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把这些演讲叫作“技术的真相”是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我想向C. B. 麦克弗森及其1965年的梅西讲座《民主的真相》致敬，我试图以麦克弗森观照民主的方式来观照技术，视之为理念与梦想、实践与程序、希望与神话。另一个则是我想在我们生活与工作的真实世界的语境中谈论技术，也谈论它对于全球人类意味着什么。这便是标题中关于“真实”的部分，在第一篇演讲中，我把时间花费在论述作为实践的技术的某些方面，现在我希望来强调关于“真实”的部分。

当我谈论真实时，我并不是想变身为一个哲学家，我是基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来思考真实。真实存在着不同的层级，我想先快速谈一下这些层级，然后再来看一看，它们是如何被构建了我们真实世界的技术所影响的。

第一个层级的真实是一种本质上的东西，是直接的行动和即时的经验，是我愿称之为在地真实（vernacular reality）的东西。[1]它是面包和黄油，是汤水，是工作，是衣物和庇护所，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它既是私密和个人化的，也是公共和政治性的。女性主义者经常强调个人的就是政治的[2]，正是这种领悟影响了我自己的思考，它也会渗透在我即将要说的话里。

出于这些演讲的目的，我把我们从他人的经验那儿获得的知识和情感主体称为延展真实（extended reality）。在这种真实里，我们拥有了各种各样必需的经验，就好像我们亲身经历过一样，比如战争的经验、沮丧的经验、老去的经验、出国旅行的经验、宗教信仰的经验，这些经验是那些有天赋的人通过语言转述给我们的。延展真实还包括手工制品——收藏在博物馆里的那些东西——我们努力将之转化为自身真实中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中意依靠连续性，依靠来自过去的经验，这种渴求甚至强大到让一部分人宁愿听原始乐器演奏的乐曲，以使自己与那个时代的联系更加具体。

在延展真实之上，是我称之为建构（constructed）或重构真实（reconstructed reality）的东西。这种真实的表现范围从涌现在我们眼前的虚构作品，一直到广告和政治宣传对我们的狂轰滥炸。它包含了对那些原型化而非再现性的情境的阐释和说明，这些说明为我们提供行为模式。我们认为这些模式很真实，即便我们知道那些情境不过是为了让特定的模式显得更清晰明了而被构建出来的。所以，当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我们知道宗教大审判不只是俄国历史中的一幕，它还是一种审判的模式，是全世界无权无势者在权势者面前所发生之事的原型。每个圣诞节，狄更斯笔下的吝啬鬼斯克鲁奇[3]都会作为坏脾气的自私佬的原型被到处宣扬。建构或重构真实是维系普遍性文化构造的一部分，它们成为在地真实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至于一个初来乍到者会遭遇根本就理不清的谜语。我刚到加拿大时就遇上了这种事儿，当周围的人因为某个笑话而开怀大笑时，我完全不明白笑点在哪儿，这种感觉让人十分尴尬。

最后一个层级是计划真实（projected reality），也就是未来的在地真实。它深受我们现在的行为的影响，甚至由现在的行为所导致。天堂与地狱或者死后的生活对某些人来说曾经是、也仍旧是计划真实。今天，我们甚至拥有“未来”本身，例如五年计划、商业模式，与面包售价或薪资水平相比，这些东西同样甚至更能够影响人们的行动和态度。

各个层级的真实都深受科学与技术的影响，但在描述这一点，特别是从时空真实方面来考量这一点之前，我得简要地说一说技术真实世界的另外两个方面：一个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经验的本质。

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人们通常认为科学是技术的先决条件。严格来看，我不确定这一点是否正确。的确，科学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西欧刺激了大量技术的诞生，然而在今天，科学与技术之间是不存在阶层式关系的。科学不是技术之母。今日之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是平行、并列的，它们彼此刺激与利用。科学与技术更适合被看作一个企业，其内部包含相互联系的活动谱系；而不是两个不同领域——科学是一个，应用科学和技术是另一个——的努力。在详细说明其他的限制因素前，我会很认真地将科学和技术比作企业的统合。

尽管我刚刚那样评价科学与技术，我还是想花些时间夸夸科学方法。科学和技术毕竟不只是知识体，它们还是实践与方法的集合。我们西方人所理解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将知识从经验中分离出来的方法。正是有了科学方法的力量，我们才能在特殊性中获得一般性，并反过来将一般规律和法则运用到特殊的问题之中。由此，今天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大学生能从从未真正建造过任何桥梁的人那里，学会如何建造桥梁。[4]

在系统研究完全从一般语境中剥离出来的情形中，科学方法能够取得最好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科学方法的第一场胜利发生在天文学领域。

另一方面，如果忽略语境才能实现一般化，那此时将这种一般性运用到特殊性之中是最难成功的。这些关于还原主义、不考虑语境以及文化偏见的问题经常在对科学方法的批评中被提及。[5]但我们很少听人论及将知识从经验中分离出来（这对于所有的科学方法而言都是与生俱来的）对人类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这些影响传播得很广泛，从人类的视角来看，我认为它们是严重的，而且会令我们变得衰弱。

今时今日，科学式的建构不再是描述日常生活的方式之一，而成了描述现实的唯一方式，这造成人类对自身经验和感觉的依靠程度有了非常明显的降低。人类的视力和听力，嗅觉、味觉和触觉，本是极好的工具。所有的感觉，包括非常恰当地被命名的“常识”（common sense），都臻至完美，但可惜的是，如今我们已不再信任这些感觉。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在哪个节点上不间断的噪声会让我们头疼，但我们仍然觉得自己需要一位带着仪器的专家来测量噪声的分贝。这位专家不得不将测量出的噪声级别与一份图表进行比较，后者表明的是不同噪声级别对神经系统的不同影响。只有当那份图表和那位专家同时声称“是的，就是这样，这里的噪声级别已经超过了科学研究确立的人类忍受范围”，人们才会真的相信是噪声而非他们的想象之物给他们带来了持续的头疼。我在这儿讨论的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情境，并非要比较个人经验和已确立的测量程序二者哪个更优；我所讨论的，是普通人对自身经验的降级与低估，他们实际上完全有能力解释自身感觉告诉他们的东西。我之所以细说此事，是因为在技术的真实世界之中，对经验的降级以及对专业的赞颂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6]强调这一点有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科学方法将知识从经验中分离出来，这在质疑科学测量结果与专家意见之间的差异时很有必要，但这并不意味着质疑和低估经验。应该让经验来引导知识的修正，而不是让抽象的知识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经验是不真实或错误的。

女性主义作家尤其经常呼吁人们改变评估技术对社会和人性的影响的方式。[7]他们强调，这种评估应该基于生活在科技接收端的人们的实际生活经验；他们还把注意力引到专家的压倒性地位，以及无法对需要认证的专业技术提出要求的人——比如许多女性——身上，因为这些人没有将他们的知识与自身的生活经验分开。我预见，针对技术的评估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将导致直接经验被引入评价体系之中，因为毕竟直接经验才是在地真实的核心。

前面提到的所有层级的真实——在地真实、延展真实、建构真实和计划真实——深受现代技术的影响和曲解。应该记住，我们感受到技术极大地影响了自己的生活，而这些技术在历史中其实是非常近期才出现的。比如说，电磁和电子技术的实际运用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现实状况，但它们出现才不到150年。再想想信息传输的速度，在远古至公元1800年的时间里，这一速度是没有变化的，无论拿破仑还是亚历山大大帝，甚至连皇帝们都必须依赖马匹或其他乘骑来传送和接收信件。突然间，在公元1800年左右，信息传输从疾马奔驰的速度转变为电子传输的速度，也就是光速。在1800年之前，人们主要通过视觉信号来完成事务，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但是到了1800年左右，人们研发出了更有效率的电池，并且使远距离电子信号的传输变得可能，到了1825年，充足的电磁铁能够产生出电流和磁场，它们派上了很大的用场。

1833年，两位德国教授，高斯（Gauss）和韦伯（Weber），将一根长约1.5英里（约2.4公里）的铜线串联在哥廷根大学各个建筑的屋顶上，并顺着这根线发射电脉冲。与此同时，在美国，塞缪尔·摩斯（Samuel Morse，摩斯密码的发明者）正在进行信号传输的实验。1844年，摩斯成功地穿起一根长达60公里的线，并用摩斯密码发送了一则信息。他传送了这个句子：“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由此，便于使用的信息迅速传输方式诞生了。1876年，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收到了他的专利证书。法拉第（Farady）在1833年进行了他最关键的实验，然后通过马可尼（Marconi）在20世纪头十年里的反复实验，人们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用上了收音机。在过去的150年间，信息传输的速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样，这也反过来完全改变了我们现在生活的技术真实世界，这个世界已经从根本上与之前的世界相异了。

在我们上面讨论过的关于真实的概念中，信息传输技术创造出了众多“伪现实”（pseudorealities），它们的出现基于建构出的、阶段式的、有选择的和即时传输的图像。我所谈论的，是无线电、电视、电影和录像的世界。这些图像创造出了包含密集的情感成分的新现实，就旁观者看来，新现实催生了一种“在场”感，即在一定程度的感知上，人们成了参与者而非观察者。旁观者在自身实际上并未在场且永不会在场的地点和场合中，产生了一种强有力的在场幻象。爱德华·默罗[8]的那句名言“你就在那儿”，令他的听众相信他们以某种方式“亲临”国际新闻事件的现场。

法语中的新闻被称作les actualités，尽管在我们见到和听说过的这些图像中，很少有真相（actual）和真实（real）。图像制造和传输的技术过程是极具选择性的，它为眼睛和耳朵创造的与其说是“真实”，不如说是“表演”。然而对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来说，什么正在发生、什么是重要的图景，主要由图像的伪现实形塑出来。被挑选的碎片变成了广播和电视里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被选择来强调某些特定的事件。整个选择的过程要做到吸引并保持观众的注意力。由此，人们偏爱异常而非平常，偏爱远隔万里、无法用自身经验来评估的事件而非发生在周边的、可直接感知的事件。还存在这样一种感知，即让人们以为自己所见之事就是整个事件的原貌，任何一个在游行现场待过、反过来又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经历的人，都明白我在说什么。通常而言，在大游行队伍中的小的反游行团体会被塑造成整个事件的主流。“穿插表演”被移到了事件的中心位置，核心议题倒成为次要的了。

由于目前有了制造这种图像的伪现实并把它们传播给全球大多数人的技术和经济途径，我们所感知的真实及其活力发生了改变，并持续发生着改变。[9]在今天，一个事件是否被报道或电视直播，比它本身的内容更重要。当事件还在发生时，记者、摄影师或外部观察者的在场就已经开始对事件施加影响，有时甚至会引发新的行动。想想中国、南非和东欧的电视摄影机，想想魁北克的印制电路板，在所有有毒废品处理问题中，印制电路板的销毁是一个较小且可行的任务，如果将之与核废物处理问题相比较的话。然而，一旦事件进入了图像的世界，印制电路板废弃问题的政治维度就会发生巨大改变。

伪现实和图像对普通人经验世界的入侵发生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我们也能找到一些局部的应用与暗示。比如，我只需提醒你政治竞选者的图像所带来的效果。虽然一张不错的、温暖的图片没有表达出任何与胜任或品行正直有关的信息，但在政治竞选的进展和成功中对这样的图像的考量占据了很大比重，因为现在的政治响应多半依赖图像。对我来说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媒体图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媒介专家之外，人们不再视其为外部侵入体或伪现实，而且只有专家和学者才会讨论这些图像。日常生活中不存在对图像如何形成、如何聚集、如何进入我们的厅堂的普通讨论。

媒体图像似乎已居于权威位置，可比肩过去宗教教育的权威地位。图片是不可能犯错的，它就好像宗教改革之前的教宗权威那般不可置疑。我认为，在技术的真实世界中，我们应该要以宗教改革质疑教皇权威的方式，来好好质疑图像的权威。我这样说是因为，在整个中世纪，教会及其教义和宗教教育，是描述社会和政治关系行为的权威，而宗教改革挑战了这一点，其认为个人的良知和识别能力而非教会的权威，才是个人行为的唯一仲裁者。如今，科技的依据已然拥有了宗教教义那般的强制力和权威性，其中就包括剥夺“普通信徒”质疑教义内容及实践的权利。在质疑权威的精神的指引之下，我们应该问道：“那些处于技术生产出来的伪现实图片的接收端的人们又能做些什么呢？”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发生了改变，工作和生活在外力的驱使下重新上演，电视和广告的文字和实践内容就是这一改变的证词。由图片重构的世界，接管了我们大多数的在地现实，如同庞然的权力所进行的占领行为。此时，处于某地的某一个人一定会发出疑问：“如此一来，我们怎样才能取得改变精神环境的权利呢？改变对我们意识的建构，改变我们周围的声音。这一权利似乎是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夺走了。”

理论上，逃离这个图像的世界是可能的，但实际上，我们只能通过一些有限的方式这样做。当然，我不是一定要看电视，也不必然要收听广播新闻，事实上，我们中的不少人已经在发展与我们目前的生活经验更直接关联的其他获取信息的渠道。但伪现实和图像仍旧在那儿，这个世界已被建构成相信它们的。

如果我想促成改变，我需要理解并欣赏图像的建构，即便我一点儿都不相信它们的内容。个人对这个体系的逃离并不会改变整个日程规划的轻重缓急，除非积聚力量，用真正的经验来补充乃至替换图像。成像技术仅仅是强调远处而忽略近处，这并不意味着近处的事物消失了；尽管相比于平常，异常被给予了太多的关注，但平常仍然存在，平常所包括的问题和挑战也都还在。但不知为何，观察一个睡在公园角落的流浪汉，似乎已无法与观察者脑海中来自远方的图像相提并论。

我可以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加拿大的新闻中充斥着西欧发生的事件。我们看到东德人跑到了西德，也看到了波兰发生的事件。关于这些报道，我们产生了一种愉悦的共鸣感，“是啊，民主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他们赢了，我们欢呼”。与此同时，我们国家发生的显著事件——比如削减国家铁路建设资金——却没有在议会中得到讨论，没有经过一场民主辩论后进行投票，而是由内阁隐蔽地决定了。由此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对遥远之事胜过身边之事所隐藏的危险如此担忧。作为一个共同体，我们应该看看新的信息形成和传输技术对我们所处的技术真实世界和民主做了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对技术的真实世界进行“绘制”工作是很紧急的，这样我们才能在我们的社会想象中明白，近处正被远方打败。我们还应该明白，事情不一定非得这样。

图像世界对人们的“真实”的强烈冲击还有另一个部分。收听收音机，观看电视或录像，是由私人执行的共享型经验。印刷技术是首个令人类可以独自阅读相同的信息、再聚众讨论的技术。在这之前，人们想要分享某个经验，必须聚集到同一个场合，比如欣赏一场露天盛会、听一场演讲。之后，可被引用再引用的印刷文本生产出了一些公有信息。现在，我们有了全新的、极具冲击力的技术，这些技术大规模生产仅有短暂生命周期的图像。图像创造了伪现实，那些听到或看到这一消息的人，会认为其他人——恰巧没看到也没听到——正好错过了这场好戏。听一听关于冰球比赛的讨论吧，或者就我们要讨论的这一点而言，听一听关于一场领导人的辩论的讨论吧——没有人真正身处现场，但他们在谈话过程中的表现，似乎表明所有人都在现场。从这一方面来说，伪现实创造了伪共同体。

有些时候，由观众和听众组成的伪共同体会大量生产出真正的、怀抱同一忧虑的共同体。反“越战”群体，以及他们对战争的报道画面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力的形成即是一例明证，我们能够察觉出，这些怀抱同一忧虑的共同体源自观众和听众组成的伪共同体内部。类似的过程还将那些联合行动以帮助非洲饥荒受害者的人——比如“拯救生命”组织、“太空桥运动”——与关注特定环境问题的国际团体联系在了一起。一般来说，由于伪共同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会成为真正存在、采取行动的共同体中的成员，因此在对大多数观众而言是“远方之事”的国际关注案例中，形成这样的群体的可能性也许远比在“近处之忧”的特定案例中要大。

即便如此，这一共同体的形成也是一个希望的标识，特别是在抵制“收听”和“观看”所带来的被动性方面——我需要再次强调，对直接经验的抗拒增强了这一被动性。然而，改良了的共同体似乎仅在表面工作上下功夫，而对那些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根本性的忧患起不了太多作用。一时的饱腹无法根除饥荒，让美国政府从越南撤军并不能触及冲突的根本。

如上所述，技术发展出了克服距离和时间限制的实用性方式。为此目的规制出的设备、组织和结构，现在已然是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图景中的完整的一个部分。每一个人的在地现实都发生了改变。除了用不同的方式来完成早已有之的事务（比如用电话代替文字，用传真代替信件或邮差），我们甚至拥有了一些崭新的活动，这些活动完全依赖于新技术及其基本构架。主要来说，它们与信息的传输、储存和重构有关，其中的一些活动影响了我们对未来——也就是计划真实——的靠近与感知。

信息收集、储存和评估的各种技术可能性，在一张行政基本构架的大网上紧密交织，并将未来的特定组成部分当作现在的组成部分。让我举例说明。这是一个有用但不独一的例子。目前存在着未来市场及其内部的商品交换，还有一种叫“未来贸易”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购买或出售还未生长出来的农作物，我们会估测那些尚未出生的动物的售价，我们会估测人们对那些还没被生产出来的商品的需求量。尽管如此，这种交易活动并不只是想象出来的事务，即便农作物尚未生长，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交易就完全与现实无关，因为这些交易的结果是真实的。人们在未来贸易中有盈亏，租金是由那些基于假设的交易所产生的效益来支付的。由此，金钱以一种在之前的世界不存在的方式，将现在与未来绑在一块儿。新颖之处是，当新的技术手段重构社会和经济活动之时，一种精心组织的、标准化的、“正常的”交易表象在未来被执行。这些表象不间断地配适于交易的过程，而交易过程又完全受限于现实。所以，未来被感知和操作为现在的一个结构化、技术性的外延。

有不少论述针对全球危机和“我们共同的未来”[10]，但针对现代技术的全球化应用所带来的未来建构之讨论，实在是太少了。对能够占据或阻止社会和政治关系的未来变化的技术性建构之关注，理应成为我们思考共同未来时的核心议题。

我想要花一些时间来谈谈人类的影响，这在所谓的传播技术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而我宁愿称之为“非传播”技术，因为通常“传播”这一名词就是一个误称。每当人类活动囊括机器或者严格的规制时，人类相互作用的模式便会改变。一般而言，技术性安排会减少乃至消除互惠（reciprocity）。互惠是某种交互性的给予与索取行为，是不同的交互方之间的真正传播，比如，一场面对面的讨论或者一次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其起始、执行与终结都需要一定程度的互惠。一旦技术设备干预其中，它能使参与的双方保持一定的距离，给予与索取——也就是互惠——会被歪曲、削减乃至完全消除。

我非常喜欢本·威克斯[11]的动画，他的动画很优美地描绘了我上面提到的这一点。动画中，客厅里的一位修理工正在移动一部屏幕破损的电视机，电视机旁边站着一个拄拐杖的人，他的右脚被严实地包扎起来。修理工对拄拐杖的人说：“下次特鲁多说话时，麻烦直接把电视关掉。”我认为这说明了一切。它说明，当技术介入传播时，像动画里的拄拐杖者那般急于表达的人将既无法给予，也无法索取。任何互惠都被设计所消除，互惠的消失成了一种由技术带来的不公的持续形式，这带来深刻的政治和心理后果。

需要强调的是，互惠并不是反馈。反馈是一种系统调节的特定技术，它被用来提升某些特定的表现，而这些表现不能是机械化的或者由机器设备驱动的，但反馈的目的是让事情运转起来。一般而言，反馈存在于一种给定的设计之中，它能够改善表现，但无法更改整个系统的助推力或者设计本身。与此不同的是，互惠依情形而变，它是对任何给定的情形的回应。互惠不是被设计到系统里的，它不是可预测的。互惠性的回应可以改变最初的假设。它可以把整个系统带往谈判、给予与索求，以及调整，它甚至可能带来新的、不可预测的发展。

我在前面强调过图像生产的新技术对技术真实世界的入侵程度。通过设计，这些技术再也容纳不下互惠，容纳不下回应。有人或许想推测一下，这种对回应的技术性排斥是否在提升公众对暴力和残忍的接受程度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我无法想象，当站在一个被伤害、被虐待的人旁边时，会有人享受这种所见所闻，我也想象不出一位在场的观察者会不去阻止这件事的发生，或者哪怕只是因为无法阻止而心怀愧疚。另一方面，电视屏幕上描绘的暴力似乎成了可接受的和娱乐的，人们甚至不在乎屏幕所描绘的事件到底有多么暴力、多么可耻、多么令人厌恶。观众并不需要回应屏幕上的一切，他们不在“那里”，不在事件真正发生的地方。

互惠的概念也能解释针对特定环境下的观看和收听行为的回应中存在的明显矛盾。你是否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形：你去听一场讲座，但因为主会场已人满为患，你只能挤在隔壁的小厅里，通过闭路电视来“听”这场讲座？大多数遇上了这种情况的人都会感到不高兴，觉得被骗了，尽管他们看到的和听到的东西跟主会场里的人一样。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会说，这样感觉不真实，感觉不对劲。同样的事情还有，利用电视或影像让学生们从非凡的同声传译中获益，让他们参与一场杰出的演讲，这一希望已然落空。学生们就是不喜欢通过电视屏幕来学习。这并不意味着新技术一无是处，但目前看来，它们只能成为辅助手段，用以补充或说明。通过电视来教学与通过电视新闻来报道洪水和饥荒是很不一样的，日常电视节目报道的伪图像（pseudoimages）和事件是戏剧化的表演，它们被精心挑选，是组装出来的片段。与之不同的是，在演讲会场放置的摄影机或录音机，会记录下所有东西，不加选择，不予评论。

另一方面，在司法调查或公开听证会的电视拍摄过程中，观众会集中注意力。似乎在人们既不容许存在互惠、也不要求互惠的情形中——比如观察一场真实的司法调查——图像成了现实的可接受的替代物。然而，只要有可能存在互惠，且其价值可被评估——比如在演讲或教学过程中——图像就无法成为现实的替代物。

技术有可能生产出由生命周期短暂的图像构成的伪现实，消除互惠，减少我们对共同人性的感知，关于这一可能性，我们应该要仔细考虑。这听起来似乎小题大做，但这一发展的起点可能是简单而普遍的，当互惠不存在时，当倾听是不必要的时，理解和适应也是不必要的了。对小孩来说，这可能意味着，他无须因为她是自己唯一的玩伴而对自己的妹妹保持适度的礼貌，因为电视让娱乐成为个体之事，无须他人的合作。在学校里，学生们面对电脑时可不存在什么辩论或谈判，学生之间的合作可能拥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在自动化车间工作的妇女经常会抱怨自动化作业给她们带来了疏离感。当工作不再是共享的，合作的工具——倾听、观察、调整——便萎缩了，就好像长时间没有使用的肌肉。

有这样一个能说明技术引发人类疏离的场景：当我早上去上班时，时常能遇到一位邻居和她10岁的女儿。每天，她俩都一同走到公交站，各自戴着耳机，彼此疏离，并与外部世界疏离。这就是技术的真实世界。徘徊在我脑海中的问题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宁愿待在由技术带来的孤独中时，我们的社会该怎样解决它的问题？

请让我再强调一次，我们不一定非得像今时今日这般来使用技术。从来都不存在这样一个两难境地：要么不要技术，要么就像现在这样使用它。请记住，即便在图像和伪现实建构的世界里，也存在一块由个人的直接性和即时性构成的特殊飞地：业余无线电接收员的世界。这是一个私人化的、互惠的、直接的、负担得起的——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所有你能想到的技术都不便宜——世界，而且从很多事例可以看出，它逐渐成为一个非凡的灾难预警系统。它是真正的沟通传播的可信赖、可塑造的资源。我引用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技术对精彩的人类沟通和互惠性的回应之削减，并非完全不可避免。

在这篇演讲中，我试图证明技术改变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许多改变成为技术真实世界的构造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使扭曲的人类关系和社会关系变得习以为常、不被质疑。我希望，我也为大家展示了如何质疑以及——我希望能做到——减轻伪现实的入侵程度。

在下一篇演讲中，我将聚焦作为控制与管理之传播的催化剂的技术，聚焦那种随着这一扩张逐渐成为我们社会的一部分的基础构造。

注释

[1]此处“在地”（vernacular）一词的使用与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在其作品中的用法并不完全一样。然而，我之所以选择使用这个概念，就是为了强调与伊里奇的思考所产生的共鸣，可参见他的文章“Vernacular values,” in Shadow Work [Boston: M. Boyars, 1981]。

[2]关于女性主义的背景信息，可参见如Jessie Bernard, The Female World [New York: Free Press, 1981]；Mari French, Beyond Power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5]。

[3]吝啬鬼斯克鲁奇，是狄更斯著名小说《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4]W. H. Vanderburg, The Growth of Minds and Cultur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5]and “The John Abrams Memorial Lectures,” in Man-Environment Systems [special issue on science, culture, and technology], 16:2/3, 1986.

[5]M. L. Benston, “Feminism and the critique of scientific method,” in Feminism in Canada, A. Miles and G. Finn, eds.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82]; H. Rose and S. Rose, eds., Ideology of/in Natural Sciences [Cambridge, MA: Schenkman, 1980].

[6]B. J. Bledstein, The 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 [New York: Norton, 1976]; Barbara Ehrenreich and Dierdre English, For Her Own Good: 150 Years of the Experts Advice to Women [London: Pluto Press, 1979]; Carolyn Marvin, 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W. Armytage, The Rise of the Technocrats: A Social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5]; Savid Collingridge, 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0]; M. J. Mulkay,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G. Allen & Unwin, 1979]; J. R. Ravetz,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Its Social Problems [Clare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7]Cheris Kramarae, ed., Technology and Women’s Voices [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8]; Heather Menzies, Fast Forward and Out of Control [Toronto: Macmillan of Canada, 1989]; Ruth Schwartz Cowan, “The Consumption future,”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 W. E. Bijker, T. P. Hughes and T. J. Pinch, ed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7]; Donna Smyth, “The Citize scientists——What she did not learn in school,” in Canadian Women’s Studies, 5:4, 1984.

[8]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1908—1965），美国著名广播新闻记者，曾参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报道。——译者注

[9]Jerry Mander, Four Arguments for the Elimination of Television [New York:Morrow,1978]; Paul Goodman, New Reformation: Notes of Neolithic Conservativ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Stewart Brand, The Media Labs: Inventing the Future at MIT [New York: Viking, 1987];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The Spiral of Silence: Public Opinion, Our Social Sk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Todd Gitlin, ed., Watching Televis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6]; Mark Crispin Miller, Boxed In: The Culture of TV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8]; Eric Pooley, “Grins, gore and Videotape,” in New York magazine, pp. 75—83, 9 October 1989. 在媒介素养教育协会（Association for Media Literacy）的支持下准备的关于自我防卫的教科书，见Barry Duncan, Mass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Toronto: Harcourt Brace, 1988]。

[10]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1]本·威克斯（Ben Wicks，1926—2000），英裔加拿大动画片导演、插画师和作家，曾获得加拿大的最高荣誉——加拿大勋章。——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