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广西反抗力量的发展
一 广西是革命的风暴地区
太平天国战争发生在西南边陲的广西省。从1844年洪秀全、冯云山赴广西传布拜上帝教，到1850年11月金田起义爆发，这六年多的时间是革命的酝酿和准备阶段。起义后，太平军转战广西中部山区，直到1852年6月进军湖南，这是太平天国军兴的初期，新生的农民军队多次粉碎了清军围剿，勇敢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奠定了未来大发展的初步力量基础。
广西艰苦创业与起义后的反围剿战争是太平天国战史上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场革命酝酿和兴起的同时，广西天地会在1845年揭起了武装斗争的义旗，并逐渐席卷全省。1850年，天地会起义进入高潮，广西地区的战略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革命形势臻于成熟，洪秀全等把金田起义提上了历史日程。于是，太平军与天地会两股革命力量并肩战斗，互相支持、影响，彼此激荡，使清王朝在广西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与打击，广西遂成为中国近代农民战争高潮的首义地区。要弄清太平天国战争的历史背景，就必须对广西客观革命形势，天地会武装起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力量对比变化展开必要的考察和分析。
（一）多种社会矛盾交集凸显
鸦片战争后，全国阶级矛盾普遍激化，但各省发展是不平衡的，广西是矛盾最尖锐的省区之一。而且，由于清朝统治力量的相对薄弱，遂使天地会等反抗力量在广西聚合，广西于是成为革命的风暴地区。
广西是全国比较贫瘠的省区，境内多山岭、丘陵，石灰岩地质构造较为普遍，石田甚多，森林、竹丛布满一些山区。据姚莹、严正基称：广西土著居民仅占总人口十分之三四，其余皆是由广东、湖南、福建迁徙入桂的客家人。(62)
清朝初年，广西是南明永历朝廷的抗清基地，几经兵火，人口锐减。乾嘉时期，广西已经实施了“改土归流”，大量招徕外省劳力入境垦荒，于是粤、闽、湘诸省相对过剩人口纷纷迁居广西，导致该省人口剧增，大大超过了全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但是，耕地面积却没有大的增加，与全国的人均土地相比，至太平天国起义时，广西为1．1亩，远少于全国的1．78亩，人口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全国和广西人口、土地情况对比(63)
根据当时农业生产水平，广西亩产粮食，两季可获500斤左右，地租率一般为收获量的6—7成，佃农实际所获每亩当在200多斤，一家五口，耕田5.5亩，仅获1000余斤稻谷，显然不敷全年生活。《粤寇起事纪实》说：“广西山多田少，地皆硗确，物产甚稀。居民谋生无计，十室九空，冻馁难堪，盗心易动。”于是大批人口涌出农村，纷纷在广西各地流落，很多人加入天地会等秘密会社。除此之外，鸦片战后还有三个原因使游民队伍更为急剧增加。其一，清政府撤防裁勇，“遣散之勇，半系无业游民，流入广西，剽掠为生，从此盗风愈炽”(64)。如张钊等团伙。其二，广西长期水利不修，连年灾荒。据该省部分地方志统计，1843—1850年就发生各种灾害、瘟疫20余起。广西当局不事体恤，也无力救济，又不敢向上呈报，造成饥民充斥，“饿殍载途”，死亡枕藉。幸存者无路可走，沦入游民行列。其三，徐广缙1848年初受命总督两广，他坐阵广东，兵多粮足。但却不愿在经济和军事上支援自己有管辖职责的广西，以解决困难。相反，徐广缙以邻为壑，将广东游民与天地会驱赶入桂，致使广西游民危机更形恶化。
广西由于外省客民涌入开垦，遂与土著居民在经济、政治利益和风俗习惯上产生某些矛盾。尤其在人口过剩、土地紧张的情况下，这些矛盾有所发展，往往因夺佃、夺耕发生冲突，甚至武装械斗。据《贵县志·风俗篇》载：
贵县土著，惟侬、黄、覃、邬、韦各姓，余俱外来占籍者，今概称为土人。独于粤东惠、潮、嘉迁来之人，无论其年代远近，均谓之来人，以其离故土，而不变乡音也。
《永安州志》、《平南县志》、《象州志》、《浔州府志》等方志都有关于来土问题的记载。来土矛盾并不是阶级矛盾，它是可以调解的。但在当时，来土双方豪姓大族为了各自的剥削利益，利用矛盾，从中煽惑；官府蓄意偏袒敲诈，使矛盾人为加剧，致使广西局势增添了新的动荡因素。
鸦片战争后，形势变化剧烈。广西游民队伍益增，尤其是“粤东水陆撤勇，逸盗或潜入梧、浔江面行劫，或迭出南、太边境掳掠，勾结本省土匪及各省游匪，水陆横行，势渐鸱张”(65)。广西天地会得到了强大的推动力，开始与广东天地会联合行动，一个武装起义高潮正在酝酿之中。
（二）广西军政当局无力应对，采取敷衍放任政策
面临这一即将溃决的危局，自1847年就任广西巡抚的郑祖琛心怀畏惧。他处在十分矛盾的境地：若仅靠本省的兵力、财力，实在难以对付即要勃兴的天地会起义；若向道光帝如实奏报，又遭阻拦，“上之有宰相风示意旨，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毫发细故辄请动用”(66)。大学士潘世恩函示郑祖琛，“再三告诫，切勿以贼多入奏”，以粉饰太平，满足道光帝渴望天下无事的虚荣心。郑祖琛只好向总督徐广缙诉苦求援，得到的“皆推诿粉饰之词”。徐广缙“坐观成败，与郑中丞及诸将意见不和，事事从旁掣肘”，拆郑抚的台。郑祖琛自知下场不妙，洒泪哀叹：“吾从其言（不奏报实情），则玩寇必致大乱；违其意，则上疏必被阻挠。左右两难，乞身未敢，空手何能杀贼？徒为误国庸臣，志不能伸，死有余辜矣！”(67)
郑祖琛自白确有根据。广西有绿营兵23000人，土兵14000人，常备军共计37000人。主力集中在柳州、桂林和左、右江两镇，有一定的边防任务。余下额兵驻屯各州县，为数很少，一般仅几百人，零星分散在各自汛地，任务是维持各城的秩序和安全。当天地会还是小股的秘密结社时，各地汛兵尚可对付，能够及时镇压。如果遇到多股并起，或大股天地会军冲击，清军就会“顾此失彼，辄不相及，即及之而兵力不足”(68)。而且各地清军只顾全自己防区的安靖，不愿主动出击或支援其他地方的军事行动。当组织诸州县或数府会剿时，外地清军不大热心，彼此矛盾重重，互不相属，难以统一部署和指挥。因此，广西清军缺乏机动能力，很难形成一支较为集中的打击力量，去对付大股天地会军，这给天地会起义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活动条件。
广西提督闵正凤平时不问军事，“工于趋跄应对，颇通文墨，以儒将自居。”(69)造成了广西绿营“兵力怯弱，不能御贼，军械不复适用”(70)。天地会起义爆发蔓延起来时，他“复多畏葸”，不敢督师出击。(71)其他“大吏皆讳言兵，不发大军往剿，视为平常之贼，仍令本郡兵役下乡缉捕，惟滋扰良民，而不敢追贼，巧于趋避，……因循玩纵，贼势蔓延，土寇愈众。……一闻贼至，官避民逃”(72)。
既然绿营兵不足恃，惟有雇募壮勇，但这需要本省有充裕的财力维持饷源。广西穷瘠，缺钱少粮。据严正基估算：
粤西征额钱粮，通计四十万有零，本省绿营兵饷，岁需四十二万余两，既属不敷。其关料杂税不及十万余两，支给文武员弁廉俸及祭祀、书役、工食等项，亦多短缺。常年征收足额，尚须外拨接济。近年……完纳不过十之五六，愈形不足。……盗多民困，征粮则民多抗欠，失事则官即逮褫。……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73)
可见，广西当局无力大量募勇，镇压天地会受到巨大财政赤字的严重限制。
走投无路的郑祖琛只好自欺欺人，采取因循敷衍、得过且过的消极政策。钦差大臣李星沅奉旨查核并复奏郑祖琛的罪过说：
往岁贼初起时，党伙未众。州县能缉捕者、将备有胆气者，其力犹可及止。郑祖琛虽经饬办，不获上紧芟除，此迁延之咎也。地方有讳盗为窃，由来久矣，……郑祖琛久于其任，未能挽回积习，此徇庇之咎也。至通省文武员弁，凡剿捕不力、阊茸无能者。……郑祖琛责在整饬，广西吏治未见秩然改观。即如已革提督闵正风操防懈弛，泄沓苟安。曾有劝其劾参者，郑祖琛见好同官，优容无问，此周旋粉饰之咎也。(74)
周天爵认为李星沅复奏袒护郑祖琛，1851年2月10日，他向咸丰帝大揭广西官场的老底，疏云：
广西历任抚臣则不然。民控抢劫奸淫，如诉诸木偶，退而啣冤，号泣之声，各散诸风雨。盗贼习知官府之不彼与也，益从而仇胁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也，亦遂靡然而从贼。是盗贼益无所畏，而出劫杀人日频，知官府避罪而必为之讳也。百姓益无所恃而从贼日众。加以广东高、廉、惠、潮、番禺遣散之乡勇，鹤山、清远、英德包送洋烟之悍棍，来而为之领袖。盖自道光二十六年以至于今，守备、千总，兵丁死者不下千余，报出者不过千百之一二，由是兵胆惧裂，民心日摇。(75)
敷衍政策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全省地方官吏对天地会活动大多持放任态度。“州县欲绳之以法，则恐生他变；欲据实上陈，则规避处分而畏干时忌。逮酿成大患，则破败决裂，不可复治。”(76)他们“未严办一案，驯至贼匪无所畏惮。推其原故，皆由提镇卖缺肥己，参护游都守扣饷虐兵，府厅州县纵盗殃民”(77)。罗惇衍所劾不免夸大，但官府、清军实是为渊驱鱼，逼使贫苦民众投身天地会起义洪流。
清朝当局的敷衍放任政策是在广西特殊情势下产生的。它充分表明，广西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在发生重大变化，统治阶级缺乏力量再像以前一样残酷镇压活动普遍频繁的天地会了。正如龙启瑞所说：
窃念粤西近日情事，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非得良药重剂，内扶元气，外拔毒根。则因循敷衍，断难痊愈，终必有溃烂不可收拾之一日。现在封疆大吏，存心仁厚，惴度贼势，控制亦颇周详。但苦经费别无筹措，复因目前无陷城失守之事，不得以请调大兵为辞。……此间土匪，情甚诡谲，明知攻陷城池，必为王师所不宥。故所过皆掳掠，乡牛草芥无余；复不甚与官兵对敌以得逞。……大吏昼夜筹划，兵多则饷绌，分守则力单。始欲节费而少出师，则力不足以相御；继因添兵而多糜饷，则费已不可胜言。(78)
可见，敷衍政策并不能挽救广西的危机。相反，给天地会的活跃和发动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天地会众不攻城陷邑，而在农村圩集活动，积蓄力量，扩大队伍，发展组织，准备迎接全省起义高潮。
二 广西天地会起义的兴起
（一）天地会入桂秘密发展
广西人民处于生计穷绝的悲惨境地，但又不能认识到造成他们痛苦生活的根源是罪恶的封建制度。长期以来，由于被剥夺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农民们对社会本质、自己的力量与出路缺乏正确的意识。相反，他们深受封建迷信的影响，将一切不幸归结于命运，把希望和未来寄托到来世。统治阶级力图宣扬宿命论，使农民安于现状，顺从命运，以消弭不安和反抗，维护其剥削利益。可是，无情的现实是，生计不断恶化，农民无法在现状下生存，他们亟需谋求活路，秘密会社即有了滋生的肥壤沃土，天地会组织在广西开始活跃起来。
随着广东、福建客民迁徙入桂，天地会组织开始在广西发展。“粤西自嘉庆十二年（1807），广东惩办洋匪后，内河土匪潜至西省，与依山附岭种地之各省游民，结伙抢劫，兼勾引本地愚民，或拜弟兄，或拜添弟，或数人，或数十人，或有会薄腰凭。称为大哥、师傅，传授口号，俱系抄袭百余年前旧本。”(79)1810年，邕宁县“沈惠平、苏义兴等纠众结拜添弟会”(80)。次年，庆远府东兰州破获姚大羔“叠次纠伙拜会”一案，搜出《会簿》，簿中充满“顺天兴明”、“扶明绝清”、“去清复明”、“兴明绝清”之类的字眼，这是天地会发展的又一个阶段。看来，天地会传入广西前后，又经过了一番新的加工和改造，原来的顺天口号被反清复明的政治目标所取代。新的斗争目标较前明确，对汉族人民有一定的民族号召力。直到鸦片战争前，广西查获多起天地会案件，捕获会众1200余名。(81)从迭次案情分析，天地会在广西仍处在秘密组建阶段，并没有发生较大的武装起义行动，广西当局的统治尚较巩固，还有力量及时把各地已发现的天地会组织迅速扑灭。
广西天地会被清朝官方诬为“堂匪”，初起会时，为了掩护秘密会社，首领“出资招募，使心腹者数人统之，无头目姓名，但称某堂，己则置身局外”(82)。他们“立一堂名，互相纠集，义取平等，以兄弟相呼，……聚则众数十，或数百，合党竟至逾千逾万；散则如鸟兽，无一定之巢穴，一定之头目，不蓄发，巧于趋避”。原来，“极守秘密，每于深山僻寂处，深夜为之。及贼风既盛，则在各圩镇白昼为之矣。”看来，“堂匪”并不是正规的天地会武装，而是天地会组建初期的一种形式。它还具有两面的依恃性，“贼众盛则附贼，官军强则归团。总之，忽而贼，或而民，莫可究诘。”(83)
广西本地的天地会武装被诬为“土贼”，“亦堂匪之变相，党羽众盛，多或逾万。……且称王称霸，声势浩大。”他们蓄发，不易散伙，一般在本地活动。外来的天地会军到某地活动，则被诬曰“流贼”、“外匪”。其中，广西的称“土马”，广东的称“广马”、“东匪”。数支起义军汇合形成一股较大的武装力量，转战若干地区，即称“股匪”。协办大学士杜受田奏称：“大抵贼之肇端皆由会匪，所以平时各处散在民间，及至起事，一呼立集，其中凶顽，……多为广匪。大都每股不过数十人，甚至百余人而已。其余众皆土匪附众，以张其势。”(84)真实地说明了两广天地会互相支持、联合抗清的武装斗争局面。
（二）天地会起义兴起和席卷广西
1845年，邓立奇、钟敏和在藤县赤水圩“各竖旗聚党”，揭起了武装斗争的大旗。“以后贼风日甚一日，官兵不能擒制，土匪因之蜂起。”(85)同年，卢三哲、乃富本也在隆安县举事。(86)从此，天地会起义在广西各地蓬勃兴起。1851年3月10日，杜受田疏奏天地会起义发展过程说：
粤西贼匪为患，自道光初年，各府、州、县已有结盟联会，匪徒隐成党羽，私逞强梁。逮自道光二十五六年间，左右江及各江接境广东等处盗风滋炽。……（至道光末年），贼匪多至数十股，每股各有渠魁。(87)
从1846年开始，天地会军逐步形成了三个较大的武装斗争中心：湘桂边境的雷再浩、李沅发军，西江流域的艇军，左右江地区的张嘉祥军。在他们稍后则有陈亚贵由广西中部转战北部的大起义。
1．艇军
艇军崛起于1846年。任文炳、李观保在黔、郁二江组建了天地会的水上武装，这支队伍乘坐用枪炮武装的波山船，经常威胁和截断两广的水上交通线，被清政府诬为“艇匪”。原系广东鹤山县水手出身，曾于鸦片战争受募为壮勇的张钊（大头羊）、田芳（大鲤鱼）等，因梧州撤防裁勇，失去当兵吃粮的生计，又不愿再行原来的水手生理，遂侧身于江湖为盗。1845年，他们降于平南知县王华封。1848年，又复造反。次年，苍梧县令招抚张钊为捕役，艇军势力受到分化和削弱，任文炳等继续活动于两广水面，坚持反清斗争。
2．张嘉祥军
张嘉祥，广东高要人。后流入广西贵县，在商店为佣工，即入天地会。与广东钦州李士昌、李士葵兄弟、横州谢江殿、灵州苏三相、贵县徐阿云、南宁颜品瑶等声势联络，在横州大滩劫富。1846年，张嘉祥在广东合浦畲冷村起事，聚党数百。旋入据横州之上石村，以为基地，四出骚扰富户及商店、当铺。次年，清军云集，攻陷上石村。张嘉祥逃回畲冷村，又遭两省清军追逐，逃入钦州十万大山，仅剩29人。1848年，他依附李士昌兄弟，潜伏山中。
1849年，张嘉祥复起，与苏三相据横州百合圩（博合圩），“树旗帜，大书‘劫富济贫’字样”（一说“书曰：‘杀官留民，劫富救贫’”）。张军以百合为基地，“勒各村缴款，议定即由各村自行送到，不经其党之手。间有私行骚扰者，闻之必查究诛戮，约束尚严。设立贼馆，名曰怡义堂”。李士葵、黄晚、牛儿三等亦在灵山、钦州一带活动。(88)广西南宁府与广东廉州府成了天地会起义的又一个中心。
8月，张嘉祥率部千余，向北进军，抵贵县覃塘圩。张贴告示，发展会众，建立新的武装活动基地。广西清军组织三路会剿：南宁协副将盛钧攻南路；浔州知府顾元凯，副将李殿元驻贵县，防堵东路；提标营游击段炳南、知府刘继祖驻宾州甘塘防北路。张嘉祥避实击虚，挥师北上，据大桥圩，猛攻甘塘清军，斩段炳南，军势大振，清军会剿之计破产。东路顾元凯惊惶恐惧，急向梧州求援，正在苍梧县任捕役的张钊、田芳等受命率叛降艇军沿浔江西溯，“经带扒船数十只，由郡（桂平）至县（贵县），湾泊河边”，以御张嘉祥军。此时，南宁地区天地会谢锡祥（谢长腰四）、潘七大等活动剧烈，盛钧首尾受敌，担心后方不稳，遂与顾元凯商定，经劳崇光批准，往甘塘招降张嘉祥，交易达成。1849年秋，张嘉祥无耻叛变，进入贵县城，且据甘塘骚扰横行，1850年春，贵县令张汝瀛突然袭击张嘉祥军，缴获张部军械，并将其逐回南宁。1851年张遂投奔南宁知府邹峄杰，协助镇压以颜品瑶为首的南太地区天地会军，终于堕落为天地会、太平天国等农民武装的死敌。(89)
张嘉祥叛降，使广西中南部天地会声势大遭摧折。但在全省革命高潮影响下，起义还在继续发展，贵县竟有10余股起义军；南宁谢锡祥、颜品瑶两支大军先后兴起，坚持斗争，声势复振，牵制了万余名清军，有力配合与支持了太平天国战争。1850年冬，向荣率楚军歼灭了谢锡祥部主力；1852年，劳崇光、张嘉祥镇压了颜品瑶军，南宁地区起义趋于低潮。
3．雷再浩、李沅发军
1847年，瑶民雷再浩与汉人李世德等结拜棒棒会。10月在湖南新宁黄背峒起义，并进军广西全州境，湘桂边境燃起了武装斗争烈火。平乐天地会范连得等立即起而响应，密约雷再浩攻袭府城，因事泄未成。而后，雷再浩军遭新宁团练江忠源部与清军联合围攻，撤出黄背峒，占据全州梅溪口要塞，与李世德会师，斩清军守备李延扬等，声势复振。旋遭清军、团练包围，雷再浩复回新宁。12月，在毛安因叛徒出卖，被俘就义。
两年后，起义再次爆发。1849年11月，李沅发又在新宁起义，并袭据县城。“以劫富济贫为名，聚党七八百人，头裹红巾。”(90)清军镇筸兵及江家团练立即围攻，并轰破县城。李沅发率部“乘雨潜越镇筸营垒”，进至广西兴安。次年春，由城步抵龙胜境内，湖南守隘委员、守备熊钊、外委王仪千阻击被斩，参将玛隆阿毙命。新宁江家团练悍目邓树堃率300人穷追，至怀远中伏，所部被歼，邓树堃身亡，湖南巡抚赵德馨等革职。李沅发部转战古宜、程阳、林溪，返湖南，又循黔边，即转广西融县，克长安圩，在南江天堂岭、水口为清军、团练击败。起义军遂趋永宁、永福堡里，毙县丞赖锦荣。此后辗转在永福、阳朔、荔浦等县境，进入修仁瑶山，活动在桂北诸多州县。因遭到优势清军围剿，李沅发乃率军疾驰回新宁，扎金华岭，坚守抗清。1850年6月为湖南提督向荣俘获，解至北京牺牲。
清军虽然捕杀了雷、李，镇压了这两次起义，但引起了桂北局势的空前动荡。“桂林府属之临桂、阳朔、永福，平乐府属之荔浦、修仁、永安，浔州府属之平南，各有土匪啸聚，声息相通。至是乃大肆。”(91)起义军在各州县播下革命火种，更多的天地会众受到了鼓舞和推动，小规模的武装起义不时发生，创造了有利于太平天国的斗争环境。
4．陈亚贵军
接着，掀起了陈亚贵起义的武装斗争风暴，把广西中部和北部两个天地会活动中心联结一气。据《股匪总录》载，陈亚贵早在1846年就参与了李观保、任文炳的艇军。1848年，他脱离艇军，在武宣独立竖旗起事。陈亚贵改变了艇军局限于水面和江河沿岸活动的斗争方式，实施以步兵为主、在山区村圩流动作战的战术。开始，陈军在武宣、象州、桂平一带山间活动，遭到清军、团练围剿，多次失败逃亡。陈亚贵坚持斗争，1849年10月，他避实击虚，冲出包围圈，进军柳城县境，连下牛岭、洛岩、大埔等圩。是年冬，与东乡武生区振祖拥众千余，“张顺天行道旗，越境至长安圩，劫典铺、钱铺，往返六百里，归百丈圩分脏”(92)。1850年1月24日，他称大王，“拥匪数千，头包红巾，旗建顺天行道字样，坐轿骑马，大炮、鸟枪、弓箭、藤牌，军器齐备，自桂平大黄江会武宣、象州、大湾广匪、土匪，突至迁江县之良塘圩”，28日，至庆远忻城土县，次日，抵苗分县之袄峒圩，遭忻城土官截击。(93)后陈亚贵回军象州，不久克中坪，朱亚狗在寺村响应。夏天，陈亚贵、郑廷威等千人由象州进至贵县龙山圩，遭团练抵抗。8月，由运江至桐木，修仁知县刘益谟弃石墙要隘溃逃，陈军越隘长驱直入，旋克县城，再下荔浦，省城桂林戒严。陈军即“至青山富室员外徐成
家打单，不伤居民。复分党来城，向各巨商及当商、盐铺索资斧”。击溃团练后，进占马岭，“居民奔避不及者，亦不伤害”(94)，距桂林仅200里。郑祖琛惊恐万状，亦无法隐瞒，连忙向刚即位的咸丰帝奏报，并请旨饬徐广缙赴广西会剿。咸丰帝立即遣兵调将，把广西作为全国用兵的重点。他命令郑祖琛、闵正风“分路兜剿，毋令逼近省城，绝其逃窜后路；一面解散胁从，晓谕安抚，免致愈裹愈众，滋蔓难图”(95)。同时，谕徐广缙率军入广西，“起张必禄于四川，调向荣为广西提督”(96)。接着，又以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至1850年10月，已调遣贵州、湖南、云南等省6000余名客军陆续驰援广西。陈亚贵闻讯清军集结，9月又进军修仁瑶山，由四排至永福县鹿寨圩，转柳州境。适逢向荣楚军前队，陈亚贵军溃败，遂与陈香晚分兵东西撤走。陈香晚由西南进军宾州，兵败被擒杀；亚贵由东南折转象州、武宣境，在三里圩遭浔州协副将李殿元截击，损失惨重，即转入桂平武平圩、石龙圩，复为团练沿途堵击，乃渡勒马河，藏入罗渌洞。11月，为团练头目黎建勋捕获牺牲。此刻正是金田起义之时，陈亚贵余部在其弟陈世清等率领下投奔太平军，成为一支奋勇敢战的劲旅。
除了上述四支大军之外，广西各地尚有多股地方性的起义军在活动，不再一一陈述。
三 天地会起义的特点与规律
上述史实使我们对广西天地会武装起义产生了较多的感性认识，现在需要在散见各地方志及其他史料的基础上，对各支起义军加以比较、鉴别，从中考察和归纳出它自身的特点与规律，引出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
1．从经济政治上考察，这些天地会起义军大多数没有什么具体的斗争口号，只有少数几支提出低级的奋斗目标。天地会军成分复杂，源头诸多，不能一概而论。从各股起义军活动情况看，大致可以归为三种类型：（1）张钊、杨捞家（杨瑞乾）、陶八（陶昌培）之流，是起义军中的败类，实际是反复无常的江湖盗匪。（2）多数为打家劫舍、拦截商旅，获财瓜分，随聚随散的江湖绿林，任文炳等艇军头目可为代表。（3）少数起义军提出诸如替天行道、杀官留民、劫富济贫之类的口号，这是既低级又模糊的政治经济要求，不具有鲜明的阶级内容，没有超出《水浒传》中梁山泊好汉的作为。正因为反清反封建色彩淡薄，有时陷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及封建制度的泥淖。张嘉祥曾提出这些口号，但叛降清朝；李沅发也主张劫富济贫，但同样有乞降行为。
据广西举人李宜用等赴都察院告状，声称张嘉祥、杨捞家等部“皆用红布裹头，所竖旗帜，上有‘替天行道，反清复明’字样”(97)。这是史料中目前见到仅有的关于“反清复明”口号的记载，而其他大量材料不能为这一口号佐证。稽之李宜用等原呈，并无这一口号，再证之庆远府生员莫子升等、宣化生员何可元两件原呈，亦未检举天地会各军有“反清复明”大旗。(98)看来，这是地方志作者杜撰，不能据为信史。
史实表明，广西天地会起义还处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低级阶段，尚未达到明末农民战争的水平。数十支起义军中，看不到体现当时社会主要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反清反封建口号，根本没有触及农民迫切关心的土地问题，对封建地租、赋税的减免也不感兴趣。究其原因：其一，天地会成员社会成分复杂，虽然许多农民纷起加入，但大批流民、绿林、盗匪乃至衙役、胥吏，涌进天地会行列。这些人活动能力强，常常成为首领。他们与土地、地租、赋税没有直接的经济联系，在这方面缺乏强烈的愿望与要求。这些人关心的是钱财，主张夺取富人浮财供自己享有，并将剩余财富分给支持他们的贫苦人民，这就是所谓“劫富济贫”。就封建土地所有制说，这个口号对其并未产生直接威胁。少数混入起义军的兵痞、盗匪、胥吏等败类，专事破坏与抢劫，杀戮无辜居民，甚至洗劫村圩，严重损害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利益。其二，天地会传统口号束缚了起义军的行动。从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到反清复明都是天地会在不同发展阶段提出的各种口号，广西各支起义军正是重复和实践上述陈旧目标。而且，一个运动的实践过程往往低于它原来提出的理想口号。天地会军中，许多队伍盲目行动，为谋取衣食而仓猝举事，并无明确的政治经济目标，因此导致不少抢劫和暴力破坏事件，这些都是天地会的实践与理想之间差距的产物。其三，天地会缺少知识分子参加与领导，没有能力认真总结近百年来的斗争经验和教训，提不出一个动员、组织广大农民起来投身革命的正确口号和政策，也不能制定一套战胜敌人的战略战术。而且，天地会又不能把分散独立活动的力量联合起来，组成一支声势强大、严密统一的兵团，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因此，从林爽文起义到广西天地会起义，斗争水平始终没有重大的提高和突破。
2．组织比较低级落后，不能适应剧烈武装斗争形势的需要。
天地会长期处在清政府的严格取缔与残酷镇压之下，始终采取隐藏分散、独立发展的秘密活动方式，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会众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天地会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大多是外省流落广西的商贩、手工业者、游民等，给广西天地会组织带来了游民的江湖恶习，采用一些低级而又缺乏政治内容的江湖黑话、手势、暗号联系，入会仪式迷信粗陋，组织纪律上重在保密，以图长期潜伏、积蓄力量，这与公开的武装斗争不相适应。起义后，各天地会组织山堂林立，头绪众多，系统不一，彼此独立，互不相属，既不能形成统一的指挥机构，也不能产生坚强集中的领导核心。组织上的独立分散必然导致行动上的盲目自流。有时基于自愿，若干支起义军组织联合行动，颇有声势。在获取胜利时，常有多股义军前往依附，一呼逾万，形成一个起义中心。一旦遭到失利，依附各股即自谋出路，分裂逃逸，无力控制与约束它们的自流行动。作战时，缺乏谋略，没有周密的军事计划，临战则会众一哄而上，获胜即哄抢战利品、财物，准备溜号。一遇强敌抵御，初战败绩，竟一哄而散，不能坚持组织再战。会众中，游民、绿林、盗匪为数甚多，他们作战勇敢、慓悍，但缺乏政治素质。不少人有奶便是娘，贪图财物享乐，容易被清军分化和离间，一些首领甚至无耻投敌，反戈相向，堕落为清朝鹰犬，这是天地会起义不能胜利发展的关键原因之一。
3．天地会的主要战略缺陷是流寇主义和分散主义。
从秘密会社到武装起义是天地会活动内容与方式上的重大转变。天地会军由零星举义而在数年间遍及全省，由小型的打家劫舍发展到较大规模的运动战，经过了艰难曲折的战争历程。起初，清军、团练犹能扑灭小股起义军，后来即陷入顾此失彼、仓皇无措的窘境。从张嘉祥、李沅发、陈亚贵的战争经验分析，他们都处在优势清军包围之中，采取了避实击虚的运动战略。“此贼向山径下出剽掠，我兵居平原旷野，则无由见敌。逾山越岭，则彼得用其所长，亟肆罢我，多方误我，难于取胜。”(99)可见，天地会运动战略的重要特点是避实就虚，以走制敌。他们在清军防守薄弱的地区活动，既使清军难以设防，处处告急；又易获取补给，扩大政治和军事影响，使武装斗争烽火燃遍广西，清王朝在广西的统治陷入动荡和混乱，这种战略对天地会的生存与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它带有严重的流寇主义与分散主义弱点，没有一块相对稳定的基地和一支统一指挥、纪律严明，有较好军政素质的军队。因而在会战中，散漫无纪、未经训练的群众队伍往往不是清军的敌手，只好避开清军集结，向设防薄弱地区运动转移；或者会战失败，起义军溃散，没有固定基地可供补给与回旋，最终在清军、团练追堵下覆灭。当向荣部楚军开赴广西后，一个月内，四战四捷，连续击败或收降了三股天地会军，全省起义形势发生曲折。显然，天地会的战略弱点与其政治、组织上的缺陷互相关联。这是该组织本身难以克服与矫正的，也正是天地会军惨遭镇压的基本原因之一。
天地会军在战术上也有其特点。陈亚贵军已经使用大炮、鸟枪，具有一定战斗力。会战时，“与官兵、乡勇相接，左执藤牌自蔽其身，右执药包奋力掷远，号曰先锋，枪炮旗帜齐备。唯其专恃率用长杆丈余，杪缚铁尖尺许，每以二人前后交持，恒于枪铳、互施烟焰之中扑至，中人洞胸穿胁，号曰轧针”(100)。实际上，这只是天地会军中的一批经过战阵的精悍将士，而多数会众则是一时哄集、助威壮势而已。天地会军基本上还没有形成一套自己的战术，在防御、攻坚、运动、配置兵力与火力等方面都缺乏战争经验，处在较低级的军事水平。这种战术上与清军的差距加速了天地会起义的失败。
四 天地会起义对太平天国战争的重大影响
（一）沉重打击和削弱了清军及团练，助推太平天国起义的准备和发动
尽管天地会起义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弱点，但它的巨大历史功绩是永载史册的，我们不能忽视与低估它。
天地会起义像暴风骤雨，沉重打击与削弱了清王朝在广西的封建统治力量，牵制和缠住了广西清军主力，打乱了敌人在广西的军事体系和武装镇压部署，扫荡了广西地主团练，为拜上帝组织在广西的组建和发展，以及金田起义的准备和发动，提供了有力的掩护，并排除了某些军事威胁与障碍。太平天国军兴初期，天地会成了最强大的友军，一直在广西许多地区坚持武装斗争，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了太平天国初期艰苦的革命战争，是太平军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由于天地会军的积极活动，广西当局以绿营为主力，辅以团练、保甲的封建军事体系陷入混乱和瓦解，数大股起义军使各镇协受到牵制。闵正凤官居提督，畏惧避战。1850年6月，天地会军“窜马平县属大发圩抢劫典铺，距府城仅数十里”，他“安坐衙斋，并未亲往督捕。迨官兵在都咸堡打仗阵亡弁兵多人，该提督仍未渡河救应”(101)。9月，陈亚贵至鹿寨圩，闵正凤“正驻象州，永福日夜盼救兵，亦复退缩不前。迨贼匪经过象州，并不督兵堵截，以致陈亚贵又窜回武宣等处”(102)。右江镇总兵惠庆与道员庆吉，“坐守郡城，一筹莫展”；左江“南宁及思恩一带竟无大员控制”(103)。除三大镇之外，其他各地清军则被众多的小股起义军缠住，全省无法凑集一支机动兵力。郑祖琛最终包不住火，只得飞章求援，楚军迅速入桂，才算有了一支机动的打击力量。张必禄、周凤歧率黔军开到，立即被郑祖琛派到前线，对付正在起义的太平军和张钊等艇军。李能臣部滇军奉调驰援，刚抵南宁，即遭天地会袭击。直到1851年初，李星沅、向荣才把太平军作为军事围剿重点，此前，清军一直重兵对付天地会起义军。就在三省客军集中浔州后，镇压太平军的清军仅约万人，全省大部分兵力继续分散各地对付天地会军，这种态势无疑有力支援了太平天国初期战争。
广西地主团练也遭到摧毁性的打击，严重丧失了战斗力。龙启瑞哀鸣团练在农民战争烽烟中的沉重损失，他说：这些团练“甚者或经十余战，次亦迁徙数四。……富家巨室捐资以助馕者，丁壮冒白刃膏涂原野者，绅士之督率奔走者，或转战破贼、经岁不家食者，用民之力，亦几于尽”(104)。不少团练悍目，如邓树堃、周文裕、潘济邦、李泰梅等都被起义军击毙。
拜上帝教正是在天地会起义高潮中在广西展开宣传发动和组织信徒的。1844年，正是天地会起义爆发前一年，冯云山深入桂平县紫荆山区。他与天地会侧重在浔江沿岸地区活动不同，将重点放在对农民的艰苦组织与发动上。1847年，正值艇军活跃在浔、黔江面，冯云山已经在紫荆—金田地区发展信徒3000余人。当天地会起义逐渐蔓延全省时，拜上帝教即乘此逾出紫荆一隅，分别在平南、贵县、象州、武宣、藤县、甚至边远的陆川、博白、广东信宜一带，开辟了若干新的基地。1850年，信徒猛增至二三万人。可见，拜上帝教在广西立足与发展，正与天地会起义从爆发到趋向高潮的形势相平行。这充分表明，天地会掩护和孕育了太平天国这一支新兴的革命力量，它打乱和破坏了广西的封建统治秩序，吸引了清政府的主要视力，启发和鼓舞了人民群众，为太平天国准备了一块滋生发展的肥沃土壤。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没有广西天地会的普遍起义，拜上帝教是难以立足存身的。正是天地会起义者在太平天国兴起前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用他们的鲜血浇灌着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才使得这场农民战争在广西得以勃然兴起。我们在评价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建树的历史功勋时，不能忘怀千万名天地会将士的贡献。
（二）给太平军提供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教训
天地会起义的兴衰给太平天国英雄们以血的启示，使他们明白，要想推翻清王朝，夺取农民战争的胜利，就得继承和发扬天地会始终不渝的反清斗争传统，认真克服它的弱点和弊病，探索一条新的革命途径，把人民群众，首先是广大贫苦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组成一支集中统一的农民军队，才能达到胜利的目标。
1．采取宗教形式，宣传和组织群众
恩格斯说过：中世纪“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105)。洪秀全、冯云山胸怀推翻清朝、开创新朝的雄心壮志，但在当时严酷的专制暴政下，他们不可能采用公开合法的宣传和组织手段去发动反清起义。他们汲取了天地会的斗争经验，采取了宗教形式，把革命目标隐藏在拜上帝教外衣之内。他们以农民阶级反封建的平均平等要求为基本内核，把这些要求与基督教独一真神唯上帝的思想、儒家的民本、大同思想揉合在一起，加以革命的改造，创立了拜上帝教。洪秀全的拜上帝教理论奠基作——三篇“原道”（《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反清文字，而是充斥了儒家与基督教的语言。当秀才劣绅王作新告密，说拜上帝教“阳为拜会，阴谋叛乱”时，浔州知府顾元凯驳回了控告，以为这是劝善的宗教。可见，拜上帝教与天地会虽然都是反清的宗教形式，但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1．拜上帝教公开宣传和活动，是有合法地位的宗教；天地会则是非法的地下活动，属秘密会社。2．拜上帝教有较为完整和系统的理论体系，信徒们受“天条”的严格约束，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自上而下集中统一的宗教组织；天地会理论贫乏，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各堂分散独立活动，不能形成统一的革命力量。3．拜上帝教大搞废弃偶像、崇拜上帝的宗教斗争，借以动员和锻炼信徒。他们严禁烧杀、奸淫、抢劫，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不少富户也持中立态度，有些人甚至参加拜上帝教。天地会平时没有训练与动员信徒，起事后往往危害人民利益，引起群众不安和失望。4．拜上帝教主张人人平等平均，个个温饱，深受贫苦农民欢迎。它是一个以山区农民为主体的革命组织，成分比较单纯。天地会成分复杂，首领多为游民、绿林，甚至盗匪，不多体现农民利益。5．在准备起义时，拜上帝教实行圣库制度，废除私有财产，信徒们对掳掠抢劫、聚敛私财不感兴趣；天地会信徒常常囿于个人经济欲望，不少人热衷于打家劫舍，获取私财，贪图享乐，甚至获财后脱离队伍。6．拜上帝教在起义后，信徒举家从征，统一编制，各在其营，战争中后顾之忧较少，能够齐心杀敌，求得生存，图谋发展，实现推翻清朝，创建新朝的革命目标，部队不易离散。天地会只是男丁临事聚集从征，家属留在家乡受封建势力迫害，将士后顾之忧严重，不愿离乡远征，常在失利时溃散。
上述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和进步，正是洪秀全、冯云山等人正确对待与认真吸取天地会经验教训的产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太平天国领袖们的高度智慧和创造力，洪秀全等人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洪秀全本人对天地会曾作过一番评价，看来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说：
我虽未尝加入三合会，但常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无论如何，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如现在仍以恢复明室为号召，又如何能号召人心呢？况且，三合会又有数种恶习。……彼等原有之真宗旨，今已变为下流卑污无价值的了。(106)
洪秀全敏锐地看出，天地会的根本弊病在于政治纲领陈旧，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形势发展的需要，缺乏强大的号召力。因此，必须加以继承和改造。他坚定继承了天地会推翻清朝这一根本政治目标。但在未来社会建设上，洪秀全则果断地摈弃了“复明”这一陈旧的改朝换代口号，从而提出了“开创新朝”这一振奋人心的奋斗目标。这也是拜上帝教与天地会在政治纲领上的重大分歧：前者要以新兴的农民王朝取代反动的清王朝，这正是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因此，军兴之后，“打江山”的思想深入太平军将士的心灵。后者则仍是企图恢复一个早已被农民推翻的封建王朝，而这个明王朝同样是农民的死敌，显然，这种封建的改朝换代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没有“号召人心”的力量。“推翻清朝，开创新朝”的政治纲领一直成为太平天国官兵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它像一根红线扎实地贯穿于战争的整个进程，指导着军民们的斗争实践，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正是洪秀全等作出的这个重大的纲领性变革，显示出拜上帝教与天地会的明确政治界限，克服了天地会政治纲领中的严重弱点，使太平天国运动从准备时期就确立了比较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对其军事战略产生了积极影响。
洪秀全不仅看出天地会政治上的老化，而且揭露了这个秘密会社的蜕化趋势，指出了它在组织纪律、宗教理论上的严重积弊。在实践中，他极力克服和矫正上述弊病，有针对性地提出和实行了多方面的严格规定，划清了拜上帝教与天地会在宗教、组织纪律上的界限，使拜上帝教成为实现宏伟政治目标的严密与坚强的战斗组织。
洪秀全等对天地会与清军的武装冲突开始持中立态度，不许拜上帝信徒介入任何一方。(107)但对天地会军参加拜上帝教抱积极欢迎的态度，凡投身太平天国战争的天地会众，洪秀全等主张严格加以整顿和改造，要求他们克服和抛弃天地会的恶习，皈依和接受拜上帝教信条与纪律，这样，许多天地会军被训练成太平军的劲旅。在拜上帝教活动过程中，还没有发现任何与天地会矛盾冲突的记载。而且在起义爆发后，洪秀全等则积极争取与天地会军联合抗清，如争取收降张钊、重视洪大全的作用、派人与任文炳部艇军联系、共同战斗等。
《金田起义调查报告》记录了一条口碑，对两个起义组织作了一番具体对比，说：“拜三点的人，到处打家劫舍；拜上帝会的人，不抢人，不打劫，买卖公平，群众拥护它。”“拜上帝不用钱，拜三点要钱；拜上帝的人宣传拜上帝大家有饭吃，将来入了朝，大家有福享，所以跟的人很多。”口碑不尽属实，但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两个组织在群众印象与群众基础方面的重大差距。“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08)太平军之所以能够在优势清军多次围剿之中，屡败敌军，得以生存和曲折发展，与它广泛的群众基础有着极大的关系。
2．汲取军事斗争的经验教训，探索新的变革路径
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天地会起义也给了太平军颇多的教益和启示。太平天国军兴时，就继承了天地会某些优秀的战争经验，一些天地会首领如罗大纲、陈世清等成了太平军勇敢善战的将领。重要的是洪秀全等根本改变了天地会各自为阵、分散流动作战的致命弱点，在军事行动中，讲求政治发动、军事纪律、军事训练和提高战术，采取建立军事基地，集中兵力，统一指挥，不盲目流动的战略指导方针，这对太平军初期战局的胜负关系颇大。
天地会蓬勃兴起与迅速衰弱的事实对洪秀全等震动很大，他们根据拜上帝教的特点，在军事指挥上作了相应而有效的变革与调整。其一，注重战争的政治和宗教动员，利用拜上帝教的礼拜活动，向将士“讲道理”，把宗教信仰和打江山、大天堂与小天堂、诛妖魔和反清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逐步使广大将士明确战争的目的，使武装斗争充满了鲜明的政治内容，宗教与精神因素能够激励将士们奋勇作战，转化为不可估量的物质力量。其二，重视军事训练，讲求战术和战役指挥，在利用地形、构筑工事、配置兵力和火器、使用预备队、组织会战等方面渐渐形成一套自己的独特战术，从而使太平军的军事素质逐步超过清军。其三，将分散各地的信徒武装起来，迅速集中金田地区，以优势兵力实施防御，改变天地会军分散流动作战的错误战略，使清军长期不能在前线取得绝对的战役优势，有利于保存自己，战胜敌人。
3．整编和改造天地会武装，壮大太平军
洪秀全等碰到的是农民战争中的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复杂的难题，即如何对待与处理游民阶层的问题。这是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的重要阶级实质。游民阶层是封建剥削和人口过剩而产生的庞大失业人群。这些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109)。“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110)作为农民领袖的洪秀全等虽然不可能从上述阶级实质与特征去理性地制定团结改造游民阶层及其武装的正确政策、策略，但他们从天地会兴衰的感性认识中意识到了克服天地会弱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以天地会为借鉴，在政治、组织、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严格规定与纪律，以克服和消除游民的种种恶习，这样大大强化和纯洁了自己队伍，增强了对游民习气的抵制和免疫力，保证了太平军的团结一致与强大的战斗力，这对分散的天地会武装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于是，许多天地会队伍纷纷投奔和参加太平天国战争，受到了热情欢迎，同时施以整编与改造，使各支天地会武装的军政素质迅速提高，从游民武装转化为农民武装。既保持了勇敢善战的优点，又受到组织纪律的约束，树立了明确的政治目标，从而限制和改变了原来的若干弱点恶习，壮大了太平军，罗大纲就是突出的例证。因此，洪秀全等采取的一系列整编改造天地会武装的政策规定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其收效显著，意义巨大，使太平军终于保持了独立坚强的战斗姿态，巍然屹立，不致重蹈天地会衰败的覆辙，洪秀全等的智慧和努力是难能可贵的。当然，作为农民阶级的领袖，他们不可能自觉地用科学世界观去改造自己、改造天地会，在实行整编训练的过程中难免存在多种缺陷，而且也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这种改造。随着起义队伍日益壮大，改造工作逐渐松弛，甚至受天地会或其他游民武装恶习的侵蚀，这是导致后期太平军剧烈蜕变的重要因素之一。事实表明，中国农民起义领袖们既不能使自己摆脱小生产的束缚，最终无力避免封建化的歧途，也不能正确引导游民走上彻底改造和解放的道路。
天地会英雄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太平天国继承和发展了天地会反清革命大业，并把它推向一个崭新的农民战争高潮。在太平天国英雄们建树的高大历史丰碑上，深深地镌刻着天地会的名字。
(1) 《洪江北诗文集》，施阁文甲集。
(2) 《清高宗实录》，卷331。
(3) 旷敏本《岣嵝删余文草》，转引自《清史简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页309。
(4) 《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页3。
(5) 《桂平县志》（民国九年）卷29，页3。
(6) 《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页106。
(7) 《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全集》，页7。
(8) 《尊隐》，《龚自珍全集》，页88。
(9)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8。
(10) 潘德舆《养一斋集》，卷18。
(11) 章学诚《上执政论时务书》。
(12) 金毓黻等编《太平天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264。
(13) 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22。
(14) 李伯祥等《关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数量》，《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15) 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史》，页31—32。
(16)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页29。
(17) 冯桂芬《用钱不废银议》，《显志堂稿》卷11。
(18)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27。
(19) 《骆文忠公奏议》，卷5。
(20)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光绪二年长沙传忠书局本刊本，页41。
(21) 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奏议》，卷8。
(22) 李概《李文恭公行述》，页38。
(23) 贺长龄《耐庵公牍存稿》，卷4。
(24) 袁甲三《端敏公遗集·奏议》，卷1。
(25) 汪士铎《乙丙日记》，卷3。
(26)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页25。
(27) 《卓秉恬奏》，转引《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页170。
(28) 周育民《1840—1849年的清朝财政》，《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29)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页16。
(30)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页41。
(31) 《清朝文献通考》，卷179。
(32) 《清史稿·兵志二》，卷131。
(33) 《左恪靖奏稿·初稿》，卷34。
(34) 《皇朝经世文编》卷75，页30。
(35) 《清史稿·兵志二》，卷131。
(36) 《皇朝经世文编》卷89，页16。
(37) 《清文献通考》，卷194。
(3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二），页388。
(39) 《皇朝经世文编》卷71，页35—36。
(40) 《清宣宗实录》卷271，页6—7。
(41) 《清宣宗实录》卷353，页13。
(42)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
(4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页2397。
(4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页2465。
(4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页2524。
(46) 《毛尚书奏议》，卷1。
(47) 《越缦堂日记补》（咸丰十年五月二十六日）。
(48) 吴敏树《柈湖文集》，卷5。
(49)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50) 《胡文忠公遗集》卷74，页62。
(51) 《左文襄公全书·书牍》卷23，页12。
(52) 《左文襄公全书·书牍》卷12，页61。
(53) 王闿运《湘军志》，曾军篇第二。
(54) 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
(55) 《清史稿·兵志四》，卷133。
(56) 《左文襄公全书·书牍》卷1，页45。
(57) 《左文襄公全书·书牍》卷1，页26。
(58) 《左文襄公全书·书牍》卷1，页29。
(59) 《左文襄公全书·书牍》卷1，页10。
(60) 《江忠烈公遗集·诗录》，页17。
(61)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页30。
(62) 参见姚莹《平贼事宜状》，《中复堂遗稿》，卷2；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3。
(63) 资料来自《清实录》、《广西通志》。
(64) 半窝居士《粤寇起事纪实》，《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中华书局1961年版，页3。
(65)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3。
(66) 龙启瑞《与梅伯言书》，《经德堂文集》，卷3。
(67) 半窝居士《粤寇起事纪实》，《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11。
(68) 龙启瑞《粤西团练辑略序》，《经德堂文集》，卷2。
(69) 半窝居士《粤寇起事纪实》，《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7。
(70) 《李星沅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军录，革·太），号52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71) 《徐广缙奏》，军录，革·太，号523—3。
(72) 半窝居士《粤寇起事纪实》，《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页5。
(73)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页5—6。
(74) 《李星沅奏》，军录，革·太，号538—2。
(75) 《周天爵奏》，军录，革·太，号520—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以下简称《档案史料》）第一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页159。
(76) 龙启瑞《粤西团练辑略序》，《经德堂文集》，卷2。
(77) 《罗惇衍奏》，《钦定剿平粤匪方略》（以下简称《方略》）卷1，页25。
(78) 龙启瑞《上某公书》，《经德堂文集》卷6，页4—5。
(79) 《清宣宗实录》，卷12。
(80) 《邕宁县志》（民国二十六年），卷34。
(81) 《清宣宗实录》，卷12。
(82) 《堂匪总录》卷1，页1。
(83) 《邕宁县志》（民国二十六年）卷34，页108。
(84) 《杜受田奏》，军录，革·太，号522—3。
(85) 《藤县志》（同治七年）卷21，页20。
(86) 《隆安县志》（民国二十三年）卷1，页2。
(87) 《杜受田奏》，军录，革·太，号522—3。
(88) 参见《横县志》（民国二十三年）卷5，页7—8；《邕宁县志》（民国二十六年）卷34，页110—111。
(89) 参见《贵县志》（民国二十三年）卷17，页562—563；《贵县志》（光绪二十年）卷6，页14。
(90) 《三江县志》（民国三十五年）卷7，页4。
(91) 《股匪总录》卷2，页2。
(92) 覃元苏《象州乱略记》，广西博物馆藏抄本。
(93) 《都察院奏·附莫子升等呈》，《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58。
(94) 《荔浦县志》（民国三年）卷3，页17。
(95) 《清文宗实录》卷15，页13。
(96) 《清文宗实录》卷17，页18。
(97) 《邕宁县志》（民国二十六年）卷34，页109。
(98) 《都察院奏·附原呈三件》，《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56—60。
(99) 龙启瑞《上某公书》，《经德堂文集》卷6，页4。
(100) 《杜受田奏》，军录，革·太，号522—3。
(101) 《李星沅奏》，军录，革·太，号523—6。
(102) 《徐广缙奏》，军录，革·太，号523—3。
(103) 《袁甲三奏》，军录，革·太，号561—2。
(104) 龙启瑞《粤西团练辑略序》，《经德堂文集》卷2，页17。
(105)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页251。
(106) 洪仁玕述、韩山文记《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页872—873。
(107)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页551。
(108)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卷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511。
(109)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卷2，页645—646。
(110)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卷1，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