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墓十二疑冢的形成及其文化价值

汨罗江的北岸，是一片连绵起伏的丘陵，其中有一座面积约三四平方公里的土丘，因汨水和罗江在此汇合而名汨罗山。山上森林、水田、旱土、村落、寺庙错杂相间，十一座高大的封土堆（原有十二座，1958年修京广复线时掩埋一座）散布其间，这便是屈原墓十二疑冢。其中冲里赵4号墓前立有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刊刻的墓碑，碑高145厘米，宽55厘米，厚15厘米，文为“故楚三闾大夫之墓”，其余墓碑甚小，刋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文为“三闾大夫之墓”，碑质均为花岗岩。相传屈原于公元前278年端午节在汨罗江投江殉国，历经十天遗体才被打捞上来，一边脸已被鱼吃掉，其女女媭为其配上半边金脸，为防止人盗墓，便筑了十一座疑冢，以乱真伪。为纪念女媭的义举，当地人又称此山为“烈女岭”，谐其音又称“黑鱼岭”。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左徒屈原墓在县北七十一里。”（注：此“县”指湘阴县，1966年析湘阴县东境设汨罗县，1988年撤汨罗县设汨罗市。）

唐杜佑《通典》载：“罗江有屈原冢，今有石碑，文为‘楚放臣屈大夫之墓’，其余字灭。”（注：罗江源自岳阳县罗汭，在汨罗山下与汨水汇合后称汨罗江，故此“罗江”即指汨罗山。）

《大明一统志》载：“屈原墓在汨罗山上。汨罗山即今烈女岭，在汨水东北。”

清乾隆《湘阴县志》载：“汨罗山在县北七十里（注：指湘阴县治，即今湘阴县城），汨罗江出其下，上有屈原墓。”

清光绪《湘阴县图志·卷十九》载：“汨罗山俗名烈女岭，一名黑鱼岭，上有屈原墓。”

清光绪《湘阴县图志·卷二十六》载：“屈原墓在汨罗山上，汨罗山即今烈女岭，在汨水东北。元致和元年知县孙天才买田三十六亩，州士彭翼飞输私田五亩益之为墓田……。国朝康熙六年知县唐懋淳有《三闾墓田蠲税记》，后墓田为庙僧鬻去，康熙四十六年邑人黄道升捐金赎归墓田四石三斗八升。同治六年邑人黄世崇有《重立楚三闾大夫墓碑记》。”（唐懋淳《三闾墓田蠲税记》云：“……予谒选湘邑，下车拂詹尹之策；问渔父之津；穷謇芳纫兰之幽；展独清独醒之墓。”）

清光绪《湘阴县图志·卷四》载：汨罗山“有屈原疑冢”。

清乾、嘉年间诗人周嘉湘《谒屈原墓》诗云：“女萝薜荔长山隈，凭吊秋风曳杖来。冢土未销江介憾，渚宫长剩刼余灰。黑鱼岭上寒猿泣，狮子滩头杜宇哀。二十四坟何处是？残碑无字蚀苍苔。”（注：狮子滩乃汨罗江边一地名，传说为屈原行吟处。黑鱼岭即汨罗山。可见在清乾隆年间即已形成屈原疑冢之说，估计清初还不止十二座大墓，故诗人曰“二十四坟何处是”，此时可能尚有古墓碑，但字迹已漫患不清，诗人因此遗憾地说：“残碑无字蚀苍苔。”）

新修《汨罗市志·屈原纪念地·屈原墓》载：“屈原墓位于汨罗江北岸汨罗山，汨罗山又名徽山、烈女岭、黑鱼岭……，相传屈原投江后，头部被鱼蚀去一半，女媭为其配上半边金头，为防盗墓，故筑疑冢。”

1956年7月24日，屈原墓十二疑冢由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号：18）。

1972年9月1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按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标准，重新公布了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汨罗山屈原墓十二疑冢仍列其中（编号：92）。

1983年10月10日，湖南省人民政府重新公布屈原墓十二疑冢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编号：146／名称：屈原墓∕地点：汨罗县烈女岭∕时代：战国∕历史情况与现状：传为屈原投汨罗江后葬地。原有疑冢12，修京广复线时毁掉一座，今存11座，保存完好。”⁽³⁹⁾

与汨罗山隔江相望的南岸，便是古罗子国城遗址，现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罗子国是商代中叶芈部落的一个分枝，和荆楚同祖……，为楚所灭，将其遗民迁于枝江，后又被迁至湖南汨罗。”⁽⁴⁰⁾专家认为，汨罗山应该是罗氏家族的墓葬区。⁽⁴¹⁾

既然罗“和楚同祖”，而屈原又是“楚之同姓也”，可见屈姓和罗姓也自然是同祖了，“楚、罗、屈可谓是一个家族中的三个分支”。⁽⁴²⁾那么，罗氏家族的墓葬区，也可以是屈氏家族的墓葬区。楚人自古就有“归葬祖山之阳”的习俗，至今使然（汨罗一带死了人，在讣告中至今仍保留着“某月某日，儒礼发靷，安厝祖山之阳”等语）。屈原是一位深受人民崇拜的诗人，他遭谗被逐，流放江南，历尽艰辛，仍不愿离开自己的祖国，“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然而，“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哀郢》）。

残酷的现实使他无法回到自己的故乡郢都，他把与自己同祖的罗氏家族居住地汨罗，作为自己的“首丘”、“故乡”，也成了他唯一的选择。他死后人们把他葬在可视为屈氏家族墓葬区的罗氏家族的墓葬区内，也是顺理成章的。我国先秦时代的墓葬，没有在墓前立碑以志墓主的习俗，而先秦墓葬，一般都埋得很深，当时的墓碑，是立在墓道两头，用来支架辘轳，系绳安放棺椁用的。直到东汉，墓碑才作为记载墓主身份的工具，刋立于封土堆前。大概此俗流行不久，人们就给屈原墓立了碑，这块碑历经几百年风雨剥蚀，到唐代仅存模糊的“楚放臣屈大夫之碑”几个字了。到了宋代，更是“冢之荆榛如没，至于豪民，削碑刻以泯故实，其情亦狡矣！”⁽⁴³⁾字迹模糊的碑这时也被掩没在荆棘丛中，甚至被“豪民”挪作它用。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已搞不清哪一座封土堆是屈原墓了。而这时屈原在人们的脑海中渐渐地被神化，到了清代，屈原已不仅仅是“忠君爱国”的楷模，更给戴上了“孝”的贵冠，可谓是至善至美的完人。面对被神化的屈原和众多高大的封土堆，人们出于对屈原的景仰，便渐渐衍生出女媭给屈原配半边金脸，为防盗墓，女媭以罗裙兜土，日夜不息，欲筑疑冢，其精神感动了天帝，天帝命土地神舞动赶山杖，一夜之间帮女媭筑起了十一座疑冢之说。所以，在清以前的地方史料中找不到有关“疑冢”的只言片语。于是，诗人周嘉湘在汨罗山上寻找一番后，只能叹息：“二十四坟何处是？残碑无字蚀苍苔。”满怀遗憾而去。到了清同治六年，地方文人黄世崇到汨罗山进行了一番踏勘，他大概认定冲里赵4号大墓为屈原墓，便在墓前刋碑立石，并撰文曰：“世崇仍复唐碑之旧，而记文特辨正疑冢之说。”⁽⁴⁴⁾

但是疑冢之说已深入人心，人们深信不疑，出于对屈原的敬仰和对古墓的保护，35年后人们又索性选了十一座高大的封土堆，逐一刋碑立石，作为屈原墓将其保护起来。这样一来，疑冢之说更有了实物的依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省文史馆一批考古专家对这些墓葬进行了考察，大概他们认定11号墓为屈原墓，便在墓前重新刋立了一块硕大的墓碑，文为“故楚三闾大夫之墓”。并向省政府写出了对于屈原墓十二疑冢应予保护的调查报告。1983年冬，湖南省博物馆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在汨罗山这十一座大墓间发掘了中小型春秋、战国楚墓六十七座，出土了大批文物。⁽⁴⁵⁾同时，对这十一座大墓进行了勘探，确认这十一座封土堆全部为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的楚墓，无一是假。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屈原真墓，必在这十二座墓中无疑。其约有六种主要价值。

一是研究屈原唯一的实物资料之一。1953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成员公认屈原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据郑振铎等有关专家研究，屈原晚年在汨罗江畔生活了九年以上的时间，和这里的人民水乳交融，在这里完成了《离骚》、《九歌》、《天问》以及《九章》中的部分篇章，在这一带留下了大量的遗迹，如故居的遗址、写作和吟诵《离骚》的骚坛、披发行吟的江潭、怀石自沉的河泊潭、女媭为筑墓取土而成的楚塘、女媭兜土登山经过的烈女桥等，屈原墓也是这众多的纪念遗存之一，而且是唯一有史料记载的屈原葬所（屈原的家乡秭归的屈原墓，史料明确记载是后人为纪念他而筑的衣冠冢），贾谊前来凭吊，司马迁亲临考察……，两千多年来屈原墓和这众多的遗存，成为了研究屈原的珍贵的、别无取代的实物资料。

二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实物教材。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虽然千百年来，人们无法知道屈原的骸骨究竟在哪一座封土堆下，但人们坚信屈原的骸骨必在这十二座疑冢中，出于对屈原的敬仰，人们便将这十二座墓全部定为屈原墓，这才使这十二座墓得以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这一现象的本身就说明了屈原精神的伟大。无形中这十二座墓成为了传承和宏扬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载体和媒介，成为了屈原精神的象征，千百年来接受了无数仁人志士的顶礼膜拜。1926年，郭沫若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北伐途中夜宿屈原墓，赋诗：“屈子行吟处，今余跨马过。晨曦耀江渚，朝气涤胸科。揽辔忧天下，投鞭问汨罗。楚犹有三户，怀石理在哪？”1939年，爱国将领冯玉祥率抗日军队过汨罗，写下了《过屈原墓》：“……今天全民族正在抗日，国家正在起死回生的关键。我因公路过你的坟墓，想去祭你而又不得下船。我敬佩你的忠肝义胆，我要学你的勇往直前。愿把你的精神加以积极地发挥，决把我整个身心向民族奉献！”每年清明节，很多人自发前来扫墓，平时也有很多人在墓前焚香烧纸，顶礼膜拜。可见屈原墓十二疑冢的价值，早已超过了古墓葬本身的价值，已经升华为爱国精神的象征。

三是湘楚文化的源头和载体之一。祭祀是楚文化的主要形式，是人们对某个神或某个人崇拜的最高表现形式。人们出于对屈原的崇拜，每年在屈原的忌日即端午节，都自发的在屈原墓前举行盛大的祭典：在墓前摆上方桌，上置供品，燃香秉烛，铳炮齐鸣，乐队奏楚乐，主祭人吟诵凭吊屈原的祭文，参祭人逐一上前三敬酒，三叩首。清明节很多人自发前来扫墓、献花。七月半亦有群众前来上香烛，焚纸钱。春节前亦有人来为古墓培几箢土，理一理撇水沟渠。本地人认为屈原已经成神，他们这样做，是企望得到屈原的庇佑，屈原墓自然成为他们祭拜的对象，千百年不变，无形中不自觉地使楚文化的许多精华得以保存至今。

四是印证和补充了史书关于楚国的记载。汨罗山屈原墓十二疑冢之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墓葬。1983年湖南省博物馆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在此发掘了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楚墓六十七座，出土了大批文物，均属于楚文化范畴。同时对屈原墓十二疑冢进行了勘探，证实这十一座墓无一是假，亦为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的楚墓。与汨罗山隔江相望的是古罗子国城遗址，专家们推测，这批墓葬（包括屈原墓十二疑冢），应是罗氏家族墓葬，其屈原墓十二疑冢应是罗子国贵族墓葬。这就印证了《汉书·地理志》“罗故居宜城西山，楚文又徙之于长沙，今罗县是也”和《水经注·湘水》“汨水又西经罗县北。本罗子国也，故在襄阳宜城县西，楚文王移之于此……”的关于楚徙罗的记载。《姓觿》说：“罗国子孙，为楚所灭，有国日尝封侯者自称罗侯氏。”有屈原墓十二疑冢这么大型的墓葬，说明此时罗贵族可能仍然享有“侯”的待遇。也是楚灭国不灭祀，仿效楚灭权后，“迁权于那处”⁽⁴⁶⁾做法的又一实证。这批墓葬不仅印证了史书中关于楚文王迁罗的极其简略的记载，而且补充了史书记载的不足。

五是研究东洞庭湖区古代地方史的实物资料。根据在汨罗山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以及对尚存的屈原墓十一座疑冢的勘探，专家们认为这批墓葬与长沙、益阳、湘乡同期的楚墓，属同一类型，既有共同性，又有上述三地楚墓所无的地方性，对研究湖南先秦地方史，研究那一时期这一地区地域文化的复杂性，有着重要的价值。如出土的B型、C型罐，型制较特殊，不见于长沙、益阳的楚墓中，具有明显的地方性，有可能是罗人特有的器物，南迁时携带而来，⁽⁴⁷⁾而这时罗已沦为楚的附庸，罗人的器物早已属于楚文化的范畴。这对研究楚人越过洞庭湖入主湘江下游的时间和路线具有突破性的价值。说明楚文化此时已在这一地域占据主导地位。又如M82号墓，是一座有斜坡墓道和长方形墓坑的中型楚墓，随葬品无陶器，出土的铜鼎属越式鼎，而同时出土的剑、矛、戈、壶等铜器却属于楚文物，说明这一带当时已有了越文化的因素和影响。⁽⁴⁸⁾对于研究楚越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专家们一致认为更大的秘密，更丰富的文物和文化内涵，尚隐藏在巨大的屈原墓十二疑冢中，有待我们去发掘和整理。

六是有待开发的旅游资源。现存的十一座疑冢，分布在约四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登上高大的11号墓顶，方圆数十里风貌尽收眼底，其余十座墓隐约可见。山下楚塘水清如镜，芙蓉盛开。小桥流水，车往人来。村舍炊烟，鸡鸣犬吠。汨罗江蜿蜒如带，飘向远方。罗子国故城、汨罗市区尽收眼底。向北眺望，丘峦碧绿，黄瓦红墙的寺庙点缀其间……入住农舍，不仅可以吃到可口的农家饭菜，还可听到“九子不能葬父，一女打金冠”、“金冠自有天神护，汨罗还沾地气灵”、“宋玉招魂汨罗山”等优美动听，感人致深的故事。

综上所述，汨罗山屈原墓十二疑冢的传说形成极晚，现存的十一座封土堆，其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屈原的真墓必在其中，这一切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和整理。

（载《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