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代希腊
古典时期的重要性
历史的影响从来都不简单，即使当它的作用看起来最明显、最直接的时候，它也通过很多方式影响着我们，包括：历史创造的环境，留下的物质文化，物质遗产及其表达的教义和思想，迷信和错误，教化和宣传，所树立的好的榜样或坏的例子，以及我们对它的印象。约公元前1000年以后，尽管新的人类迁徙使爱琴世界的发展受到挫折，但爱琴文明本身正受到从米诺斯文明流传下来的重要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能最终根植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影响爱琴文明的因素也包括起源于迈锡尼文明的故事和传说、用来自黎凡特地区的闪米特字母书写的希腊语、能够制造铁器和武器的技术，以及对大型工程建筑的管理。这些都是从古典时代继承的遗产，虽然相隔甚远，它们都适时地在形成一个对当时而言是不可思议的欧洲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所有过去的历史也能通过其他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通过后人信奉并从中学习的思想和神话。这些通常形成了后人坚信应该追求的目标，也指明了后人应该规避的事物。这些影响和过去更为直接的遗传因素一样，并非总是那么明显，对于继承它们的人来说也并非总能清楚地感受到。可能正是因为它们没有经过细究，当时的人们认为它们是理所当然就存在的而没有强行对其进行细查，它们才能够产生最大的影响。这些因素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规定、限制着人们在某个历史时期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像流传下来的不得不忍受的环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一样。
然而，公元前1世纪早期，居住在欧洲的人类对于过去的了解其实很少，或者说没有。即使是具体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很难让他们加深对过去的了解——很多零星分布的巨石遗址，它们后来所起的作用很可能已经与人类最早使用它们时的初衷不一样了，有些建成了道路（到处都是未铺平的道路）和一些宗教场所或交易场所，在这些地方人们可以结识来自同样狭小的其他环境中的人。人们偶尔也会意识到在其他地方可能有与其差异很大的人类居住着，他们中的有些名字可能在游吟诗人的诗歌中被提到过。这些内容针对的是我们可以断定的从人类历史上留存下来且在当时已为人所知的所有遗产。但是我们现在对其所具备的认识可以为我们制定一些历史参照标准提供依据，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标准来判断什么因素对欧洲及其未来而言非常重要，或者来判定从我们现在能够认识到的哪个时期开始出现这种持久的重要影响力。
历史的开端仍然是在爱琴海地区，历史开始的几百年间，其文化中心也都是在那里。在爱琴海沿岸地区及其岛屿上，不断进化的这一文明不仅在时代和地理环境方面具有突出的重要性，而且在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独特性——它对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文化传统产生了首要的、厚重的影响。很多文献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然而此处我们只能对这段历史作简要的、不太充分的概述。按时间顺序来说，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公元前800至前300年间一段可以确认的历史时期，其创造者为希腊人。即使在当时，这一文明也不断从爱琴海发源地向整个地中海地区发展、演化、传播，产生新的习俗，摒弃旧有的制度。不过其特性和很多方面的特征仍然易于识别，显而易见。它总是兼收并蓄、富有新意，且能及时地作出很多改变，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能不断地汲取对其产生影响的各种新鲜因素。
我们对希腊文明了解得很多。希腊文明除了留下宏伟的考古碑铭遗迹之外，还有丰富的书写材料可供我们研究，这在任何更早的文明中都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多数希腊文献资料都是通过别人建立的渠道间接传承下来的。正因如此，公元前300年出现了一个新的历史实体——罗马，其文化深受希腊影响，也是欧洲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罗马是意大利中部一个特殊的民族，从一开始就与希腊息息相关，深受希腊影响，它将在西亚、地中海、西欧和北非建立一种世界秩序，这一秩序首次覆盖了这一整个地区。罗马的政治主导地位及其确立的疆界，对欧洲未来思想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同时也将希腊的遗产传给了欧洲。如果没有罗马，没有罗马各大城市提供的机会，那么希腊历史及其影响可能将局限于近东地区。
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罗马的统治地位，对未来欧洲的个性将产生重要的决定性影响的宗教启示就不能扎根、繁荣。坚持这一宗教启示的人们看到罗马完成了一项超自然的任务，罗马的重要性在他们的意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任务也构成了宗教启示本身的一部分。罗马及时成为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才得以（在几百年间）创造一个基督教地中海世界，以及之后的基督教欧洲地区。如果没有罗马，伊斯兰教的宗教视野仍然局限于一个孤立的自我界定的民族，通过分布在本地和地中海地区的各港口传播，这种传播主要局限于黎凡特地区和犹太教社会。从长远来看，如果没有罗马，犹太教的变种——基督教不可能成为世界性的宗教。犹太教神话及其暗示的可能发生的事情通过希腊语和拉丁语流入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在耶稣殉难时已经是一个政治统一体。在几百年间，人们都试图在这个统一体中为犹太教找到一个位置，而大部分希腊人都将其视为一种“蛮族”文化。在罗马人继承基督教时，这些“对希腊人来说很愚蠢”（圣保罗这样说）的信条已译成希腊语（少数非犹太人会读希伯来语），而且从那种语言和它带来的文化中汲取了新的特色和意义。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在1 000年间都将用希腊语或拉丁语阅读他们的宗教著作和教义。
不难理解，欧洲人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非常注重古典根源，正是出于这种历史重要性。但这种结果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古人非常成功的自我表达。我们对古代希腊的印象以及它持续的、绝对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希腊和拉丁作家流传下来的，他们提供了那么多的经典（《圣经》除外），后来都被欧洲文化吸收。更重要的是，他们建立了评判人类生活的标准，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绝对得到公认的。这就是“古典”的含义：古典就是某种标准的源头，这种标准可以用来衡量以后的成就。
当然，这样想也有一些微妙的风险和困境，其隐含的假设就是想当然地认为，世间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人、所有文化的标准，而且正因为它们广泛适用，所以应该得到普遍的认同，这种观点在20世纪末并不流行。我们应该记住，其他文化也有他们的古典时期，也创造了后人遵循的标准，而且同样被认为是普遍适用的。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古典传统的划分和定义通常能公开地让人加以讨论。然而，当所有这些都已加以说明和考虑，当持怀疑态度的现代学者们已作了惊人的努力来限定和解释希腊和罗马世界文明的界限时，我们也继承了大量的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有助于决定欧洲和欧洲人的思想在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出现。为了对此加以了解，我们必须从希腊人入手。
希腊人
后来的欧洲人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了大量持久的精神成果方面的遗产，我们的祖先在几百年间效仿、学习这些精神成果，我们也至今仍在使用它们。希腊人精力充沛，从不停歇（即使在自我否定方面也是如此），他们给予后人思维、观念、理想和制度方面的模式，这些模式把我们从早期文明神秘的不确定性中带出来，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位牛津大学学者曾这样描述古代希腊：“一个我们可以呼吸到其中的空气的世界。”(1)“遗产”是一种过度使用、过分熟悉的历史象征物，而且有误导的倾向；即使它们能够加以鉴定，最终还是变得含糊不清、错综复杂。这个词表示某些易于形容的事物，但事实并非如此。文明的影响并不简单，也不明确，我们尤其难以确定古代希腊人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由于其分支广泛，因此经常被掩盖。例如，我们认为哲学家规定了某些观念和原则。然而哲学思维这项系统反映事物（即使是反映思维本身）的事业是由希腊人发明的，他们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具体的观念，还有系统的框架，哲学家们至今仍然能够在这个框架中进行研究。甚至在本世纪，仍然有人把整个欧洲哲学传统描述为对雅典柏拉图作品的一系列评注。(2)希腊哲学创造了很多结构和类别，还创造了很多术语，很多问题至今仍用这些术语进行讨论。这是一种非常深刻，但也非常微妙的影响方式。当人们抱怨一些现代哲学并不像依赖某些真实的事物那样依赖古希腊哲学时，正好反映了他们对希腊人流传给我们的东西原本应有的样子带有成见。
即使是今天，我们也能给出其他例子来体现希腊对我们的集体生活（艺术、政治和科学等方面）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渗透性影响；只要我们对欧洲历史往回追溯几个世纪，这些影响就非常明显了。即使中途被误解或曲解（因为人们通常用错误的方式遵循古人的指导），这些影响最终总是深刻而有效的。在我们让遗产产生普遍的、强有力的影响时，最好不要期望过多，当然也不要试图绘制包含整个领域的精确的目录或理性的系统。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哲学，进行简要地叙述，像很多现代英语中的其他词汇一样，哲学一词来自希腊语。它和其他词汇（例如“民主”“历史”“政治”这样为人熟知的词汇）一起以公认的相似形式进入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这就是为什么语言是作为切入口的最好选择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就是语言让古代希腊人产生了自我意识，他们称自己为“希腊人”（Hellenes），并且通过特殊的方式相互联系。无论底比斯人、科林斯人、斯巴达人或其他希腊人会感受和表现出怎样的个性和自我认同，他们都说着不同版本的同一语言。这让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精神世界，这首先体现在口语上，其次体现在文献材料上，当希腊人遇见希腊人时，他们能够互相对话，表达非常丰富的意思。不管他们的地方神灵或崇拜偶像是什么，他们都有一个所有人都非常敬仰的万神庙。当他们在所有希腊人都会出席的运动会上相遇时，他们意识到彼此间的这种联系；尽管他们可能激烈地争吵、争斗，劫掠彼此的领土，但他们意识到一种共同的遗产，希腊人不会和其他人共享这种遗产。他们意识到自己属于“希腊（Hellas）”。
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精神和文化上的事实。非希腊人，即那些不以希腊语作为他们母语的人，都被归为“蛮族”（barbaraphonoi, barbarians）。不管是斯基泰人、波斯人、埃及人还是其他民族，不管他们是否拥有权力、技术或财富，蛮族都在说希腊语民族的界线之外，因此是劣等民族。这是一个基本特征，这种特征在希腊人丧失了他们对世界的统治权后，也在几百年里决定着他们的观念、心理和行为。它表达了一些更全面的东西，而不只是一种语言特征；它关注的是成功的一种具体水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成功的一种具体水平，“蛮族”是比有教养的人更劣等的种族。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与波斯人进行了两次大战，希腊人认为他们是为了波斯帝国的所有财富和权力在与蛮族作战，尽管事实上，很多希腊人此时都作为雇佣军为波斯效劳。他们不认为国王的臣民能像有教养的人那样举手投足，也不认为他们能够管理自己的事物；他们向统治者磕头的行为（在希腊人看来这是卑微、可笑的行为）表明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自由。这种在希腊人内部产生共鸣的敌对状态经过很长时间才逐渐消失，甚至可能至今也未完全消除。几千年后，人们仍然认为波斯战争不仅是希腊和蛮族间的斗争，也是西方与东方、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战争。
希腊人大迁徙
希腊人的自我意识使首届泛希腊运动会在公元前776年举行。古希腊人从那天开始纪年。整个爱琴海地区的希腊人都参加了这次运动会，他们所在的各个社区在物质生活水平上都没有太大的差距。他们依靠捕鱼、耕种沿海居民点后面狭窄的平原而生活；或者，越来越多的人靠贸易生活。这些小社群在爱琴文明的黑暗时代——迈锡尼文明末期以后开始首次流散，大陆民族的到来和离开给本地民族带来了压力，就像当初早期希腊民族被赶往岛上和爱奥尼亚（Ionia）地区一样。传统赋予雅典特殊的重要性，他们是希腊人在爱奥尼亚和亚洲岛屿上定居的源头，考古学也证实了这一传统的正确性。雅典不是一个多利安人城市，它可能比其他城市保留了更多黑暗时代迈锡尼文化的特色。爱奥尼亚语是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语，它是来自于多利安人的一种独特的语言，运用于伯罗奔尼撒地区，类似的典型城市有斯巴达和阿尔哥斯。公元前1200至前800年，新来的民族向四周扩散，进入了后定居时代，产生了多利安人、波奥蒂亚人（Boeotians）和其他不同的群体。他们把新的技术和知识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流向更趋世界性的地区。爱琴文明让他们成为希腊人。新的环境非常重要，与过去相比，它对这些民族未来的形成具有更加重要的影响。例如，在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本土，任何地方离海岸都不超过60公里。狭窄的沿海平原和陡峭的山地刺激着人们向外发展。希腊人几乎是被迫向海上发展的。
黑暗时代的迁徙运动以人们的来回往复为标志，一些（从本土）出去的人去往更远的东方建立居民点，他们是迈锡尼时代的幸存者。以爱琴海为通道的商品交换从未真正停止过，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该地区都缺少一种重要的流通物——钱币。公元前7世纪，希腊人艰难地运送诸如三足鼎、铁签这样的铁器，作为粗陋的通货，直到最后发明了货币，铸造了最早的硬币，即在具有一定标准的金属片上印上记号，标出它们的含量和价值（人们长期认为这项发明出自吕底亚人之手，一个传说中非常富裕的民族，居住在小亚细亚西北部，似乎至今也没有什么好的理由来反驳这个观点）。货币的出现使贸易活动方便了很多。
此外还有希腊殖民活动。人口压力无疑对此产生了一定影响。不断增长的人口必然给食物的供给带来压力，在早期居民点，食物只能在狭小、密集、有限的农耕地上种植；这是迁徙和移民的刺激因素之一。希腊人最早通过爱琴海或围绕爱琴海迁徙，然后到达黑海沿岸和地中海西部地区。最终产生了1 000多个希腊社群，他们起先是通过原始移民过程中某些偶然的机会确定定居点的，后来则是通过贸易和政策来确立。当一个城市发展得太大，出现资源短缺时，或者其居民发觉已经到了这种状态时，一群由整个家族或家庭组成的移民就开始到海外寻找合适的地方作为新的定居点。关于合适性的问题，就是可以寻求一种希腊式的生活，改变得尽可能少，而且能够提供地中海特色和地中海气候，这样的地方通常不难找到。最后产生的这些殖民点，由于都有公民权和经济上的独立性，它们与母邦城市保持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它们属于母邦的分支，并尽量保持母邦的习俗。由此在地中海沿岸及其岛屿上出现了很多希腊城市，如同一位希腊人所言：“像是池塘周围的蚂蚁和青蛙”，它们传播着共同的语言知识，给其他民族带来希腊文化的影响，即使只是通过某些范例来产生这些影响。
西部一些最重要的希腊殖民点建立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后来我们用拉丁语称之为“大希腊”（Magna Graecia, Great Greece）。希腊人去西方最初是为了寻找农矿产品，最重要的就是意大利中部出产的金属。有些殖民点就是从贸易点或贸易港口转变而来的。锡拉库萨（Syracuse）是其中最大、最富有的一个殖民点。公元前733年，来自科林斯的移民建立了锡拉库萨，这里拥有西西里地区最优良的港口，并适时地成为地中海西部的统治权威，同时也是希腊世界最强大、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在更靠近西部的地区，殖民地不久后出现在科西嘉岛，同时还出现在意大利中部的西海岸，以及法国南部；其中，我们至今仍能从马赛（Marseilles）一词中找到Massilia这个地名留给后世的印记。如果正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希腊人还把葡萄引进普罗旺斯和罗讷河谷地区，改变了西欧的生态系统，那么欧洲殖民活动确实在西方留下了深厚的文化遗产。
希腊海外贸易通过殖民地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与竞争者产生冲突。其中最早的就是腓尼基人，这是一个在贸易上富有进取精神的民族，他们来自黎凡特地区的各个城市，其中最著名的城市在《圣经•旧约》中都有记载：提尔和西顿。在腓尼基城市（或在来自这些城市的贸易者中间），希腊人发现了闪米特人创造的字母，他们对其加以引用和改编，为自己所用。这后来成为拉丁字母的基础，现在拉丁字母在世界上各个地区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运用。腓尼基人在西班牙成功地战胜了希腊人，他们主要是成功地驱逐了当时已经到达那里的希腊人，同时也在西西里岛建立起他们自己的要塞，尽管他们无法将希腊殖民者从该岛驱逐出去。
城邦
首先，在很多个世纪中，用于研究希腊城市生活所花的时间、精力和笔墨在数量上似乎与其重要性有些不成比例，对于其中一些城市的研究几乎不能和一个英国区自治会政府的研究相提并论。然而这样的社群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也有很强的身份感。尽管他们互相之间会激烈地争吵，但事实上，通常都是希腊城邦之间共有的东西，才会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谁都没有占据很大的地理空间，这对他们的经济资源和社会生活都有重大的影响，我们所谓的希腊城市和现代城市之间任何隐含的相同点都非常具有误导性。它们与同时代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黎凡特地区在建筑规模上也有差异。居住在希腊城市中的大部分人可以而且确实参与了一些活动，对他们的公共事务进行集体商议和监督。相对富有（也可以说相对贫穷）无疑总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在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方面，他们彼此间的贫富差距比现在要小得多；以后人的标准而言，大部分希腊人都生活得很简单。他们当中比较富裕的人拥有土地，但土地面积相对较小。
大部分希腊城邦都有一座卫城或高地，上面矗立着保护神的神庙。这种忠诚对城邦的同一性非常重要，它体现在遗址的外形和建筑主体上。然而，希腊人并不只属于他们的城邦；他们也忠实于其他群体，尤其是家族群体。在早期，血缘关系通常是公民团体的基础，它提供了最重要的下一级单元。部落的重要性将减少，尽管到公元前5世纪，部落作为一个组织性概念仍然很重要，它们产生于混乱的黑暗时代，希腊人社群通常都由国王统治。在下一阶段，有证据显示，当王权逐渐被贵族议事会取代时，武士的后代们早已获得了土地。他们能够提供铁制武器和盔甲，这些对于城邦的战斗部队而言都是必需的，但却越来越昂贵。然而公元前7世纪，贵族议事会经常受到“僭主”的排挤，“僭主”一词从古希腊语引用而来，至今仍在使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词也被加上了贬义的含义。我们最好把希腊的僭主视为强势的人，而不是坏人，他们的黄金时代就是公元前7世纪。
贵族当然比其他大部分公民拥有更多的土地，尽管可能没有现代标准意义上那么多。但是较穷的农民也仍然拥有少量的土地。有时候他们只有极少数的土地，有时候没有土地，他们可能为了偿还债务而为大地主干活。该社会中的其他居民（但不属于这个社会）就是奴隶、外邦人或“侨民”；他们没有公民身份。由于经济的进一步分化，而且随着城市之间交换和贸易的发展，经济变得更加复杂，侨民也越来越多。直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本土城邦开始从地中海西部、埃及，甚至从黑海沿岸各港口进口谷物。另一个被排除在公民团体之外的重要群体就是非奴隶的妇女。希腊人对妇女的态度从古风时代到公元前6世纪末（或者，在某些方面还要晚得多）都改变甚少。他们在城邦中只是丈夫或男性亲人的附属品，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或法定权利。从她们的准监护人这方面来看，古代希腊与古代地中海及近东世界的其他国家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在这些小社群中，最重要的管理力量就是风俗和习惯法。通常当我们需要让一种惯常的制度去适应变化了的环境时，我们才听从立法者。其中之一就是雅典的梭伦，他留下的盛名已经在美国报纸的标题中代表立法者。但是直到很久以后，要想弄清楚新的法律是如何制定的，或者甚至立法（起草和实施法律）这个概念是怎样产生的，都很不容易。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与其他希腊人相比，在其幸存的作品中对制度问题做出了更多的反应，他似乎反对立法，除非它确实必须实行。尽管我们已经对某些城邦（尤其是雅典）的制度安排有了相当多的了解，但也存在一些我们一无所知，或者最多也只是拥有一些二手材料的情况。一旦我们脱离具体的证据狂妄地讨论希腊人如何处理他们的公共事务，这是很危险的。但是在现存资料的基础上，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相对的文化方面的要点：尽管他们都是男人，在通过某些方式参与公共生活的希腊人当中，希腊男人所占的比例要比同时代其他古代文明的比例大得多。而且，他们不仅共同参与统治，分享很多经济利益，还用我们现在所谓的思想意识这种方式组成了一个文化单元，尤其是形成了一套宗教信仰、宗教习惯，以及一些设想和理想。这体现在由此产生的仪式、艺术、游行和戏剧当中，这些对未来也是非常重要的。
希腊人还创造了政治。他们用来指代城市这一概念的词就是“城邦”（polis），它和我们现在的“政治”（politics）一词，还有“政治的”（plitical）、“政治家”（politician）这些词的联系显而易见。然而这个希腊词汇比我们赋予“城市”（city）一词的含义要宽泛得多。它不仅意味着人和建筑的巨大集合，它还包含着我们需要用“社区”（community）这样的词来表达的意思，或者还包含我们指代国家或民族时所具有的概念。他们是独立的、自治的社会，具有正式的，有时候甚至是详尽的协议来保证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这种协议似乎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发展到最高峰，即我们所谓的“民主制”（democracy，同样借用于一个希腊词汇）。某种定期举行的全体公民大会到公元前500年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这些大会的行动和讨论开启了我们所知的政治，即由符合制度规定的人们讨论公共和集体事务，随后做出决定。当然对于我们所谓的政治活动的界线和形式，从来没有确切的定义，它们一直都在改变。但是他们心中承认一些共同的公共利益，他们拥有一片共同关心的，能够加以讨论的领域；这就是希腊人创造的成果，也是希腊政治非常重要的一步。他们可以绘制一些共同的原则，这不只是继承古老的习俗或遵守不变的法则，公民们可以对其释义发表自己的意见。当这种制度刚出现时，能够公开讨论的领域肯定很小，只包括个别重要的政策行为——可能只是决定发动战争或维持和平。起初能参加讨论的人数也很少；他们可能组织了一个议事会，甚至可能是个别统治者组成的法庭，在这里可以争取支持者，也可以产生权力。但是这样的机构还会继续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越来越能反映原本被排除在统治阶级之外的其他人的利益以及他们潜在的力量。在这种背景下，有时候会在公民大会中出现一个微弱的“公共团体”（public）。
根据现代经验，我们开始怀疑参与政治是一种强大的教育力量这一观点。尽管如此，参与政治还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它用实践证明可以通过商量和辩论来做出公共决议这一事实，即使这场讨论由少数人控制，表现出的是人们更加盲目地坚持传统、风俗和权威的重要性。政治有很多公开的或隐蔽的形式，也被很多腐败的、完全自私的目的利用，它们的影响力在几个世纪中历经盛衰，有时几乎消失不见。尽管如此，它们还是证实了希腊人对文明作出的一项最重要的贡献。之后，政治学用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词汇把希腊人的政治特色传播到了全世界；民主政治、寡头政治、独裁统治仍是我们讨论时常用的词汇，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曲解了这些词汇。
希腊世界的冲突
公元前500年，在城邦之间以及同一城邦的居民之间，商业的兴起及其随后的专业化，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在很多城邦中，法律和制度改革限制着传统统治阶级的权力，这些“贵族”或“上流阶层”属于地主家族，他们统治着早期的经济生活。尽管我们只能了解一两个地方（尤其是雅典）的进程，但与这样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大部分甚至整个公民团体都参与了城邦事务。随着更多铁制（有时候是钢）武器的产生，战争的性质也有所改变，更为整齐、训练更加有素的方阵出现在战场上，我们称之为重装步兵（hoplites）的公民士兵在城邦军队中越来越具代表性。
希腊世界的疆域图形成于公元前500年。在希腊本土、爱琴海地区、小亚细亚沿岸，甚至在黑海这样遥远的地区一共分布着数百个希腊城邦。至于当时希腊人对希腊世界以外的地区有何了解，我们可以从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著作中略知一二。希罗多德是被誉为艺术和历史科学之父的两位学者之一，他来自小亚细亚的一个小镇——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生于公元前5世纪前半期。他一生在游历上花了很多时间，并告诉我们还有一块鲜为人知的土地坐落于希腊世界边界以外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希腊人称之为“欧罗巴”；但是他很少说到该地的具体情况。但这是这个名字首次在文献中用来指代某个地方。东北部地区，在俄罗斯（不是当时所使用的名称）南部，越过通往黑海和金羊毛产地的海峡，生活着一些蛮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斯基泰人，他们与沿海的希腊人开展贸易。黑海南岸由波斯统治者——国王统治，他的领土范围最大的时候从波斯湾一直延伸到地中海。在非洲（另一个未知的名称）坐落着伟大的埃及王国，它以名胜古迹和智慧而闻名，在它的西部是利比亚王国。希罗多德对于这些领土以外地方的记载更加不切实际。但他仍是一个勤奋、认真的历史学家，他考究所有他能找到的证据，而且游历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那些通过亲身观察才能确认的信息。尽管无可避免的，他的调查是很有限的。无论如何，在他广泛的兴趣范围内，他主要关注的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与一个重要的核心主题相关，就是希腊和波斯之间长期的斗争。
希腊与波斯进行了两次大战。第一次战争始于公元前492年，当时波斯派出一支军队惩罚雅典和埃雷特里亚（Eretria）帮助爱奥尼亚反抗波斯统治。随之而来的是第二次远征，以公元前490年波斯在马拉松战役中的失败而告终。第二次战争以希腊在公元前480至前479年之间获得三次伟大的胜利而告终，然后波斯人返回国内。在希腊人受到的教导中，把这两次战争看成是文明人对蛮族、自由人对奴隶的斗争；但是很多希腊人却站在波斯阵营中作战，因为雇佣兵在海外服役是一种早已确立并相当完善的希腊风俗。很快神话开始模糊这些事实。东西方敌对观念是欧洲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主题，有人总是把这次纷争视为东西方敌对观念的首次表现，而且是出于道德因素的一次战争，即反对特权和奴役。其中也有种族和地理因素，一位雅典演说家以及与亚里士多德同时期的人们已经能够追溯历史，并且能够把特洛伊战争描述成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次斗争。(3)
波斯威胁的消减开创了之后与希腊文化最伟大的成就息息相关的一个时代。但是这可能被误解。希腊文明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或前7世纪，当时爱奥尼亚城邦的希腊人创造了科学。后来，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城邦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加上自我宣传和自我标榜，文化版图逐渐被雅典控制，雅典人甚至受到鼓舞，把自己视为其他希腊城邦的典范，代表着被后人铭记的大部分“希腊成果”。从主要意义上来说，这种成就也很简单。城邦没有幸存下来。即使在波斯战争期间，城邦间的对抗和分歧也很明显。这也激励着很多历史学家去推测为什么希腊人从来没有克服他们的分歧。某个城邦引起激烈的斗争，最终削弱了很多城邦的力量（尤其是雅典），从而被外敌战胜，这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
很多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精彩的分析记载都是通过雅典人修昔底德（Thucydides）留给后人的，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一样，是历史编写原则的创造者。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核心，这场纷争可以追溯到两者在波斯战争中的分歧。公元前5世纪60至70年代之间，当雅典成为实际上由一些附庸城邦组成的同盟的首领时，它与其他城邦同盟之间公开的敌对状态越来越明显。这首先导致了公元前457年的战争。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雅典的国内政策使城邦间的关系更加复杂。雅典的民主制威胁着其他城邦的寡头制，结果这些城邦向斯巴达寻求支持。这些冲突最后累积成公元前431至前421年和公元前414至前404年的两次大战，两次战争合称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接连发生最终致命地削弱了希腊各邦。雅典及其附庸在军事上失败，然后又在议和时蒙羞，但其实整个希腊都是失败者。城邦之间的争吵仍未停止。随之而来的是斯巴达短暂的统治，但最终，在下一个世纪中，外来势力强迫希腊人集体归降，并受到绝对控制。
希腊的“成就”
追溯那些流传到后世的因素总是很危险的。希腊文明比后人（不止一群后代对幸存下来的希腊文明进行筛选和过滤）所珍视的内容要丰富得多。然而希腊知识分子的作品至今仍然如此显著，而且又对以后文化和社会的形成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我们需要不断努力，通过这些知识分子来了解他们所在的那个世界的价值。他们为后人的愚昧和迷信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同时也给后人的理性和智慧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很多希腊艺术对此都有所体现。当然也不是所有希腊成果都是对未来绝对有益的。比如，他们认为奴隶制是天生的，因为它符合某些人类形成的方式，这个观点几百年来都非常具有说服力。在现代人看来，妇女的被支配地位是希腊文化令人不安的另一个方面，这比其他社会的这一行为更难让人忽略。
大部分希腊人生活在传统、愚昧和迷信的躯壳中，即便是那些能够对思考有所了解的人，也不太乐于接受思考的结果，其实思考可以开拓新的精神世界。人们继续尊重古老的公共正统观念，而且在某些方面随着时间的流逝还有所加强。例如，在公元前5世纪晚期的雅典，拒绝信仰神灵是一种不敬的行为。一位哲学家认为太阳是一个又红又热的圆盘；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即便他是伟大领袖伯里克利（Pericles）的朋友也不能得到保护，不得不被流放。同样是在雅典，在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前夕，某个公共雕像——赫尔墨斯（Hermae）神像神秘地遭到损坏，这是不祥之兆，震动了公众舆论。有人把随后西西里远征的失败归因于这次渎神的行为。对于希腊社会而言，公众的迷信肯定比著名哲学家的存在更具代表性。而且，希腊思想反映了由自身动力所引发的侧重点和风格的变化。这有时候会通向死胡同或陷入僵局，也会导致奇异、荒谬的幻想。希腊思想并非完全统一，而是在历史上延续发展了三四百年的时间，而且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
虽然如此，希腊遗留给未来世界的核心，以及它长期运作的方式，我们都不难了解。希腊人在顺应自然，以及用人类经验理性、自觉地进行研究和控制方面比古代其他地区取得了更大的进步。他们对他们所在的世界以及其中的居民充满好奇心，没有哪个民族会像他们那样；希腊的思想家不愿意沉溺于漠不关心或顺从接受的状态。结果，尽管严重的愚昧和迷信思想仍然充斥着他们的文化，他们还是向用理性控制人类的生活迈出了一大步，即使我们需要永远谨记对这样的观点必须有所保留。神灵总是希腊生活的背景之一。复仇女神（Nemesis）伺机等待某人变得自高自大，忘了自己仅仅是个人类，或认为他所享有的好运只是他个人优点和技艺的反映；人类必须取悦神灵的意识一直围绕着大部分希腊人，即使他们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圣路加记载圣保罗在雅典看见“未知的神”的圣坛，这表明了希腊精神两个永恒的事实——好奇心和迷信戒律。(4)即使是希腊哲学家中的精英分子似乎也赞成限制无神论者，这在今天看来很不可思议。至少在大部分情况下，传统的权威还是得到了极大的尊重，甚至是推崇。(5)尽管我们还无法对所有这些情况进行明确的评价和权衡，但希腊在思想上无疑对绝对权威进行了挑战，这是史无前例的。在此后的2 000多年中，尽管质疑的精神一直受到打压，但人们却再也无法对其视而不见。最终，希腊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一部卓有成效的神话巨作，其中的情节天马行空，同时也充满了新的思维方式和灵感。
系统研究的开端
希腊人相信自觉研究和讨论是一种很好的方法，而且能够找出真理，并把这一点与另一个同样对后人非常重要的观点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不管自然世界和宇宙最根本的基础是什么，又包含着怎样神秘的力量，他们在运行中通常都合乎逻辑、相互关联，因此人类可以对其进行理性的研究。这一观点构成了欧洲科学的核心，欧洲科学的历史起源就在爱奥尼亚。公元前6世纪，希腊世界的部分地区开始有人探索自然世界及其运行方式。这些人是现代科学的真正创始人，尽管现在只有专家们记得这些人的名字（或者说其中一些人的名字）。现在全球从事的所有科学工作都起源于现代欧洲早期的组织机构，而这个机构又最终依赖于希腊传统，这种传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流传下来。
爱奥尼亚的科学为何会出现我们至今仍不清楚，但它标志着一次思想的革命。它跨越了虚构与理性之间的一条重要界线。这条界线始于人类早期；（例如）毋庸置疑，埃及人的建筑实践，以及他们通过实践获得的工程建造、材料处理等方面的知识，肯定向希腊人透露了数学和测量方面的一些知识。巴比伦天文学家在为宗教服务的过程中也进行了重要的观察，并认真加以记录。然而我们发现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最先留下了他们对自然世界进行思考的一些证据，当时他们已经用更加独立的各种方法研究自然。
现在我们所知的最早的希腊科学家中，最著名的两位就是泰勒斯（Thales）和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他们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米利都（Miletus）（这里的环境可能非常重要；那是一个富裕的城邦，他们似乎能够保证足够的时间用来思考）。他们的很多宇宙概念和很多资料可能都要归功于巴比伦的资料来源；确实，如果科学始于观察，那么其最深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巴比伦。但是下一步就是理解，也就是对观察到的事物进行解释。然后就获得了经验方法，而且通过不断积累，获得了更先进的知识，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其加以控制的野心。爱奥尼亚人很快就超越了他们从亚洲人那里借鉴的知识，他们用客观解释取代神话虚构的尝试比他们给出的最终证明是错误的具体答案更加重要，更引人注目。其中有人提倡2 000多年前的一种原子理论，但希腊科学文化却一致支持物质是由四种“元素”（空气、土壤、水和火）按不同物性、不同比例混合而成的理论。这一理论作为西方科学2 000多年来的基础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西方科学的范围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爱奥尼亚人及其继承者“发现”的知识的正确性并没有他们过去实现的根本性突破重要。他们的方法就是逐渐排除用神和魔鬼来解释自然。这并非总是得到赞同：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谴责其为渎神思想，远不及某些爱奥尼亚人勇敢（其中有人惊人地质疑说：“如果公牛会画画，那么它的神灵看着就像一头牛。”）。(6)地中海古典文明后来丢失了很多这样的勇敢精神，并非所有对未来产生最大影响的文明都乐于质疑公认的观点。
在研究其他文化时总会产生的问题之一，就是回避不恰当的用语。例如希腊的各种思想（即所谓的他们开始仔细思考某些具体问题之前，所展现的思维脉络）并不是我们今天所呈现的思想，尽管前者决定了今天我们思想中的某些方面，而且通常看起来很相似。我们现在使用的一些思想类型并非由希腊人所创造。他们还划定了研究领域之间的界线，这与我们想当然的分类截然不同。这通常很明显，没有什么困难；例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限定了家庭管理及其在他所谓的“政治”研究中的位置，我们不可能被这个误导。但是，这样的分类和设置在其他问题中会变得很复杂。不过希腊人在寻求方法了解宇宙方面还是保持着旺盛的活力，而且非常有用：哲学家至今仍把他们的研究分支领域称为“伦理学”“形而上学”“逻辑学”，它们全都源于希腊词汇和希腊思想。
希腊思想的很多内容也都有很强的生命力。尤其是与所有希腊哲学家中最出名的一位——雅典的柏拉图（Plato）有关的一个例子。柏拉图出身贵族，但却厌恶他曾经希望参与其中的事务，对雅典的民主政治大失所望，这一政治曾以渎神罪判处他最敬仰的老师苏格拉底（Socrates）以死刑。他从苏格拉底那里学到了研究道德问题的“唯心主义”方法，以及进行哲学研究的方法。他认为，真理可以通过辩论和直觉发现：理念是真实存在的。它是一系列“思想”（真理、美好、正义除外）中最重要的思想，其意义不在于它每时每刻都必须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正如某人会说：“关于这点我有一个想法。”），而是真实的存在，它真实地存在于一个固定的、永恒的世界里，这些哲学思想组成了这个世界。柏拉图认为，不变的物质世界通过意识隐藏在我们周围，欺骗并误导着我们；物质世界并不重要。但我们可以了解精神，可以用理性来理解精神。这就是欧洲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漫长传统的开端。
在上述思想和其他一些希腊人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另一种为人熟知的思想痕迹，就是在人身上，具有神圣起源的精神与作为肉体禁锢的身体彼此分开，不可调和。结果必定是其中一方获胜，而不可能协调。(7)这种二元论思想长期以来都得到道德禁欲主义者的支持。这种思想传到基督教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离公元前5世纪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雅典也已成为一段记忆。柏拉图认为宇宙唯心世界和物质世界方面的知识可以帮助人类更好地管理自己生活的世界；相反，他也认为一些管理会阻碍人们获取这类知识。这些思维方式保存在苏格拉底与前来与他辩论的人之间的对话中，由柏拉图记录。这些对话录是关于哲学思维方面最早的教材。其中在《理想国》（The Republic）一书中，人们首次设计了一套社会蓝图，指引、计划着实现一个道德目标。它描绘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有点像斯巴达），在这里婚姻受到控制，用来生育基因最好的后代，不存在家庭和私人财产，文化和艺术受到审查，教育受到严格监督。统治国家的少数人必须是那些拥有足够智慧和道德水平的人，以便他们学习和理解理想世界，使他们能够在实践中实现公正的社会。跟苏格拉底一样，柏拉图认为智慧就是理解现实，回避表象的诱惑。他认为要想知道真理，就应该先做到依照它而行事。但是，和他的老师不同，他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教育和法律必须强加于未经审视的生活中，而苏格拉底认为不值得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
柏拉图对数学也非常喜欢，很有兴趣。其唯心主义思想的基础很多都源于此。数学家们思考的数字在柏拉图看来具有一些稳定的特性，这在物质世界显然非常缺乏；数字既具有明确的精确性，又具有他认为体现物质世界的理念的抽象性。对于其他希腊思想家来说［著名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就是其中之一］，数学也具有一种类似精神上的吸引力，但在更大的希腊思想背景下，这不是数学唯一的意义。数学除了决定公元7世纪的欧洲人非常依赖的大部分算术和几何以外（他们从其他地方学习代数），还深刻地影响着希腊人探究自然的方法。它激励着一种观点，即我们可以通过数学和推理方法认识宇宙，而不是通过观察和实验（尽管一些希腊人认为这两点很重要）。这也促使人们把天文学固定在错误的方向上长达2 000年之久，因为它为下述观点提供了基础，即宇宙是一个同心球体系统，其中太阳、月亮和行星以固定的圆形轨道围绕地球运转。有人意识到这似乎并不是宇宙运行的真正方式；但是（粗略地概括），通过对基础的构想越来越多地加以改良，其合理性持续了几百年。（有些观点在公元2世纪经著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成员——托勒密（Ptolemy）介绍，到哥伦布时代仍然提供了足够有效的指导，成为航海的基础。）
如果说四元素说和天文学的发展显示了希腊思想的推理倾向，那么希腊医学则更多地运用了实验方法［盖仑（Galen）和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成为未来几个世纪的权威］。观察和记录，这些对世界进行实验的基本方法，其实也更多地出现在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而不是他老师的作品中，而且不管是好是坏，与其他人相比，这两人对后来的哲学讨论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由于柏拉图不满足于他所知的内容，而且出于内心的成见，他几乎预料到了所有重大的哲学问题，不管这些问题是与道德、美学、知识基础有关，还是与数学的本质有关。他在其重要的文学作品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后人都乐于阅读这些作品。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更综合、更平和的思想家，他较少怀疑现实的潜在价值，也较少冒险，从不完全驳斥柏拉图的教学观点。但他是一个伟大的数据分类和收集者（对生物学特别有兴趣）。他不反对柏拉图的理性经验，并从事实归纳形成普遍规律。他的历史影响和他的老师一样难以界定。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为欧洲2 000年间生物学、物理学、数学、逻辑学、文学及评论、美学、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讨论构建了框架。他建立了推理逻辑科学，这一学科直到19世纪末才被取代。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足够灵活和宽容，最终也很容易地适用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哲学。他的思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认为如果城邦能够得到改革和净化，那么它将是能够想到的最好的社会结构，但除此以外，两人的观点都存在分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是天生的，而且基本上值得赞美，因为它可以给予组成它的公民天生适合他们的角色；城邦需要的是从实际问题中得到的反省，这种反省在现存状态下，基本上可以实现幸福。在阐述某个问题的答案时，他利用了一种希腊思想，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教授这种思想，就是中庸，认为优秀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保持平衡。经验事实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亚里士多德似乎在系统的框架中收集了比前人更多的证据；但是在强调社会及其制度的重要性方面，另一希腊发明赶在了他的前面，那就是历史。
关注过去在历史上并不新鲜。很多古代社会都有编年或年鉴用来记录历史事件。但在希腊，这却不是历史产生的途径。希腊的历史书写起源于诗歌和口头传诵。令人惊叹的是，在历史书写的开创者和建立者——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它很快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历史”（historie）一词早已存在，意思是探询。希罗多德对词意加以扩充，意为对过去事件的探询，而且为了记下探询的结果，他写了第一部艺术散文作品，并用欧洲语言保存下来。社会活动和事实第一次不再只是编年记事的对象。修昔底德在记录事实的过程中更求严谨，有人认为，尽管其朴实的语言不如希罗多德的作品那样具有吸引力，但他的文学成就甚至超过了他的前辈。修昔底德选择记录的对象与他自己所处的年代更为接近，体现了很高的个人参与度。他是雅典一个贵族家庭的成员，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担任将军，直到因为一次所谓的指挥失利而失去权力。他想要找出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的城邦，以及希腊人陷入这样极端的困境。他和希罗多德都有一个非常务实的动机（后来大部分希腊历史学家也都是如此），认为他们发现的历史规律具有实用价值。结果他们写出了之前历史分析中最突出的篇章，并成为公正评判的典范。该书的历史只叙述到公元前411年，但对核心问题的解释非常明确：“雅典实力的增加以及这一刺激对斯巴达的警告，让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8)
由此，历史很早就在希腊人创造的文学作品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些文学作品是所有语言中最早、最全面的。犹太教《旧约全书》几乎同样全面，但它既不包含戏剧，也不包含评论性的历史，更不用说更先进的体裁了。就影响力而言，希腊文学对之后所有西方著作的影响和基督教《圣经》所产生的影响一样重要。它既确定了主要的文学形式，也首次确立了评判它们的标准。
文学从一开始对希腊人来说就不只是一种消遣。诗人被希腊人视为老师，他们的作品充满着神秘的含义和启示，即使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诗歌。这起源于诗人荷马（Homer），他在希腊文化中处于如此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以至于我们总是用他的名字简单、隐晦地暗指诗人（尽管有学者认为他的作品并非由一个人写成，而且普遍认为他的作品吸收了过去游吟诗人的素材）。两部伟大的史诗使他当得起这样的盛名。《伊利亚特》（Iliad）叙述了著名的亚加亚人（Achaeans）围困特洛伊城的故事，《奥德赛》（Odyssey）讲述的是一个亚加亚人首领流浪、冒险的故事，记载了他在城邦陷落后慢慢找到回家的路的英雄行为。这两部伟大的史诗几乎被希腊人视为宗教文本，它们提供了关于神、传说故事以及历史人物方面的信息。它们为希腊人提供了应该遵循或避免的行为典范，这些典范不仅由人树立，还有神的参与。希腊男神和女神虽然拥有巨大的力量，但他们的行为通常和人类非常相似，并表现出人的情绪。希腊人独特地保持着与人相似的众神，而不像其他文明的神灵那样。
荷马到底是谁，“他”的著作最早在什么时候完成，关于这些问题至今仍有争议。这两部史诗比其他希腊文学作品得到了更频繁的模仿，而且它们似乎在形式上对公元前700年的爱奥尼亚产生了些许影响，这种形式也流传给了我们。到公元前6世纪，它们具有权威性，并成为希腊教育的主要内容。它们不仅是体现希腊自我认同感的首要文献，而且成为影响欧洲的古典文化的基础。它们和《圣经》一起组成了西方文学的根源。
荷马最有力地证明了希腊人感受到的关联性存在于文学、宗教信仰和道德教育中。这让文学艺术成为公共角色：最伟大的希腊诗歌慢慢进入城邦和公民领域，并最终进入公共节日，而公共节日是希腊文学艺术最主要的形式——悲剧的传播媒介。从诗人到游吟诗人，再从游吟诗人到演员，这就是欧洲戏剧产生的过程。每个地方的戏剧都起源于宗教，希腊戏剧也起源于一种宗教仪式——对酒神的赞美诗，这是一种在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节日上伴随着舞蹈和表演集体吟唱的歌曲。我们得知，在公元前535年，一个叫泰斯庇斯（Thespis）的诗人在酒神祭典的歌舞中加进了一个演员，这个演员的台词当时在某些程度上起到了对合唱歌曲进行消音的效果，这是一项重要的改革。随之而来的是进一步的改革，并有更多的演员加入，在100年后的公元前5世纪，我们就有了完整、成熟的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戏剧。他们的作品中有33个剧本保存了下来。但是有300多部不同的悲剧在公元前5世纪上演。在这些戏剧中，宗教的重要性仍然存在，这一点不仅体现在语言上，也体现在这些戏剧上演的场合。这也产生了一股坚实的推动教学的力量。戏剧要求希腊人做到的，不只是消极的敬畏或不假思索地沉湎其中，作者们期望的是意识上的共鸣。
这些伟大的悲剧有时以三部曲的形式在城邦节日中上演（其中一套完整的三部曲流传至今），观众们已经对表演的故事（通常是神话故事）非常熟悉。但大多数希腊人都没有看过（比如说）埃斯库罗斯的戏剧，可能只有少数雅典人看过；当然与在舞台前看过莎士比亚的现代英国人的人数相比，当时能看到埃斯库罗斯戏剧的人就更少了，更不用说与通过电视看莎士比亚的现代英国人相比了。虽然如此，那些不太忙于耕作的人，或住得不那么远的人组成了大量观众；例如，雅典剧院的大小表明，实际上每次表演至少能够让1万多观众到现场观看。
跟哲学（哲学的观众当然更少）一样，戏剧可以成为一种具有煽动性的教育经历。没有哪个古代社会像希腊这样，世界的道德和社会内容都通过戏剧探究并反映出来。演员们表现的正是用熟悉的仪式揭示的重点，从熟悉的故事中加以新的萃取，即使一些戏剧超出了这一范围，在允许的情况下讽刺社会上虔诚的信仰。它并不是自然主义戏剧，它展现的是在传统的英雄世界中法令如何实施及其实施过程中对个人行为所产生的痛苦影响，或者是神和人在目的上的分歧。故事情节为人熟知，而且本质上承认必然规律和天谴的影响力。归根到底，戏剧可能具有希腊精神不合理的一面，而不是合理的一面。
雅典戏剧的范围在公元前5世纪不断扩大。欧里庇得斯对传统的观念提出质疑。雅典喜剧本身发展成为一种戏剧形式，并出现在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作品中，他是第一位为了他人的乐趣编排人物和故事的戏剧作家。他的素材通常与政治相关，几乎总是与时事密切相关，而且常常语言粗鄙，这些素材是我们拥有的关于雅典社会宽容和自由方面最突出的证据。100年后，戏剧通常都是关于奴隶的阴谋或苦恼的爱情故事，我们似乎看到了现代社会戏剧的影子。这些戏剧没有索福克勒斯作品的影子，但仍然能够娱乐大众并保持一种近似奇迹剧的特征，200年前不会有类似的戏剧。
史诗时代以后，希腊文学的迅速发展和改进进一步证明了希腊文化固有的活力。在古典时代末期，希腊文学的读者仍然不断增加，因为此时希腊语既是一种通用语言，也变成了整个近东地区以及大部分地中海地区的官方语言。当时仍然产生了很多杰作，尽管已经不可能达到雅典悲剧那样的高度。在视觉艺术方面，尤其是在雄伟建筑和裸体雕像方面，希腊也再次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在最初借鉴亚洲风格的基础上，一种完全原始的建筑风格得到改变，古典风格的元素仍然让人自觉地想到20世纪建筑师的朴素风格。在几百年间，这种风格传遍了从西西里到印度世界的很多地区；在这种艺术中，希腊人也是文化的输出者。
希腊出产大量优质的石头是其中一个有利因素。我们今天看到的遗迹仍然富丽堂皇，这证明了这些石头的耐磨性。但其中还是存在着一些错误观念。雅典人通过帕特农神庙（Parthenon）向我们讲述的纯洁和朴素掩盖了他们当时看待它的方式。男神和女神的华美雕像，纪念碑、神殿和石柱上的颜料、赭石以及点缀物肯定塞满了雅典卫城，掩盖了神庙的朴素，而这些东西都消失了。在凌乱的小型宗教场所，我们或许也能从它们的混乱中得出这样的暗示，在去往德尔斐（Delphi）阿波罗神庙（Temple of Appollo）的路上，杂乱地充斥着商贩、摊位，以及迷信活动后留下的废弃物。但是，不管真实与否，时间的打磨让希腊遗迹展现出惊人的美感。此处我们无法考虑到我们对事物的判断和最终起源于事物本身的判断标准之间的相互作用究竟是怎样的。在这样的时代要创造一种能如此深刻而有力地讲述人类思想的艺术，仅仅靠它本身是很难解释的，除非有超群的天赋，并具备非常好的技艺对其进行表达，这一点千真万确。
对雕刻家来说，能在当地找到上好的石头是一种无法估量的有利条件。希腊雕刻起初受到东方，通常是埃及的影响，曾经引进了很多模型，但最后它向着更杰出的自然主义演变。其最重要的雕像就是人类形象，它不再刻画纪念性或迷信偶像的形象，而是刻画人类形体本身。尽管当我们参观博物馆时，我们总是不能确定这些雕像的外观是否就是当时希腊人看到的刚完成时雕像的样子（这些雕像通常镀过金，上过颜料，或用象牙制品和宝石装饰过），它们很明显地体现出变化。我们看到最早的雕像通常都是一些神祇和身份不明的男青年或妇女的雕像，他们与埃及雕像所表现的姿态相差不多，非常相似。公元前5世纪，不规则的体块分布，以及放弃简单的正面姿态都体现了自然主义风格。然后就在公元前4世纪出现了成熟的人类风格（而且首次出现了女性裸体），人们用一种新的、理性的自然主义处理这类风格的雕像。
尝试性总结
伟大的文明不只是博物馆那么简单，它们不能被简化成自录。希腊文化的成就和重要性虽然只占据了希腊巅峰成果的冰山一角，但它包含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城邦政治、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和菲狄亚斯（Phidias）的雕像都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之后几个时期，人们直观地抓住了这一点，后来的历史学家和学者都不遗余力地乐于分析和辨别其时代和所在地。但即使这种直觉值得怀疑，它也是富有成效的。最终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人们想象中希腊的形象和希腊真实的形象一样重要。人们对希腊经验以不同的方式加以重新讨论及重新思考，希腊经验在2 000多年间得以重生并被重新使用。即使是其中的错误也可能具有创造性。整个欧洲得益于从事商贸的希腊而建立起来，世界其他地区也因为同样的原因通过欧洲进行贸易。一旦撇开自然地理、气候和资源这些重要的原始决定因素，希腊遗产将对形成一种新型文明的文化产生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影响。
然而由于情况过于纷繁复杂，我们很难对此加以概括。可以想见的是，如果文明意味着开始理性地控制思想和环境，意味着提供一种我们后来认为对未来作出积极贡献的规范，那么希腊人比他们的祖先为未来文明作出了更多的贡献。希腊人创造了哲学探究，这是整个时期伟大直觉意识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可以找到对某一事物条理清楚、逻辑清晰的解释，认为世界最终并不依赖于神灵或恶魔毫无意义的、随意的法令。尽管大部分希腊人可能对此并不了解，并且继续生活在充斥着愚昧和迷信的世界里，但哲学探究确实是一件革命性的、有利的事实。它期望着能够产生让这类看法得到普及的社会。希腊人对非理性的权威地位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锻炼了其自身的力量，这在以前从未实现过，即使这种力量的磨炼并不明显。不管之后人们如何对其进行夸大或给它蒙上神秘色彩，人们几千年来都不断强调思想解放的作用。
(1) A. Andrews, Greek Society(Harmondsworth, 1971), p.294．
(2) A.N.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Cambridge, 1929), p.53．
(3) 参见F. Chabod, Storia dell'idea d'Europa, ed. E. Seatori and A. Saitta(Bari, 1961), p.16.亚里士多德仍然把欧洲与希腊区分开（Politics, vii, 1327b），并把欧洲描述为“富于活力，但缺少知识和技能”（Jowett的译本）。
(4) 《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17卷，第16-33节。圣保罗正在进行他第二次传教旅行（第一次在欧洲传教），这可以鉴定为公元51-52年。圣路加传统上都普遍公认他为《使徒行传》的作者，他参与了圣保罗的这次旅行，并提到雅典人“他们的时间没用在别的事情上，就是用来告知或听取新事物”。
(5) 哲学家苏格拉底主张他绝对服从他受指控违反的法律，也不会在他因此被判刑时否认法律的重要性。他的观点以对话的形式出现在《克里托篇》里，特里德尼克对其做了适当的翻译，Plato: The Last Days of Socrates(Harmondsworth, 1954)。
(6) 引自E.R. Dodds, 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59), p.181．
(7) 参见Dodds, p.139。
(8) Thucydides, History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R. Crawley(London, Everyman edn, 1945), 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