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郢》析疑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司马迁于《九章》中独推《哀郢》，与《离骚》、《天问》、《招魂》并论，足见其在《九章》中的地位比其余八篇重要。通篇言词凄惋悲切，对于自己的被放逐无怨无怒，对于国家的安危却处处系心于怀，对于故乡的眷恋是那么的深沉，思归的心愿是那么的急切，虽然无可奈何，却是那么执着，正是《史记·屈原列传》所说：“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而，对于该篇写作时间和所叙事件，千百年来众说纷纭，颇多歧义。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哀己被放说。王逸《楚辞章句》云：“《涉江》、《哀郢》皆顷襄时放于江南所作……，《哀郢》迫于严谴，而有去国之悲……，皆追叙初放之时。”他认为屈原于顷襄王元年，即公元前298年被流放出郢，又据《哀郢》中“至今九年而不复”之句，推算《哀郢》作于顷襄王九年，乃追叙自己被流放时之事。清人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同此说：“《涉江》、《哀郢》皆顷襄放于江南所作。……皆追叙初放之时。”清人胡文英在《屈骚指掌》中说：“《哀郢》篇，怀王将入秦，迁屈子于岳州时所作也。”与王、蒋之说大同小异，仅写作年代和地点不同而已。台湾学者何敬群先生说得更有意思：“屈原于顷襄王三年，再被放逐，久住湘水沅水之间，已九年，怀思郢都。乃追念被逐东出时的情景而作此篇。哀自己被放逐，哀郢都必危亡……，此文作后约十年，即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兵果烧夷陵，拔郢都，襄王仓猝北走陈城，可证屈原的先见。”屈原似乎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还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二为哀白起拔郢说。郭沬若在《屈原赋今译》中，主王船山说：“此篇王船山以为所记者，乃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东北保于陈时事，极是。”游国恩先生在《楚辞论文集》中亦主此说：“《哀郢》者，屈子再放九年，于道路之间，闻秦人入郢之所作也。”台湾学者周饰先生亦从此说，他在《屈原作品的研究》一书中说：“《哀郢》是二次流放中，顷襄王二十一年郢都为秦攻破后所写。”台湾学者杨胤宗先生在《屈赋新笺》中说：“白起于秦昭王二十九年攻取郢都，烧夷陵改南郡……屈原哀郢之郢即此。”从此说者较多。三为哀庄蹻暴郢说。谭介甫先生在《屈赋新编》一书中说：“然则这篇《哀郢》决不是为着‘白起拔郢’写作的。但我考得：楚国郢都还另外发生过一次事变，即‘庄蹻暴郢’，这在屈原说来，确有可哀的必然性，且和作品内容非常拍合……”他还考得“怀王二十八年垂沙大败，民变突起（指庄蹻暴郢），怀王当已统率王室仓皇出走，迁往旧都鄢地，因名‘鄢郢’”。又说：“怀王北迁至顷襄东徙，楚都一直固定在鄢郢，而且沮中之郢（即纪南城）遂为故都了。屈原哀郢就是哀这个故都……”此说从者寥寥，无人应和。

仔细考证，以上三说皆与史实不符，也有悖于屈原本意。《史记·楚世家》载：“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三十年，秦复攻楚，取八城。”是年，楚怀王被囚于秦，楚自齐迎太子横归，立为楚王，是为顷襄王，消息传到秦国，“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从上述记载看，怀王末年，顷襄王初年，秦连年犯楚，且连年得手，楚丢城失地，将损兵亡，溃不成军，然而，俱未危及到郢都纪南城，所以郢都不会出现“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的混乱局面。要说受战乱影响的话，也绝不会是郢城居民相携东迁出郢，而应是被秦沦陷地区的难民相携入郢，但这就不应是哀郢了。屈原被逐出郢，只是朝廷内部的事，不可能引起大批百姓举家东迁，屈原是罪臣，朝廷也决不会允许倾城百姓夹道相送，更何况如悲如泣呢？所以第一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破郢，楚顷襄王东北保于陈城。可以想象，国都沦亡，百姓疲于奔命，出现杜甫在《兵车行》中描写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逃难景况，但屈原此时早已不在郢都，并未亲历其难。如果假设他因某种原因回到郢都，恰逢白起拔郢，时间又恰是“方仲春”的二月，那就不能于“滔滔孟夏”的四月赶到汨罗，于五月五日投汨罗江殉国。而且他在篇中一再阐明“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他不可能回到郢都。如果是闻秦人入郢而作的话，怎能写得如此的真实呢？而且写作时间是五月五日前不久，但篇中根本没有“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惜往日》）和“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怀沙》）等以死明志的言辞。这样推论，《哀郢》也不应该是写白起拔郢之事了。至于谭介甫老先生的观点，更是无根无据。首先，楚怀王朝从没有迁都鄢郢，史料上没有这个记载，从楚昭王末年“城郢”（纪南城）至顷襄王二十一年，一百八十多年间，楚都一直设在纪南城。其次《史记·白起列传》载：“……后七年（顷襄王二十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此事件在《史记·楚世家》、《六国年表》、《资治通鉴》等史书中都有记载，非常明确地说明白起破鄢郢在前，拔纪郢在后，怎能说纪郢是“故都”呢？再说“庄蹻暴郢”，此事一直是历史上一桩疑案，有说发生在楚威王时，有说是庄蹻，有说是庄豪，有说是“将”，有说是“盗”，有说“庄”为将，“蹻”为盗，不是一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史料记载也很简略。《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庄蹻者，楚庄王苗裔也，楚威王时将军，奉命南征，“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这一事件的性质、经过无需细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无论如何也与屈原挂不上勾。有关屈原的作品中有众多人物，也独无此人。

那么，屈原《哀郢》究竟是写什么事？哀什么地方？作于什么时候呢？笔者认为《哀郢》应作于楚顷襄王二十年二月之后，写的是秦大良造白起破鄢郢，哀的是鄢郢。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国的国都变迁情况。根据何光岳先生考证，楚自在陕西商县楚山楚水之间建都起，凡迁都十次，自楚文王定都纪南城起，皆称郢。直至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十一月，纪南城被吴攻陷，楚都被迫“北徙于鄀”。顾国光《七国地理考》说：“楚自昭王徙都，后以鄀为鄢郢，而故都之在江陵者谓之纪郢。”楚昭王十一年“九月，归入郢”。楚都又迁回纪南城，次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史记·楚世家》）。楚国又将都城迁至鄢郢，至楚昭王末年才迁回纪郢，在鄢立都凡十余年。楚惠王八年即公元前481年，楚白公胜作乱，纪郢残破，楚惠王曾徙都鄢，白公胜的叛乱平定后，楚惠王还都纪郢，仍将鄢作为陪都建设，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请注意，鄢作为郢都是在楚昭王和楚惠王时，而不是楚怀王时。《史记》、《战国策》等史书中关于鄢的记载，何光岳先生考证多达27处。近年的考古发掘，也证实鄢城的规模宏大，建制完善，可见鄢郢在楚国的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可以说鄢郢是纪郢的北大门，北屏障，两郢相距不过百余里，实为唇齿关系。鄢郢的安危，在楚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楚国自屈原遭谗被疏以后，为了换取安宁，怀王二十四年竟迎妇于秦。秦昭王初立，秦在新旧国君交替之际，也暂停向外扩张。秦新君地位稳固后，又连续向楚发起进攻，最后楚怀王客死他邦。顷襄王不思强兵复国，洗雪父仇，却苟且偷安，重蹈其覆辙，与秦合亲，换得了暂时的安定。五年之后即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史记·楚世家》）“顷襄王二十年，秦拔鄢，西陵。”（《六国年表》）

“秦白起伐楚，取鄢、邓、西陵。”（《资治通鉴》）“（秦昭王）二十八年（即楚顷襄王二十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史记·秦本纪》）从这些史料可知，公元前279年鄢郢遭受了一次兵灾的洗刼，庶几成为废墟。这一年，秦昭王命大良造白起率军先取西陵，再攻鄢鄀。为了保卫纪郢和整个国家的北大门，顷襄王集中了楚国数十万大军，在鄢郢和秦军展开了决战，加上鄢郢经过多年的经营，秦军久攻不克。白起命士兵在城西于沔水上游筑坝，引水为兵渠，待水满掘坝，从城西灌到城东，鄢郢城内军民被淹死者数十万，尸体腐烂，臭气冲天。未死者，争先恐后由东门逃窜。沔水为汉水支流，秋冬水竭，春夏水满，有水灌城，当在仲春之末。鄢郢之战，楚主力丧失殆尽，元气大伤，百姓震恐惊慌。从此，纪郢北大门洞开，危在旦夕。《战国策·中山策》载：“王乃使应侯往见武安君，责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君前率数万之众入楚，拔鄢、郢，焚其庙，东至竟陵，楚人震恐，东徙而不敢西向……’”这就是屈原在《哀郢》中开篇明义的“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的史实和注脚。从此，楚对秦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纪郢的失陷，已是必然的了。所以说屈原的《哀郢》是哀鄢郢失陷，忧纪郢安危。

照此推论，屈原应该是亲身经历了鄢郢失陷这一巨大灾难的。前面曾提到，楚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被迫割让上庸、汉北地予秦。考楚辞地理，上庸在西陵北，实为楚王陵之屏障，汉北在鄢郢北，且近在咫尺，实为鄢郢之屏障，纪郢之第一道防线。这一次割让，是楚国最大的失策。这一不幸的消息，自然要传到在江南多年的屈原的耳中，他决心要到汉北去看个究竟。张中一先生在《屈原新传》中考证屈原流放江南是“受楚王的派遣，到黔中郡秦占区去开展抗秦救国活动的，路线是从郢都出发，沿江夏至洞庭湖城陵矶……，然后，他溯沅水而上到西洞庭汪渚，继而往辰阳、溆浦，……由溆浦返回洞庭湖滩北（实为汉北，张先生考证“汉”为“滩”之异字），接着东渡西洞庭至益阳、桃江……”张先生的结论虽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他所画出的屈原南行路线，可以说明三个问题：一是屈原被放出郢以后，除了不能回朝廷执政以外，行动是自由的；二是他南行至辰、溆以后确实有过北返的行动，先是顺资水而下，过桃江、益阳而入汨罗，在汨罗江畔的玉笥山居住了相当长的时间；三是屈原确实有挽大厦于将倾，救祖国于危亡的想法和行动，不是受楚王的派遣，而是出自他热爱祖国，眷恋故土，同情人民，忠于君王的崇高品德，这次北返就是一个实例。他在汨罗听到了“割上庸、汉北地予秦”的消息后，意识到形势的严竣，随时有国破家亡的危险，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驱驶着，他再也坐不住了，决心要到汉北去看个究竟。他过洞庭、进长江，逆汉水而北上，在途中写下了《抽思》。《抽思》开篇诉说了自己内心的抑郁、哀伤和怨愤，但是，由于自己对祖国、对人民、对君王的强烈的爱，他决心不顾一切，“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他要奔向汉北这块已沦陷的国土，为的是拯救人民于苦难之中。“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他要再一次去向君王陈诉，第二段是对过去的痛苦的回忆，指责君王失诺而有他。第三段屈原仍以忠直敢言为乐，大胆呼吁君王要宏扬先祖的美德，要以三皇五帝为典范，臣下要以彭咸为榜样，那就什么都能办到。并向君王劝说：“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善良的品德和美名要靠自己努力，不会从外来，名声要与实际相符，不可有虚伪。并进一步指出“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哪有不给予就能得到报酬，不播种耕耘而有收获的呢？第四段明确写道：他像一只孤雁，没有知交，没有人介绍，被群体遗忘，想自荐也无路可通，只有独自望着沦丧的汉北流泪，对着奔流的汉水哀叹。反映了诗人初到汉北时的孤独苦闷的心情，日夜思念郢都和君王而不得见的幽怨。第五段是无可奈何的叙说，他看到汉北国丧民忧，却无力回天，焦灼难眠，郢都（这里代指君王）是那么的遥远，只能在梦里频频相会，漆黑的夜晚虽然繁星照耀，可如何辨得去郢都的曲折的道路，尽管如此，他要回到郢都，去唤醒理想中的美人。最后一段写他沿着水流湍急的汉水之滩，绕过江边的深潭，不顾一切的向南狂奔，途中仅在北姑稍留，产生过徘徊犹豫，继而还是急速南行，但还是担心不能通美人——君王，忠言无人听。《抽思》的结尾，句式短促急迫，成功的表现了作者无可奈何的哀怨情绪和焦虑心情。

大概在楚割让上庸、汉北地予秦这一年的年末或次年初，他终于到达了“故都”鄢郢，他看到这里驻有楚国的重军，且都严阵以待，军民同仇敌忾，欲与强秦决一死战，他感到振奋，决心留下来，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去。但是不久，残酷的事实使他哀痛不已——鄢郢终被秦军攻破，他不得不随着逃难的人流一起东迁（这里是东迁，而不是纪郢失陷时“东北保于陈”的东北迁），漂泊途中，用血泪写下了这首动人心弦、感人肺腑的诗篇。

在阅读这首诗的时候，有几个概念应该要辨析清楚，才不至产生误解。一是“至今九年而不复”的“九年”，许多人据此推算《哀郢》作于顷襄王十一年。但《史记·楚世家》载：“……楚顷襄患之，乃谋复与秦平。七年，楚迎妇于秦，秦楚复平。……十四年，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好，会于宛，结和亲……。十六年与秦昭王好，会于鄢……”这些记载说明顷襄王十一年前后，秦楚之间处于暂时的和平相处状况。于是一些观点认为这是屈原对九年前的回忆，在九年前的事件中找出了两件事，一是屈原被逐出郢，一是顷襄王元年“秦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说屈原是写回忆录。其实“九”并不是确数，而是个概数，指多而已。先秦时没有“十”的概念，所以“九”应该是指多于“十”的数量。如《九歌》有十一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还有《离骚》中“指九天以为正”、“余既滋兰之九畹”、“虽九死其犹未悔”、“启《九辩》与《九歌》”、“思九州之博大”、“奏《九歌》而舞《韶》”，《抽思》中“魂一夕而九逝”里的“九”，都不是具体指数，而是代表多而已。二是“当陵阳之焉至兮”的“陵阳”，很多人认为是一个确切的地名，就拿着这个地名到地图上去找，结果在安徽境内的长江南岸找到了一个陵阳，且在郢的东边，屈原又明明写了“将运舟而下浮”，“今逍遥而来东”，屈原乘船沿长江顺江而下，飘飘荡荡来到了陵阳，这是他流放的地方。为此，笔者于十年前与张中一先生专程去陵阳考察过，发现这里是大山中的一个小村庄，北距长江百里之遥，有一条小溪叫陵阳河绕村而过，水深尺余，根本无法行船，访问了几个八旬老者，也无人知晓屈原。陵阳属古青阳县，笔者还找到有关单位，査阅了《青阳县志》和《池州府志》，只发现古青州府城外曾建有三闾祠，却无屈原到过这里的记载，而建有三闾祠是不足为据的，正像关帝庙一样，关云长没有到过的许多地方也建有关帝庙。清胡文英在《屈骚指掌》中讲得很确切：“陵阳，巴陵之阳也。……《岳阳风土记》屈原宅在巴陵县城南。”巴陵即今岳阳县，岳阳县新墙一带还有屈原故宅遗址，有屈原庙、相公岭，三闾巷等，相公者，当地人对屈原的尊称也。三是“发郢都而去闾”与“哀故都之日远”，郢都与故都的所指，如果仔细地推敲屈原的《哀郢》，你就会发现，既写了鄢郢，也提到了纪郢，写鄢郢是实写的手法，写纪郢是回忆的手法。《辞源》：“故都，过去的国都。”前面已述，鄢郢在楚昭王和楚惠王时曾作过国都，所以篇中的“故都”是指鄢郢，而“郢都”和“惟郢路之辽远”是指纪郢，故都是与纪郢相对而言的。试想，如果是顷襄王二十一年白起拔郢，楚东北保于陈，新都甫定，一切尚在混乱之中，能否复郢（恢复纪郢）尚不可知，怎么能就称纪郢为故都呢？

弄清了上面三个问题，我们不妨再逐段分析一下《哀郢》全文，就更一目了然了。自“皇天之不纯命兮”至“甲之鼂吾以行”，是鄢郢为秦所破，军民举城东迁的写实，作者一反以往的写作态度，开篇就发出对“皇天”——即君王的斥责，指出这次灾难的罪魁祸首就是君王。从“发郢都而去闾兮”至“思蹇产而不释”，是对纪郢和自己被逐出纪郢的回忆。因为出鄢郢沿汉水下浮一段路程以后，就是长河入汉处，二十年前屈原被逐出郢时，就是从这里入汉水的，所以他下面写道“背夏浦而西思”，二十年后经过故地，人民陷入了更深的水火之中，他自然想到了西边的纪郢，但是他不能回去，“江与夏之不可涉”，他只能站在船舷，遥望西天，像二十年前一样，眼泪如雪珠般纷纷滚落。从“将运舟而下浮兮”至“蹇侘傺而含戚”又是写的现实，从鄢郢出来，乘船沿汉水顺流而下，汉水在这里拐了个九十度的弯，由自北向南流改为了自西向东流，“上洞庭而下江”的江，不是指长江，而是指汉水，洞庭在南故曰上，汉水在北故称下。战火纷飞，血流成河的鄢郢渐渐远逝，既使登上高岗也已望不到了。诗人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南行的路线和眷顾两郢一步一回首的心情，他面对沉重的打击，不仅感到茫然失措，更对祖国的前途大失所望，其痛苦、凄楚跃然纸上。自“外承欢之汋约兮”至“美超远而愈迈”是对楚国朝廷黑暗的无情揭露，且直指君王远君子而近小人，致使阿谀奉迎之辈得势，贤臣良将被逐，导致鄢郢陷落，百姓震愆，人民离散，指出嫉贤妒能的奸佞们是这次灾难的肇事者。最后一段，诗人以鸟返故乡，狐死首丘为喻，再一次表白自己对祖国的忠诚和眷恋，再一次仰天长啸：我确实是无罪而遭放逐，我怎能把他遗忘！情深词哀，催人泪下。

屈原在巴陵住了一段时间，写完了《哀郢》，继续南行，再一次回到了汨罗，这里是罗子国故地，罗子国的遗民与屈原同宗，这里的罗氏宗庙内供有自己的先祖，这里的人民多年来把屈原看作自己的亲人，屈原也一直把汨罗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既“江与夏之不可涉”无法回到朝廷和故乡（张中一先生考证，屈原的故乡在郢都，此说极是，见张先生《屈原新传》一书），那就把汨罗作为故乡，作为首丘吧！回到汨罗不久，传来了郢都纪南城沦陷的噩耗，得知楚王携朝外逃，屈原的精神彻底的崩溃了，也彻底的失望了，于是，写完《惜往日》即投江殉国了。

综上所述，可知屈原在顷襄王十九年曾北归汉北，途中创作了《抽思》，顷襄王二十年经历了鄢郢被秦沦陷的灾难性事件后，与难民一起东迁南归，途中创作了《哀郢》。

（载《吉安师专学报》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