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太平军在武昌
一 太平天国的城市政策及其实践
林凤祥等攻取武昌、肃清残敌后，即在城内稍加布置，迎接诸王由汉阳移驻省城。东王驻藩署，幼西王与洪宣娇驻督署，北王驻臬署，翼王驻学政署。均“以黄纸贴大门首，朱书‘某王府’；大堂书‘某王殿’”。又将抚署改作天王宫殿，“以黄纸贴大门首，朱书‘天朝门’，大堂书‘天朝殿’”。1月17日，太平军“令民间扫雪”，迎接天王与诸王由汉阳渡江入武昌城。(239)太平天国正式确立对第一座大城市的统治。
太平军第一次占领武昌，为时仅仅一个月。但洪秀全等实施的城市政策，对后来太平天国如何管理和统治大城市影响颇大。
（一）安民政策
太平军入城前就奉令勿伤百姓。13日清晨，东王再次严令，不准枉杀百姓。14日，杨秀清下令“止杀”，表示搜索残敌的战斗已经结束。太平军入城，“皆居长街列肆及人家大厦”，多属富绅大贾之家，不准侵占一般民居。同时，为了严防不法棍徒纵火破坏，太平军组织居民防火。(240)发现部队中个别坏人破坏军纪，侵害人民安全，则立即予以惩处。当时，城内外近10万大军，新战士居多，“然独畏杨秀清，令严弗犯也”(241)。这样，太平军虽居闹市，仍受严格军纪的约束，令行禁止，集中统一，既保护了人民，又保持了强大的战斗力。
（二）分馆别行，入营拜上帝
1月14日，杨秀清发布诰谕，号召武昌居民拜上帝。贫苦居民纷纷报名入馆，25人为一馆，“皆设头目领之”；不愿者，“遂弗强”(242)。入馆后，“无论士农工商皆作圣兵”。有人描绘居民入营拜上帝的盛况说：“红巾覆首众皆狂，卸却长衣换短装。”(243)
根据太平天国既定军事编制，入馆者实施男女分行。女馆专设女官管理，禁卫森严，各街设有巡查，对奸淫者严惩不贷，坚决保护妇女的安全和利益。(244)此外，还有老人馆、能人馆，分别收容年老和残疾的拜上帝居民。
入馆后，生活资料由圣库统一支给。人们过着艰苦的军营生活，“每馆贼日发油一杯，人各发谷三合”(245)。
未入馆居民一般比较殷实。太平军要他们进贡，“进贡者仍各归本业”，“依然为民”(246)。
这种拆散居民家庭，随之取消他们私有财产，男女分馆入营，普遍推行绝对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到南京后又继续贯彻和完善，演变成太平天国城市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政策利少弊多。其一，它违背了中国人民社会生活传统。家庭在当时是基本的社会细胞，也是人民生产生活的必要环节，民间很多传统的道德规范都是围绕家庭长期形成的。拆散和废除家庭，无疑严重冲击与破坏了社会的生产、生活，有违民间传统道德。因而，引起群众的惶恐和厌恶，容易失去民心，使农民政权孤立起来。而且，清政府从中找到了攻击太平天国、煽动群众不满情绪的有利借口，对未来革命发展十分不利。其二，从后果上看，太平天国把三镇人民强征入伍，而且全家从军，虽然部队人数急剧扩展，但是，这些市民从未经历战阵，不少人带有游民或市井习气，还有一批地主富豪，仇视革命。太平天国不加甄别，一概裹胁，实际降低了农军素质，引起了大逃亡。“未几，男子被掳逃归者十八九，女子回者十一二。”(247)不待说，这对军心和士气是严重的挫伤，太平军并没有得到持久和实质性的好处。再说，携带大批妇女、老幼，急剧增加许多新战士，虽然在运动中攻城掠地，可以获得充裕的军资及粮食补给，供给问题暂时还没有出现大的困难。可是，一旦运动战结束，太平天国确立基地，众多的将士及随军家属的供应即成了难题。狭小的占领区负担不了如此沉重的军资消耗，物质困难遂日渐凸显。这些家属呆在军营中不事生产，不能自给，徒耗生活资料，对战局发展没有大的益处。因为，在战争中，非战斗人员在部队中的比例越大，部队的战斗力越弱，机动能力也越差，而且，经济负担越重，不利于运动、作战。洪秀全等违背了这一军事规律，盲目扩展非战斗人员，将会导致严重的军事后果。其实，太平军完全可以在三镇适当征募新兵，注重身体、政治素质，适当在原地安置他们的家属，毋庸举家从征。这样，既可扩军而编练劲旅，又不会妇孺不分，强制裹胁，拆散家庭，从而大大减少了非战斗人员，对持久的武装斗争更为有利。
不少论者肯定，太平天国上述政策是出于战争需要，似乎是非行不可的正确有效政策。这是值得商榷的。后来南京的实践强烈表明，这种政策给战争、政权稳定和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损害。看来，即使在战争岁月，这种城市政策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可以制定并施行更好的政策。
（三）打先锋与进贡
洪秀全等攻取大城市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获取军资财物，扩充战略后备，以适应不断扩大的战争规模。这也是农民军队解决军资问题的重要途径。太平军在武昌，多方征集军资。首先没收藩库、粮储库、盐道、府县库银，“约银百万”(248)。凡“存城军装、火药、炮台”，一概缴获，充作贮备。官绅财产也一律没收，交与圣库，程矞采一家就有“元宝六十万等”(249)。太平军攻克坚城，俘获敌人军资，壮大了自己。
继之，太平军对富裕殷实户实行“打先锋”，向这些剥削者“逼索金宝”(250)。仅富户李祥兴一家，即被搜去藏银120万两，太平军“给予借票，成功即还”(251)。打先锋时，太平军以贫民为向导，“见高门大户，闯然而入。衣物银钱，器具粮食，席卷一空”(252)。剥夺地主富商浮财也是太平军征集军资的重要措施之一。
进贡则是太平军征集军资的另一项措施。在武昌，设立进贡公所，“使民间进贡。凡金银、钱米、鸡鸭、茶叶，皆可充贡。……于是人争趋之”。经公所收讫后，“发给进贡执照”(253)。表面看来，这是群众自愿向太平军贡献钱物，并无强制举措。其实，进贡者可以不入馆拜上帝，居民中不少人害怕征兵，因此踊跃进贡。
张德坚对太平军从广西到武昌的征集军资政策作过一番考察，写道：
当逆焰初张时，所过粤西州邑，搜刮资粮，每遇富室巨家，必掘土三尺。……逮逆党由长沙陷武汉，虏劫之局一变屡变。始则专虏城市，不但不虏乡民，且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布散流言，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乡民德之，以致富者坐视城中困守，不肯捐助一钱，贫者方幸贼来，借可肥己。殊不知贼得武汉及沿江州邑，辎重已如山积，船不敷载。……蚩蚩之民，竟为贼卖，甚至贼至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此等悖惑情形，比比皆然，而以湖北为尤甚。(254)
这段记载中免赋之说，曾国藩亦有反映。洪秀全等出身农家，代表了贫苦农民的阶级利益。太平军在广西、湘南农村转战，只没收富户，不扰贫苦农民。从长沙到武汉，军资概取于城市，对农村秋毫无犯，而且将剩余粮食物资接济贫农，又宣布免除三年租赋，体现了农民的愿望和要求，这时，连农村富户的财产也得到保护。因此“乡民德之”，贫农盼望太平军，富户持中立态度，大军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清军烧杀、抢劫，遭到农民抵制和反对，这正表明太平天国运动的反封建性质。由于实施了保护农民利益的正确政策，太平军深受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这是长沙撤围以后农民军队迅速发展壮大并取得空前胜利的重要因素。不过，洪秀全等在城市政策上存在着若干缺失。他们盲目地不加区别地没收居民财产，强征他们入伍。这些过激的城市政策反映了封建社会严重的城乡对立，但不利于革命的发展。
（四）坚持圣库制度
尽管攻克了省城，将士们身居繁华富庶的闹市，又奉命“打先锋”、征收贡物。但他们征集的钱物，并不藏私肥己，而是交归圣库，保持着一切缴获归公的优良传统。圣库设在“长街汪姓
店，凡珍贵之物咸纳焉”(255)，主要是金银、钱、珠宝及其他贵重物资。粮食交到典圣粮入库，其他食品也各有机构收存。太平军刚入城，立即封好所有银库、粮仓及官署，由典圣库、典圣粮分别接收。军营、各馆衙及朝内各官署的日常生活用度，概由库藏支出，基本保持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唯礼拜钱及粮米、油盐一律，皆有定制。……虽虏劫极多，亦毫无加增。若资乏粮尽之时，或减半给，或全不给发。”(256)这种分配无疑是颇具成效的。它禁止了将士敛财，维护了艰苦朴素的军营风气，有助于军纪的严格贯彻。农民军队内部因为平均的艰苦生活加强了团结，官兵同甘共苦，强化了战斗力，并与清军的腐败及内部的严重对立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使太平军不同于其他的农民军队，将士在繁华的武昌城中经受了考验，保持着英雄本色与旺盛斗志，对未来的战争进程产生积极的影响。
就圣库、圣粮馆本身来说，太平天国规定了十分严格的管理制度。收入、支出有专人专职司理，记账造册，以备稽查。每项收入皆出收据，支出需禀报批准，列据领取。圣库、粮馆各成系统，最高机构为总典圣库、总典圣粮，直到各军亦设典圣库、典圣粮。但军帅不能擅自支出，需报总制批准，方可动支。这些制度与规定，在长期实施中不断健全和完善，对杜绝贪污浪费、保障军资供给起了一定作用。
二 武昌城外的战事
（一）太平军单纯防御武昌
攻占武昌之后，太平军消除了两面受敌的态势，凭借坚城、要塞、有效的火力及优势的军队，与向荣相持。
太平军在永安、道州、郴州、永兴等地据守多时，有丰富的城市防御的战术经验。如今实力，决非昔日可以比拟。除了已有坚固的围城防御圈外，1月14日，太平军又构筑了新的近城防线。“于城之东、南、北三方，距城半里许，筑长墙，固守于内。而城上不多设备，仅十数贼居敌楼。又于黄鹄山脊起望楼，高数丈。我兵来攻，两阵相接，贼于望楼中窥见，即以次飞报，乃整众凭城而守。余日未尝登陴也。”(257)可见，太平军防御城池，重点放在对城外制高点、关隘的控制上。
为了更好联络长江两岸，太平军将原来的浮桥拆毁，改建新桥，1月16日竣工，“自对岸晴川阁至汉阳门江岸，以巨缆缚大木，上覆板障，人马来往，履如坦途”(258)。第二天，洪秀全等由这座新桥进入武昌。太平军纵横江面，“罗大纲、石达开往来为游兵”(259)。看来，罗大纲实为水师统帅，负责江防；石达开指挥陆师，策应两岸。攻克武昌时，清军扎营邓家湾一带，距城不及3里。向荣既不敢进攻，又担心太平军集中三镇兵力聚歼所部，疏陈咸丰帝说：
惟该匪船只极多，往来自如。大营兵勇既有长江重湖之阻，又无船只可渡，深为焦急。奴才筹思至再，此刻剿除之法，必得先将贼船、贼桥焚毁，断其往来之路，使贼不能相应。然后设法克复，方可易于得手。(260)
向荣的筹措形同画饼，既然清军没有船只，连渡江都无计可施，何以“先将贼船、贼桥焚毁”？！这位统帅实际上是为他的消极怠战开脱。他曲折地暗示咸丰帝：如果没有强大的水师，就不能完成焚船、焚桥的任务，克复武昌更无指望。因此，皇帝应该耐心，容忍与理解目前前线的消极相持战局。
不言而喻，对于太平军说来，最好的战略应该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向荣主力，而后再议定发展计划。战略重点应放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上。可惜，从洪、杨的军事部署表明，他们又一次贻误了战机，不愿或不敢组织战略会战，没有主动向孤立怯懦的向荣发动迅速、猛烈的包围和进攻。恰恰相反，他们将10万大军消极配置于围城防御圈内，面对3万余清军，竟取单纯防御的守势，使人不禁扼腕喟叹。当初，在永安、道州，犹可说兵力不足，军资不裕，火力不强，部队缺乏进攻能力，洪秀全等须持谨慎，不宜冒险进攻。而今，前线形势剧变，还是机械重复单纯防御战略，不能不是一大失误。向荣开始忐忑不安，心怀鬼胎，一退再退；后来，渐渐安心定神了，因为他发现太平军并无战略围歼和会战的意图，遂在罗家山武装监视，消极观望太平军的动向。
洪、杨防御向荣只须陆师，水师除了护桥及防江之外，尚有颇多的机动力量，即决定对武昌附近的武昌县、黄州一线实施战术机动。三镇军民数十万口，粮食供应就是每天数十万斤，必须开辟粮源，多储军资。据向荣奏称：
该逆三千余人，乘船三四百只，上插五色旗帜，诈称奴才差人赴下游运粮，于十一日（1月19日）到黄州府及武昌县滋扰。该二处离营一百八十余里，本无官兵防守，地方文武早经避开。该逆到后，百姓纷纷迎入，掳得银钱、什物、谷米，用船百余只，于十三（21日）、十四（22日）等日运回省城。黄州有贼二千余人，武昌县有贼千余人分踞。(261)
徐广缙说：这一天，太平军“先入武昌县，后到黄州府，旋仍陆续回省”(262)。1月23日，太平军“率胁从之人往蔡店掳米谷财物”(263)。蔡店在汉江沿岸，汉阳上溯60里。太平军“逼民输谷二千石、钱万缗，满载下行”。《湖北省志》说：“向荣遣兵邀之，杀贼百余，夺钱谷而归。”(264)是时向荣远在长江南岸，根本无法越过大江，何以去汉江邀击太平军粮船，此载显然不可信。徐广缙承认：“蔡店有贼到彼掳粮一次”，(265)并未提向荣邀击之功。
看来，太平军这两次机动目的在于征集粮食、钱财，不具有重大战略意图。蔡店旋征旋撤；不久，黄州及武昌县分据的太平军，亦“均由船陆续折回省城”(266)。
（二）武昌城外之攻防战事
直到1月26日，太平军克城已近半月，向荣看到太平军的消极防御态势，不禁胆气稍作，乘着太平军营盘“火药燃发”，发动了失城后的第一次攻势。
这天，“冰雪更大”，清军向太平军防线滥施炮击。申刻，和春部放火箭射入阴骘阁太平军营内，引起火药燃烧。和春见太平军营盘燃着，“催令兵丁”，直犯太平军阵地。双方枪炮互施，清军攻势受到阻滞。“时朔风凛凛，火势猛烈”，太平军不禁慌乱，无心恋战。向荣令各营“齐出队伍，乘势攻扑”。清军呐喊，冲进太平军营盘。太平军“抵敌不住”，立即后撤。李瑞、秦定三、马龙乘胜“攻打第二座贼营，开放枪炮，抛掷火罐”，又将太平军“了（寮）蓬燃烧”。太平军见头座营盘“被焚败走，亦立脚不住，纷纷弃营乱窜”，清军又攻入这座营盘。向荣下令继续追击，直抵新南门外，遇到太平军纵深兵力的坚强抵抗，攻势受阻。“时已天晚，又因路滑难行”，清军“只得撤队回营”(267)。
1月27日，太平军水营将士修复25日被风吹断的浮桥，“复缚木为浮桥，更多系大铁锚，重三四十斤者，抛江中。视前益稳固，虽大风浪不能动”(268)。水营造桥技艺日渐精进，由船只连环而巨缆横缚大木，现又多系重锚。将士们在斗争中发挥聪明才智，在严寒朔风的威胁下，保持着长江两岸交通线的畅通。
洪、杨见向荣重兵逼近新南门，立即大力充实这一地段的防御力量。翼王石达开任前敌指挥，率众出大东门，与清兵苦战。(269)他命令将士在“长春观以外，筑有长墙深濠”，内有兵营五六座；“新南门外沿城一带，俱筑有土城”，扎有兵营4座，均与城上太平军相应，“大炮极多，防备甚紧”(270)。看来，太平军以长春观与新南门外的土城为犄角，前沿筑墙濠以为路障与屏蔽，切断清军进攻线，营盘扎在墙后。城上守军安置多门大炮，俯射清军，封锁前沿交通线，支援城外部队，形成立体火力网。武昌东南的坚固防御纵深，使向荣棘手无措。
1月29日，“雨雪稍止”。卯刻，向荣传谕各营准备出队进犯，发现新南门以及双峰山、长春观一带太平军，“往来行走，并持执器械，扛抬大炮，络绎不绝”，也在紧张备战。向荣判断，太平军欲攻清营，决定抢先发动攻势。他“即刻传派广东兵勇，四川、福建官兵，提标三勇，分作三队，从洪山进攻长春观、小龟山一带贼营”。此路由四川提督苏布通阿、总兵马龙、玉山、郭仁布指挥。另一路由总兵和春、秦定三、李瑞指挥，“派湖南、贵州、广西官兵，攻打新南门各贼营”。这两路是主攻方向，兵力当在1．5万人。中路由“副将瞿腾龙，督率都司张国梁等，分督楚兵、捷勇、潮勇，攻打长虹桥贼营”，实施牵制性进攻，兵力七八千人。
石达开动作更加迅猛，立时下令出击，太平军“分路蜂拥而出”，战斗打响。“从辰至巳”，双方展开炮战，“彼此相持”。而后，太平军撤回防线，依恃工事，准备阻滞敌人。向荣以为有机可乘，急令三路兵勇按原计划展开进攻。清军“齐开枪炮，抛掷火罐”，在火力掩护下，逼近太平军防线。太平军早作准备，“于土城内开放枪炮打出，抵死抗拒”。城头上的太平军，“亦用连环大炮轰出，炮子密如骤雨”，立体火力网发挥了强大威力。“广东署守备萨国亮，……抢上上龟山”，被太平军炮击毙命，清军东路渐至不支。太平军以逸待劳，“枪炮愈紧”。向荣自知，“难以攻扑，战至申刻，下令撤队回营”。此役，清军伤亡16名。太平军将士隐蔽在墙濠后狙击清军，没有什么伤亡。(271)
1月30日，向荣移营卓刀泉，“左右临湖，为东路要隘，易于据守”。而且，扎营后，“既可分兵他处，亦可兼顾后路粮道”(272)。看来，向荣在29日进犯受挫之后，不敢再言进攻了。他只想“据守”而已。直到2月8日，清军才发动攻势。这位狡诈的悍将，看到清军无力突破太平军的城外防线，收复武昌更是幻想，又担心太平军反攻，切断清军补给线，遂回踞卓刀泉旧垒，城外恢复到1月初的军事态势。
太平军虽获小胜，但战术上被动保守，基本持消极防御态势。因为洪、杨此时已经决定撤离武昌，筹谋新的战略运动，并为此抓紧准备。石达开的任务只是守住防线，掩护撤离的准备工作，无意发动大规模进攻。
陈徽言记载：“二十七日（2月4日），我兵进攻，大获胜仗，歼贼千余，斩伪官八，杀伤者尤众。贼于是震恐，遂有窜志。”(273)证之《向荣奏稿》、《方略》及其他史志，皆付阙如，使人颇生疑窦。这时，有力量进攻，“歼贼千余”者，唯向荣。故而郭廷以据以写道：“（2月4日），提督向荣攻武昌洪山，获胜。”(274)查向荣此时奏稿并未遗佚。在咸丰二年十二月三十日（1853年2月7日）的奏报中，他根本没有提到三天之前的这场歼敌千余的空前大胜。可见，陈徽言所记的战事并非史实。
向荣看出太平军的战略运动的意图，判断太平军“日内必然逃窜”，慌忙采取新的应急对策。1．派苏布通阿、马龙率川兵赴武昌上游，郭仁布率闽兵前往下游，分头防堵，堵截太平军沿江运动。2．在武昌城外发动攻势，牵制太平军，干扰其实施新的战略运动。
2月8日寅刻，向荣分兵四路，向东、南城郊太平军防线大举进犯，“派令广东兵勇由田家园进攻阴骘阁一带贼营；派湖南、贵州官兵，贵勇，由洪山背进攻小龟山一带贼营；派广西官兵、提标五项壮勇，由洪山前进攻长春观一带贼营；派防守长虹桥湖南官兵、捷勇、潮勇，进攻长虹桥一带贼营”。卯刻，各路清军抵达太平军防线前沿。兵力当在1．6万人。表面上，这是一次全线进攻，实际上以和春、秦定三进攻小龟山，瞿腾龙、张国梁进攻长虹桥，这两路兵力较强，应该说是主要进攻方向。
清军刚至前沿，太平军“纷纷鸣角”，出动五六千人，“摇旗蜂拥而出”。向荣下令，“各营官兵壮勇一齐向前，开放枪炮”。双方枪炮相持了两个时辰。巳刻，向荣发现小龟山太平军渐渐不支，“似有慌张之意”，决定派一队清军，“从塘角挨湖边横冲杀入”，实施侧击。小龟山太平军撤回营内，“死力抗拒，负固不出”。向荣以为时机已到，令各总兵发起总攻，但旋被太平军“枪炮纷纷打出”，清军毫无进展。长虹桥太平军，见长春观一线战事激烈，主动分兵增援。张国梁一见有机可乘，向长虹桥猛攻，“乘势攻入贼营，杀贼四十余人，立将土城拆毁十余丈”。太平军英勇堵击，张国梁攻势亦遭阻滞，“战至未刻”，太平军立体火力网大显威力，“枪炮密如骤雨”。清军“势难攻进，当即撤队回营”(275)。
三 太平军撤离武昌
（一）攻克武昌后的双方军事态势
武昌既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也是不宜久据立业的四战之区。在岳州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已经对武昌以后的战略方向提出过不同的设想：北进河南或东进江南。虽然，当时未能作出最后决策，但反映了洪秀全、杨秀清等并不想在武昌久据，欲图实施新的战略发展。因此，太平军占领武昌的第三天，就“使人畀火药局硝磺上船”，这表明太平军不久将要运动。1月31日，太平军“日使胁从人担城中各仓谷米入船”。2月4日，将没收各库银钱，“悉畀之登舟”。次日，“畀铜铁炮入舟”(276)。向荣看到这一迹象，2月7日奏称：
（太平军）于城内掳取官民财物货具极多，均已搬入船内，辎重满载。该逆断不敢舍水就陆。(277)
他判断太平军将由长江水路运动。
看来，1月末，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作出了进军南京的战略决策。接着，抓紧储运军资，为这一大规模战略运动作好物质准备。
1月29日，向荣获悉，太平军“急思逃窜”，“有过年后即走之说”(278)。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元旦是1853年2月4日，洪秀全等已经在1月末确定了撤离武昌的大致时间。
南京战略方向的确定是多种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清军在武昌周围各省的兵力部署态势，对太平军未来进军方向的选择具有直接影响。
1月12日，咸丰帝诏命徐广缙、向荣专办两湖军务；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负责苏、皖、赣三省防务，“仍令于上游扼要堵剿”；琦善同时擢任钦差大臣，防堵河南，阻止太平军北上。咸丰帝向这三位钦差大臣谕示他的战略构想：“该大臣等膺此重任，务宜度地相机，互为声援，或密行札商，约期会剿，三路并进。贼纵狓猖，亦有应接不暇之势。前之被贼牵制者，今即以之制胜。”(279)皇帝指望这三名钦差大臣组织三路会剿，围歼太平军于武昌城下，以扭转被动的战局。
琦善刚出北京，即奉此谕。“唯冀耽延时日，观彼胜败以为进退，遂有请宽时日之奏。”(280)他挨到2月1日，方与陈金绶抵达河南信阳。所部1万余名兵勇陆续入境，分赴豫鄂边界设防。主力集中在南阳（6000人）与信阳、罗山（4000人）；另在光山、商城派驻1300余人，后续之八旗马队、陕甘绿营尚在集结途中。虽然琦善无心去武昌前线参加会剿，但河南防务渐趋充实，“民情均甚安静”(281)。这对太平军北进构成了一定的军事障碍。
徐广缙株守湘阴，直到1月10日启行，13日至岳州，又赖着不走。理由是：岳州是粮台重地，“所关匪细，必有大员镇抚”。咸丰帝获悉武昌失守后，怒斥徐广缙有意迁延。2月13日，徐广缙在岳州行辕，“奉旨拿问进京”(282)。咸丰帝上谕说：
（徐广缙）由梧州抵衡州军营，业已迁延多日。……长沙……解围后，徐广缙始抵长沙省城。而逆匪已乘虚复陷岳州，长驱北窜，直扑武昌。徐广缙调度失机，罪已难逭。……叠经严谕，令其督兵兼程赴援。及借词土匪牵制，耽延不进，至今株守岳州，一筹莫展。……武昌省垣又复沦陷，……仍以防贼回窜为词，竟拟驻扎岳州，所有江面上下游及汉阳北路一带全未筹及。是直以岳郡为藏身之固，拥重兵为自卫之谋，甘心失机，大负委任。……即行拿问，由张亮基派员解刑部治罪。……向荣着即授为钦差大臣，接受关防，赏还提督顶戴，专办军务，所有军营文武，统归节制。(283)
再看陆建瀛。1月3日，他在丰北起程，15日返回南京。接奉上谕后，1月23日，把江苏防务交给了由苏州移驻南京的巡抚杨文定，带3000名兵勇“赴九江上游迎剿”(284)。延至2月9日，陆建瀛才行抵九江。“武汉下游，如黄州、大冶等处，并无一兵堵截。”(285)可见，下游清军江防极为空虚，而且缺乏水师。与太平军相比，清军实力居于明显劣势。这对洪秀全等战略方向的确定，关系颇大。
武昌失守后，荆州将军台涌飞章告急。当时，“荆郡满营官兵只存二千六百名，合小甲、闲散亦三千余名，实不敷分派”。台涌当即截留川兵500名。(286)1月30日，向荣派苏布通阿、马龙率5000余名川兵驻防金口，堵截太平军赴荆之路，上游兵力增达9000人。
徐广缙看到琦善、陆建瀛受命督师，就不管北路与东路防务了，荆州有台涌驻防，也可卸责。他担心襄樊防堵力量。当时，黄陂县双庙驿有总兵吉顺的1700名陕甘兵驻守，“襄阳存城之兵只有二百余名”。罗绕典奉谕，调取滇兵500名赴襄樊添防，兵力显然不足。汉水下游，“自蔡店至汉川，实为荆襄要隘，无兵堵御”，罗绕典咨请台涌将原驻监利的580余名清军移驻汉川。(287)襄樊一路总兵力不过3000人，根本无力堵截太平军，全仗琦善在河南支援。
相形之下，武昌下游清军力量比较单弱。太平军陆师已居压倒优势，水师更纵横江面，如入无人之境。从武昌至南京1800余里江防形同虚设，且处于顺流直下的地势，正是水师广阔的用武之地。江南系全国财赋粮米之宗，宜于解决军资给养问题，当然对领导集团与广大将士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在确定未来进军目标时，无疑会得到更多的考虑与重视。
清朝御史陈庆镛考察了当时敌对双方的军势态势，估计太平军未来的战略运动方向可能是关中或江南。这位御史疏言：
贼匪起自粤西，不过跳梁小丑，乃数月之内穿过湖南，扰入湖北，未受官兵惩创，有轻视天下之心。今既据上游形胜之地，志不在小。遥揣贼势，约有三路，而三路皆宜防堵。其由武昌而趋襄阳一路：襄阳正道，北犯河洛，西折则直指潼关，其间道自襄阳至郧阳，即入陕西之商州，过蓝田直抵西安省城。……陕西全省之兵，业多陆续调遣，贼如猝至，则关中之事不可问。……其下江南一路：长江东下，顺流扬帆。两岸虽云设防，而沿江一带不见兵革已二百余年，金鼓未闻，先惊风鹤。如匪船直下竟抵江宁，则江北之漕运不通，淮阳之盐纲亦废。在南省为切肤之患，在北省为扼吭之忧。加以吴越之间，自有明迄今，赋税重于他省，兑漕折色，积困难苏。使贼人布张伪示，轻减钱粮，小民何知，未有不哄然响应。然而欲由淮阳之间，再行北犯，形格势禁，有所不能矣。其北犯河北为一路：贼匪起自万山，登高履险，是其长技，一入河南，平原旷野，四战用武之地。贼初至必无骑兵，我师但以步兵守险，以所调各省弓兵及索伦劲旅，排整马队，直冲横截，电掣风行，贼匪万不能当此冲突。今者河南重兵，庶几贼不敢犯，然非入关中，即下江南。(288)
奏疏尖锐指出了江南和关中腹地的空虚，揭露了江南阶级矛盾的激化，将会出现农民“哄然响应”太平军的革命热潮。他认为太平军如果由这两路大举进军，清军是无力阻挡的。不过，陈庆镛对北路尚持乐观态度，以为琦善重兵进驻，太平军受到威慑，将不会冒险北上。
如果考虑到太平军强大的水师优势，我们即可得出比陈庆镛更确切的结论。西进关中与北进河南一样，都要求太平军弃水就陆，就会导致水师优势的丧失。这是洪秀全、杨秀清决策时不能不认真考虑的重要因素。
咸丰帝也忧虑下游空虚。2月5日上谕指出：
惟陆建瀛并未征调他省劲旅，所带兵勇不及五千人，九江上游一带兵力单弱，朕心深为悬念。必须豫楚两路大兵，迅往应援，堵截方能严密，三路始可会剿。……若南北两路，各固藩篱，不能迅速应援，则贼匪窥伺东路兵单，势必水陆下窜，两江当冲，设有疏失，亦必掣动全局。向荣……必当通筹合计，一面攻剿武汉贼匪，一面即派提镇大员统兵疾趋，绕出黄州之前，或道士洑尚可扼守，即于彼处堵贼东下。……琦善已抵信阳，即统兵驰赴湖北，并着陈金绶仍遵前旨，由安徽一带抄出贼前迎剿。(289)
皇帝不啻痴人说梦。向荣以劣势之兵在武昌城外一退再退；琦善在河南胆战心惊，防不胜防。他们都担心自身难保，哪会分兵去支援陆建瀛呢？不过，咸丰帝的预警倒颇有根据，太平军果然水陆直下，进军江南。
（二）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关于战略方向的讨论和决策
面对上述军事态势，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对未来战略方向的抉择，可能进行了讨论。据张德坚称，杨秀清在道州盘桓时，就提出进军南京的战略计划。至岳州，赞同杨秀清意见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新组建的水营将士要求更为强烈。可是，还有些领导人雄心勃勃，企图北进河南，逐鹿中原，直接进取清王朝的心脏——北京。这两种意见展开了讨论。
清方在武昌安设坐探密报太平军进军方向说：“武昌、汉阳、汉口各地，贼等以为非可守之地，大众分为三股：一下九江取安徽，一下江西，一犯河南去讫。”(290)他说太平军将分三路运动，可能反映了领导集团内部的不同意见。
《发逆初记》称：“杨秀清出广西全州时，已有窥窜江宁之计，（至武昌）石达开劝令先行入川，再图四扰，杨逆不从。”(291)太平军在全州时张告示，欲扑湘汉，并无南京之说。石达开想入四川的建议，尚待证实。
《盾鼻随闻录》记载：“女贼卞三娘，……向洪逆献计，由襄樊一路直取河南，进据中原心腹。杨秀清觊觎江浙财富之区，欲由长江迳取江宁为巢穴，争论不绝。秀清遂托天父降凡，令其直犯江南。”(292)这个故事难以稽考，也表明了岳州的分歧尚未解决，至武昌又重新提出。
李滨对洪秀全等的决策过程看来作过一番考察，写道：
是时，武昌、汉阳贼以浮桥通往来，编舟船为伪水军。洪秀全等在汉阳，杨秀清等在武昌，凡辎重妇女悉置舟中。贼势偏重江路，或东下九江，或西上荆州，或南返岳州，在在可虑，三江财富尤贼所觊觎，侦卒之报，亦言东下居多。(293)
这表明，在讨论时，主张东下江南者居多。而且，杨秀清等更进一步提出了在南京建都的构想。张汝南指出：“先是贼破武昌，诱致湖广船数千艘，大约谓：‘天王一到小天堂，便要登基，彼时不愿作官者，即与回籍。’……比至江宁，则不守前约，……此辈大失所望。”(294)不过，这则记载还有含糊之处，并未指明南京是小天堂。
如果说，张汝南所记含糊，那么夏燮则十分明确地写道，太平军在武昌时，杨秀清的一位亲戚梁某说：“指日扬帆东下，直趋小天堂。”(295)因此，连在北京的雷以
也得到信息，疏告咸丰帝：“风闻伪示，有定都金陵之语。”(296)这些人从不同的渠道说出了内容相似的消息。
史实表明，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以杨秀清为首，在占领武昌后，就存在着建都南京的意图。可是，还有些领导人不尽同意，因而未能对建都问题形成正式决定。但是，在武昌的战略方向讨论中，大家对进军南京统一了认识，并作出决策，制订了相应的军事计划。
（三）清方前线将帅对太平军战略方向的判断与应对
正如李滨考察所云，清方各地的奏报莫衷一是。台涌、徐广缙认为，太平军将进向荆襄。台涌的情报来自太平军间谍的口供，姓名、时间、进军路线，非常具体，咸丰帝大为紧张。(297)徐广缙则根据兵力态势预测，“唯占踞汉阳及水路之匪势必闻风西窜”，主张“遏其窜往荆襄之路”(298)。陆应谷因琦善人马入境，心定神安，原来恐惧太平军北上的心理为之一变。他向咸丰帝提供了较为客观的情报，“探闻贼在武昌过年后，即分三路东下，水陆并进，直犯安庆、江宁二处，并欲截瓜州水口粮船，招集丰北饥民。现贼约四五万，能打仗者万余。有煤米船数千号，留为江南之用。贼乘坐满江红船，银钱尽在大船，煤米皆在小船”(299)。至于陆建瀛、蒋文庆、张芾、祥厚、杨文定等均一致认为，东路江防空虚，江南当是太平军矛头所向。
向荣最清楚两军力量对比，看到太平军握有战场主动权，可以集中兵力向任何方向进军。他也悉知“逆众有过年后即走之说”。开始时，担心北路兵力单薄，“倘贼北窜，难资抵御”，后接奉上谕，得知琦善率重兵防堵河南，他感到“北路声势亦壮”，但又认为南路沿江单弱，难以阻扼太平军运动。(300)接着，看到太平军将辎重财货搬入船内，即判断，“该逆断不肯舍水就陆”，而且，九江、荆襄及岳州三个方向，均有可能进军。至于“北路一带，虽调有重兵，但未赶到”，也不能忽视。他认为，武汉四面的水陆交通线及邻省内线防御，“俱属空虚”。若太平军“乘虚逃窜，无论奔突何处，官兵前阻大江重湖，无船可渡，即无从措手”。向荣向皇帝预先申明，他无法追堵太平军在任何方向的运动，奏报为日后消极延宕留下一条退路。1月底，他也获悉情报，太平军“有日内由水路逃窜之说，或走江南，或荆州，回窜长沙，均未可定”。他表示，“我兵无船，难从水面拦头”，只能让太平军所向披靡。(301)
虽然封疆大吏奏报时不免夸大敌情，警策咸丰帝关切其所在省域的防堵。同时，太平军往往散布虚假情报，声东击西，掩护真实的战略方向。但是，不能否认，清方情报的混乱也曲折地反映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在战略方向上的歧见。直到太平军撤离武昌前一天，向荣还命令吉顺作两手准备：“如该逆往上游，即赶紧收复汉阳；……如贼往下游逃窜，即督率官兵紧跟贼踪，奋力追击。”(302)总之，清军对太平军进军方向把握不定，把有限的兵力分散在各路设防。将帅大臣们又各顾藩篱，不相为谋，苟安于封圻之内，造成了下游江防的严重劣势无法挽回。咸丰帝一再严饬琦善、向荣分兵增援陆建瀛，无非道道具文。现在正是太平军实施进军江南战略计划的宝贵时机。
（四）太平军顺利撤出武汉
2月3日，是天历壬子二年除夕。天国军民，兴高采烈。文武俱到各王府庆贺。“城内爆竹如雷，街巷地上爆竹纸厚至寸许。”每营分配猪一头，钱数贯，欢度新年。(303)“作乐演剧，论功行赏，差等井井有条。”(304)广大军民热烈庆祝军兴以来的辉煌战绩。全军将士斗志昂扬、满怀信心地准备夺取新的胜利。
除了典圣粮已经储运的大量粮秣外，2月6日，太平军中又传令：“各营备一月粮，锄锹四具”(305)，为新的战略运动进一步作好物质准备。
2月8日，太平军英勇击退了向荣的干扰与进犯。城内将士、家属“治装登舟”。女营首先“纷纷捆载出城”，“驱火巷女馆妇女概行登舟”(306)。而后，太平军设施战术诡诈，“徐徐退出武昌，乘船二千余号，下令逆流剿取四川。舟行三十里，脱［突］又传令将船头掉转，顺流九江去讫”(307)。同时，向荣又连续接到情报，太平军“从上游走荆州，并分股回窜长沙”。再探，“贼船二百余只，驶至上游离汉阳三十里之转口地方，随后尚有贼船陆续扬帆而上”。向荣果然游移不定，令苏布通阿在金口“留心侦探”，准备追击。又“飞调防守常德之总兵音德布，管带黔兵千余名，即刻赶往荆州”，力保上游。但向荣还担心太平军“声东击西，难保无支离我兵，故作逃窜之计”。他在2月9日，“派令总兵玉山、参将刘开泰管带广东兵勇二千一百余名，驰往下游道士洑”，增援该处江防。(308)
萧盛远指责向荣说：“随闻逆匪定于正月初三日（2月10日）全股东窜，水陆齐下，自应赶紧派兵堵御，拦头截剿，乃毫不布置。”(309)其实，向荣老谋奸诈，不敢冒险拦截。他尽量不分散自己的兵力，在武昌城外观望。只待太平军运动方向明朗之后，实施比较安全的尾追，既可向咸丰帝交差，又能保存自己的实力。
2月9日上午，诸王、文武官员至天王府，向洪秀全辞行。之后，至“东王府会齐”，由杨秀清指挥，“以次出城”(310)。午后，“伪王俱上船”，撤离武昌。(311)“须臾”，洪秀全“乘黄氈轿启行，其后有肩舆百余乘”。天王登舟后，“城外各营贼皆由浮桥过汉口”，为北岸后卫军。“唯东门外有贼千余抗拒我兵”(312)，是抵御向荣、掩护撤离的南岸后卫力量。
李秀成说：将士“具［俱］是水旱并行。……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带陆路之兵，东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秦日纲），以及罗大纲、赖汉英等带领水军”(313)。据张德坚情报，吉文元、朱锡琨、黄益芸等也统率陆师。(314)薄暮，南岸御敌部队开始渡江。半渡后，“即传令焚浮桥。”(315)由此可见，太平军的进军序列大致是：胡以晃是陆师统帅，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黄益芸等为主要将领，全部在北岸沿江东进。石达开为水师前卫军统帅，罗大纲、赖汉英为先锋军主要将领。秦日纲是天官丞相，应该护卫总部，韦昌辉则为后卫军统帅。
2月9日晚，太平军已经基本撤出武昌。城内留有数百名刀牌手维持秩序，组织掉队人员撤离。任务完成后，刀牌手举火为号，示意北岸，全军胜利撤出。向荣看到“城内火起，犹不进兵”，致使太平军“从容行走，长驱直下”(316)。直到10日凌晨（9日夜五鼓），清军方才奉令出队。其时，城外太平军营盘及武昌城，已经一撤而空。向荣未经一仗，占据空营，但他吹嘘，“杀毙贼匪不少”(317)。清军在城下，不知虚实，还不敢入城。潮勇侦知城中已空，奉向荣令，“先行入城，焚烧房屋，抢掠奸淫，无所不至”(318)。当时，未随太平军撤离的居民“甚伙”，俱遭浩劫。(319)向荣在奏报中颠倒黑白，栽脏于太平军，说民房被烧毁，居民“积尸横路”，是太平军所为，以此掩盖潮勇的滔天罪行。(320)
太平军先锋师船200余只，于2月9日夜，“已驶下离省六十里之阳逻地方”，总部师船，“已驶至汉（口）镇下湾泊”，后卫师船在汉阳江面停泊。清军缺乏水师船只，无法在水上追堵。向荣即“派令总兵和春、李瑞、秦定三，统带楚黔官兵，先由南岸沿江追击”，于2月10日起程，他自己随军“相机督办”。留瞿腾龙管带楚滇兵1500名，守卫武昌。令严正基由岳州粮台速赴武昌，处置善后事宜。同时，向荣又筹措下游堵御，“飞咨钦差大臣琦善，派拨官兵，绕出江南上游，会同围剿；并咨陆建瀛、张芾迅带师船，从江中拦头兜剿；及照会总兵玉山、参将刘开泰管带广东兵勇，限以五日，赶到九江，会同堵剿”(321)。看来，向荣的战略构想是，由琦善、陆建瀛、张芾、玉山等，纷至九江堵截，他率军尾追，在九江一线组织会战，扼阻太平军东进。
至此，洪秀全、杨秀清经过精心筹划与组织，仅费时两天，即将20万将士、家属安全撤离武昌。在这一重大战略转变中，没有发生大的战事。太平军秩序井然，行动迅疾，充分利用了水上优势。这表明，洪、杨在运动战的指挥与组织能力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与提高；太平军的运动战术在原来突围转移和短程运动的基础上，也有了长足进展和完善。家属、辎重的转移，历来是运动战中的两大困难，而今，太平军依靠水师和船只，顺利解决了困难。有人描绘太平军的运动声势时，写道：“其由武汉下江南也，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行则帆如叠雪，住则樯若丛芦。炮声遥震，沿江州邑，……莫不望风披靡。”(322)水师船只为东进江南的宏大战略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手段。
（五）太平军东下江南决策的评议
对太平军东下江南的战略决策，简又文提出非议，以为是“下策”。他在评述这一决策时，写道：
太平军舍北趋东之策，在我们今日视之，固是下策。何则？盖是时北方豫、冀、京畿一带清军防御固虚空之极。……河南……所集乌合之众仅万人，战斗力弱，不堪一击。苟太平军当日乘战必胜攻必克之威势，率数十万新得之众，……急进中原，大张鞑伐；既入豫、冀，……则北方志士至少有数十万人闻风景从，或随地响应。然后以百万民军长驱北进，当可不遇顽强的抵抗而恢复神京，不难更攻入满洲，直捣黄龙。……纵于此时不能指挥全军北上，亦当分军两路，同时北取中原，东下江南，则亦可操必胜之券。乃不此之图而全师东指，遂陷于两大错误：一则江南繁荣富庶之区，与淫逸奢华之习，使起义之辈享受物质的福乐过早，由满足与纵恣而勇气与壮志渐被销磨，更由此而致内部分化；二则移兵东向，实予清廷以长久的时间，使得充分调集与准备抵拒之力量，甚至令反革命者训练新军（湘军水陆师），故后来虽屡有北伐军由金陵出发，但已是太迟了。……是故决策东下之举，是太平天国终归失败之又一重大原因也。(323)
这种看法未免过于乐观。因为它忽视了敌对双方力量对比中的若干重要因素，过高估计了太平军的现实力量，同时低估了清朝与整个地主阶级的战略力量。从政治上看，简又文认为这是一场兴汉倒满的民族革命，以为汉族地主——所谓北方志士数十万人——会闻风响应。他把满汉民族矛盾看作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断言这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原因。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这场战争是一次农民革命，是由于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激化而爆发的。汉族地主势必坚定地站在清朝一边。不言而喻，清朝的危亡使地主阶级惶恐不安，必然要作垂死挣扎，与农民军队为敌。可以肯定，当太平军进入北方时，南方曾国藩之流的地主官僚决不会袖手旁观，湘、淮军式的地主武装亦不能担保不会出笼。这一时期，还未发现有大批汉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参加太平军的事，显示民族矛盾并非主要矛盾。简又文曲解了社会主要矛盾，认为汉族地主能与农民联合起来，推翻清朝统治，显然是唯心的阶级估量。从战略力量上看，太平军号称数十万，战士不过10万人，能征惯战的老将士只有二三万人，在前线居于优势。因而太平军有力量突破琦善防堵，向中原挺进。可是，就全局比较，太平军没有战略后方，也缺乏运动与补给基地，与控制全国人力物力的清朝相比，太平军仍居于劣势。一旦进攻清朝巢穴，各地清军必将倾力勤王，渐次集结京师。而且，清军的有生力量一直未遭重大歼灭，其能战官兵日渐增加，战略优势将逐步转化为前线的力量，对太平军不能不构成重大威胁。再说，太平军从益阳而岳州、而武汉，清军追堵两难，关键原因在于太平军组建了日渐壮大的水师，在江湖河网地区运动作战灵活自如，形成了力量对比上的一大优势。如果太平军仍在南方诸省活动，便可依恃与扩大这一优势，继续取得丰硕战果。设想全军北进，无异自行放弃了这一优势，与清军在中原平旷战场逐鹿，不能保证稳操胜券。太平军很有可能在北京城下攻坚拒援，陷入两面作战的态势，不一定能取得武昌、南京的胜利，也许导致桂林、长沙的结局。必须强调指出，由于无水师可恃，太平军老弱妇孺及辎重必须在陆路辗转，运动速度缓慢，军资补给维艰，中途必欲攻坚，以休整补给。清军则有时间集结追堵，形成相持战局。毫无疑问，北进中原可以吸收大批新战士，问题是数十万人的粮食衣物的供应不易筹措。后来北伐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无法解决补给困难。简又文只看到兵力补给，忽视了物质因素，不能认为是客观和全面的论证。因此，他提出的北进战略构想实质上存在严重的军事冒险主义倾向。无论在政治和军事上，这一构想都孕育着可能导致失败的契机。我们认为，实现“恢复神京”，“攻入满洲，直捣黄龙”的战略目标，不经过若干次重大战略决战的胜利，而指望一蹴而就，不啻是一种美好的幻想。简又文也承认，“故先取江南以为根本，积极训练新军，而后以东南之物力、财力、人力——全力北伐，自是当时所能见得到的稳健政策也。至后来腐化、分化，及予敌人布防的机会等等恶果，则当时的局中人又岂能高瞻远瞩而预料及此耶？”(324)我们同意简又文认为东进江南是稳健政策的看法，可是我们不赞成简又文把占领南京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所犯的种种错误与进军南京的正确战略混为一谈，甚至肯定二者并不存在的因果关系。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因为占领南京后，领导集团完全可以继续采取正确的战略和政策，也有可能保持往昔的团结一致，逐步歼灭清军，稳健地实施战略发展，以夺取全国胜利。可见，洪、杨对未来可以有两种选择，并非一定要选择失败的道路。简又文实质上持某种宿命论的观点，把领导集团的腐化分裂完全归结为江南的繁华及民风，以为北进就可以避免这些错误，显然是不公允的。当年李自成不就是在北方腐化分裂，为敌所乘，遭到失败的吗！
我们认为，太平军东进江南的战略决策是当时切实可行的正确选择；全军北进并不是什么“上策”，而是可能导致失败的冒险抉择。
(1) 《续修宁乡县志》（同治六年），卷23，兵防。
(2) 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65。
(3) 李滨《中兴别记》卷4，《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页62。
(4) 《宁乡县志》（民国三十年），故事编（六），兵备录（上）。
(5) 《徐广缙奏》，《方略》卷19，页4—5。
(6) 《续修宁乡县志》（同治六年），卷23，兵防。
(7) 李滨《中兴别记》卷4，《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页62。
(8)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7。
(9) 李滨《中兴别记》卷4，《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页62。
(10) 《徐广缙奏》，《方略》卷19，页4—5。
(11) 《益阳县志》（同治十三年），卷11，武备。
(12) 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65。
(13) 《益阳县志》（同治十三年），卷11，武备。
(14) 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65。
(15) 李汝昭《镜山野史》，《太平天国》（三），页5。
(16) 《益阳县志》（同治十三年），卷11，武备。
(17) 《徐广缙奏》，《方略》卷19，页4—5。
(18)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5，《太平天国》（三），页141。
(19) 《徐广缙奏》，《方略》卷19，页4—5。
(20) 《徐广缙奏》，《方略》卷19，页4—5。
(21) 《益阳县志》（同治十三年），卷11，武备。
(22) 《湖南通志》（光绪十一年）卷89，页2007。
(23) 《益阳县志》（同治十三年），卷11，武备。
(24)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7。
(25) 《徐广缙奏》，《方略》卷19，页4—5。
(26)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485。
(27) 李滨《中兴别记》卷4，《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页62。
(28) 《巴陵县志》（同治十一年），卷10，兵事。
(29) 张曜孙《楚寇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72。
(30) 《巴陵县志》（同治十一年），卷10，兵事。
(31) 李滨《中兴别记》卷4，《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页59。
(32) 张曜孙《楚寇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72。
(33) 《巴陵县志》（同治十一年），卷10，兵事。
(34) 《巴陵县志》（光绪十二年），卷21，兵事（下）。
(35) 张曜孙《楚寇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72。
(36)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8。
(37) 《续修宁乡县志》（同治六年），卷23，兵防。
(38) 《江忠烈公行状》，《江忠烈公遗集·附录》（上），页15。
(39)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7。
(40) 《徐广缙奏》，《方略》卷19，页18。
(41) 《益阳县志》（同治十三年），卷11，武备。
(42) 《益阳县志》（同治十三年），卷11，武备。
(43) 《益阳县志》（同治十三年），卷11，武备。
(44)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7。
(45) 《徐广缙奏》，《方略》卷19，页19。
(46) 《常大淳奏》，《方略》卷19，页7。
(47) 张曜孙《楚寇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72。
(48) 《湘阴县图志》（光绪六年），卷28，兵事志。
(49) 《徐广缙奏》，《方略》卷19，页20。
(50) 《湘阴县图志》（光绪六年），卷28，兵事志。
(51) 《巴陵县志》（同治十一年），卷10，兵事。
(52) 《徐广缙奏》，《方略》卷19，页25—26。
(53) 张曜孙《楚寇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72。
(54) 《湘阴县图志》（光绪六年），卷28，兵事志。
(55) 《徐广缙奏》，《方略》卷19，页20。
(56) 《徐广缙奏》，《方略》卷19，页25。
(57) 张曜孙《楚寇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72。
(58) 《阿克东阿供》，军录，革·太，号567—19。
(59) 《徐广缙奏》，《方略》卷19，页25。
(60) 《徐广缙奏》，《方略》卷19，页25。
(61) 《阿克东阿供》，军录，革·太，号567—19。
(62) 《徐广缙奏》，《方略》卷19，页25。
(63) 《刑部奏》，军录，革·太，号567—23。
(64) 《徐广缙奏》，《方略》卷19，页25。
(65) 《常大淳奏》，《方略》卷19，页9—10。
(66)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438。
(67) 《刑部奏》，军录，革·太，号567—23；《张亮基片》，军录，革·太，号567—21。
(68)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2，《太平天国》（三），页69。
(69) 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66。
(70) 李汝昭《镜山野史》，《太平天国》（三），页5。
(71) 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66。
(72) 《常大淳奏》，《方略》卷20，页3。
(73) 《常大淳奏》，《方略》卷16，页23。
(74) 《咸丰上谕》（咸丰二年秋），军机处剿捕档。
(75) 《祥厚奏》，军录，革·太，号588—6。
(76) 《上谕徐广缙等》，《方略》卷19，页29。
(77) 《徐广缙奏》，《方略》卷19，页26。
(78) 《常大淳奏》，《方略》卷20，页1。
(79) 《吴振棫奏》，朱折，革·太，号217—5。
(80) 《上谕徐广缙等》，《方略》卷19，页21。
(81) 《徐广缙奏》，《方略》卷19，页26。
(82) 《常大淳奏》，《方略》卷19，页10。
(83)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67。
(84)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84。
(85)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8。
(86) 《常大淳奏》，《方略》卷19，页10。
(87) 《常大淳奏》，《方略》卷19，页28。
(88) 《徐广缙奏》，《方略》卷20，页25。
(89) 《巴陵县志》（光绪十二年），卷21，兵事下。
(90) 《徐广缙奏》，《方略》卷20，页25。
(91) 《常大淳奏》，《方略》卷19，页27。
(92)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84。
(93) 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卷1，《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一），页11。
(94) 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上）一，页108。
(95)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8。
(96) 《临湘县志》（同治十一年），卷8，兵事。
(97) 《蒲圻县志》（同治五年）卷6，页4。
(98) 《徐广缙奏》，《方略》卷20，页26—27。
(99) 《常大淳奏》，《方略》卷19，页27。
(100) 《蒲圻县志》（同治五年）卷7，页8。
(101) 《蒲圻县志》（同治五年）卷3，页10。
(102)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8。
(103) 《咸宁县志》（光绪八年）卷8，页7—8。
(104)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86。
(105) 《常大淳奏》，《方略》卷20，页1。
(106) 《常大淳奏》，《方略》卷19，页27—28。
(107) 李滨《中兴别记》卷4，《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页64。
(108)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8。
(109)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68。
(110) 吴嘉宾《武昌纪事·序》，《太平天国》（四），页579。
(111)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441。
(112)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81。
(113) 《湖北省志》（民国十年）卷13，页543。
(114)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68。
(115) 魏子安《咄咄录》，南京大学历史系藏缩微胶卷。
(116) 《夏口县志》（民国九年）卷8，页4。
(117)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68。
(118) 《夏口县志》（民国九年）卷8，页4。
(119)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8；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87。
(120)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68。
(121) 《常大淳片》，《方略》卷20，页2—3。
(122)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86。
(123) 李滨《中兴别记》卷4，《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页64。
(124) 《湖北省志》（民国十年）卷13，页542。
(125)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70。
(126) 《湖北省志》（民国十年）卷25，页831。
(127) 《湖北省志》（民国十年）卷6，页341。
(128) 《湖北省志》（民国十年）卷6，页341—343。
(129) 《湖北省志》（民国十年）卷35，页1061。
(130) 《程矞采奏》，《方略》卷13，页14。
(131)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83—585。
(132) 《鄂城纪事诗》，《太平天国资料》，页33。
(133)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68。
(134)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85。
(135) 《庆霖片》，朱折，革·太，号74—6。
(136) 张曜孙《楚寇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72。
(137)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84。
(138) 张曜孙《楚寇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72。
(139)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8。
(140) 《鄂城纪事诗》，《太平天国资料》，页32。
(141)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87。
(142) 佚名《平贼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11；张德坚《贼情汇纂》卷2，《太平天国》（三），页69。
(143) 萧盛远《粤寇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8。
(144)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5，《太平天国》（三），页141。
(145) 《上谕徐广缙等》，《方略》卷20，页29。
(146) 《上谕内阁》，《方略》卷20，页36。
(147) 《上谕徐广缙等》，《方略》卷20，页29。
(148) 《上谕陆建瀛等》，《方略》卷20，页30。
(149) 《上谕徐广缙等》，《方略》卷20，页35。
(150) 《徐广缙供》，军录，革·太，号567—6。
(151) 李滨《中兴别记》卷4，《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页65。
(152)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8。
(153)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69。
(154)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87。
(155)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69。
(156)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87。
(157) 《鄂城纪事诗》，《太平天国资料》，页33。
(158)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444—445。
(159)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87。
(160) 《鄂城纪事诗》，《太平天国资料》，页33。
(161)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87。
(162) 《鄂城纪事诗》，《太平天国资料》，页33。
(163)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87。
(164) 《鄂城纪事诗》，《太平天国资料》，页33。
(165)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87。
(166)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87。
(167)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87。
(168) 《徐广缙奏》，《方略》卷21，页20。
(169)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84。
(170) 《徐广缙奏》，《方略》卷21，页34。
(171)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8—29。
(172) 《湖北省志》（民国十年）卷10，页457。
(173) 《湖北省志》（民国十年）卷35，页1061。
(174) 周振钧《分事杂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13。
(175)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页16。
(176)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88。
(177)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9。
(178)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89。
(179)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88—589。
(180) 《徐广缙奏》，《方略》卷21，页34。
(181)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9。
(182)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页16。
(183)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9。
(184) 《湖北省志》（民国十年）卷6，页341。
(185)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9。
(186)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70。
(187)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89—590。
(188)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9。
(189)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70。
(190)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9。
(191)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70。
(192)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0。
(193)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页16—17。
(194)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0。
(195)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9。
(196)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70。
(197)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页17。
(198)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9。
(199)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70。
(200)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0。
(201)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70。
(202)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卷1，《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一），页12。
(203) 《湖北省志》（民国十年）卷71，页2。
(204)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70—571。
(205) 《庆霖片》，朱折，革·太，号74—6。
(206)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30。
(207)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71。
(208)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30。
(209)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0。
(210)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602。
(211) 周振钧《分事杂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13。
(212)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602。
(213)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2，《太平天国》（三），页52—61。
(214) 李汝昭《镜山野史》，《太平天国》（三），页5—6。
(215)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71。
(216)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9。
(217)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0。
(218)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0。
(219)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71。
(220) 《庆霖片》，朱折，革·太，号74—6。
(221)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0。
(222)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71。
(223)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0。
(224) 《庆霖片》，朱折，革·太，号74—6。
(225)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2，《太平天国》（三），页52。
(226) 《鄂城纪事诗》，《太平天国资料》，页34。
(227)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71。
(228)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2。
(229) 《太平军攻克武昌探报》，《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359。
(230)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71。
(231) 《鄂城纪事诗》，《太平天国资料》，页35。
(232) 《太平军攻克武昌探报》，《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359。
(233)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74。
(234)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9。
(235) 李汝昭《镜山野史》，《太平天国》（三），页6。
(236) 吴嘉宾《武昌纪事·序》，《太平天国》（四），页579。
(237) 《上谕内阁》，《方略》卷22，页9。
(238)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29—30。
(239) 《鄂城纪事诗》，《太平天国资料》，页35。
(240)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3。
(241)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3。
(242)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3。
(243) 《鄂城纪事诗》，《太平天国资料》，页36。
(244) 《鄂城纪事诗》，《太平天国资料》，页36。
(245)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6。
(246)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4。
(247)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72。
(248)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7。
(249) 周振钧《分事杂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13。
(250)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2。
(251) 《太平军攻克武昌探报》，《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360。
(252) 《鄂城纪事诗》，《太平天国资料》，页35—36。
(253)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4—595。
(254)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0，《太平天国》（三），页271—272。
(255)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3。
(256)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0，《太平天国》（三），页277—278。
(257)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3。
(258)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4。
(259) 《湖北省志》（民国十年）卷71，页3。
(260)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页18。
(261)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页17。
(262) 《徐广缙奏》，军录，革·太，号569—1。
(263)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6。
(264) 《湖北省志》（民国十年）卷71，页3。
(265) 《徐广缙奏》，军录，革·太，号569—1。
(266)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页28。
(267)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页17—18。
(268)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6。
(269)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太平天国》（三），页48。
(270)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页25—26。
(271)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页25。
(272)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页25。
(273)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7。
(274)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页207。
(275)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页31。
(276)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3—597。
(277)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页26。
(278)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页19。
(279) 《上谕徐广缙等》，《方略》卷21，页13—14。
(280) 李滨《中兴别记》卷5，《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页71。
(281) 《琦善奏》，《方略》卷23，页19—20。
(282) 《徐广缙供》，军录，革·太，号567—6。
(283) 《上谕内阁》，《方略》卷22，页27—29。
(284) 《杨文定奏》，《方略》卷23，页17。
(285) 《张芾奏》，《方略》卷22，页9—10。
(286) 《台涌奏》，《方略》卷22，页14—15。
(287) 《罗绕典奏》，《方略》卷24，页17。
(288) 戴均衡《草茅一得》（上），《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372。
(289) 《上谕向荣等》，《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页20—21。
(290) 《太平军攻克武昌探报》，《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360。
(291) 明心道人《发逆初记》，《太平天国》（四），页458。
(292) 汪堃《盾鼻随闻录》，《太平天国》（四），页367。
(293) 李滨《中兴别记》卷5，《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页72。
(294)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四），页699。
(295) 夏燮《粤氛纪事》卷3，页3。
(296) 《清史稿·列传》，卷53，雷以传。
(297) 《台涌奏》，《方略》卷22，页14—15。
(298) 《徐广缙奏》，《方略》卷21，页35。
(299) 《陆应谷奏》，《方略》卷23，页33。
(300)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页19。
(301)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页26—29。
(302)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页32。
(303)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7。
(304) 《太平军攻克武昌探报》，《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360。
(305)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7。
(306)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8。
(307) 《太平军攻克武昌探报》，《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360。
(308)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页31、32。
(309)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30。
(310)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8。
(311) 《鄂城纪事诗》，《太平天国资料》，页41。
(312)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8。
(313)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485—486。
(314)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1，《太平天国》（三），页53—54。
(315) 陈徽言《武昌纪事》，《太平天国》（四），页598。
(316) 萧盛远《粤匪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30—31。
(317)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页32。
(318) 《张大司马奏稿·两湖稿》，页11。
(319) 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天国》（四），页572。
(320)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页32。
(321) 《向荣奏稿》卷1，《太平天国》（七），页33。
(322)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5，《太平天国》（三），页141—142。
(323)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464—465。
(324)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页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