遂把希望寄托在湖南清军主力的追击与支援上，“即飞咨徐广缙速派大兵，赶于捷径，绕出贼前，驰来武昌援剿”⁽⁸⁶⁾，又请咸丰帝催饬徐广缙亲自“带兵来北”，“若援兵迟到，亦虑事不可测”⁽⁸⁷⁾。但徐广缙对常大淳的“飞咨”与咸丰帝的上谕，回答都是迁延。太平军因此长驱北进，势如破竹，完成了从岳州到武昌的600里运动途程。

（三）太平军胜利进抵武昌

太平军在岳州立即兵分为二：水师“顺流东下”，直取武汉；陆师进驻岳州，在城外设防，堵截向荣。

12月15日，向荣“行抵岳州，各镇之兵亦陆续到齐”。他发现太平军水师已经由洞庭湖入江，后队水师“在林子口、土星港各处抢掳船只。……已窜过岳州地面”⁽⁸⁸⁾，水路沿岸则有陆师相伴进军。12月16日，太平军占领城陵矶，控制入江咽喉。⁽⁸⁹⁾这样，“水陆并下，前路并无阻拦，势必径扑武昌、汉阳等处”⁽⁹⁰⁾。常大淳报告太平军这支水陆将士的进军路线是，“由湖南临湘县之城陵矶，陆续转窜湖北。历监利县之杨林矶、嘉鱼县之泸溪口、簰州，顺流直下”，其兵力有数万人，先锋师船“四五百只”⁽⁹¹⁾。因沿途船户投军，后续水师“桅樯林立，约数千艘”⁽⁹²⁾。

杜文澜说：太平军“留岳州四日。……复夺民舟五千余，遂东下”⁽⁹³⁾。郦纯据为信史，写道：“太平军……于12月17日起行，分水陆两路向武汉挺进。”⁽⁹⁴⁾查徐广缙奏报明明指出，12月15日，太平军水师后队“已窜过岳州地面”。可见，太平军并非全军留驻岳州4日，只有部分阻截向荣的将士留守了4天。萧盛远记载：“初六日（12月16日），贼由岳州水陆并下，郡城已空。初七日（12月17日），向提督尚督兵攻打，方知贼兵已走。”⁽⁹⁵⁾看来，驻防太平军从12月13日至16日，一直在岳州防守。16日撤离，充任太平军行军序列中的后卫军。

12月17日，向荣顺利逼近和进入空城。当晚，清军在冷水铺扎营，福兴、玉山、苏布通阿相继蝇聚岳州。向荣探明，太平军陆师“不过三四千人，马匹甚多”，在这一天，进据临湘。⁽⁹⁶⁾湖北蒲圻知县周和祥“原扎临湘守御”，闻讯与游击王煜逃回蒲圻。⁽⁹⁷⁾太平军一部即由临湘、蒲圻、咸宁大路，直驰武昌，其余“俱从水路顺流而下”。由于“兵勇无船可渡”，向荣只好由陆路追击太平军陆师。但太平军是骑兵，清军步行，“势难赶上。”⁽⁹⁸⁾因此，太平军陆师一路进军顺畅。向荣始终与太平军拉开一两天行程，从岳州至武昌的进军途中，双方没有发生过大的战斗。

12月18日，太平军水师攻克武昌上游重要港口簰州镇，陆师由临湘转进蒲圻。向荣则由冷水铺“督率各队紧追”，但没有与太平军接触。

12月19日，太平军水师攻克武昌上游60里的江防门户金口。⁽⁹⁹⁾陆师进抵蒲圻，“市廛徙避一空”⁽¹⁰⁰⁾。知县周和祥等督兵勇400名妄图负隅顽抗，太平军一举突入，“兵不能御”，周和祥与县丞张汝琛、典史何耿、千总胡起太皆毙命。⁽¹⁰¹⁾是日，和春、秦定三率“湖南、贵州官兵赶至临湘”，与太平军后卫军发生冲突。向荣侦知太平军水师直下武昌，“即派总兵常禄、王锦绣带兵三千，由小路抄至贼前，迎头截剿，一面赶至武昌省应援”。但这支清军路上遭太平军拦截，兵力损失居半，仅剩1000余名疲败兵勇，于12月21日赶至武昌。⁽¹⁰²⁾

12月20日，太平军水师在金口集结，准备下驶武昌，陆师撤出蒲圻，向咸宁进军。至21日，陆师攻占咸宁，“毁邑署、武庙及第一山资福寺、安澜宫”，居民“未甚受害”⁽¹⁰³⁾。至此，太平军水师在金口、陆师在咸宁，后续部队迅速集结，稍事休整补给，完成进攻武汉的战役准备。

12月22日辰刻，太平军水师“扬帆徐徐顺流东下，须臾尽泊（武昌）对岸鹦鹉洲”。数千艘兵船出现在武昌江面。⁽¹⁰⁴⁾两岸清军慌忙“开放大炮，并师船开炮迎击”⁽¹⁰⁵⁾，击沉了太平军二只划船。

（四）武汉三镇清军防务薄弱

面临太平军的浩荡进军声势，未经征战的常大淳一筹莫展。省城防兵3000余名，雇募民勇一千数百名，“堵守城堞尚属不敷”，对江汉阳、汉口，“均无兵勇防守”。常大淳向咸丰帝报警称：武汉“实属万分危急”⁽¹⁰⁶⁾。此人一介书生，“未知军旅，专倚双福筹布”，双福认为，“兵单宜聚，撤外防，悉居城中，且防其跳（逃）也”⁽¹⁰⁷⁾。于是，常大淳、双福撤去江防及城外各关隘守军，“所设炮台、营垒均不拆毁”⁽¹⁰⁸⁾。12月21日，常禄、王锦绣兵至。按察使瑞元主张该军分扎城外长虹桥、双凤山，与城军以为犄角。“战则夹攻，可以得志；守则相为声援。向（荣）兵之来无冲截患，于计为便。”但被双福否定，遂将这支援军置于城中，使汉阳、汉口仍处于不设防的状态。⁽¹⁰⁹⁾

当时就有论者指责说：“常中丞撤沿江之防，专事闭城登陴，以致城外皆贼，汉阳先撤。”⁽¹¹⁰⁾简又文也认为，武昌失守的关键原因亦在于此。⁽¹¹¹⁾

从城市防御的军事常识看，当时论者和后来的简又文所持的评论是颇有道理的。控制江面，在城外扼险据守当然比困守危城棋高一着。但是，瑞元的建议缺乏实施的力量基础。试想，常禄、王锦绣的1000余名溃遁兵勇，能够分驻双凤山与长虹桥，以抵挡太平军所向披靡的兵锋吗？！双福的决策不无道理，谁能担保常禄、王锦绣不会丢失阵地呢？再说，陈徽言献扎簰断江之计，⁽¹¹²⁾似乎振振有词。其实，清军没有船只和水师，太平军则有数千船只，江面的控制权已被太平军掌握显而易见。清军筑一浮桥沟通武昌、汉阳江面，无疑可以办到，问题是能否守住浮桥。在太平军优势水师与步兵的联手强攻下，清军是难以维持这条水上交通线的。一旦浮桥为太平军所据，长江天险必然易手，陈徽言理想化的计划就会落空。从当时力量对比的客观状况出发，双福的单纯守城的防御战术还是比较稳妥谨慎的。这能够在力量极端劣势的情况下，集中兵力，利用坚城与火力，防御省城。因此，我们不能断言它是错误的战役指挥决策，更不宜将汉阳、武昌失守的原因归结为这一决策。战史已经证实，桂林、长沙的初期防御战术与武昌基本雷同，城市并未失守。透过比较分析，我们觉得，武汉失守的关键因素是双方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这与桂林、长沙的态势迥然不同，至于其他因素则是次要和从属性的原因。

（五）太平军攻占汉阳、汉口，水陆合围武昌

太平军见清军聚集武昌，江北汉阳、汉口空虚，遂将舟师驶向汉阳江面。汉阳府城“扼束江表，……大别之山，临高阻深，其势狭而险固。国家划郡，与武昌并峙。方七里。……鄂州恃汉阳为蔽，汉阳失而鄂不可保”⁽¹¹³⁾。瑞元发现汉阳危急，“请于大淳救汉阳。大淳辞以宜持重，实畏葸也”⁽¹¹⁴⁾，他拒绝增援汉阳，坐视府城丢失，只想保住省城武昌。

黄玉昆统率部分太平军将士，⁽¹¹⁵⁾于12月22日迅疾在北岸登陆，攻占城外制高点龟山。⁽¹¹⁶⁾汉阳知府董振铎、陕西副将朱瀚等惊慌失措，守军800人立时溃散。黄玉昆督太平军攻入府城，董振铎、朱瀚等文武员弁数十名巷战毙命，残部“逃之荆州”，太平军轻取汉阳。⁽¹¹⁷⁾

汉口富商，“自初六（12月16日）至初十（20日），迁徙一空”。该镇是全国名镇之一，“为东南通衢”，“百货山积，万商云辏”⁽¹¹⁸⁾，但无清军据守。太平军乘势亦在22日占领这一著名商业重镇。12月24日始，太平军日夜构筑浮桥，次日天明竣工，武汉三镇江面交通线迅速沟通，对于围攻武昌具有重要战略价值。⁽¹¹⁹⁾

汉阳、汉口的攻克使太平军处于更加有利的军事态势。武昌江面已为太平军控制，可以由水上对省城西线展开攻坚，文昌、平湖、汉阳诸门都受到太平军的严重威胁。由于江面交通线被太平军控制，城内清军的粮秣、军资补给中断，十几万居民及近万名兵勇的生活资料供应困难，这成为常大淳等无力摆脱与解决的沉重负担，对能否持久守城影响至大。相反，因汉口、汉阳富庶繁华，太平军获取了大量军资，加强了自己的物质力量，有助于持续攻坚与拒援。对此瑞元深感绝望，预言：“汉阳失，武昌亦不守。”⁽¹²⁰⁾常大淳也体认到局势危急，对武昌城内的物质供应尤甚忧虑。为此，他附片专陈咸丰帝称：

贼船湾泊省城上游之十余里，约数百号，俱安有炮位，所载军火粮食甚为充足，两岸对渡又便于接应。我兵水陆俱被截断，粮运不通。……至武昌省城食用等物向俱仰给汉镇店市及客商货船。今因贼匪……连船下窜，……钱米油烛等物无从购办，又水陆梗塞，更难转运进城。⁽¹²¹⁾

12月23日，太平军“大队自陆路至，踞城东钵盂山、洪山、小龟山、紫荆山，向所筑营垒皆为贼有。复围文昌、望山、保安、中和、宾阳、忠孝、武胜等门”⁽¹²²⁾。洪秀全等凭借人数众多的水陆大军，以陆路军驻屯武昌东、南线，“凡东城洪山、南城江岸，遍立栅垒，以阻援师，遂与江上舟船成水陆相辅之势”⁽¹²³⁾。武昌城遂被水陆合围。这与桂林、长沙的情况大有区别，彼时二城并未合围，太平军只屯驻城南，一面攻坚，城内守军通过北门与城外援军联络，保持补给线的畅通，这样城内的兵力、军资、粮食可获源源接济。太平军兵力不足，无法合围雄伟广阔的坚城，这无疑严重影响了攻坚效果。如今，水陆大军逼围武昌九门，清军成了瓮中之鳖，形势孤危，唯把希望寄托在向荣的援军破围入城上。因此，太平军仍然面临着艰巨的攻坚拒援任务。

现将太平军从岳州到武昌的行军日程及双方的态势变动拟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