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前言
十分感谢南京大学学科建设领导小组的支持，《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特色研究方向的建设》被列入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项目，太平天国史就是其中的传统特色方向，属重点支持的研究领域。经申报、论证和评估，《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四卷）被南京大学出版社立项出版。这项历经20余载的浩繁而艰难的学术工程终于有了令人满意的结果。面对案头融注笔者多年心血的卷卷厚重文稿，回首治学往事，记忆犹新，不胜感怀。
我与太平天国史结缘，早在1960年代。当时，我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学生，太平天国史因其农民战争的革命性质属于史学的热门领域，诸多专家投注精力研究太史，时称显学。年轻学子因趋时入世的社会心理之驱策，自然关注太平天国史。南京大学历史系源远流长，上溯两江师范国史科，近世则由中央大学历史系、边疆政治系与金陵大学历史系在解放后合并组建，京派学风世代传承，蜚声海内外史坛。就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而言，中大郭廷以、金大陈恭禄均为民国时期学界大师，太平天国史研究则是二位教授的强项。1960年代，罗尔纲先生常居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从事太史资料发掘、搜集和编纂工作，并撰写大量著述，而且在南大兼任教授，陈恭禄、茅家琦二位先生专攻太史，南大历史系渐成太史研究重镇。同时，南京为太平天国都城，天王府宫殿、各府衙遗址、古城内外战场……构成天国的历史画卷。凡此种种，都成为我关注太史的多元动因。因此，我开始系统接触和阅读有关太史的著述和资料，关心研究动态，形成粗浅的认知。1964年，戚本禹发表一篇全盘否定李秀成的大批判文章，把学界一致肯定的太平天国后期的杰出军事统帅描述成农民革命的叛徒，罗尔纲等一大批肯定李秀成的史家则被定性为宣扬叛徒哲学的反动文人。此文一出，史界哗然，一度兴起反戚风潮。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戚文遂成经典性的大批判文章。太平天国史则成了“文革”的重灾区，甚至被塞入儒法斗争的政治框架，历史真相被政治扭曲，历史人物被涂抹上路线斗争的脸谱，影射当代的现实人物和事件。作为年轻的学人，我们深感茫然，不知所从，也不知史学会导向何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解放，人心向学，学术振兴。太平天国史率先拨乱反正。1979年夏，南京大学历史系出面在南京举办首届太平天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太史专家聚首金陵，共襄盛举。之后，太史研究复归繁荣，播及海内外。本人躬逢其盛，于1979年秋考入南大历史系，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太平天国史，导师茅家琦先生。至此，阔别南大已经11年矣。1981年12月，论文答辩，授硕士学位，即留校执教，遂与太史终生结缘，迄今已有22年。
就在1979年，茅家琦先生提出撰写大型的多卷本的太平天国战争史。因为太平天国是武装的农民运动，其兴衰存亡取决于武装斗争的胜负。太平天国史的主体就是农民战争史。为因应这一构想，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确定为《太平天国初期战史研究》，时程为从金田起义到攻克南京，涵盖太平军初期之战略方向辨析、战略指挥演变和战术特征分析，资料则以清宫中和军机处档案为主体。期间，奉师命撰写《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一卷《太平军兴》。这样，把撰写学位论文和书稿结合起来，前者从历史学和军事学的跨学科视角，考察和探究太平天国军兴时期的基本军事规律、特征和利弊得失，重在考论；后者则以时间和战场为经纬，运用档案等第一手史料，论述战史，客观再现太平天国军兴时期的战争历程，对主要战事、转移、运动等军事活动，展开翔实考证和陈述，并从军事学视角加以评判，凸显战史研究的学理分析。二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1982年秋，我完成了《太平军兴》卷，近60万字，达成预期撰写目标。
1983年春，茅家琦先生再将第三卷的撰稿任务交付于我。这是我较少用功的时段，内容是天京事变后的太平天国战略退却、局部反攻与艰苦相持的战争进程，直到东征苏南。与军兴时期相比，太平军由单一战场转向多战区作战，天京战区又分江北、江南战场，上游则有湖北、江西、皖北、皖南，下游涉及镇江、扬州，战区、战场之间互动频繁，每遇重大军事行动则是跨战区的战事，必须专列章节考察论述。因此，头绪纷繁，战况复杂，资料丰富，难以厘清。面对挑战，唯有知难而进，缜密思索，理性分析，一年多之间，构建了初步论述框架，搜集阅读了主要史料，尤其是档案资料。同时，先后有年轻学者陈蕴茜、戴莹琮加入，承担石达开出走后的战史研究，王明前承担二破江南大营和东征苏南的战史研究，主体部分仍由我撰稿。1985年夏，《战略相持》卷终于完稿，凡60余万字。
之后，茅先生又嘱我负责第二卷的撰写工作，立即组建队伍，分头撰稿。第二卷《战略扩展》涵括北伐、西征和宁镇扬战区防卫战，由我主持，并承担宁镇扬战区战史研究，张德顺承担北伐战史研究，严安林承担西征战史研究，最后由我负责修改、统稿与定稿。第四卷《天国覆亡》始初由我主持，并承担太平军余部战史研究，陈蕴茜承担苏南防卫战研究，夏泉承担浙江战区战史研究，叶青承担天京上游战史研究，项文惠承担安庆保卫战研究。后来陈蕴茜参与主编本卷。1990年秋，第二、四卷终于完稿。历时11年的艰辛，《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四卷基本完成，凡200余万字。根据茅家琦先生提议，由我担任全书主编，对全部书稿再作修订，二次统稿。1991年秋，花费近年时间，完成此项工作。
期间，茅家琦先生主持了国家教委七五教材《太平天国通史》项目，我又承担了一半的撰稿任务。由于具有战史研究的坚实基础，撰写《通史》的难度显然比《战史》小。遵师嘱，我拟订了《通史》撰写大纲，由茅先生组织队伍。这是我在主编《战史》后又一次承担大型史学研究项目的主要编撰工作，而且有先生把关，进展比《战史》顺畅。《通史》的主体部分仍是战史，但必须简炼化约，凸显重点，不能翔实考证和深入分析具体战区、战场、战事，只能在宏观和中观层次上展开学理分析。同时，对天国政治、经济、外交、宗教、文化及社会生活等层面的演变应当专门分析论述。大体而言，战史约占全书四成。最后的结束语由我撰写，旨在总体评价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功绩、影响，探讨运动失败的复杂动因。各位作者交稿后，我负责统稿，再经由先生定稿。历时三年，于1991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三卷，130万字，我撰稿约50万字。这是1990年代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学术界反响强烈，体现了江苏和南京大学太平天国史学界的研究水平。1994年获江苏省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6年获国家教委第三届优秀教材一等奖，得到史学界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我们多年辛勤劳动的嘉许。
《通史》的成功使我们增强了信心，获取了新的动力。针对《通史》的经验和缺失，我们重新审视《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的全部文稿，并再次修订。由于担任历史系的行政工作，同时转向当代台湾问题的教学和研究，战线拉长，领域扩展，难于抽出整块时间修订文稿，因而时断时续，已经没有往昔的效率和速度。原来的作者大多离开南大，群体力量严重削弱，只能尽心尽力，循序渐进，时间拉得很长。1999年夏，南京大学被列为全国首批重点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的高校，学校号召要推出一批标志性的学术成果。《太平天国战争全史》被甄选立项。消息传来，不胜欣慰。我们立即抓紧文稿的“齐、清、定”工作，李永刚、曹大臣、闫天灵、檀江林等同志参与其间，付出辛劳，在此深表谢忱。责任编辑杨金荣博士出身科班，资深编辑莫永明研究员经验丰富，全力以赴，高度认真负责。没有他们的专业性指导和帮助，《战史》必将逊色许多。
近几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处于低谷时段，与十年前相比，显得冷寂落寞。老一辈的专家大多离退，中青年学者力量单薄，很少有专治太史者。报考太史方向的研究生更是寥落乏人。研究成果既少规模，亦缺乏质的提升。近年来，还有个别学者刻意贬低太平天国运动，抬升曾、左、李等“中兴名臣”，甚至有指太平天国是“邪教”者。这些说法并不新鲜，也不值辩驳，以免炒热这些贩卖陈旧货物的掮客。只要翻阅史料，清朝官方、封建文人，外国报刊及外交官、传教士，都有类似的诬妄不实评价。这些“创新学者”只不过在新的条件下重复一百多年前的陈词滥调，蒙骗年轻学子。我们出版这部《战史》也是对这类陈词滥调的理性回应。
记得，1991年1月11日，笔者在《人民日报》理论版撰文《民主革命和近代化的先驱——纪念太平天国运动140周年》，曾对太平天国运动“破坏说”提出质疑，并引用了英国在上海的舆论喉舌《北华捷报》1862年1月4日发表的一篇军情综述。当时，英国和太平天国谈判破裂，并悍然出兵镇压太平军。为了制造武装干涉有理的舆论，该报在综述中恶毒地诅咒说：“太平革命是一场血污的运动。……它不是反清的革命，而只是反对一切安乐的、富有的以及和平的人民的血腥的‘十字军’。……谁能说尽太平军给中国社会和物质繁荣所带来的痛苦和破坏？他们所造成的损失真是无法计算的！他们所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的！”
对这种“血腥”的运动，外国侵略者能够袖手旁观吗？武装干涉是理所当然的选择。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狼吃小羊的历史悲剧，而且至今它仍在继续上演，只不过变换了场景和情节。可是，一百多年后的当代中国的个别学者居然重复侵略者诅咒，不能不令人瞠目。
恩格斯曾撰写了《德国农民战争》，目的在于“把伟大的农民战争中那些笨拙的，但却顽强而坚韧的形象展示于德国农民之前”。他指出，这些农民英雄“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平心而论，无论在规模、时程、素质和发展水平上，德国农民战争都难以与太平天国运动相比。我们正是怀着与恩格斯同样的心愿撰写这部《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的。
太平天国运动是由社会底层的卑贱者发起的一次对现存腐朽的封建社会的正义抗争。他们不仅要破坏不公正的旧世界，而且力图建设一个“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洪秀全等试图摆脱历代王朝改朝换代的陈旧模式，对现实社会实行剧烈的变革。为此，他们设计了《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施政纲领。前者主张废除两千年以来的土地和财产的私有制，平均分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世界；后者主张学习西方列强的“邦法”，移植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甚至若干法律制度，建设近代化强国，“与番人并雄”。
与以前的历代农民起义相比，太平天国无疑居于最高峰；与同时代的清朝洋务派的“中兴名臣”相比，太平天国提出的“第一个中国现代化纲领”，使曾国藩之流望尘莫及。第一位留美的中国学人容闳认为洪仁玕“很了解英国及欧洲列强所以强盛的奥秘”，从而视为通晓西学的知音。洪秀全虽然不了解西学，但“对于引进欧洲的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东西极为赞成”，而且批准刻颁《资政新篇》。这与盲目排外的咸丰帝形成鲜明的反差。
就实践层面而言，太平天国也有诸多建树。1863年春，正值太平天国危急时期，湘军扎营雨花台，不时进犯天京。英国传教士卢卫廉访问了天京，目睹天国占领区的现实，并投书《香港日报》，拆穿中外反动派的不实之词。他写道：
南京城外商业兴旺。古老的城垣里面，田地耕种良好，四乡也一样。小麦、大麦、大豆均极富饶。城内的居民，生活显然较扬子江沿岸诸城的居民生活优裕。新的商店和优美的房屋正在建筑中。居民一般衣着良好。妇女们来来往往从事南方妇女所做的日常工作，老人们带领孙儿玩耍。我们到了任何地方全都受到尊敬和友好的接待。
在湘军重兵压城的战争环境里，仍然是安居乐业的景象。“破坏说”是难以成立的。至于苏浙基地的生产恢复，丝业发展，贸易繁荣，更是众多史家的共识。可是，太平天国失败后，江南一片残破，人口锐减，城乡萧条，这是长期内战导致的恶果。客观而论，内战双方都有责任，完全归诸太平天国显然有悖史实和情理。
太平天国面对列强的外交讹诈和武装侵略，坚持独立自主、捍卫领土主权的原则立场，在外交谈判中，坚持“不首先启衅”，并适度让步，同意1861年不进攻上海、宁波等通商口岸，但坚决不承诺放弃进军沪、甬二城。当列强武装侵犯天国疆土时，天国英雄们奋起抗争，沉重打击了英法联军的凶焰，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保家卫国的崇高爱国精神。反观清廷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拙劣与屈辱的表现，太平天国英雄的民族尊严和气节令人感佩。这正是“破坏说”炮制者们刻意抹煞或歪曲的历史事实，但在战史中我们必须如实论述，以正视听。
我们并不否认太平天国运动具有严重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洪秀全等不可能超越现实的物质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文化环境。超越和空想不仅不能建设崭新的天国大厦，而且会阻碍正常和渐进的社会变革之推展，最终必然返回符合现存社会结构所规定的政策和观念形态。太平天国绝对平均主义的城市政策的废止就是明证。
就主观层面而言，洪秀全等也出现许多严重失误。他们对形势和力量对比缺乏清醒的客观估计，过高地估量自己的实力，把清军视为行将覆灭的“残妖”，以政治和宗教宣传代替严谨周延的力量分析，在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改造的决策上犯了可以避免的错误，失去了争取多数、壮大自己和孤立清朝的有利条件与时机。尤其在大敌当前时，天国领导集团内耗不断，甚至互相杀戮，严重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导致天国内部的瓦解和衰微，更使清廷获致改变力量对比的可乘之机。这些失误虽然可以简单归结为农民阶级局限性的体现，但不是所有农民领袖们的必然共性。因此，我们不能排除太平天国推翻清朝、夺取全国胜利的可能性。可是，它并未达成这一目标，其根本原因未必史家论定的“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和镇压”（这是1862年的史实），而是太平天国自身的失误和内讧，导致丧失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可贵时机。这正体现了事物矛盾转化中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我们撰写的这部四卷本的大型的《太平天国战争全史》主旨在于全面、系统、翔实地再现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整个历程。从金田起义到太平军余部的失败，历时15年。根据太平天国战略指挥的阶段性特征共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独立为一卷，即太平军兴卷、战略扩展卷、战略相持卷、天国覆亡卷。
就各卷架构而言，则根据各时期的战争状况、敌对双方军事部署与态势、战略指挥及其变化等因素，全面分析与考量，以时程为基本线索，战场空间为区隔，安排章节。具体的战区战场的战史也基本按时程论述。跨战区战场的重大战略行动均以专章论述，分析其对战争全局的深刻影响。这样，各卷展现不同的战争场景，战争双方在相异的时空下互动交错，客观再现该时程中的战争进程，从而在整体上凸显该时程的战略指挥重点和特征，由此厘清太平天国战争的阶段性和变异性。从战争史的撰述设计而言，这是学者深感棘手的难题，也是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从宏观视角考察，我们着重把握战争全局，探讨敌对双方的战略指挥意图、目标、演变、特征及彼此互动过程，并从战争实践中评判双方的利弊得失，深入分析双方战略指挥对战争全局产生的复杂影响。从中观视角考察，我们着重把握各战区战场的战局，探讨敌对双方在该战区战场上的战略互动，透视双方的战略意图、目标、战略演变、特征，以及它与全局战略指挥之间的关系，评判双方战略实施的利弊得失，分析双方战略互动对该战区战场战局与战争全局产生的复杂影响。这里涉及跨战区的重大军事战略行动，我们也列入中观考察的范畴。它既是全局战略指挥的产物，又是相对独立的战略行动，有明确的战略意图和目标，制定了战略实施方案，军事学上往往定位为战役。但这不是一般的战役，而是关系战略全局的重大战略行动，故我们作为中观考察对象。从微观视角考察，我们注意对各战场具体战况的分析论述，在时程上具体陈述逐日的军事行动，双方的互动状况和态势，对较大的战斗则翔实分析，探讨得失利弊，分析其对战场战局的影响。而且，我们对史界不甚重视的次要战场也展开微观考察，分析该战场在战区及战略全局中的地位与功能。这样，才能如实描述太平天国战争史的全貌。因此，采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者综合考察的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和深入撰写太平天国战争史，是本书的重要特色，所花费的辛劳自不待言。
检视既往的研究成果，有关太平天国战争史的著述甚多，而且太平天国通史著作也都以战争史为主体。如罗尔纲、简又文等太史宗师，郦纯等太平天国军事史专家，都有多卷本著作面世。这些传世著作史学功底厚实，实证功夫艰深。史料搜集、整理和辨析，史实之考证，论述之翔实，令人叹服。因此，前辈史家的艰辛劳动为后学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但又使我们必须在学术的高起点上出发从事太史研究，其难度可想而知。在认真学习和吸纳前人著述后，我们深知，若要继续开拓前进，尚可从两个方向做出艰苦努力：一是史料的发掘，二是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变革与改进。
在史料发掘上，我们得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力支持。我曾在1981年春夏，在一档馆查阅了大量清朝宫中、军机处的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档案。之后，我们获得一档馆首肯，复制了全套太平天国运动的档案资料缩微胶卷，为我们撰写太平天国战争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清方资料。这是前辈学者所未及运用的。后来，一档馆的专家付出了多年艰辛的劳动，整理、编纂和出版了这批档案资料。我们十分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使《太平天国战争全史》首次大量征引清朝档案资料，在史料发掘和运用上有了重要进展。由于清朝档案资料都是前线清军统帅的奏报、皇帝对奏报的上谕和朱批，面广量大，其基本内容都是战事，因此，这是撰写战史不可或缺的史料。我们及时把握这一机运，得以运用清朝档案资料研究太平天国战争史，对学术开拓与创新无疑具有积极意义。这也是《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的又一重要特色。
就研究理论和方法运用而言，笔者以为，太平天国战争史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因而必须从历史学和军事学相结合的跨学科视角考察和研究太平天国战争史。检视已有的太平天国战史著作，它们一般都从历史学的视角研究战史，运用实证和陈述的方法，厘清战争的过程，并作就事论事的分析评述，鲜有从跨学科的视角展开研究。这样，战史脉络清晰，过程完整，也有胜负得失的评判。但受制于陈述史学的框架，一般都限于表显层次的分析评判，难于从战略指挥、战役部署、战术运用等军事学的视角对战局作深隐层次的学理分析，因而影响战史研究的学术提升。为了弥补这一缺失，笔者认真学习军事学的理论和方法，从中获得颇多学养和启迪。由于学科视角的转换，我们尝试对太平天国战争史展开跨学科的研究，从而产生了诸多新的认知和学术见解，这都是陈述史学方法难以企及的。看来，理论和方法的变革与改进，对太平天国战史研究的推陈出新至关重要。《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坚持以唯物史观为基本理论导向，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既厘清战争的客观史实和全部进程，又从军事学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对战局展开新的观察和思考，从而得出前人未发的诸多新见，对提升太平天国战争史的学术层次颇具裨益。这是《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的第三个重要特色。
虽然《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的作者群体都是专治太史的学者，但比较前辈，无论在学力、学风、学识等方面都差距甚大，因而著作质量和功力难免多有缺失。我们决心学习和继承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力求在著作中得到体现。作为太史研究薪火相传的产品，我们的努力更有必要。尤其在太史研究处于低谷，而且被极少数学者全盘否定的时段，《太平天国战争全史》无疑表达了后学太史学者的共同心声。我们认为，要想振兴太史研究，弘扬前辈学者的严谨求实的学风，拓展太史研究的空间，只有扎实努力，力求创新，推出有份量有质量的重大研究成果，才会达成太史学界共同期许的目标。2001年5月28日—30日在南京举行的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暨罗尔纲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表达了太史学界的共识。研讨会的主题是：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再认识，学习和继承罗尔纲先生的治学精神。与会学者深刻体认，必须向罗尔纲先生等前辈学者学习，实事求是地研究太平天国史，才能走出低谷，开创太史研究新局面。通过推出这部新世纪太史研究的抛砖引玉之作，我们热切期待有更多的佳作面世，共同努力推动太史研究走向新的辉煌，以此纪念太平天国运动的农民英雄。
崔之清
2001年10月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