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朝战略力量分析

第一节　全局战略力量

一　社会经济危机的加深

从金田起义到攻克南京是太平天国军兴阶段，这是太平军组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太平军为了生存、发展，并达成推翻清朝的伟大政治目标，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揭举义旗，在清军和地主武装的围剿中，迂回曲折，艰苦转战，逐步确立了一定的战略方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战略战术，夺取了初期战争的辉煌胜利，并对以后的战争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和直接的影响。因此，考察和研究太平军兴史乃是整个太平天国战争史研究的开端。

就表象而言，战争是敌对双方的武装力量在前线的冲突和较量，其胜负取决于双方军事实力、军心士气、战略战术运用等综合因素。这都是战争史学者必须关注和把握的考察环节。可是，战争经常是长期、艰苦、充满曲折反复的变化过程，其最终结局并不完全取决于前线一时的胜负得失，而深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衡。其中，敌对双方战略后备的多寡至关重要。但拥有战略后备与利用、动员这些后备的程度及速度颇有关联。战略后备能否迅速和有效地转化为前线的军事实力，以及转化的程度，取决于国家政权机构及其管理动员体制的能力、效率与号召力，包括民心的整合和动员。因而我们在考察和比较清军和太平军的战略后备资源时，必须分析双方的政治、经济力量及其特征，探讨和考量它们组织和动员后备的机制、效应，才能得出比较全面和客观的力量对比状况。

（一）王朝盛衰规律显现

战略后备的基础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清初，由于明末农民战争和汉族人民抗清斗争的沉重打击，迫使清廷改革明季弊政，调整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实施了一些较为宽缓和具有连续性的政治、经济政策，尤其是“摊丁入亩”、废止丁税的重大赋税改革，松弛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历经数十年战乱之后，人口锐减，田地荒芜，生产力凋蔽。清廷大力鼓励和组织农民垦殖荒地，使他们安居乐业，社会经济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生产力也不断提高，清廷财政收入遂因此稳步增长。康雍时期，明末农民战争策源地陕西得到大力开垦，经济兴旺，社会安定。苏杭地区更加繁荣，米价每石仅为0．6—0．8两白银，人民生活相对富足。中央国库积余白银4000余万两，相当于一年财政收入。因此，被封建史家颂为盛世。

但是，清朝的经济结构并未逾出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就产业结构而言，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以家庭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90％以上的人口分散经营农业。工商业极不发达，长期受到社会抑制和歧视，商品生产和交换处在初级阶段，尚未导向近代资本主义形态。在生产关系层面，土地私有和租佃形式导致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自耕农、佃农在狭小的土地上，使用简陋的生产工具，从事男耕女织的简单劳动，目的在于家口的生存和温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得以世代延续，形成长期稳定的生产力架构。尽管历经二千多年的王朝更迭，饱受周期性的社会震荡、战乱及不时出现的严重灾荒，社会生产力一直在缓慢发展，但却未能突破自然经济的框架。即使清朝的盛世，依然是这种经济形态，基本是历代王朝繁荣时期的再版，距离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仍然途程遥远。因此，清朝无法摆脱传统社会固有的内在矛盾，而且在乾隆朝后期日渐暴露和凸显，酿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清朝封建统治遂由康乾盛世不断沉沦，导向嘉道年间的衰世。

首先，清朝面临历代王朝同样的难题：地主阶级不断加强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致使自耕农大批破产，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原有的佃农更无望获得土地，而且面临夺佃的威胁，被迫接受更加苛刻的条件，承受更为沉重的租额负担。因此，农民阶级贫困化普遍加剧，处于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清廷对此麻木冷漠，毫无筹措应对之策，饥民、流民群体不断扩大，社会阶级的对立日益加剧，经济危机遂引发政治抗争，为农民起义提供逐渐成熟的社会条件。

（二）人口暴涨，加剧经济和社会危机

清朝还面临历代王朝罕见的因人口暴涨引发的社会难题。清前期，由于长期战乱，人口锐减，地广人稀，朝廷实施减徭薄赋、奖励开垦的政策，农民有较多荒地可供垦殖，小农经济的再生机制得到充分发挥，生产力迅速恢复，并逐步发展。但是，清廷又采行刺激人口增殖的政策，从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帝的“摊丁入亩”，以取消人头税鼓励人民生育。而且，传统的人口观念一直主导着统治者和人民增殖人口。加之社会安定，经济稳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增殖条件。于是，人口迅速膨胀，从乾隆六年（1741）到道光二十年（1840）的100年间，人口从1.4亿猛增为4.1亿，净增2.7亿，其增长势头空前，也致使我国形成庞大的人口基数，至今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困扰。

清朝是以农立国的农业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基本依赖农田耕作。由于土地面积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农业产量增长缓慢，增幅有限。清廷继承历代王朝重农抑末的经济政策，用行政权力和宣传教化贬低、抑制工商业，把众多的人口强行束缚在面积有限的农地上，造成劳动力资源的严重浪费，也不能调整和改变现行的农业型产业结构，开发工商业资源，以增殖社会财富，为暴涨的人口提供就业和生活资料的新渠道。这样，清朝中期伊始，人口暴涨和农业生产力的微幅增长所形成的矛盾渐趋凸显。本来，农业生产规模就局限在简单再生产的模式，维持农家的生计和社会的延续。人口的暴涨冲击和破坏了简单再生产的持续运转。如果说，清朝前期人口压力较小，直致乾隆中期，人均耕地尚可维持在4.25亩的水准，农业提供的衣食还能够养活当时的人口，而且略有积余，社会矛盾一般呈缓和状态，盛世的表象遂得以保持。那末，嘉道年间，人均耕地降到2.19亩，农业经济已经十分困窘，难于维系3亿多人口的生计，粮价猛涨，每石米价由康熙时的不足千文，上扬为3千文。乾隆帝在晚年已经觉察粮食危机，上谕内地各省，广种蕃薯，“接济民食”。当他宣布让位给嘉庆帝时，流民、饥民已经不堪饥馑，在1796年发动白莲教大起义，时历9年，波及9省。清军屡遭败挫，朝廷雇募乡勇充当主力，血腥镇压了起义，人口损失1100余万。咸丰帝上台，正是太平天国运动初兴，人均耕地只有1.78亩，起义策源地广西仅只1.2亩，流民充斥，侧身江湖，打家劫舍，天地会为其渊薮，饥民为其人力源泉。这正是太平天国运动崛起并推向全国的重要条件。

以上的论述不过是人口和土地平均额度的换算，借以论证人口暴涨引发经济和社会危机的一般趋势。对此，有识之士已有警觉。乾隆时，著名学者洪亮吉就警告朝廷，人口数量已经饱和，接近温饱线“一人之身岁得四亩”，如果继续增长，必将引起危机。⁽¹⁾有人更向乾隆帝发出警讯：“百病以人多为首。”⁽²⁾但并未引起朝野重视，更无任何因应对策。相反，清廷沉醉在太平盛世的颂扬声中，把人口暴涨视为盛世的重要表征，予以褒扬和肯定。因此，暴涨势头非但不加遏制，反而更形迅猛。数十年之后，遂成居高不下、颇难阻遏之势。

人口暴涨加剧了土地问题。人多地少，土地紧张，地价高昂，一般自耕农无力购置田产，官僚、绅富、地主乘机疯狂兼并土地，导致土地集中趋势不断强化。乾隆时兼并状况已经十分严重，“占田者十无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而无田可耕者十之三四”⁽³⁾。及至太平天国起义前夕，情形更加恶化，广西东南各县地主占田为全部耕地的80％—90％。⁽⁴⁾地租率也不断提高，一般都在五成以上，甚至高达七八成。广大佃农无法承担重租，“因是鬻及儿女者，往往有之”⁽⁵⁾。更有大批农民被迫离乡背井，成为游民，失去生计来源，流落异乡。仅北京城就有乞丐10万人。即使在风调雨顺的丰收年份，也有大批饥民向人口稀少的边陲地区流动。东北、西南、西北各省区人口增长更快，其中广西省因粤、闽、湘等省移民大举入境，人口、土地问题更加严重。客土矛盾由此衍生，不时发生械斗，争夺土地和其他资源，加剧了该省社会的动荡。若在水旱灾年，情况更加恶化。1841—1843年，黄河连续三次大决口，黄淮之间一片泽国；1846—1850年，黄河流域500多个州县、长江流域600多个州县皆有程度不等的灾害。广西自鸦片战后十年间几乎年年有灾，受灾范围和程度虽有差异，但业已群集的饥民和游民更增添大批新的难民。他们根本得不到救济和安置，只能辗转流落在异乡觅食，冻饿致死者难以计数。白莲教、天地会、捻党、拜上帝教等反抗组织遂乘机扩展队伍，组训饥民、游民，引导他们投身反清斗争，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活路。人口暴涨、土地兼并、灾荒频仍、饥民遍野、流民集结，凡此诸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交相缠结，既阻滞了社会生产力的正常发展，带来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又使秘密反抗组织获得雄厚的人力资源和发动起义的大好时机。社会动荡加剧，乱象日甚。各种反抗力量正在加速汇聚，一场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早在鸦片战争前，著名经世派理论家龚自珍就敏锐地感受到衰世的危机，预见社会大动荡的前兆。他说：

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⁶⁾

因此，风暴已经酿成，它寓于长期和深重的危机之中。“履霜之，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⁷⁾这位思想家预言，“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⁸⁾。惊呼一场重大的变革将会发生。

面对衰世，龚自珍主张“更法”，稍后的魏源则提出“变古”，虽变革方向有其差异，但都把清廷的振兴视为目标，变革途径则采行体制内的改革。就是说，在维护现行政经体制的前提下，由清廷自身实行某些调适和变革，以消除弊政，克服危机，回复盛世。

（三）清廷吏治陷入恶质化深渊

但是，清廷执政者却麻木不仁，既无危机感，更无忧患意识，当然对潜在的变乱毫无因应之道。龚、魏等经世派人士的变革呐喊只是少数在野士大夫的孤独思考，并未从官方和绅士阶层得到强烈的回应。乾隆帝继承盛世江山，自命才智超凡，刻意追求超迈前代的功业，因而屡次用兵，迭兴工役，大量耗费国库积蓄。朝臣竞相阿谀迎合，吹捧和颂扬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乾隆中期，大学士和珅擅权，公开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在朝廷和地方培植派系势力，“上下务为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⁹⁾。清廉正直之士多遭贬黜排斥，官场政治一变康雍时代的清正严明风气，滑落到腐败贪劣的泥淖。官吏“以食色为切己，廉耻为务名，攫利禄为才贤，究义理为迷惑。而官箴玷，民俗薄，生计绌，狱讼繁。百害籍籍，乘此而起”⁽¹⁰⁾。嘉庆帝虽然严惩和珅，清理和党，但吏治积弊却无法消除。道光帝才智平庸，但在即位之初，亟思有所作为，曾接受军机大臣英和建议，试图从清查州县陋规入手，严厉整饬吏治。诏令各省督抚明令章程，限制陋规泛滥，奏请批准后施行。地方官若有违犯，多取于民，从重治罪。但清查遭到各级官员抵制，御史连章入奏，皆言整饬窒碍难行。道光帝只得下旨停止清查，地方官自设陋规，予取予夺，吏治更是每况愈下。章学诚指称，嘉道时期，地方官贪赃款项，视前增达十倍，甚至百倍。督抚则从中分赃，“居处服御富盛，过古诸侯远甚”。京中大小官僚亦各有馈赠。⁽¹¹⁾既然陋规关系到各级官吏的钱袋收入，清理整饬必然遭致普遍反弹。结果是官绅勾结，“上下交征，富贵者经恶不究，贫穷者有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发指！即钱粮一事，近来增益数倍，而三十年之粮已赦而复不赦，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¹²⁾

据郭毅生先生对广西等五省州县征收田赋状况的实证研究，结论是：

浮收勒折，极为普遍而又严重。银价倍涨，本来已使民间暗增一倍之赋，加之各级官吏出于剥削阶级贪婪本性，诛求无己，更弄得民不堪命。就总的情况来说，每年征收时，钱粮分为本色与折色：征收本色者，每石至少浮收五六斗，多者至三四石当一石；征收折色者，则高下其手，漫无边际，最少亦加倍，一般是三四倍。⁽¹³⁾

（四）鸦片战争引发清廷金融和财政危机

道光朝还面临西方列强的入侵。先是鸦片走私进口，烟毒泛滥全国。从军机处官员，到地方督抚、州县官吏，乃至兵丁差役，大肆插手走私贩毒活动，中外鸦片贩子遂透过贿赂，将鸦片推销全国各地。于是，白银大量外流，银源短绌，银荒凸显，引发银贵钱贱的货币危机。据统计，鸦片战前十年间，鸦片走私进口达23.8万箱，年均2.4万箱，总计值白银1.63亿元，年均耗银1630万两，扣除正常出口价值，每年仅鸦片走私贸易，英美等列强就从中国掠夺白银500万两。⁽¹⁴⁾鸦片战争的重要原因就是清廷禁烟，斩断英国贩毒利源，引起伦敦朝野激愤，挑起一场极端不义的侵略战争，以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结果，清廷战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并默许鸦片走私贩运。于是，毒品倾销势头更猛，白银巨额流出，“从1843—1848年，中国白银净出数为6—7千万元之多（不包括战争赔款）。合计19世纪三四十年代（1830—1848年），白银外流的总数，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竟达120200000两以上。……相当于道光年间每岁财政收入四千多万两的三倍还多”⁽¹⁵⁾。

清朝前期，银钱比价平稳，一直按官方规定的1两白银易钱1千文上下浮动。鸦片战争前夕，则高达1600文。及至战后，1846—1848年更上扬为2200文以上。⁽¹⁶⁾加之巨额战费、赔款支出，各地战争损失，总数当在亿两白银之外。凡此种种变数，致使道光朝的社会经济危机带有急剧恶化的特质，腐败的朝廷殊难挽救。论国力，正值长期衰微之后，更是雪上加霜，府库极度空虚，财政连年赤字，度支无措乏策；论民力，农工商各业萧条，民穷财尽，不堪承受封建暴政，人民群众对清廷疏离痛疾，自发的反抗心理不断强化，革命形势渐趋成熟。

银贵钱贱严重冲击清朝的金融货币体系，颇多票号、钱庄因商民挤兑白银，不断倒闭歇业，货币流通渠道梗阻，严重影响商业交易。清廷对此麻木不仁，毫无应急和调适的金融政策。商人因货币不稳定，缺乏保险系数，往往“裹足不前”⁽¹⁷⁾。市场情况也因农民普遍贫困化而急剧恶化，而且，因物价不断上涨，农民无力购买，更导向自给自足，市场购买力锐减。同时，洋货倾销，冲击沿海地区手工业。苏松地区“布市销减，蚕棉丰岁而皆不偿本，商贾不行，生计路绌”⁽¹⁸⁾。因此，传统商品经济陷入困境，“向之商贾，今变而为穷民；向之小贩，今变而为乞丐”⁽¹⁹⁾。工商业者诸多破产，加入游民队伍。

就农民而言，承受着银贵钱贱的基本负荷。自耕农交纳钱粮，以白银折算，农产品出售则以钱交易，钱银转换，倍受损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²⁰⁾官员胥吏乘机勒索，“地丁钱粮则有火耗，漕则有加耗，服田力穑之民，一亩之入，三取其一输官。盖当平居之时，无水旱之灾，寇盗之警，而已噍然如不终日”⁽²¹⁾。于是，自耕农大批破产，其田产“或契卖，或寄粮”，被官绅、地主兼并。⁽²²⁾佃农状况更加悲惨。地主为转嫁钱粮负担，不惜加重租额，“盘剥日甚，以致富者益富，贫者益贫”⁽²³⁾。农民不堪忍受，被迫起而反抗，“各省抗粮抗租、拒捕伤官之案，层见迭出”⁽²⁴⁾。至于游民群体更加扩展，清廷“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需人”⁽²⁵⁾。他们一无所有，到处流动，反抗性和破坏性强烈，在秘密会党接纳和引导下，遂成反清起义的突击力量。农民抗粮抗租，秘密会党领导游民的武装斗争，成为鸦片战争后两大主要的反抗潮流，而且渐成汇合之势，严重威胁和动摇着清朝衰朽的封建统治。

鸦片战争后，清廷财政形势更加险恶。曾国藩指出：1840—1844年的“五年之间，一耗于夷务，再耗于库案，三耗于河决，固已不胜其浩繁矣”⁽²⁶⁾。据卓秉恬奏称，1840—1849年，各项额外支出用款，“多至七千余万两”⁽²⁷⁾。有学者研究，这十年间，清朝收入3.9亿两，支出达4.64亿两，赤字7000余万两。⁽²⁸⁾与卓秉恬所奏相符。为了弥补这一巨额赤字，道光帝百计罗掘，不惜卖官鬻爵，广开捐输，得银2000多万两，最后终将转嫁到人民身上。同时又将鸦片战争赔款分摊各省，占赔款总额72.93％。⁽²⁹⁾不足部分则严谕追缴陈年逋欠的钱粮，欲图支撑财政危局。一时“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藉”⁽³⁰⁾。农民蒙受着新的灾难。

为了掌握国库资金财产，道光帝严旨盘查户部银库，竟亏短白银925万多两，丑闻震惊朝野。道光帝更是恼羞成怒，连次下诏各省清仓查库，结果无不亏短。这对险恶的财政不啻雪上加霜。道光帝严厉追究，库案迭兴，牵连官员众多，皆受严惩，悉数索赔。官场大受震荡，官员忧心忡忡，恐惧丑闻曝光而遭贬黜。但道光帝未久逝世，清查遂告终止，官场恢复平静。不过，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风暴已经爆发。

无论道光帝如何使尽浑身解数罗掘财源，清朝生产力却停滞不前，社会物质财富不敷庞大人口的消耗。同时，由于分配严重不公，“富者益富”，皇室王公、官绅豪富控制大量财富，骄奢淫逸，挥霍钱财。另一方面，“贫者益贫”，广大自耕农、佃农和其他群众陷入绝境，难以生存。清朝国库储备枯竭，道光帝逝世时，户部银库只存银900万两，战略后备极其虚弱。清廷连正常军费开支也难以为继，遑论抽出剩余财力雇募新军和购制武器。因此，困窘的财政严重限制了清朝增强军事力量以迅速扑灭农民起义。尤其在全国出现普遍的反抗斗争时，更加捉襟见肘，无力应付变局。1850年，广西天地会起义高涨，曾国藩因财政不敷，曾建议咸丰帝裁减冗兵5万，可节省饷银120万两。但广西前线将帅却飞章奏请增兵添饷，以期镇压起义。咸丰帝左右为难，只得否定曾国藩的汰兵建议，向广西增派援军，补充军饷，但又无力大举增援，致使广西战事蔓延全省，太平天国运动乘势崛起。可见，民穷财尽和府库虚竭导致的战略后备危机，对清朝镇压农民战争的军事力量投入颇具制衡作用，无疑有利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生存和发展。

二　军事系统的落后窳败

（一）清军建制与素质状态

战争中直接投入的人力资源是军队，其素质、装备、士气、动员和指挥、后勤供应等构成综合战斗力，关系到战场上的胜负成败。

清朝常备军有25万八旗兵和66万绿营兵。素质低劣，不堪战守。白莲教起义，旗绿各营败绩频仍，清廷雇募大批乡勇才将起义剿杀。鸦片战争中，调集各省驻军10余万，耗银2000余万两，却没有打过一次大的胜仗。可见，清军战斗力虚弱，八旗、绿营徒具常备军之名，每年耗费2000余万两饷银，不仅无力保卫国防，抵御外寇入侵，而且也难以胜任镇压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军事任务。

《康熙会典》载称：“国家兵制，最为尽善。有八旗兵拱卫驻防，复有绿营兵分守汛地。”八旗按民族区划，有满、蒙、汉军八旗三支，它们是军政合一的特殊组织形式，“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盖隶于旗者，皆可以为兵”⁽³¹⁾。显然，这是由各民族组建的固定和世袭的职业军队。

八旗兵的驻防分四类：畿辅地区，东三省，各直省（包括边疆地区），藩部兵。任务是卫戍京师，控制边疆，驻防各大城市，监视汉族人民和地方文武官员。他们常居住内城，占据城郊肥沃土地，以解决生活问题。八旗兵是一支威慑力量，自成体系，直属皇帝指挥调遣，各地文武不得擅自调动和干预。其军饷比绿营兵优厚，岁支米48斛，月饷银3—4两，为绿营1倍。满、蒙八旗骑兵较多，汉军八旗步兵为主，京营内外火器营以旧式枪炮等火器为主。旗籍成年男子咸为八旗兵源。但清廷规定兵员限额，多余的旗人只是后备兵员。清廷原本试图通过旗人军事职业化，使八旗成为维护朝廷长治久安、镇压各族人民反抗的突击力量，并可保持各旗勇武善战的军事素质。但历史的发展走向统治者愿望的反面。特权腐蚀了旗人，由于不从事生产劳动，旗人（主要是满族）逐渐腐化，成为一个封建寄生阶层。一方面，少数满族旗人获有战功，封官授爵，跻入统治阶级行列，成为旗人中的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大部分旗人因有限的经济权益难以满足生计需求，又不准从事生产劳动或自谋职业，生活日渐贫困。嘉庆中叶，满八旗丁口约50万，若合老幼妇女当有150万人，比清初大为增加，生计遂成难题。不少旗人开始经营各种生产事业，谋取生计，八旗制度渐遭破坏，其战斗力严重退化，蜕变为清朝军事体制中的恶性肿瘤，附着在清朝封建肌体上，吮吸着大量军费，并从内部危害肌体的健康。虽然，朝中有人对八旗制度提出若干变革，但八旗权贵与清廷原本是二位一体的结构，其腐化趋势不可遏制，变革毫无效应。康熙年间，在各旗设置官库，由户部拨银，安置旗人生计，1703—1727年间，共拨银1300万两，平均每家补助数百两，却任何产业未置，仅一二年间，所补银两即荡然无余。雍正时，曾有迁徙旗人于东三省屯垦谋生的设想，乾隆帝谕允，迁去3000余丁。但他们无业已久、放荡成习，不愿生产，遂转售产业，仍回北京过寄生生活，移民屯垦又成具文。

绿营是明朝军制的继承和发展，“有马兵、守兵、战兵。战守皆步兵，额外、外委皆马兵。综天下制兵六十六万人。安徽最少；闽广以有水师，故最多；甘肃次之。绿营隶禁旅者，惟京城五城巡捕营步兵”⁽³²⁾。这是汉族人组成的常备军，军官满汉皆可充任。它基本上亦是世袭的职业军队，士兵列入兵籍，与一般汉人户籍严加区别。与八旗相似，列入兵籍的丁壮即为绿营的后备役。但各营兵额固定，每户丁壮不能全部从军领饷，一般是父离子继或兄终弟及，只能安置一丁，其他丁壮实为失业者，不得从事其他行业。随着人口剧增，失业丁壮越来越多，微薄薪饷难以维持生计，被迫流落各地，自谋生计，连正丁也无力养活家口，往往离营兼作其他职业，手工业、商贩、脚夫等居多。这样，“兵既别营生理，不能按日操演；散居市廛，不能一呼立集。……心志因之而分，精力因之而懈，技艺因之而生。汰革则无精壮应募，激励则无勇可拔”⁽³³⁾。士兵大量离营，造成营中缺额严重，颇多兵营仅只半额。各级军官对此不加追究，遂乘机贪污中饱，坐吃空额粮饷，而且“于定额名粮之外，或仍有坐粮数十份，至一二百份不等。……造报多不以实，支销公费名粮，亦有浮捏分肥。……并有焚毁底册，以泯其迹者”⁽³⁴⁾。如果上级检查点名，则临时雇募市井无赖，冒名顶替，蒙混过关，使操练整顿，皆成具文。

（二）军队治理之积弊

1．宗法制度与民族歧视

封建等级和宗法制度是维系清军内部关系的纽带。军官克扣军饷，残酷虐待士兵，视之如仆役，经常与地方官勾结，派士兵当差，甚至役使士兵为军官耕作，使其沦为变相农奴。士兵们饥寒交迫，普遍陷于生活困境。官兵对立势若水火，存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士兵对朝廷十分冷漠，不愿为清廷和军官们流血卖命。他们当兵的目的在于吃粮领饷，养家活口，因此在战时力求保全性命，鲜少冲锋陷阵。清廷长期忽视军事人才的教育培养，没有专门军事教育机构，军官普遍缺乏军事理论，甄拔来源于行伍、荫袭或武科，由长官意志决定，文化水平低下，战略指挥和战术知识浅薄。因此，官场中的人际关系网络成为甄选升迁的主要因素。各级军官不务实事，“无事则应对趋跄，务为善观；临阵则趦趄退避，专择便宜；论功则多方钻营，希图美擢，求便私图”。清廷多次谕令整饬，却毫无灵验，反而更形恶化。清末大吏刘坤一、张之洞上疏坦承：

绿营官皆选补，兵皆土著。……以传舍之官，驭世业之兵，亦如州县之吏役。欲其整饬变化，服教从风，此必无之事。……层层积弊，已入膏肓。既甚骄顽，又极疲弱。⁽³⁵⁾

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治，朝廷一直不甘割去这颗恶性肿瘤，结果是绿营与清朝一道走向衰微和沉沦。

清廷保持庞大的军事力量的基本意图是维持国内治安，其国防职能则较少考量。因此，首要考量是控制和驾驭旗绿武装。八旗是清廷崛起的血本，自命皇帝家奴，享有各种特权和优厚待遇，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凌驾于绿营之上。战时，由绿营在头阵征战，八旗在阵后督战，经常贪冒绿营战功领赏。八旗将领自成体系，不听汉族大臣指挥，擅自进退，危害整个战局。绿营则强烈反弹，平时嫉恨八旗的特殊待遇，战时消极迁延，不愿充当头阵，战斗力颇难发挥。清廷规定，八旗集中驻防，控制重镇要津和边疆，为机动打击力量；绿营则分散防汛，其指挥系统零落散离，督、抚、提、镇、协各有所属标营，驻屯各地，均有固定防区，维护辖区治安，彼此互不统率，但却相互牵制，督、抚调集本省各营防军，须陈奏皇帝批准，不得擅自调动。这样，旗绿分布点面结合，构成武装镇压网络，严密控制幅员辽阔的省区。而且八旗主力集结北京周边地域，重点保障清廷中枢安全，在力量对比上保持内重外轻的控御态势。

2．指挥体制

就指挥体制而言，举凡战略决策、后勤补给、军饷转输、将帅任免升黜、军队调遣等事宜概由皇帝决断，透过军机处的幕僚作业，形成谕旨输出，由兵部、户部和各省督抚、八旗将军（都统）等执行实施。清廷奉行“以文制武”原则，以防止和消弭骄兵悍将割据称雄，杜绝藩镇之患。因此，平时各军驻防，不得擅离汛地。战时，则由皇帝下达上谕，调集各地一定数额兵力，临事组建机动兵团，再任命重臣节制各军，指挥前线战事。皇帝与军机大臣坐镇紫禁城，根据前方将帅奏报决策和指挥战争。作战命令用上谕经由军机处下达，前线将帅必须认真执行，如果不切实际，一定要专折奏请新的方略，获准后方算合法。奏折和上谕都由兵部驿站专人传递，较快者每天600里。如果战区遥远，折、谕往返费时颇多，战场态势和战局瞬息即变，与迟到的上谕指示的方略常不相符，又得奏请改变方略。因此，清廷中枢指挥通常落后于现实军事态势，但对前线将帅颇具威慑和制衡功能，同时，朝廷控制粮饷、军械、装备、兵力投入等战略后备，足以驾驭前线将帅的战略决策导向。而且，皇帝对较大规模战争行动尤为关注，经常指派重臣为钦差大臣代表朝廷统筹前线军务，甚至付诸便宜行事的权柄。可是，钦臣多系文官，手中没有直辖武装，不易统率与驾驭来自各省区的骄兵悍将，以致陷入军令不行、指挥不动的被动局面。至于前线军队来自不同省区，具有旗绿畛域，番号冗杂，兵将不悉，上下隔阂，往往各自为政，相互很难配合，更不易自觉听行钦臣号令。遇敌会战，多求避战自保之策，因而冲锋陷阵者少，临敌脱逃者众。就军事素质而言，皇帝、军机大臣、钦臣、督抚等出身文人，既无军事学养，更少实战经验，只能在临战情势下学习和体验，逐渐适应战争，战略指挥的大量失误在所难免。统兵提、镇则具有一定实战经验，却缺乏全局战略指挥的才干，但他们对文职钦臣和地方督抚的无知更鄙夷不屑，往往保存实力，自行其是，难于控御，终致贻害战局。可见，这种陈旧、迟钝和腐败的指挥体制根本不能适应战争状态的紧迫需要，其各个环节都存在致命的弱点和弊端，都可能给战争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从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到鸦片战争，指挥体制运转不灵，弊病丛生，颇多有识之士提出若干变革建议，但中枢对此麻木不仁，不思整治，故体制窳败日甚，终于在太平天国运动强大冲击下，濒临瓦解和蜕变。

3．后勤系统

军事后勤供应系统更是腐败不堪。其中，军饷岁支白银2000余万两，为后勤事务的中心工作。清廷把解饷和协饷制度化，形成军饷解运调拨的运作规范，这也是清廷维持军队饷需，并平衡全国财政收支的重要措施。清廷严格控制饷需调拨解运，每年春秋两季，各省须上报库存银款，经户部核实各省存银及全年支出预算，指定积余省份拨银给不足省份，于农历四、九月两次解运，是为协饷。最多的饷需是京饷，每年约600余万两，维持京畿地区和东三省清军的饷银。其他省区因防军人数和财税收入不同，每年得有一定数量的协饷用于省际调拨。康熙十一年（1672）受协饷的省有：云南170余万两，福建160余万两，广东120余万两，贵州50余万两，广西17余万两。清廷规定了财政富余省份协饷的省区和数额，但实施时则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各省协饷每年“俱岁无定额”，且在地丁案内至户部报销。

军粮供应方面，京师清军从南方诸省所征漕粮中支取米粮，各省清军则由省内自行解决，一般不协拨粮食。

在管理上，协饷事宜由户部执掌，各省则由布政司具体实施，按户部指令完成该省协饷任务，或接受富余省份的协饷。督、抚必须协助和督促布政司达成解运协饷之任务，不得挪支、截留或短缺。举凡协饷省区、数额经由皇帝上谕指派各省，督、抚只能执行，不得违拗。遇有战事，前线统帅节制各省区官兵，饷需概由该省区供给原额，增加军费则由户部直接拨发，或透过上谕由其他省份调拨。统帅不予筹饷事权，而由户部统筹管理，以此限制地方督抚和前线将帅权力，维持内重外轻的中央集权格局。

承平时期，此项协饷制度尚可正常运转，战争岁月，运转机制立即受到干扰和破坏。清朝前期，战争基本在边疆省区发生，内地各省则处在和平环境，经济和政治稳定，交通运输治安良好，故而粮食、军需、银饷均源源接济前线清军，对确保历次战争的胜利、加强边疆省区的统治，具有重要作用。可是，嘉道时期，战乱不断，灾荒频仍，度支浩繁，但地丁银征收颇感困难，国库渐有空虚之虞。清廷早有“永不加赋”谕旨，以康熙五十年（1711）地丁银为全国年征收标准，正常年份尚可维持财政运转，但战争或灾荒时期则难以维系。而且，由于全国各省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清廷协饷任务便落在比较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各省，其中，苏南、浙北几乎承担天下财赋之半，负担十分沉重。一旦战争在内地省区发生，尤其波及江南地区，影响正常的生产和财税征收，或干扰交通线的安全，协饷制度立即经受致命威胁，前线清军饷需供给就会陷入困境。英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突入长江，切断漕运，是道光帝屈服的一大原因。太平天国战争始初在广西辗转推展，清廷尚能正常接济饷需，但进军两湖三江、定鼎金陵后，整个协饷体系陷入混乱和困竭，无法正常运转，各战区清军普遍长期欠饷，将帅们告急求援奏疏纷至沓来，清廷左支右绌，终难协济，前线官兵饥寒交加，士气大折，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胜利发展颇有裨益。由于协饷制度解体，捐输、厘金等筹饷措施应运而生，湘淮军人集团乘乱崛起，一面向清廷伸手协饷，一面自筹饷源，染指战区财权。协饷制度发生蜕变，既严重削弱中央集权的机制，又使湘淮军取代旗绿，成为太平军的强悍对手。太平天国运动因此面临更加严峻的军事斗争考验。

具体管理前线后勤的机构为临时设立的粮台，其主管官员由清廷批准，专责经理全部军需、粮饷、物资收支和管理，建立专项财务管理系统，若战场分散，战线较长，则相应设立分粮台，由总粮台管辖。各军所需军资、粮饷、军械等概由粮台支付，各省和中央调拨的物资、饷银，自行征收的饷项亦由粮台收取，所有收支必须设立账目，保存票据，履行规定的财务和会计规范，并定期向户部呈报收支状况。军务告竣，粮台须造册具奏，经户部审定账目票据，奏请皇帝批准报销。而且，战区内各州县所耗军费亦由粮台凭册据支付款项，不得擅自动用国库钱物。就制度、程序而言，颇为严格苛繁，其实贪污中饱军饷司空见惯。文武官员都把战争视为升官发财的良机。战时需要大量银饷、粮食、军资，因军情紧急，手续混乱，难以稽核，将帅、粮台、地方官转相勾结，上下其手，合伙贪污，再以假的票据账册报销。而且，必须贿赂户部官员，审核时轻易过关，之后奏销蒇事。如此收支报销已成例行公事，贪污军饷则成战时“陋规”，官场咸不为怪。有时因分赃不匀，黑幕曝光，遂成大案，株连甚众。嘉庆初，就有人揭露说：

总局（粮台——引者）竟行取各州县，预印空白，至省代填，浮滥侵拿，而各州县竟不知开销实数。……在军需局者，大员则侵盈欲壑，小员及幕友、书吏人等，无不坐拥厚资，捐官受爵。……前闻福建查办亏空，至数百万之多。⁽³⁶⁾

战争给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却使大小官员大发横财。太平天国失败后，湘淮将领无不升官晋爵，广置田产，变成新兴权贵富豪，就是典型例证。

4．武器装备

清军武器陈旧，技艺落后，停留在明朝水准，而且训练只重形式，不求实战，故而军事素质低劣，不能适应正规的战争局面。

就兵器而言，清军主要使用传统的冷兵器，以及明朝遗留的火器。冷兵器是步骑作战的主干武器，以长枪居多，其他长短兵器尚有数十种，但并不实用，多用于仪仗和武科考试。发射武器主要是弓、弩，甲胄和盾牌为防御兵器，甲胄已不多使用，主要持牌为盾，对抵御冷兵器刺击颇有效用。火器分为火炮和枪械两类。火炮为滑膛炮，一般用铜铁铸造。一为前装式，即火药和球形弹丸由炮口直接装入；一为后装式，由一门母炮和若干子炮组成，子炮可以从母炮后腹部装入。两类火炮均用火绳点火，发射铅丸和铁弹。其形制沿袭明朝，技术停滞，生产衰落，仅限于使用旧炮。枪械主要为鸟枪和抬枪。鸟枪种类较多，各省可以自制，“长短尺寸不一，亦各随其规式之便”⁽³⁷⁾。抬枪实际是重型鸟枪，长为2—3米，重约10公斤，装药量、射程和杀伤力均超出鸟枪。抬枪始制于鸦片战争期间，据1841年4月耆英奏称：

所造抬枪成式，长七尺五寸，抬演试放，颇能致远。……放时一人将枪安于肩上，双手勒定皮带，又一人将枪尾托定，看准钩火，可发三百余步，吃药三两五钱，铅子重五钱，可装五个。今拟抬枪十杆为一排，总演习娴熟，实为军中克敌利器。⁽³⁸⁾

之后，清军逐步推广，成为威慑太平军的有力火器。但总体上说，清朝枪械仍停留在明末形制和质量水平，而且对明末一度出现的若干先进火器未予重视和采用，终致我国火器发展停滞了200年。即使这些陈旧武器，清军也不注重训练运用，因此不能娴熟地掌握使用技艺。乾嘉时名将福康安疏告：

向来绿营阵势，止系两仪四象，方圆各式。此皆传自前朝，相沿旧样。平时校阅，虽属可观，临阵打仗，竟无实用。在各营演试之时，明知所司非所用，不免视同具文，饰观塞责。……乃绿营一切军械，均非所用。虽年年查验无亏，仍不免有名无实。⁽³⁹⁾

福康安的警告并未发生积极的变革效应，清廷仍在“太平盛世”的假象中维持强盛的门面，乾隆帝大肆吹擂“十全武功”，对外自居“天朝上国”，实施闭关固拒的消极政策，导致政局败坏，生产停滞，国力中衰。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义席卷内地众多省区，旗绿各军屡战失利，溃不成军。清廷无奈，大量雇募乡勇，临时拼凑饥民、游民、市井之徒从军，终于血腥镇压了起义。乡勇从军的目的在于领取饷银，在战争中杀人劫掠，纪律荡然，不易指挥和驾驭。但死亡不须上报，被将帅任为前驱，而以绿营、八旗督战策应。因此，旗绿与乡勇之间仇怨深积，冲突不断。乡勇不甘欺辱送命，溃散、倒戈、内斗事件屡见不鲜。清廷明知弊端严重，却不得不重金征募。白莲教之役耗费白银逾亿，超过历次边疆用兵饷银。之后，战时雇募乡勇成为常规。鸦片战争中沿海各省竞相征召，其中两广乡勇约计5万人，在水陆要冲戒严设防，费资巨额，并无实效。战后解散困难，大批乡勇侧身江湖绿林，成为天地会起义的突击力量。可见，乡勇虽能为旗绿的辅助兵力，但政治和军事素质低劣，在战争中颇难独立作战，而且深受旗绿排斥和限制，战斗力亦难以发挥。太平天国兴起后，前线清军中乡勇颇多，几乎居兵力之半，但并未收到显著军事效益。

（三）鸦片战争暴露清军的整体虚弱和腐败

鸦片战争的胜负凸显出中西武器的鲜明差距。道光帝曾校阅京师八旗火器营，乃当时专门的火器兵种，向称八旗精华，结果是大炮多不中靶，有的半途坠地。⁽⁴⁰⁾山海关清军缺乏大炮守关，竟以废弃的明朝旧炮备用。福建漳州地居海防前沿，自制炸弹，“或掷出而终不炸，或甫燃而炸”。火炮“掷地稍重，两耳即断”，遑论点放破敌。⁽⁴¹⁾水师战船破旧不堪，无法驾驶，只得雇募商船凑合。如此武器与船坚炮利的英国侵略军较量，优劣判然，对胜负颇具影响。

战争失败后，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魏源撰写《海国图志》，主张首先学习西方军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⁴²⁾在战争时期，清军中的军工人才也着手仿效西方技术，对火器作过某些改进和研制。道光帝也意识到战败的教训，上谕指出：“海防事宜，总以造船制炮为要”⁽⁴³⁾，陆路防御，“总以火炮为先，其一二百斤之炮尤为适用，多多益善；次之以抬枪、鸟枪；次之以刀矛，又济之以马队”⁽⁴⁴⁾。要求沿海各省制造精良适用之战船火炮，甄拔军官，应注重“水兵及火炮鸟枪等兵”⁽⁴⁵⁾。虽然未能上升到“师夷长技”的层面，但却改变以往重于冷兵器的传统，向发展精良船舰和枪炮转化。可是，战后清廷财政拮据，连常规军饷都颇难支应，研制和发展船炮枪械显然缺乏经费，不仅魏源等人的构想得不到官方重视，连道光帝的上谕也成空文，无法得到实施。

鸦片战争更暴露了清军整体素质的腐败，英军只出动2万余人，道光帝调集旗绿防兵近10万，沿海各省还雇募大批乡勇设防。就兵力而言，清军居于优势，但双方未展开大规模的主力会战。清军只在若干城池的单纯防御中取得壮烈战绩，涌现一批浴血献身的爱国将领。但多数将帅乏善可陈，浙江、广东两大主战场统帅奕经和奕山，到处扰民，危害地方，见敌辄逃，奕山竟悬白旗乞和，却向道光帝虚报战绩，甚至杀良冒功，令人发指。提镇大员竞相仿效，丑闻百态。道光帝事后追查，竟处分数百名文武官员。战后虽经惩处，却无力整顿，积习难以挽回，而且更形恶化。清军的极度虚弱窳败，在战争中普遍存在惧敌畏战心理，军官贪生怕死，士卒保命懦怯，总体战斗力低下。有人描述清军将帅战时表现，说：

以缄默退缩为谦谨，以推诿避就为和衷，以先事布置为张皇，以勇往担当为孟浪。每于无关紧要之处备极苛察，而遇重大事件反敢阳奉阴违，藐国法若弁髦。属员尤而效之，上下成风，牢不可破。自阁部大僚及各省督抚疆吏，诸务皆然。⁽⁴⁶⁾

至于旗绿士卒的表现则是，“见贼逃者为上勇，望风逃者为中勇，误听逃者为下勇”⁽⁴⁷⁾。

清军腐败的另一重要表现是散漫无纪，扰害人民。官兵乘战争环境，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作恶多端。在调遣移防途中，也敲诈勒索，甚至抢劫民户，强征民伕，沿途人民怨声载道。曾国藩挚友吴敏树就指控清军，“随路淫掠，民之走避者，畏官军非畏贼也”⁽⁴⁸⁾。更有颇多受迫害的人民奋起抗争，投身太平天国运动。这正是太平军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

（四）镇压太平军的主要军事力量

但是，就阶级本性而言，清军仍是一支凶残反动的封建武装，长期防范和镇压人民反抗斗争，经历多次内外征战，具备一定军事经验，也有一套对付农民起义的战略战术。而且，它以全国人力和物质财富作为战略后备，建立了自上而下、控御全国的指挥和供应体制，尽管运转不灵，但毕竟能够操作运行，逐渐将国家经济和财政转入战争轨道，不断征调后备资源，支援前线，转化为战场上的物质力量，以弥补与克服其素质低劣、士气不振的弱点。而且，清军内部战斗力并不平衡，也有一些将帅积累较多的作战经验，如向荣及其楚军、僧格林沁部的蒙古骑兵等颇能战斗，先后成为太平军的劲敌。因此，清军长期居于战略后备的优势，能够不断得到人力物力的补给和更新，火器遂逐渐增多，武器结构也得到改进，对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和武器装备的农民起义军威胁至大，很多起义者仓猝举事，旋即遭到镇压。太平军初兴时，也屡遭挫折，长期处于清军围困封锁之中。即使在发展时期，清军亦以其战略优势，迫使太平军由进攻转入防御，形成持久的相持战局。而且，湘、淮军和其他地主武装在清廷扶植下，得以组建，并参与镇压起义，清军的结构和素质大有改善，太平天国运动面临更加凶恶的敌手，军事形势不断出现曲折和反复。

三　中小地主和经世派的潜力

（一）经世派的源流概述

嘉庆时，清朝国势中衰，危机显现，引起官僚集团的内部分化。一些具有前瞻和学识的官员面对衰世，极力提倡经世致用，主张改革弊政，整饬吏治，清理旗绿军队，强化训练和军纪，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开辟财源，把经学研究由考据的章句之学转到解决当前政经难题上。湖南籍官僚为经世派中坚，曾任督抚的陶澍、贺长龄为第一代领袖人物，注意励精图治，务实兴革。贺长龄委托魏源编纂刻印《皇朝经世文编》，收辑清代历朝著名官僚的奏疏，内容锁定在有关国计民生的对策建议上，涉及肃贪廉政，整治兵营，清理财政，兴修水利，发展农桑，改革盐、漕弊端等现实政经紧迫课题，供现时官员施政参考借鉴。之后，编纂“经世文编”遂成风气。唐鉴等人则从理学变革入手，主张正本清源，“以朱子全书为宗，……身体力行”，重在加强内省修养，并见诸经世致用，研究理学重义理而非章句，“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而且注意史学，熟悉掌握“历代典章”和政治制度优劣，以为知古鉴今，强化经世方向。⁽⁴⁹⁾第二代领袖人物为林则徐、魏源等，因鸦片战争时期的严禁鸦片和坚决抗英而深得朝野经世派人士的拥戴仿效。战后，他们针对失败教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使经世之学导向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艺和反击列强侵略的新课题，经世派遂由传统儒学转向引进西学的认知轨道。

可是，鸦片战争后，中外关系一度平静，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人民反抗斗争遍及全国，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即将兴起。经世派官僚迫于紧迫严峻的形势，从自身阶级利益出发，积极投身加强清廷封建统治和镇压农民起义的行动。曾国藩、吴文镕、张亮基、周天爵、骆秉章、江忠源、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郭嵩焘等，相继响应清廷征召，由书生文官变成前线统帅大员。可见，经世派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把经世致用的目光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近代化和爱国主义命题转向镇压国内农民起义，这也是第三代经世派人物的基本阶级特征和政治诉求。

（二）经世派的社会基础、能量和潜力

经世派官僚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他们属于汉族地主阶级，不少人出身农村中小地主家庭，自幼接受地主家庭教育和长期儒学熏陶，而且与官场有较多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一些人透过科举入仕，成为清廷各级官僚。他们比较熟悉社会和民情，具有强烈的经世意识，因而任职所至，注意自身操守和形象，并利用职权实施某些兴利除弊的变革，调和社会矛盾，尤其注重维护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合法利益，争取社会中层对清朝的拥护和支持，企图消弭反抗因素，维持封建秩序的长治久安。另一方面，他们对人民反抗斗争极端仇视，力主残酷镇压。因为农民起义矛头不仅指向清廷，而且首先威胁农村中小地主的身家性命。胡林翼坦承：“盗贼充斥之时，非比叛国叛藩，可以栖隐。非我杀贼，即贼杀我。”⁽⁵⁰⁾地主富豪别无选择，只能支持清廷，参与镇压农民起义。这些经世派分子代表汉族地主、儒生势力，具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就意识形态而言，他们恪信儒学观念，普遍认同忠君爱国政治理念，因出身中层，功名利禄意识强烈，颇具攀登社会上层的政治野心，而且透过宗法制度网络，以地域、血缘、人脉等关系相互串连纠合，形成内聚力较强的封建集团，并推举领袖人物，寻求有利时机，扩展集团势力。在和平时期，官员甄拔升迁须经正常管道，概由清廷中枢控制，政治资源分配极不平衡，满汉权贵大肆瓜分，经世派只能在若干省区有所作为，但须受权贵挟制，很难形成强大政治势力，亦无力与权贵抗衡。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权贵势力遭到严重打击，第三代经世派头面人物纷起出台，打着拱卫朝廷的旗号，组建武装，抢夺地盘，自征厘金、捐输，相互连横沟通，形成地域性政治集团，迫使虚弱飘摇的清廷接受新的政治格局，重新分配权力资源，以整合地主阶级力量，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因此，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的主要敌手已经转换，由清廷官方武装变成湘淮军为主体的经世派武装。这是研究太平天国战史必须注意的重要课题。

经世派分子具备相当的政治能量和潜力，在和平时期，因受权贵势力的压制和排斥，其能量难以充分释放，潜力亦不易发挥。只有少数杰出人物浮出台面，成为名重一时的清官干员。他们矢忠朝廷，仇恨人民反抗斗争，不惜残酷镇压，维护清朝统治和地主阶级利益，还可借此攫取晋身阶梯。几乎所有经世派督抚都有血腥杀戮反抗者的历史。大多数经世派分子则处在社会中下层，虽然对现实的腐败和黑暗颇感不满，但却对清廷深怀期待。他们经年在科场拼搏，欲图跻身仕途官场，或者消极退隐，经营田产，联络绅士地主，在基层强化封建宗法秩序。他们对直接威胁自家性命的人民反抗斗争尤为敏感。显然，他们不可能在太平天国和清朝的战争中寻求中立，也无力独立与太平军较量。因此，必须投靠官府，举办团练、保甲，强迫人民从军和交粮纳捐，配合清军抗拒太平天国运动。早在1852年，咸丰帝就任命沿江各省团练大臣，授权官绅大办团练，阻止太平军的浩荡进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等正是借此步入军旅、组建地方武装的。尤其是曾国藩，凭恃其湖南籍经世派首领和团练大臣的地位，与巡抚骆秉章勾结串通，揭举湘军旗号，吸纳和整合了湖南经世派的主要骨干力量，迅速崛起扩展，雄踞两湖，成为长江中游阻遏太平军发展的主要武装。大批出身中下层的经世派分子涌入湘军，其政治能量和潜力在战乱中得到充分释放。左宗棠承认，湘军将帅除曾国藩、胡林翼等极少数人具有进士功名外，“余皆起于草莽，出自行间”，⁽⁵¹⁾“率多守耕读旧业”⁽⁵²⁾，咸为乡镇儒生和中小地主。他们乘乱崛起，浑水摸鱼，成为经世派首领曾国藩之流的主体力量，在血腥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发展壮大，用鲜血染红顶戴，结成新兴的军事政治集团，既是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的强大支持力，又是中央集权的主要离心和割据因素。

（三）经世派与清廷权贵合流

面对全国各地的反抗风暴，清廷中枢也深感局势严重，亟思因应变易之道。1850年，道光帝逝世，年仅19岁的咸丰帝继位，各地民变奏疏纷至沓来，广西更是全省溃决。咸丰帝以座师杜受田为谋主，对中枢进行大整肃，权相穆彰阿、媚外妥协派耆英、伊里布等咸被罢黜，朝中穆党亦受株连和排斥。同时，起用老成持重和官声清正之赛尚阿、祁隽藻等执掌军机处，建立新的决策中枢。而且，先后起用经世派官僚林则徐（旋病故）、李星沅、周天爵、姚莹、严正基、江忠源等赴广西围剿太平军。之后，又诏令张亮基为湖南巡抚，防守长沙；吴文镕为湖广总督，防堵太平军西征。但都相继失利，毫无建树，经世派官僚并无回天之力。显然，是时经世派分子并非以群体和独立型态出现，而是主持或参与军务，其军事体制、旗绿官兵和乡勇组合等都沿袭往昔，因此很难有所作为。其中，江忠源雇募楚勇500人（后增至800人）由其亲自指挥，实系江家子弟兵，曾在广西、湖南配合绿营征战，较具战斗力，尤以簑衣渡一役拦截和重创太平军而名噪一时，又以坚守南昌三月倍受经世派官僚吹嘘和推举。江忠源官运亨通，只有二年多时间，就从知县渐次攀升，卒被咸丰帝擢为安徽巡抚，成为下层经世派官员跃居督抚之第一人，楚勇也被朝野视若常胜军。但江忠源孤守庐州（今合肥市），被太平军严密合围，所辖绿营、壮勇毫无斗志，城外援军惧战不进，楚勇则在湖北遭太平军歼击大伤元气，一时难以驰援。结果，城破人亡，江忠源未能逃脱覆灭之厄运。但他的窜起使湖南经世派分子大受鼓舞，王錱、罗泽南相继组建乡土武装，成为湖南团练主干，曾国藩正以此为起家血本，湘军遂由此发轫。他决定不与旗绿相混，另起炉杜，“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而后可以言战也”⁽⁵³⁾。湖南经世派分子和反动儒生、练首纷起响应，蝇聚结集，形成相对独立的地域武装。至此，经世派逐渐摆脱往昔依附权贵、单打独斗的弱势状态，转而以群体力量，相互沟通呼应，迅速扩充武装和地盘，并且在中枢寻找庇护者。曾国藩等先结纳权倾朝廷之肃顺一伙，辛酉政变后，又改换门庭，投靠奕䜣集团，终于与朝中权贵合流，转化为清朝主流势力。经世派和清廷的关系互动错综曲折，经慈禧、奕䜣政权整合后，血腥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和各地人民起义，势力扩及全国。王闿运称：

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及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无他故，专灭洪寇之功耳。⁽⁵⁴⁾

（四）中小地主的政治角色、诉求及其实践

史实表明，汉族中小地主、儒生及其代表经世派势力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凶恶敌人，其潜在实力和政治动向值得我们认真考察研究。一般而言，中小地主剥削和压迫农民，依附和从属于官府、绅士，其儒学子弟更加坚定。在乡村，他们充当绅士羽翼，把持基层保甲权力，为官府催缴粮税，维持治安和封建秩序。而且，保甲体系和宗法制度相互结合，富绅大族主宰乡村权力，私设刑庭、监狱和家族武装，并以保甲名义使其合法化，借此取缔一切反封建的会社，防制农民反抗活动，保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特权与剥削利益。当农民起而反抗时，中小地主就会支持官绅出面，串连保甲，结成联保、都保等防卫机构，并强迫农户分摊丁壮、钱粮，组建团练，“自卫身家，借可保全地方，以辅官兵”。但团练作用有限，“只能防小支千余之游匪，不能剿大股数万之悍贼”。就是说，团练对防止小规模农民起义有些效果。在起义被镇压后，还需要“办团练以善其后”⁽⁵⁵⁾。一些州县官吏还从团练中募集精壮，组建地方武装，是为乡勇，以配合官军的军事行动。团练、乡勇中的骨干多半由中小地主分子或儒生充任，他们气焰颇炽，行动积极，拚力捍卫家产，并可借此邀功领赏，升官发财，因而对农民起义十分不利。如雷再浩起义就是被江忠源召集团练扑灭的，江氏旋被擢为浙江秀水知县。很多小股起义军往往在起事之初即遭团练镇压，广西天地会起义军经常受团练威胁骚扰，难于立足存身。太平天国始终处在各地团练频繁游击和困扰之中，统治区内难以安靖，尤其是新开拓的省区。皖北练首苗沛霖，苏南太湖枪匪，湖州赵景贤，诸暨包立身等极为凶悍，发展成为割据一方的武装集团，迫使陈玉成、李秀成采取招抚政策，承认这些团练割据现状，以化解对抗，绥靖地方。但效果不彰，反而养虎贻患，铸成严重恶果。在清军转入进攻时，这些团练相继投靠、以为内应，致使局势恶化，丧师失城，陈玉成甚至受骗被擒，壮烈牺牲。

由于中小地主长期生活在农民的汪洋大海之中，直接剥削与压迫农民，积累了一套对付农民的软硬手段。而且，出身社会基层，渴望攀升上层，具有旺盛和贪婪的企图心，并能坚持不懈、扎实努力地达成自己的目标。在他们看来，要保持和扩大自身的政经利益，就必须依恃朝廷。在激烈的阶级搏战中，中小地主坚定维护和支持清朝，官方则借助于这个阶层的实力控制广大农村腹地，并把中小地主视作朝廷的社会基础。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中小地主及其团练武装对清朝统治区的安定，对清军人力、物力支援起了颇大作用。当湘淮军组建后，一大批团练头目涌进并成为骨干力量，他们号召和组织中小地主的阶级力量，投入镇压太平军的罪恶战争，对战争进程产生了严重影响。

中小地主分散在农村，保守、自私、狭隘是他们共同的社会心态，因此颇难动员和组织。经世派官绅则承担这一功能。他们透过宗法制度、行政体系、经济和社会联系、科举和教育、社会安全保障等多种渠道，把中小地主及其儒学子弟引入清朝封建阵营，以对付农民反抗斗争。曾国藩所发布之《讨粤匪檄》，就是这种意图主导的政治宣传动作。但是清朝腐败，官吏贪劣，往往侵害中小地主利益。中小地主处于社会中层，既与贫苦农民存在直接的利益冲突，恐惧农民的反抗斗争，但也遭受官府和富绅豪族的欺凌兼并。他们期盼清朝整饬吏治，依法理政，改革和加强封建统治，保护其政经利益，不致被农民革命毁灭，也避免遭豪绅兼并和官府侵夺。经世派官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的政治代言人。左宗棠对家乡各阶层经济状况作过一番估算：“大约宽裕者十不过一二，余皆贫苦力作，或造纸为业，或芋充粮，丰年犹须买谷接荒，凶年于何取餍？”⁽⁵⁶⁾他家有二三千金之家产，田数十亩，雇佃若干人，“以独富之家处众贫之地，一夫狂呼，先为祸首。……一旦蠢动，祸在门庭”⁽⁵⁷⁾。他虽然对清朝吏治多有微言，却对朝廷怀有改革期待。咸丰帝即位后，左宗棠颇有振奋，写道：“咸丰改元，薄海内外，企望新政。”⁽⁵⁸⁾他认为，经世派分子应该坚信：“天下无不可仕之时，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作之官。即为一郡之守，亦可正齐一方，活数十万生灵。”⁽⁵⁹⁾主张等待时机，出山入仕，有所作为。江忠源身居穷乡僻壤，对农村贫富阶级对立也颇有体认。灾荒年月，他更忧心忡忡，嗅出农民反抗的信息。有诗为证：

哀此贫氓力耕种，年丰仅足偿什一。
今年不复望有年，坐令沟壑填白骨。
……
但见富人百无忧，谁怜贫者为饥出？
贫人一旦为饥驱，富人岂得安其室？⁽⁶⁰⁾

他们期望朝廷能体察农村严重的情势，亟思变革政治，缓和矛盾，防止农民揭竿起义。曾国藩虽为朝中二品大员，但与在野经世派分子声息相通。咸丰帝即位不久，他就上《备陈民间疾苦疏》，明确指出：“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是造成当前严重危局的三大原因，告诫咸丰帝必须迅速革除弊端，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显然，曾国藩站在清朝和中小地主的双重立场，期望清廷向中小地主作某些政治、经济让步，以换得这个阶层和自耕农的支持，从而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整合地主阶级力量，以对付正在兴起的农民起义。但咸丰帝与朝中权贵对此不感兴趣，反而对其嫉恨。曾国藩哀叹：“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救，退不能以自存。”自己上疏不过是“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吏唾弃之具”⁽⁶¹⁾。清廷权贵对这些警告置若罔闻，仅对广西采取增兵添饷、派遣林则徐等重臣，企图从速平定起事，稳定南境政局。但对整治吏治、减轻中小地主和自耕农额外负担等基础工程根本缺乏认知，直到反抗风暴席卷全国时，清廷才陆续采取若干应急措施，起用经世派官僚出任督抚，支持他们整饬地方吏治和钱漕征收，适当对自然灾害和战乱省份减缓蠲免钱漕，增广学额，酬劳捐输儒生，在一定程度上调适了朝廷和中小地主、儒生之间的关系，也稍许减轻自耕农的负担，有利于整合国家和地主利益，化解矛盾，对付太平天国运动。而且，清廷还逐步放手经世派官僚经营区域集团势力，而在中枢实行制衡和调控。于是，经世派督抚权力集中，在辖区内实行变革，使吏治、钱漕、治安、水利、农桑、刑狱诉讼等各项事务均有所整顿，其中，湖南骆秉章、左宗棠，湖北胡林翼率先施行，颇具绩效，之后，逐步推开，使经世派直接与中小地主结合，形成相对稳固的战略后方，从而榨取更多的人力财力资源，支援湘淮军征战。太平天国统治区和势力因此不断收缩，力量对比更加悬殊，终于遭到失败。

因此，清朝尽管腐败无能，国家机器各个环节的运转故障重重，尤其是军队虚弱怯战，从而使封建统治陷入结构性的深重危机，由此促成了革命的酝酿和发动，并迅速推向高潮。但是，危机与革命又反过来刺激了清朝及整个地主阶级，使它们逐渐导向整合，垂死挣扎，以挽回灭顶之灾，经世派官僚充当了整合和挣扎的主要政治角色。随着整合的推展，其效应在战场上不断得到体现，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因此显示出空前激烈、曲折、反复和持久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