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颂》即楚颂和楚王颂

《橘颂》在我国悠久的诗歌长河中，开以物寄情之先河，明为写橘，而意旨却远在橘树之外。橘刺有如荆棘，其花也无桃李芙蓉之艳色，其木既非上等佳材，又非园林观赏之树，但其品格却极高，其叶常绿不凋，其木虽非栋梁之材却也坚实。固守江南，有如君子之坚贞不二，枝上的“剡棘”亦如刚正不可狎侮的正人。花虽小，却洁白芬芳，沁人心脾，其果更是色香味俱佳的上品。叶、皮、籽皆可入药。对此，屈原用美辞大加赞扬。作者笔下的橘树，是美的化身，崇高伟大，令人景仰膜拜，甚至连枝杆上扎人的“剡棘”也成了这美的形象的一部分，使人读后对橘树顿生景仰倾慕之情，这在《楚辞》乃至以前的《诗经》都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对橘树——也即是对作者所要咏颂的对象有着无比深厚感情的人，否则是不可能写出这等空前绝后的佳作的。那么，作者所要咏颂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呢？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云：“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树，亦异于众也。”后世学者，大多以此为据，就连大理学家朱熹在《楚辞集注》中亦云：“屈原自比志洁如橘，不可移徙是也。”清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也认为：“固此物类为之颂，以自旌焉。”总之，他们认为《橘颂》乃屈原早期作品，《橘颂》即自颂。比王夫之稍后的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认为此篇“作文之时不可考，然玩卒章之语，愀然有不终永年之意焉，殆亦近死之者矣”。他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看法，但也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橘颂》不是屈原的早期作品，也不是他的自颂之辞。

屈原是一位品德十分高尚的人。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称赞他“其志洁，其行廉”。屈原自己也常以尧舜禹汤为楷模，像这样一位“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的廉洁君子，怎么会用“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这样的措词，毫不掩饰地赞颂自己呢？屈原在《离骚》中表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他不过是想为君王当一名马前卒或开路先锋而已。他为后人要做的，也只是“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竣时乎吾将刈”。他愿像园丁那样，亲自耕耘，施肥浇水，栽培众多的香花美草，为社会转移风气，为国家培养人才。他从没把自己作为参天立地的伟人，让人顶礼膜拜。屈原“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民生各有所乐兮，吾独好修以为常”（《离骚》）。他具有先天的内美，又时时注重后天的修身，谦虚、谨慎是他为人处世的准则，他决不会用通篇的溢美之词来赞扬自己。

再看“颂”这种文体，有无自颂的功能和先例。《说文》云：“颂，貌也。”并将“颂”和“貌”互为转注，可见颂的古义是作仪容解。段玉裁注：“六诗一曰颂，《周礼》注云：‘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天子之德，光被四表……于是和乐兴诵，颂声乃作。’”段玉裁认为“颂”即“诵”，这样，“颂”除言姣好的容貌以外，还包涵了两层意思：一为歌功颂德，对某事某物某人施以赞美之辞，这种赞美可以超越外表的“容”；二是通诵，即诵读。“以声节之曰诵”，高声诵读，吟咏有节。直至今日，我们在举行仿古祭礼时（屈子祠端午节祭屈仪式即是典型一例）仍然是高唱颂文，配之以乐。这种颂文具有上述两种功能，即其内容是歌颂某神某事某物的，其形式是配之以乐，用高声吟唱表现的，这就成了一首颂歌，极为动听悦耳。段玉裁又引《毛诗·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以颂专系六诗，而颂之本义废矣！”可见到了《诗经》时代，“颂”的本义（即貌）已经消失了，已成为宏扬美德，告之神明的专用字。而颂歌一般又应是后人为前人而唱，或为尚在的君王、师长、尊者而唱，或为名山大川、灵异之物、一方神祇而唱，或为某一值得纪念的事件而唱。所以，古人举行祭祀或某项大典，一定要事先写好一篇文，以供典礼进行时高声吟唱，这即便不是颂歌，也是祭歌、赞歌。自《诗经》三颂开始，“颂”已经成了一种专门文体，多为四言，如《诗经·周颂》中的《维天之命》、《维清》等，是周王祭祀先祖周文王时所唱的乐歌。《诗经·鲁颂》中的《閟宫》是告祭祖庙时歌颂鲁僖公伐淮夷获胜的乐歌。《诗经·商颂》五篇基本上都是宋君在祭祀列祖列宗时为先王们唱的颂歌。通观《诗经》之颂歌有两大特点：一是王侯举行祭祀或其他重大典礼时专用的乐歌；二为基本上无祭臣下之内容。《周颂》之《臣工》、《噫嘻》也只是在举行“王耕藉田之礼时成王告诫臣下和农奴的歌辞”⁽⁶¹⁾，更无自颂之先例。就是屈原以后班固的《车骑将军窦北征颂》，傅毅的《西征颂》，更后些韩愈的《伯夷颂》等，和《诗经》颂歌相比，虽在句式上有些变化，但仍一脉相承，无一是为自己歌功颂德的。《橘颂》从内容到文体，都与《诗·颂》是同一类型的诗篇，所以，它绝不会是屈原为自己写的颂诗。

解决了屈原不可能作诗自颂的问题，再看《橘颂》究竟颂的什么？先说屈原为什么独爱橘树。《考工记·总序》云：“橘逾淮北为枳……此地气然也。”《晏子春秋·杂下之十》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说明橘树对水土、气候适应性强，有顽强的守土性，决不流于异域。这种习性，是屈原极赞赏并推崇的。“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忽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自己也是至死不离开故土的。这是橘树和屈原品性的一致。《史记·楚世家》云：“（怀王）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雎谏王毋行，王用子兰言往会，“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楚怀王）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藩臣，不与亢礼。……要以割巫、黔中郡，王怒，弗许，秦留之……。（顷襄王）二年，怀王亡逃归，秦觉之，遮楚道，……遂与秦使复之秦。怀王遂发病。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怀王宁可受辱囚秦，不愿割地以求全，且冒死要回归自己的祖国，这不正是橘树的高尚品格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又载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屈原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多次表态，“恐美人之迟暮”（《离骚》），“与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无止”（《抽思》），“思美人兮，擥涕而伫眙”（《思美人》），足见屈原与怀王关系之密切，所以，屈原要借赞橘树来颂怀王。

《史记·货殖列传》云：“江陵千树橘……此其人与千户侯等。”足见江陵一带橘树之多，且在经济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拥有橘树，则相当于封侯了，江陵朝野，对橘树是何等的崇拜、爱护，几至当成国宝了。吴郁芳先生在《楚社树及荆、楚国名考》⁽⁶²⁾一文中考证橘树即楚之社树，“橘”、“楚”二字同韵通假，“楚人以社树之名名其国。《橘颂》作于楚宗庙中”。吴郁芳先生这一考证是很有价值的，遗憾的是他把《橘颂》的作者误作伯庸了。其实是屈原把楚的社树——橘树当成国的象征，君王的化身，而以橘喻人的。这就是他虽爱兰、蕙、芰、荷，也只穿插在各篇中加以赞颂，而独钟橘树，专作本篇以颂的原因。

众所周知，屈原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传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骚体。这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是一次巨大的飞跃。但是《橘颂》却不同，它是屈赋中唯一完全仿照《诗经》“颂”体的一篇。有人据此认为本篇是屈原早期作品，其实不然。但是为什么独此一篇不用骚体呢？我觉得这要从骚体和颂体的功能上找根源，骚体是当时盛行的文体，读来朗朗上口，通俗易懂，但却不宜配乐颂唱，至少在当时是这样的，这就无法作为最高统治者用于祭祀等重大典礼的乐歌了。而屈原领三闾大夫之职，掌王族三姓。三闾大夫不仅是楚国独有的官职，也是屈原独有的官职，这个官职究竟司管何职，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历来都没有弄得很清楚。为《楚辞》作注的鼻祖王逸也只是笼统的说：“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楚辞章句》）根据王逸这极其简单的叙述和屈原的作品，我理解为两大职责、一个目的。职责之一是序谱属，谱者，《说文》云：“籍录也。”《正义》云：“谱，布也，列其事也。”即记录一个家族的历史，一般由掌管该家族宗祠者为之。三闾大夫应当是掌管王室三姓的宗祠并录其历史者。战国时君国合一，国君的先王之庙，公卿祠堂，即是国家的社稷之庙，天地之坛。王逸在《楚辞章句·卷三》中也说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国家之社庙，何等神圣之地，非主管者焉得“周流罢倦，休息其下”。在这神圣的先王之庙里，每年都要举行几次大的活动，比如祭天、祭地、祭先王等，举行这些活动时，是必需写祭文的，即前面所说的乐歌。《橘颂》即是屈原为这一活动所写的乐歌，在这首乐歌里，他既颂了国，又颂了君。三闾大夫的另一个职责是率贤良，詹安泰先生说：“这是一个负责管教楚王的同姓宗族（昭、屈、景）、贵族子弟的官职。管教得好坏，对将来掌握统治政权，处理国家大事，有决定性的作用……”⁽⁶³⁾屈原在《离骚》中也多次阐述自己负责教育和培养王室后代。《橘颂》作为祀典的乐歌用过以后，不是一篇很好的教材吗？这两个职责，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厉国士”，向王室宗亲，贵胄子弟灌输忠君爱国的思想，自然要宣扬祖国的可爱，君王的伟大。屈原就是用橘树的高贵品格来激励国士，发扬忠贞不二，矢志不移的斗志。也正因为屈原所司之职掌管了楚王室的国庙宗祠，所以《橘颂》这样的祭歌，也只能由屈原来完成，不可能由别人代替，鉴于它的特殊用途，屈原也只能用颂体而不能用骚体来达到这一目的。

为了说明《橘颂》即楚颂，我们再来细读一下《橘颂》的文本。全诗共十八句、一百四十四字，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小节，第一小节从篇首至“纷蕴宜修，姱而不丑兮”共八句，名为颂橘，实为颂国。“后皇嘉树，橘徕服兮”言天地钟灵，生此嘉树，惟服楚地，为君王专享。胡文英《屈骚指掌》云：“自古帝王即以此为美树，而惟橘是用也。”“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言橘树受天地之命，生于江南，志不可移，节不可辱。很明显，南国即楚国，橘树即楚的国树。“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言楚建国历史深远，犹如橘树根深蒂固，难徙难迁，矢志如一，深得南地民心。以下五句，写橘树汲取了楚地营养，生长繁茂，果实累累，实是赞颂了楚国的繁荣昌盛。“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写橘树拥有绿叶白花，纷然茂盛。“曾枝剡棘，圆果抟兮”写橘树枝杆层叠，杆上有刺，象征武也，枝上有果，象征文也，言楚文武全能，人才济济，独领风骚。“青黄杂糅，文章烂兮。”橘叶青果黄，相互映衬，灿然而明。言楚君臣一体，循章治国，灿灿然立于群雄之中。“色精内白，类任道兮。”橘果外澄黄，内精白。精，明智也，白，廉洁也，言楚明君贤臣，自古循道而治。“纷蕴宜修，姱而不丑兮。”本句没有直接写橘，而是对前七句作了概括性的总结，起了承前启下的作用。王逸《楚辞章句》云：“纷蕴，盛貌也，丑，恶也。言橘类纷蕴而盛，如人宜有修饰，形容尽好，无丑恶也。”其实是总结性的赞颂了楚国。第二小节从“嗟尔幼志，有以异兮”至结尾，共十句，赞颂了楚王。“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尔”当指怀王。“幼”《说文》云：“少也。”赞美楚怀王有如橘树，自幼秉承天赋，出类拔萃，志宏节高，独立不变，诚可喜也。“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承上“独立不迁”言橘树固守江南，一但脱离江南，宁为枳不为橘，喻指怀王见欺于秦，宁为囚，决不答应以巫、黔中之郡，割让于秦。胡文英《屈骚指掌》注云：“言物之可喜者，以其求利泽于人，故随所徙者皆生。橘之不然者，以廓然无求于利泽。”橘固守江南，怀王固守楚，是为可喜者。“苏”悟也，怀王入秦，始知被欺。“横”纵横，“流”从也，言怀王醒悟，怒拒秦之割地要挟，正气凛然。“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怀王囚秦后，闭门思过，幡然醒悟，终没有一错再错，割地赎身以求荣。这是一种无私无畏的崇高品德，故“参配天地，通知神明，使知之也”（王逸《楚辞章句·卷四》）。有如橘树，得楚地之灵气，足以参立于天地之间。“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全诗唯此两句是屈原自白。屈原与楚怀王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这在《离骚》、《思美人》、《抽思》等篇中可见一斑，怀王见欺于秦，对屈原是莫大的打击，但怀王宁愿受囚，绝不屈服于秦的淫威，使屈原更加崇仰怀王。“谢”即代谢也。屈原表示不管岁月的代谢和发生什么意外情况，愿与怀王共荣辱，长为友。“淑”即善也，“离”通丽，喻指美德，屈原表示要学习怀王的美德，如橘之强梗，不淫不屈，忠于故土是也。“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年岁虽少，崇高的品格像橘树那样自幼而然，先天秉赋，非积习勉强。伯夷，商末孤竹君长子，孤竹君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不受，二人同奔周，阻武王伐商未成，武王灭商后，二人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伯夷之性如橘，怀王之壮举又如伯夷。这两句总括全诗，颇具号召力，我们见到了遍地的橘树，即如见到了古伯夷，见到了囚于异邦的楚怀王，我们要以他们为师长，教育后人，以他们为楷模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忠于楚国。

以物颂国颂君，在《诗经》中也是有先例的，如《周颂·天作》即是典型一例。《天作》全诗仅七句二十七字，是周王祭祀岐山所唱的乐歌。岐山在今陕西省岐山县，周族祖先古公亶父因受戎狄侵逼，自豳迁居岐山之下，据传周初有凤鸣于此，故又名凤凰堆，山高如柱，能兴云雨，润万物，周之先祖在此苦心经营，以得天下，乃周之发祥之地。《天作》既歌颂了岐山之高大，又歌颂了先王开垦基业之伟绩，并告诫子孙，要效法先王。岐山实象征了整个周之天下，颂岐山即为颂周——《周颂》。与《橘颂》两相比较，有一处差异，即《天作》中直写了太王、文王。而《橘颂》中只有一处，仅用“尔”字，没有直写怀王的地方，这不奇怪，这篇颂歌是屈原为顷襄王举行祀典而写，甚至很可能是顷襄王登基大典的乐歌。而顷襄王熊横和其弟令尹子兰又是“怀王见欺于秦”的罪魁祸首。《史记·屈原列传》就载：“（秦）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可见为怀王入秦事，屈原与子兰已存怨隙，以致后来遭放逐之祸。所以屈原不能直写怀王。屈赋其他作品中对怀王不也是以“美人”、“灵修”称之吗？

综上所述，屈原作《橘颂》绝非自颂，写橘树也不是自喻，而是以橘树喻楚国，喻怀王，《橘颂》实际上是“楚颂”、“楚怀王颂”，是他为楚之祭典所写的乐歌，当作于任三闾大夫之时，怀王见欺囚秦之后，自身被放逐江南之前。

（载《云梦学刊》1993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