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罗马帝国与世界历史
帝国的建立
罗马对文明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它建立了帝国。其大部分历史，就像它的称谓一样，只是无计划地逐步发展的。比如在共和体制下，制度和思想逐步变化，而且有时在短期内难以察觉。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皇帝”才意味着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尽管如此，其本质和政体仍在屋大维的创造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例如恺撒•奥古斯都，他把他的名字赋予了一个时代，并给子孙留下了一个形容词。值得注意的是，他留传给我们的比任何其他罗马皇帝都要多；他是共和关系的主宰者。理论上，他是罗马公民中唯一的第一人。尽管谁当候选人是由他规定的，但公民和参议院选举在他的统治下继续发展。
在奥古斯都死后的一个世纪里产生了12位国王；其中四个与奥古斯都及其家庭有关联，尼禄（Nero）是最后一个，他死于公元68年。帝国随后在内战中解体；那一年，有四个国王宣布登基。这只是一次序幕，后来这种现象反复出现。当国王不能确保和平地让位给继承者时，就要靠军队来证明真正的力量。其中不只包括一支军队；行省驻防部队有时会支持不同的候选人，或者罗马的护卫队才有决定权。元老院会继续正式指派“共和国”的第一执政官，但只能操纵和密谋；到最后不能与军队相抗衡。至于国王本身，倘若他们握有军队，那么他们的个人特点和能力就会决定他们会如何作为。
最后，一个好的国王从“四帝共治”中脱颖而出；韦斯帕芗（Vespasian）最糟糕的错误似乎就是过于吝啬。他不是贵族（其祖父曾经是百夫长，后来成为征税人），但却是个卓越的军人。当时古老的罗马家族显然已经丧失了权力，但是韦斯帕芗的家族（弗拉维亚王朝）也不能保持长久的世袭统治。2世纪的国王也采用奥古斯都收养继承人的方式。在四个“安东尼”统治下，帝国内几乎维持了100年良好而安宁的统治（98-190），看似是一个黄金时代。其中三个是西班牙人，一个是希腊人。这时的帝国已经不属于意大利人，更不必说罗马人了。帝国的政府机关也不再稳定。随着皇帝声望的增长，他与主要地方官员的差别越来越大，越来越像东方帝王，他们与他们的臣民不是同一类人。确实，死去的皇帝很快被奉为神明。尤里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首先得以神化。然而韦斯帕芗的儿子，在活着的时候就开始被神化了。尤其在东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共和国和元老院里重新设置了献祭用的圣坛。
随着帝国的上层越来越趋向世界性，底层的人民也开始出现混合。行省内罗马化的领袖家族稳定地走在前列。年轻的高卢人、叙利亚人、非洲人和伊利里亚人都在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穿罗马式的衣服，并学会用罗马的方式思考问题（罗马继承权），这是值得骄傲的。同时本国的公职人员和军队共同掌握政权，只要税收能如期征收，就可以尊重当地人民的感情。公元212年，法令规定给予帝国所有自由民以公民权，这是长期同化的合理结果。有时甚至元老都是非意大利人的出身。“罗马化”不是指必须出生在某地，而是指属于某个特定的文明。
其中也牵涉到关于帝国统治和管理的资料真实性的问题，以及帝国对于它的臣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样的问题。作为一个现在仍然有效的历史事实，很多家族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的起源就立足于剥削他人来使某些人变得富裕。起初，那些受益的人主要居住在意大利，而且相对来说没有多少影响力；后来他们的人数不断增长，在整个罗马达到巅峰状态的时候，这些人可以说是帝国的寄生虫。实际的结构起源于获得并开发新领地（有时是偶然的，有时是保卫已经被人夺取的领地）。在这一过程的早期，并没有体现出罗马帝国对非罗马人的统治会给罗马公民带来什么好处。帝国在这些日子里更为露骨。根据我们的观点，帝国最明显的负担或收益便是命令和赋税。在减轻或阻碍征税，以及对公众的要求产生促进或阻碍作用的过程中，罗马统治者趋向于干涉其他事物。军队和统治阶层是保证帝国生存的主要工具。
帝国可见的外在表现及其文明的中心就是它的城市。分布在其周围或其他地区的是土著居民，他们不一定都懂拉丁语，而且生活在从远古时代就居住的乡村或村寨里。他们分布在固定的行省，是庄园和土地的拥有者；他们也可能是商人、被流放的意大利人（这些人在流亡海外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或退伍的士兵。这些人构成了选拔地方官员的人员储备。庄园通常都是自给自足的，只要在庄园里劳作并以之为生的人们能够维持日常生计就行。他们与帝国其他地区最重要的联系，通常在于他们为发展经济作物（油、小麦、酒）作出了贡献，这些作物在地中海经济中得以传播。然而农区的统一性也不能过分夸张。帝国的扩张掩饰了很多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差异——常见的，例如地形和气候上的差异。
帝国的遗产
即使是那些感伤于旧共和政体的罗马人，也会为帝国骄傲。罗马帝国在更广的区域内为黑色、白色和棕色人种的罗马人提供了正当、合法的统治，并保障他们获得和平与繁荣——所有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是最值得夸赞罗马功德无量的领域。物质上，他们留下了伟大的纪念碑、建筑以及其他工程。几个世纪后，人们形容罗马的遗迹，像是巨人和魔法师的遗作，如此令人吃惊；一位17世纪的英国文物研究者认为巨石阵是一个罗马神庙，因为他认为只有罗马人才有可能建造出那么宏伟的建筑。我们可以理解这种错误，而且这对我们也有所启迪。在泥砖、石头和混凝土之下掩藏的是罗马人在西欧无与伦比的成就。尽管它们大都有非常实际的用途，但很多建筑都非常宏伟壮观。军团只有经过精心规划，建造壁垒防御营地，才可以驻扎，所以军队进行大量的勘测、设计和建筑活动。罗马人首先在地中海以外的区域建立大型的欧洲城市（尽管大部分城市建造者都居住在地中海国家）。为了服务于城市，他们提供角斗场、浴室、排水系统和淡水供应系统。他们喜欢富丽堂皇，也生产一些粗俗的东西，但是他们很务实，他们不会建造任何到后来没有信仰的年代的人们看来毫无用处的工程，比如金字塔，即使罗马人的有些坟墓也很壮观（几个世纪之后，罗马的哈德良皇帝的坟墓成为圣安格鲁教皇城堡）。
罗马工艺有很高的效用，但并不新颖。他们比祖先有更好的装备（绞车、吊车和更多的铁质工具），并且使用大量的材料，但是大部分都是已经存在的；唯有例外的是他们发明了混凝土。也许正是它将建筑发展成新的形式。罗马建筑师是首先发明支撑宽顶技术的人，他们以此替代成排的柱子；他们发明了拱券结构来支撑穹顶。但是他们留给未来欧洲最明显的工程还是道路。这些道路确立了主要的交通渠道，而且支持着一至两个地区之间的交通。一队特殊的勘探者保持着这些技术，他们翻山越岭，来确保工程惊人的准确性，这些勘探队通常由军团组成。这些道路满足了帝国管理广泛区域所必需的交通需求，法国的主要街道一直用到了18世纪。在恺撒时代与火车运输的年代之间，欧洲在陆路交通和运输上，速度一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只是在信号灯方面有些许改善，但又太容易受到坏天气的影响。
由于罗马废墟为后来的建造者提供了大量已经切割好的石材，我们现在很难想象罗马帝国曾经是怎样空前宏伟的景象。一些伟大的遗迹现在还保存在欧洲——法国南部的加尔桥；不远处尼姆（Nîmes）的竞技场；特里尔（Trier）的黑门，这里的水道现在仍在向西班牙的塞哥维亚（Segovia）送水；或是英国巴斯（Bath）地区各式各样的浴室。在庞贝（Pompeii）、奥斯蒂亚（Ostia）以及利比亚的大莱普提斯（Leptis Magna），我们还可以看到整个的城镇。但是罗马本身，那些令人震惊的残骸有时在现代罗马都城的街道中随意出现，这些才是最伟大的遗迹。它曾是城市文明中最伟大的城市（在它最鼎盛的时候，居住人口曾达到100万人之多）。那些遗迹屹立在那里，如同在原始乡村中凸显着希腊罗马文明的岛屿。由于气候的原因，它们反映出一种非常一致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古老的城市，还是罗马计划重新建立的城市，都有广场、神庙、剧场、浴室。规则的网格图案被用于广场建设。地方权贵日复一日地操作这些事，至少在1世纪，元老（或者称城市元老）在掌管市政事务时，享有很大程度上的独立性，尽管后来他们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督。像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以及迦太基（由罗马建立）这样的城市，规模都很大。
普遍存在的圆形剧场是罗马社会残暴和粗鲁的见证。我们不能以这些剧场的数量和规模来衡量罗马社会的残暴和粗鲁，就像我们不能基于那些自诩为罗马道德改革者援引的作品来赋予“堕落”一词过多的含义一样。尽管如此，竞技游戏和野兽表演是主要的娱乐项目，这些在希腊剧场是不存在的。罗马人通过建立巨大的表演中心并把消遣娱乐变成政治手段，使流行娱乐中最没有吸引力的活动为社会所认可；富人通过提供这些惊人的游戏，把他们的财富转化为政治晋升的保障。直到20世纪电影和电视出现之前，竞技格斗和野兽表演作为娱乐，是规模空前的宣传残酷的方式。城市化会为这些表演带来大量观众。
长久以来罗马人都为自己的坚韧不拔感到自豪，但他们也喜欢享乐。这种享乐主义随着他们在东方的经历越来越明显，帝国的战利品增大了他们享乐的机会，并满足他们物质上的需要。有时他们太过自我放纵了（例如当聚会流行的时候，富人举办大型宴会时所用的菜单）。他们习惯性地热衷于沐浴和中央供暖，他们对水流管道和环境卫生的关注则更易受到人们的赞美。精心建造的导水系统把饮用水带到城市，公共浴室和厕所达到从里到外的洁净。在个人住所中，蒸汽浴室和卧室中也有地暖。直到20世纪，不列颠的居民才再次考虑房屋内也应该适当供暖。
除了建筑、工程和水力，罗马人在其他方面不是什么杰出的技术创新者。他们在纯科学上的贡献微乎其微。在农业上，直到帝国时代末期才引进水磨，之前没有出现过。人力和畜力仍然是主要能源。人们通常认为由于罗马人有大量奴隶，所以他们不需要发明节省劳动力的机器，而其他实际情况也是与之紧密相关的。罗马人通常很难把一个好的想法付诸实践，更不用说提高技术水平了。帝国越来越趋向于让农庄自给自足；他们依赖自身力量，不愿尝试试验。此外，也没有来自于外界的刺激；中国的技术宝库太远了，罗马的近邻又没有什么具有吸引力并能提供刺激和挑战的东西。
法律和命令
法律，以及与之相伴的演讲术是罗马人最具智慧的、似乎也是最受人民尊敬的行为，它具有典型的实用性。罗马不像古典时期的希腊人那样，刺激哲学家以问询的方式来思考人类经验的各个细枝末节（但是谁也不会模仿希腊人，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印度人对数学也作出了贡献）。希腊化的哲学家也远不像他的祖先们那样大胆。然而能让罗马文化引以为豪的有斯多葛学派的优秀哲学家、一些主要的历史学家和一群显赫的拉丁诗人，其中包括维吉尔（Virgil），他凭借其史诗，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巨人。而且，如果按平常那样轻率地把罗马文化成果与希腊相比较，那应该算上几个世纪以来，由罗马教育出来的大量明显是全能的人。由此可以看出罗马文明对保守思想的信赖，希腊文明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可说之处。罗马政治家达到巅峰的，也许是行政官、将军、建筑工程监督员、律师和法官。罗马，尤其是在共和后期，产生了大量可以胜任全部这些工作的人。如果他们运作的政府在执行法律的时候严酷而残忍，那些法律在某些方面就会宽容一些。罗马法律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极具智慧的诡辩：在之后的基督教帝国时期，这样做就会被判为亵渎神明。
罗马残酷的一个方面是与古代社会相同的，那就是奴隶制。和其他帝国一样，奴隶制无所不在，它有很多种形式，以至于我们很难概括其含义。许多奴隶挣工资，有些买来了自由，事实上，罗马奴隶在法律上享有一些权利。大庄园的发展也许使奴隶的生活变得艰难，但是很难说罗马奴隶制比其他古代社会更糟糕。质疑这种制度的一些人并不具有代表性：当时的道德家们和后来基督教时期的人一样，很轻易地就接受了拥有奴隶的现象。
奴隶制是暴力统治的一部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就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即使在公元前73年的共和时代，罗马人军事镇压一次大规模的奴隶起义也花费了长达三年的时间（他们也因此受到了惩罚，从罗马到南方的路上躺满了6 000个奴隶的尸体）。一些行省的起义是地方性的，但是似乎通常是由于政府的过分严酷或腐败而造成，就像英国著名的博阿迪西亚（Boadicea）起义。特例之一就是犹太人的起义，这次起义与后来的民族主义起义异曲同工。关于犹太起义的惊人举动要追溯到公元前170年的罗马统治时期，那时，希腊化国家强烈抵抗“西化”行为。帝国的迷信行为让问题变得更糟。即使是那些不在乎罗马税收的犹太人，也认为应对“恺撒”作出解释，必须划定界限，犹太人认为在恺撒的祭坛献祭是一种渎神的行为。公元66年爆发了一场大起义；在图拉真和哈德良时期还有其他的起义。犹太社会成为火药桶。这些起义的爆发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一点，就是当犹太人首领要求处死耶稣时，朱迪亚行省长官很不愿意遵守被告所享有的法定权利。彼拉多是为了公共秩序而牺牲耶稣的生命，并非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
对于罗马地方行政官而言，能够保持和平不间断的征税要比宗教信仰的真理和忠诚更重要。平时，用于治安监督和官僚机构的税款都很充足。然而征税者通常都会遭到人们的仇恨。如果偶尔有苛捐杂税以及强制性的征兵之类，情况就更糟糕了。这些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而对于罗马经济而言，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又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罗马有微小的节余，并且确保罗马的土地免受劫掠。这些都是理想化的想法，实际上农村的生活艰难困苦，征税者也从来不是受欢迎的角色。
最后罗马的和平依赖于军队。罗马的社会和文化经常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然而军国主义的手段改变了。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军队就是常备力量，一般的军团士兵服役20年，四年一次轮换。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士兵来自行省。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罗马纪律严苛的名声在外，但还是有大量的志愿者。
基督教与罗马帝国
公元1世纪末，基督教会遍布整个罗马世界。保罗和他同僚的这些成果，与兢兢业业的福音传道相比，可能更得益于帝国内犹太人的蔓延和渗透。那时候还没有圆顶建筑，无法在“大教堂”内把基督徒集合起来。人们都认为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他们的第一代领袖真正认识或听说过基督，这样的基督徒应该受到特别的尊重。但是基督徒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洗礼（接受新信仰的标志）和“圣餐”（一个模仿并纪念基督在遭到拘捕、拷问、迫害的前夜，与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的特殊仪式），他们信仰升入天堂的基督。基督徒也通常认为世界末日就要来临，耶稣会回来召集那些忠心于他的人，保证在最后的审判中拯救他们。如果真是这样，很显然在现世只要守护和祷告就可以了。因此，办教堂就成为一项并不复杂的事务。随着教堂数目和财富的增加，就需要人做一些管理决议，于是就出现了神职人员，包括主教、祭司和助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扮演着僧侣的角色，监督并管理礼拜仪式。他们始终保持着三阶神职人员。
尽管基督教从来没有流露出对犹太教本质的继承（一神论、圣经的旧约以及把人类的命运视为选民的朝圣之行的观点），尽管基督教文化仍然吸收着源自过去的犹太教的教义和意象，但是它与犹太人决裂了。信仰基督的犹太人无法说服犹太教信徒皈依，不能让那些人把心中长久以来期盼着的弥赛亚变成耶稣，他们也不能参加犹太人集会，因为他们曾与未进行过割礼、吃猪肉、不遵守犹太教法令的异教徒一起吃过饭。到2世纪末，绝大多数基督徒不再信仰犹太教。
长久以来，罗马人认为基督教只不过是犹太教的另一个派系，但是非犹太人基督徒的增加使基督教变得与众不同。而且，犹太人是迫害基督徒的第一人。他们不仅让基督徒经受苦难，还杀害了第一位基督教殉教者［圣•史蒂芬（St Stephen）］。他们让圣•保罗（对于他们来说他是叛徒）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许多学者谴责罗马的犹太人，因为是他们让基督徒成为公元64年罗马大火的替罪羊，因而第一次遭到罗马迫害。传说圣•彼得（St Peter）和圣•保罗都死于这次迫害，很多罗马的基督徒也肯定遭到可怕的惩罚，或是在竞技场中遭到残杀，或是被活活烧死。公元66年，犹太人发动了反对罗马的起义，然而基督徒们没有参加。起义之后，耶路撒冷从犹太人手中被夺走，这个可怕的过程和残酷的后果，使犹太人更加自我觉醒，并仅仅依靠严格遵守法规来保持宗教信仰，因为神庙不在了：这加大了犹太基督徒的困难。
尽管罗马对基督徒的迫害有时候很恶劣，但通常都具有偶然性和地方性的。一直到公元2世纪，基督徒似乎通常都是得到官方默认的。坊间总是流传着一些带有神秘色彩的关于基督徒的传言——据说他们使用黑魔法、食人、乱伦。一些罗马人不喜欢他们鼓舞男人（或女人）相信自己在上帝的眼中和他们的主人一样好，他们会因此反抗传统的雇主、丈夫、父母和奴隶主对他们的控制。当时的罗马人很容易迷信地认为，他们对基督教的宽容导致了自然灾害的发生——古老的神明愤怒了，并带来饥荒、洪水、瘟疫，人们纷纷这样议论着。但这并没有给政府统治带来多大的影响。当局者只是在发现一些基督徒拒绝依照法律向国王和罗马神明献祭后，才公开反对基督教。罗马人采用了类似犹太人的抵抗方式：他们是不同的人，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但当大部分基督徒不再是犹太人时，为什么他们不能像别人一样尊重这些传统习俗呢？罗马的宗教是共和国的一部分，适当保持宗教仪式有利于罗马国家，而忽视这些仪式则是要遭到报应的。对于劳工来说，这只不过意味着他们不用在假日里工作。除了这样的正式仪式，就只剩下迷信和流行的迷信行为了。罗马宗教要求并不严格，是可以选择的，而且是世界性的。基督徒不是因为信仰基督教才受迫害，而是因为拒绝做某些法律要求做的事。这无疑刺激了非官方的迫害；2世纪，基督徒遭到大屠杀和劫掠，尤其是在高卢。
2世纪也是教堂的重要发展时期之一。第一位制定基督教教义框架的伟大神学家，使之与其他信条作出更明确的区分，并制定了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更为明确的基督徒的责任和义务。里昂主教伊里奈乌斯（Irenaeus）首次描绘了基督教教义的大纲，是致力于基督教与希腊思想相结合的第一人（并因此促进了基督教从其他复杂的东方迷信思想中分离出来）。所有罗马世界的男人和女人都在寻找新的信仰，基督教得益于这些想要成为信徒的人们的强烈渴望。新的思想迅速扩张。到3世纪末，帝国人口的十分之一都已经成为基督徒，其中包括一个罗马皇帝（至少是名义上的），另一个皇帝似乎将耶稣基督纳入在他房中供奉的神明之中。在当时的很多地方，地方统治者与地方基督教领袖进行官方的交流，因为他们在社会中地位突出，而且主教起了很大作用。
帝国的困扰：东方
公元177年图拉真（Trajan）皇帝去世时，帝国的覆盖面积达到当今美国的一半。罗马的版图从西班牙西北部延伸至波斯湾。其最远的边界一度抵达里海（当时亚美尼亚还属于罗马）。在欧洲，位于多瑙河北部的达契亚行省，在几年前被征服。一些地方（尤其是越过幼发拉底河的地区）很快就被放弃了。即使是这样，如此庞大的地区也产生了很大的安全问题。尽管罗马只是在东方才有一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的强大政权（一个像罗马这样的国家，有能力投入大量军队，并可以实施长期的外交手段和战略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地方的问题变得越发难以处理。非洲几乎是唯一一个平安无事的地区。
最为持久的就是亚洲问题。几个世纪以来，叙利亚和近东亚洲的其他地区一直遭到几股强大势力的争夺。公元前92年，一支罗马军队到达幼发拉底河。40年后，另一支罗马军队（由4万精兵组成）在穿越该河时被帕提亚人消灭。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与帕提亚的关系一直困扰着罗马统治者。帕提亚帝国曾一度从大夏（Bactria）扩张到东至巴比伦、西与叙利亚仅隔幼发拉底河的广阔区域（所有这些都是塞琉古时期留下的）。它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罗马和帕提亚经常因为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亚美尼亚王国而争吵，两者都认为该地区应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长期无休止的较量中，双方都有胜利；有一次罗马军队真的占领了帕提亚首都。然而边界并没有什么变化。这个存在争议的地区离罗马太远了，要征服那里就得花费大量的军力和费用，而帕提亚国王每天在家琢磨怎么把罗马从亚洲赶出去，这在很大程度上牵制着罗马。
约公元225年，最后一位帕提亚国王被法尔斯（Fars）的统治者杀掉，或者是一个叫作阿达希尔（Ardashir）的“波斯人”［希腊人称其为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他宣布所有的土地都是由大流士（Darius）统治的，大流士是700年前领导波斯入侵希腊的国王。他的后继者企图重建宏伟、壮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并在近东的大部分地区恢复波斯霸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开始了对叙利亚的长期进攻，在将近四个世纪的时间里，波斯与罗马帝国展开了新的争斗。萨珊（Sassanid）帝国统治者（根据阿达希尔的祖先之一而命名）成为罗马最大的对手。他们强调波斯的延续性，同时萨珊帝国的官僚机构传统可追溯到更远，远到叙利亚和巴比伦，皇家也同样强调神圣权利。萨珊帝国的威胁更加强大，因为它是在罗马四面楚歌、后院起火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在公元226年至379年之间，有35位罗马皇帝，而统治波斯的只有九位萨珊国王；他们的优势是长久而稳定的统治。一位萨珊国王甚至俘虏了罗马国王［可怜的瓦勒良（Valerian），据说被波斯人活生生地剥皮并塞满填充物，尽管这也许不是真的］，萨珊帝国同时也进攻亚美尼亚，并经常入侵叙利亚和卡帕多西亚。在这之后，罗马和波斯间出现了较长的和平期，但这两支力量从来没有稳定下来和平共处，结果就是罗马在东方的力量被耗尽。
帝国的困扰：欧洲
在多瑙河西部的欧洲，战略问题则截然不同。罗马没有面对强大的政权，但是沿着黑海到莱茵河河口的边界全都是日耳曼人。其中一些日耳曼人是被罗马人从出生地赶到那里去的，他们是强大的对手。奥古斯都希望把帝国扩张到易北河，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公元9年罗马遭受了大灾难，三个军团在日耳曼森林中全军覆没。为了解决日耳曼民族引发的问题，罗马人建立了经过精心设计的疆界，他们称之为“古罗马边境的城墙”（limes）。
当时的边界不像今天两国之间的疆界，它不仅仅意味着一国的统治权力到此结束，另一国的统治从此处开始，而且要保护边界之内的事物，并将两种文化相互分离。它把“拉丁”欧洲与“蛮族”世界（这个词是罗马人从希腊人那儿引用的）分隔开。边界的一边是罗马的制度、法律、繁荣的市场和城镇——简而言之就是文明；另一边是部落社会、落后的技术、文盲、野蛮。当然，完全的隔离是不可能的；两者之间也经常有来往。罗马人仍然把边界看作是他们需要谨慎看守的地方，而不是通往其他地区的旅途驿站。如果可能，他们会在自然屏障的基础上设立疆界，大部分都是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而建。在自然屏障的间隙中，就用泥土、木料，有时是石料，来建造防御工事。沿着疆界布满了由信号塔和小据点连接的军营。军队沿着边界，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快速地进行巡逻。其中较长的一段距离是从莱茵河上游到多瑙河之间，另一段是从多布罗加（Dobrudja）一直到沿海。至于哈德良长城，公元122年始建于不列颠北部，在泰思河（Tyne）和索尔韦海（Solway）之间，因其最为完善而著名。它由石头筑成，长80罗马英里（约120公里），两边都有壕沟保护，并由16个堡垒连接。小一点的据点每隔一英里安置一个，两个据点之间有两座塔楼。据哈德良的传记作者记载，其目的是“把罗马人和蛮族分隔开”。至于防御，除非有适当的操控，不然起不了什么作用。有两次由于一时间防御薄弱，哈德良长城遭到进犯，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得以入侵，不列颠远至南部都遭到了劫掠和破坏，一次发生在2世纪末，一次发生在4世纪。
莱茵河疆界虽然相对较短，但由八个军团守卫。奥古斯都时代的军队是长期服役的，基于义务征兵，越来越多的士兵来自行省。蛮族只在地方性的特殊团体中服务，如巴利阿里群岛的投石者，或是多瑙河行省的重装骑兵。步兵军团是罗马军事力量的核心，一般有28个军团，共16万士兵，都在边界服役，或是在西班牙、埃及这样较远的行省服役，由一些骑兵、援军和特殊兵种协助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期服役于同一地区使军团的能动力下降。人们开始携家眷和其他不易迁走的侍从在驻防的城镇定居。但是国内的道路网给予了帝国指挥官快速在各地巡逻的优势。军队配置的平衡逐渐改变，以响应战略变化的需要；莱茵河军团在3世纪初撤出了一半，同时多瑙河的军队增加了一倍。
公元200年后不久，日耳曼人在边界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他们要求在帝国境内定居。一些人无疑是被罗马的制度、文明和财富所吸引，但也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的影响。由于中亚自然因素（例如气候）和政治因素（例如汉朝皇帝对Hsing-Nu的讨伐，就是日后为欧洲人所熟知的匈奴）的变化，居住在更东部的其他民族被迫西迁，一系列的种族干扰随之开始，后来一定有人无意中冲破了罗马疆界。在北部以莱茵河作为边界的结果之一就是将不同的日耳曼人进行相互区分，他们没过多久就成长起来，不知不觉中对未来的欧洲做了进一步的瓜分。
蛮族的数量肯定没有那么夸张：通常他们每次派到战场上的人数只能是2万至3万人。尽管力量被牵制而分散于各处，但对于3世纪的罗马帝国，这个数量也显得太多了。罗马人不可能永远抵抗住他们，也曾试图缓和。首先允许一些莱茵河的民族定居在罗马领土上（在那里他们还被招募去帮助保卫边疆，抵抗后来的入侵者）。之后是另一支种族——高卢人在251年穿越多瑙河（并在战争中杀掉一个皇帝）；五年之后是法兰克人（另一支）穿过莱茵河。然后是阿勒曼尼人向南入侵，远至米兰，当时高卢人继续进军希腊，之后从海上掠夺意大利和小亚细亚。多瑙河两岸的达契亚于270年被放弃。
3世纪对于罗马来说是一段恐怖的时期，无论是在东部边界和西部边界都差不多，当时在帝国内部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内战和皇位争夺。22位皇帝（除了冒牌货）不断更替。最后一位安东尼皇帝，于192年在一场宫廷阴谋中被掐死（这导致了另一年的“四帝共治”），3世纪时，好几位皇帝被他们自己的军队杀害。有一位皇帝与自己的总指挥官开战（后来他被一个官员出卖给高卢人，并被高卢人所杀）。沉重的赋税、经济的衰退和高涨的物价同时打击着人民，迫使他们远离这些尊贵的圈子；当地方富豪和有钱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如果征收沉重的赋税就会招致不满时，他们就不愿成为城镇议员和官员了，这种赋税甚至经常以实物的方式缴纳，而且随着财政危机而变得越来越糟。城市开始自己重建防御城墙。在安东尼时期是不需要这样的，但现在即使是罗马也这么做。3世纪后期，从未设防的城镇也建立起了防御工事。
戴克里先
3世纪末罗马的运气来了，又一个有能力的皇帝登基了，除此之外很难有其他的办法。首先力挽狂澜的是一个伊利里亚人奥勒良（Aurelian），元老院乐观地称他为“罗马帝国的修复者”，尽管他因为要征服波斯而被谋杀。他的继承者像他一样，是一名优秀的士兵。将近十年后的284年，另一位伊利里亚人戴克里先（Diocletian）登基。他不只是重建（至少是重现）了帝国的古老权力和荣耀，实际上他还改变了帝国运作的方式。由于出身卑微，他的思想非常传统，并把自己的角色看得非常高尚。他采用了“约维乌斯”（Jovius）这个名字［即朱庇特（Jupiter），是众神之王的罗马名字，即古希腊的宙斯（Zeus）］使他看起来具有神一样的形象，独自一人支撑起文明世界。戴克里先寻找解决帝国问题的实际方法，他企图通过调整物价和工资来解决通货膨胀，尽管这酿成了很大的灾难。他最重要的一步，也许连他自己也没有看出其中暗含的意义：不同于任何其他个人，戴克里先开启了两分帝国的道路。如果没有他，这种结果或是类似结果的出现显然会受到很大的争议。
罗马把位于希腊化东方的亚历山大帝国所辖范围的大部分与地中海希腊世界西部相连接，即使是亚历山大这位伟大的征服者也未曾到过这里。只有在3世纪的困难时期，这些遗产所有（显著的）不同点之间的不协调性才显现出来。困难之一就是，当帝国需要富足的东方为对付蛮族和波斯人提供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时，同时需要对西部行省的问题给予一定的关注。公元285年，戴克里先想出一种即使不是解决也是解脱的办法。他沿着一条线将帝国进行分割，把达契亚和潘诺尼亚（Pannonia）分开，把非洲和埃及分开，并为西罗马指派一个共治皇帝，像他一样命名为“奥古斯都”。每个皇帝都有一个助理，被任命为继承人并称之为“恺撒”。“元首”（Princeps）这个名号已被废除，其他的改变随之产生。元老院尚存的一点点权力也没有了，这时的元老只是荣誉的象征。原来的行省被分割成更小的单位（教区），由皇帝提名的人统治，越来越多地由罗马化的地方精英管理。军队被重新组合并进一步扩大；征兵制得以恢复，很快就有50万人参军。
这种调整很有助益，但也有它的不足。保证和平继承奥古斯都之位的机构只生效过一次，就是在戴克里先及其同僚退位时（公元305年，戴克里先在克罗地亚海岸退位，在那里的很多现代城镇都围绕着他的巨大皇宫的残骸）。一支更庞大的军队意味着更沉重的赋税，而这些要由比前几个世纪还要少的人口来承担。虽然长期以来，一直都会有相应的对策。尽管人们更多的是希望实现统一，但是每个皇帝事实上都接受了分裂的事实。这不只影响了罗马历史，对今后欧洲格局的形成也很重要。
另一项改革就是更加强调统治者的独一无二，他们几乎是神圣的，特别强调统治者的权威（这也表明人们不再把帝国视为理所应当的事，他们不再以过去的方式效忠于帝国）。这预示着古代希腊-罗马传统的宗教宽容开始衰落。基督徒恢复了为帝国文明作贡献的职责。罗马帝国最后一次对基督教的迫害发生在303年，由戴克里先发动。但这已经不能波及全国各地，也没有使他逃脱退位的命运，虽然在埃及和亚洲要比在西方持续的时间长一点。此后，出乎意料的是，基督教已经处在征服世界的前夕。
基督教帝国
君士坦丁（Constantine）是戴克里先继承人的儿子（戴克里先的继承人只统治了一年），于306年在约克被军队拥戴为皇帝。据称，他比其他皇帝更多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经过40年的内战之后，他于324年重新统一帝国。在这场斗争中，他很快决定看看基督教的上帝是否会帮助自己。我们毋庸置疑君士坦丁在宗教上的皈依或虔诚。他似乎在任何情况下都追求一神教教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崇拜与罗马皇帝紧密相连的太阳神。在312年一次重要战争的前夜，他认为自己看到了一个幻象，于是派兵在盾牌上标上基督教的符号，来表示对基督教上帝的尊敬。他打赢了那场仗。后来帝国很快对基督教表示宽容，并对其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君士坦丁给教堂供奉谢礼，后来又开始建造教堂。尽管很多年里，他所发行流通的钱币上仍然是太阳的标记，但他给予改变信仰的人以奖赏和工作。从他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只是逐渐地转变了个人的宗教信仰，但最终，在没有正式否认传统宗教的情况下，君士坦丁宣布自己皈依基督教。
和其他早期的基督徒一样，君士坦丁直到临终才接受洗礼，但325年，他在尼西亚主持了教会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这是一次由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主教出席的会议，尽管没有多少东方人）。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谴责亚历山大里亚城阿里乌（Arius）的神学论，会议把他定为异端。这次会议非常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君士坦丁从此树立了一个传统，就是基督教的皇帝享有特殊的宗教权威。这一传统延续了1 000年。当君士坦丁决定在拜占庭建立新都时，又为未来作出了另一个伟大贡献。拜占庭位于黑海入口，是古希腊的殖民地。他想在那里建一个堪比罗马且没有被异教徒玷污过的城市。这个城市名为君士坦丁堡，它作为帝国首都保存了1 000年，又在长达500年的时间里成为欧洲外交的焦点。但是，君士坦丁在创造了基督教帝国这一点上更深刻地影响着未来。虽然他并不清楚会这样，但他确实建立了基督教欧洲。他的名号（君士坦丁“大帝”）是他应得的，尽管就像他经常受到的评论那样，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不是因为他为什么这么做，也不是因为他是谁。
这种建树对教会来说带来了大量世俗上的收益。此时的基督教与罗马传统中的魅力和声望相联系，这种魅力与声望是通过几个世纪以来一砖一石累积起来的。然而矛盾的是，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基督徒认为教会并不意味着强大，而是软弱。信徒认为自己是受上帝喜爱的，被选择留下来，在方舟里漂泊，接受暴风雨的席卷。这当然是他们为什么这样艰苦、固执、冷酷、坚定，并且粗鲁对待同伴（如果有人这样认为的话）的原因之一。他们仍然居住在充满魔鬼和魔法的世界里，在那里，异教分子威胁着他们，使他们屈服于异教的诱惑，然后在地狱之火中接受永无休止的拷打。基督教的牧师也通常脾气不好，即使是英勇的牧师也是如此，这长期影响着基督教的历史。
和所有伟大的历史性决定一样，君士坦丁的选择中也有讽刺的成分。最后，通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教会帮助毁灭了异教徒的古典世界。基于这个原因，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将古代晚期的情形（这是再度兴盛的罗马帝国又一次支离破碎的时代）视为蛮族和迷信的发展。(1)这里的迷信指的就是基督教。他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说法作为他那个年纪深思熟虑的结果是非常杰出的，但要说是真理似乎又太轻率了，当然：基督教保留了罗马过去的很多东西，否则这些就要消失了；基督教没有根除那些它不喜欢的东西。然而吉本的这种嘲讽有效地揭示了一个历史事实，即基督教的胜利；这是曾经受到轻视的犹太教弱小教派的胜利。这时的基督教在帝国文明中成长，而非独立于文明之外，它几乎在不经意间改造了异教徒。罗马的砖块经常象征性地得到再利用，来建造新的基督教教堂，异教徒的神庙也用作建筑材料，有时整座建筑都用于新宗教。(2)
君士坦丁的举动不经意间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分裂，他使两者很容易就分离开来。人口更加稠密的东方可以自给自足，并能提高税收和征兵；西方变得更贫穷，城镇开始衰落。罗马以非洲和地中海岛屿的玉米为食物，最后用蛮族的军队来防御。渐渐地，君士坦丁堡开始赶上罗马，甚至超过了它。更重要的是，基督教的区别促进了两个地区间的分离。西方讲拉丁语的人越来越多（过了布匿战争之后的黄金时期，希腊在教育上的影响下降了，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重要的拉丁文学作品的出现），其中出现了两支基督教团体，一支是罗马教（由主教，即罗马教皇主持），另一支是东正教。它们都起源于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教会，本来在语言上就有不同，后来分歧越来越大，一支更多地受到东方的影响，另一支则更多地受到希腊传统的影响。尼西亚没有扼杀掉阿里乌教（Arianism），而且会上的谴责使其在东方无法确立合理性，但它在日耳曼民族中得以传播，阿里乌教在这些地区一直保存到7世纪。
帝国西部的衰落和崩溃
君士坦丁的儿子们在公元361年以前一直统治着这一帝国。不久之后，帝国在共治皇帝之间被再次瓜分。帝国的东西部后来只有一次由同一个人统治，那就是狄奥多西（Theodosius）皇帝。他在380年最终禁止崇拜旧有的非基督教神灵，这样就把整个帝国的统治力量都置于基督教背景之下，并与罗马历史决裂。但在他统治期间，帝国西部的事物仍然以更快的速度走下坡路，一个世纪以后，西部帝国实际上已经灭亡。然而，社会不是像地震那样被瞬间吞没的。在罗马帝国西部，消失的是国家机器——或者更准确地说，消失的是那些经过长期的衰败以后留下的残留物。帝国的行政部门在4世纪时已趋于停滞状态。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减少政府资源；帝国也无力维持一支大力扩充的军队。通过发动新的征服来支撑防御也变得不切实际。随着税收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为了逃税而离开城镇，到乡村去寻找自给自足的生活。钱越少意味着军队越虚弱，这也就意味着帝国需更多地求助于蛮族雇佣军——这也需要花费更多的钱财。帝国不得不允许蛮族入境，新一轮的移民浪潮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引发了12世纪以前欧洲基因库最后的巨大变化。
我们很难保证这些移民活动没有被夸大，或是被传奇化。一方面，其中一些与史前时期古老的部落或家族群落移民也没有很大的区别。另一方面，汪达尔人有5万精壮之士于公元5世纪从西班牙进入非洲，这在当时是世界上很重要的迁移活动，但人口要比我们现在稀疏得多。当时可能没有什么“典型”事例。最明显的是4世纪的最后15年间，从亚洲过来的最危险的游牧民族——匈奴人袭击了黑海沿岸、多瑙河下游地区那些居住在罗马帝国边界之外的哥特人。匈奴人是另一个来自亚洲内陆大草原的民族（并不是最后一个），这些民族曾多次对罗马帝国构成威胁。很多方面的技能（尤其是军事技能）以及生活的流动性让他们成为可怕的敌人，而且通常也是扭转世界历史的杠杆。气候和政治变化（在那里，即使是很小的变动对牧民来说也可能意味着生死存亡）都会导致大草原上牧民的迁移；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们就与那些居住在他们西部和南部的民族发生冲突。随之而来的分流迁移活动能够长远地影响历史，但是在5世纪，匈奴人远离家乡，向西入侵到他们从未到达过的地方；整个西欧似乎都被他们打败。
然而，4世纪末，匈奴人与处在东部地区的哥特人发生冲突，这对帝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蛮族被迫进入帝国领土。376年，西哥特人首开先例；罗马帝国允许他们穿过多瑙河，作为一个特殊民族居住在帝国领土上，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的法律。当东部帝国无法管理这些避难者时，西哥特人便取而代之。378年，他们在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战役中杀害了一位罗马皇帝，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西哥特人涌入帝国境内，君士坦丁堡与西部帝国的陆上联系很快被截断。几年以后，西哥特人继续迁移，但这次是向意大利迁移，直至一位替罗马帝国服役的汪达尔人将军制止了他们为止。从406年开始，帝国一直把这些蛮族部落作为“同盟者”（foederati一词意指无法抵制，但可以说服他们帮助帝国的人）。这是西部帝国能为其防御所做的最好的选择，但显然这很快就不足以应付了。人们给罗马皇帝冠以诸如“常胜皇帝”或“世界的修护者”这样的头衔，这也是帝国内部情况越来越恶劣的标志。(3)
5世纪伊始，西部地区的整个世界秩序似乎都在不断没落。402年，皇帝和罗马元老院逃到拉韦纳，从此帝国权力中心迁到西部，直至两者一起消亡。蛮族部队首领及他们的追随者很快开始左右拉丁世界的西部版图。410年，罗马遭到哥特人劫掠，此事如此骇人听闻，以至于非洲地区主教、教会神父——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写成了基督教文学上的一部杰作。在《上帝之城》一书中，奥古斯丁旨在解释上帝为何允许这样可怕的事情发生。期间，西哥特人正穿越法兰西，远达阿基坦大区（Aquitaine），随后与罗马皇帝达成协议，皇帝说服他们帮助他抵制另一民族——汪达尔人，汪达尔人当时已经占领了西班牙。西哥特人迫使汪达尔人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在北非定居，并以迦太基为首都。455年，他们继续穿越地中海，再次劫掠罗马。这次劫掠危害极大，但是失去非洲这一情况更加严重。西部帝国失去了谷物和油等方面的主要来源。目前，其经济基础已收缩到意大利的部分地区。
在这种混乱状态下，我们很难准确地说西罗马帝国是何时终结的。最后留下的，就如同柴郡猫的微笑一样，只剩名称和象征意义了。自从451年在特鲁瓦经过一次大战之后，匈奴人最终从西部撤回，但这支获胜的“罗马”军队是由西哥特人、法兰克人、凯尔特人和勃艮第人（全都是蛮族）组成的，并由一位西哥特国王统领。476年，另一位蛮族首领废黜了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这位首领被东罗马帝国皇帝授予“贵族”头衔。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西罗马帝国作为一个政治机构已被多个日耳曼王国所取代，人们通常认为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去世的时间也仅仅是适当地给从奥古斯都开始的这段历史画上了一条分界线。
然而，历史总是回避清晰的结局。很多蛮族（其中一些此时已经受到罗马人的教化）把自己视为罗马权力新的监护人。他们仍然把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视为他们最高的君主。5世纪末，很多蛮族在原来高卢、西班牙和意大利行省贵族的位子上安定下来，采取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其中一些还成为基督徒。只有在不列颠群岛，蛮族化几乎完全毁灭了旧有的罗马传统。因此，在公元500年左右，不管罗马帝国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能将其视为古代文明史的终点。
几百年前，当罗马的旷野农夫占领希腊时，一位罗马诗人评论道：“被俘虏的希腊人又俘虏了他们野蛮的征服者。”他意识到尽管希腊城邦已经衰落，但获胜的罗马人也被希腊的生活方式所俘虏。这跟西罗马帝国走向灭亡时所发生的情况有些相似。西罗马帝国在形式上虽然已经消失，但他对历史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在君士坦丁堡，一个自称“罗马”的帝国仍将存在近1 000年的时间。在帝国西部，直到公元1800年仍然存在“神圣罗马帝国”这样的概念。一些基督教教士至今仍然穿着以2世纪罗马贵族衣着为基础的服饰。欧洲大学至今仍用拉丁文来增加他们仪式特殊的庄重性。巴黎、伦敦、埃克塞特（Exeter）、科隆（Cologne）、米兰和很多其他城镇至今跟它们在罗马时期一样，都是重要的中心地区。欧洲地图上的很多地方至今仍有罗马人赋予的形状，当时罗马人通过驻守卫戍部队或修建道路来划定各地形状。罗马帝国的政策有时被盗用，有时又被转移，蛮族在某些地区定居，无意间也为将来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根基。欧洲各种语言中充满了希腊和拉丁词汇，政府管理形式和《圣经》就是通过这两种语言首次传到欧洲的很多地区。尤里乌斯•恺撒采纳一位居住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人的建议，认为一年为365天，每四年多出一天的埃及纪年比复杂的传统罗马年历更合适；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犹太人观念中开始认可七天一次的安息日。而且，我们区分公元前和公元后当然要归功于早期基督教，至今整个基督教世界以及大部分非基督教世界都还在这样使用（公元500年后不久，一位修道士首次估算了基督诞生的日期；他的估算有几年的误差，却是如今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西历的根源）。
这些事例为我们了解罗马帝国影响力的程度和种类都提供了丰富的线索。不管怎样，它都界定了文明的范围，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最终产生了两大文明，因为在罗马帝国的东西两部分之间，实际上确立了两个不同文化圈之间的界限。最重要的是，罗马帝国首先给予基督教一个发展的机会，随后又对其加以确立，这让基督教在几百年以后能够成为少数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宗教之一。所有这些事实都以独特的力量影响着未来。
甚至还不仅如此，大部分伟大文明都有古典时期，他们从这一时期划定标准，以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都以该标准来衡量。后来的欧洲人有时候夸大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成就，但他们确实在其中发现了该标准。几百年来，希腊和罗马人的遗产既是一种灵感，也是后人行为的标准。古典遗迹创造了一个神话，也给后人提供了一种观念，即文明应该是怎样的，人类又应该是怎样的。
古代末期的西欧
如果欧洲西半边领土这一概念能够明确的话，那么其历史在此处将更长远一些。（罗马文明和罗马帝国所具有的）古罗马精神（romanitas）仍然存在。人们对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知之甚少，可能他的权威也仅剩下一些残余，但他名义上仍然占据着人类可以达到的最高官阶；罗马皇帝宣布放弃对所有西部领土的最高统治权还需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虽然如此，另外一些新的制度和道德因素也开始对西欧产生新的影响，并最终形成了罗马天主教世界的制度体系。（尽管可能仍然有效，但这些制度确实不完整、浅薄而且脆弱，它同时也具有宗教的通常能控制迷信思想的无形力量，也拥有具备文化修养的教士。通过这两者，这些力量作用于仍未成形的欧洲。）他们在西部管理着一片地区，这片地区并不完全与之前的帝国接壤，但基本上是通过日耳曼人入侵的形式确定下来的。他们确立的民族特性几百年以后就出现了，尽管这也没怎么暗示未来国家的界限划分。
最北边的日耳曼入侵者和移民有撒克逊人、盎格鲁人以及朱特人，他们从4世纪末开始进入原来的罗马大不列颠行省。他们甚至在罗马对不列颠人的统治还未正式削弱时就定居在那里。407年，罗马帝国最后一任皇帝宣布他的士兵穿过海峡进入高卢地区，从此罗马结束了对不列颠的统治，罗马诺-不列颠人（Romano-British）以及相继而来的一批批新移民留下来互相争斗从而形成不列颠岛的命运。7世纪初，在英格兰出现了七个日耳曼（我们可以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其周边围绕着由爱尔兰、威尔士和苏格兰部落组成的凯尔特人世界，这些部落由他们自己的君主统领，很少受到罗马势力的干涉，罗马甚至无法对其构成威胁。
一些不列颠人继续在保持着旧习俗和旧语言的社群中生活着，有些甚至一直保持到10世纪，但罗马诺-不列颠文明很快就消失了，而且消失得比之前在西罗马帝国时期与之相当的其他地方更彻底。日耳曼语几乎完全取代了拉丁语，只有随着基督教的胜利，拉丁语才作为一种学习性语言复兴起来。行政、精神甚至军事方面的连续性（如果我们排除一些相关的模糊记忆，即在亚瑟王及其骑士所组成的军团中，帝国军队所表现出的骑兵战斗技术）实际上已无迹可寻。罗马为未来的英格兰留下了一些物质遗产，诸如道路、城堡、营地以及其他一些建筑物（哈德良长城是最突出的例子），这些遗迹让新来的日耳曼人很迷惑，他们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这些都是由具有超凡力量的巨人创造的，但他们的结论仅限于此。不管罗马诺-不列颠人的基督教是怎样的，它最终都消失了，这些岛屿上拥有信仰的人，他们的信仰空白了一段时间，直到凯尔特基督教的确立。
墨洛温王朝
在英吉利海峡另一端，前帝国行省的命运则截然不同，主要是由于在这些地区的语言中，拉丁语成分持续存在，并通常占据优势地位。在汪达尔人毁灭性地横扫这一地区以后，高卢人继续处在阿基坦西哥特人的阴影之下。他们共同抵抗匈奴人的入侵，这让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地位。在欧洲东北部原有的疆界之外，其他外邦人也开始出现，他们开始积极重构一个全新的西欧，与其他日耳曼部落相比，他们对西欧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些外邦人就是法兰克人。他们的墓地显示他们最初是一个尚武的民族，社会分成不同的等级，4世纪时定居在今天比利时所在的地区，位于斯海尔德河（Scheldt）与默兹河（Meuse）之间，正是在这里，他们成为罗马的“同盟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随后进入高卢地区。其中一支定居在图尔奈（Tournai），随后出现了一个名为墨洛温的统治家族；该家族的第三任国王（如果这个词合适的话）就是克洛维（Clovis）。后来我们所谓的法兰西国家就是以他的民族命名的，他也是该国历史上首位负有盛名的国王。
481年，克洛维成为西法兰克人的统治者，形式上仍然是罗马皇帝的臣民。其统治向西一直延伸到高卢境内，往南远至卢瓦尔河（Loire）。被选为东法兰克人的国王以后，他统治着由这些民族组成的一个联合王国，该王国横跨莱茵河下游及法兰西北部地区。克洛维随后迎娶了一位勃艮第公主，勃艮第为另一个民族，定居在罗讷河河谷及另一地区，该地区往东南方向可以通到今天日内瓦和贝桑松所在的地方。尽管勃艮第人大多数是阿里乌教教徒，但这位公主却是天主教徒。在他们婚后的某一时期（传统上认为是496年），克洛维像君士坦丁一样，斗争领域出现了转化，之后他本人也开始信奉天主教。这一英明决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克洛维从此获得教会的支持，在当时的蛮族地区，教会是从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最重要力量，现在人们也喜欢将其视为针对阿里乌教教徒和其他异教徒的一场宗教斗争。克洛维的这一决定也打开了与罗马-高卢建立友好关系的一条道路（将来有一天，“法兰西”将把自己视为基督教会的“长女”）。到目前为止，法兰克王国是西欧可见的最早的罗马“继承国家”，而且很可能是阿尔卑斯山北麓罗马最高权力的继承人。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还授予克洛维“执政”头衔。
克洛维是一位著名的军事首领。尽管一直到他死后，勃艮第人依然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但他宣称对他们有领导权，并将西哥特人限制在后来朗格多克（Languedoc）、鲁西永（Roussillon）和后来的普罗旺斯（Provence）所在地区。其王庭移至巴黎，克洛维死后就葬在附近，这是首位不以蛮族方式入葬的法兰克国王。然而，这并不是以巴黎为首都的国家整个历史的起点。我们不能把一个日耳曼王国称为“国家”，而是一种继承，部分是领土的继承，部分是族群血缘关系的继承。克洛维王朝被他的几个儿子瓜分，几年后又被再次瓜分，直到558年以前都没有得到统一。克洛维王朝逐渐形成三块地区：其中一块我们称之为奥斯特拉西亚（Austrasia），它以莱茵河东部为中心，首都位于梅斯（Metz）；与之相当的是西部的纽斯特里亚（Neustria），以苏瓦松（Soissons）为首都；勃艮第王国属于同一统治者管辖，但相对独立。这些地区的统治者总是为彼此之间接壤地区的领土问题而争吵。所有这些现象都对欧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实际上当时已经开始出现法兰克民族，他们已不仅仅是蛮族战团的结合体，而是由各个不同民族组成的群体，这些民族属于公认的政治团体，他们说拉丁方言，并开始出现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值得注意的是，一本从基督教观点阐释外邦人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著作很快就写成了，那就是格列高利（Gregory）的《法兰克人史》，格列高利是图尔地区的主教，他本身也是罗马-高卢贵族。其他人也将创作类似的作品［最著名的可能就是圣比德（the Venerable Bede）对英国的记载］，以寻求与某些传统的一致性，其中包括异教信仰对基督教和文明的上帝选民而言依然很强大这样的传统。格列高利描绘了法兰克人在他们的英雄——克洛维死后所面临的悲观图景；他认为法兰克的统治者们的行为拙劣，以至于他们的王国注定要灭亡。
哥特民族（包括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曾在历史上留下盛名，人们常以富有来形容他们，这与之后的欧洲人息息相关。他们的祖先为他们开辟了一条从俄罗斯南部通向西方的道路。497年，罗马皇帝承认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为意大利的统治者（他受人邀请，前往意大利驱逐其他入侵者）。他18岁以前一直都在君士坦丁堡长大，并成为一位皇帝的教子。他的妹妹是皇后身边的侍女。他在自己的首都拉文纳（Ravenna）给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写信时曾露骨地说：“我们的王族是对你们王族的效仿，是对世界上唯一帝国的效仿。”他的铸币上出现了“不可战胜的罗马”（Unvanquished Rome, Roma invicta）的图案，而且当狄奥多里克抵达罗马时，他还在罗马竞技场以古老的形式举行了运动会。然而他是唯一一个成为罗马公民的东哥特人。他的权威可能得到了元老院的认可，但他的同胞们仅仅是罗马帝国的雇佣兵。他任命罗马人担任公民官职，其中就有他的顾问——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他可能是古典世界的遗产传入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渠道（尽管狄奥多里克最终以叛国罪将其监禁并处决）。
狄奥多里克也与其他外邦民族保持着良好关系（他娶了克洛维的妹妹），并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但他并没有信仰本民族的阿里乌教，从长远来看，宗教分裂显然对东哥特人的政权不利。与法兰克人不同，不管东哥特人的统治者作出怎样的表率，他们都没有成功地继承罗马的传统。狄奥多里克死后，东哥特人于6世纪时被东罗马帝国的军队赶出意大利，同时也被逐出了历史的舞台。在这段时期，意大利遭到毁灭。帝国的统治名义上暂时得以恢复，但意大利半岛很快又遭到另一个蛮族——伦巴第族的入侵，并落入他们手中。期间，墨洛温王朝夺去了阿尔卑斯山北麓原属东哥特人的领土，因为他们参与支持天主教，反对阿里乌教的活动。
在西部，克洛维实际上把西哥特人赶出了高卢，把他们留在西班牙，他们曾在那儿赶走了汪达尔人。其他日耳曼民族也已经在那里定居。西班牙在地形上呈现出一些特殊问题（对其侵略者和当地政府而言都是如此），与其在高卢时的所作所为相比，西哥特人能统治西班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实现的罗马化。西哥特人（其实没有那么多人，最多不超过10万人）通过行省的方式把从旧有的卡斯蒂利亚王国分散开来的首领聚集起来；随后他们内部就一直争论不休，以至于6世纪时西班牙南部帝国统治秩序的重新建立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最终，西哥特国王们开始信奉天主教。从此西班牙主教的权威就被他们所利用，西班牙从587年开始了漫长的天主教君主政体。
我们很难总结所有这些现象意味着什么。例如，西哥特人从建立图卢兹王国到结束其对西班牙的统治，中间经历了300年的演变。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内，即使他们的经济生活和当时的技术基本没有改变，他们的精神和制度结构也会经历彻底的变化，即使变化得很缓慢。在所有的蛮族王国中肯定都是如此。但是对于他们（可能伦巴第人除外）5世纪时的前身而言，我们这么想就不是很正确了。构成王国的部落通常都是少数群体，他们被孤立于外族氛围中，生活也依赖于经过特殊环境的长期作用而建立起来的日常惯例。他们本来不能理解，但却被迫懂得了征服。在他们的侵略阶段，他们似乎已经接近了最顶峰的状态，可是一旦这种征服结束了，通常就只在当地留下一群弱小、孤立的新移民，他们在各处取代罗马人，但通常都只是挨着罗马人或与罗马人一起生活。6世纪以前，罗马人和蛮族之间通婚是不合法的，但是在移民社会这几乎无法抑制。在高卢地区，法兰克人接受了拉丁语，并加入一些法兰克语词汇。但是7世纪时，西欧社会的氛围与混乱的5世纪时相比，已经截然不同了。
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衰退。蛮族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罗马帝国西部领土上原有的社会却长期受到日耳曼习俗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通常都不可逆转。其统治阶级表现出典型的用以维护公共秩序的日耳曼手段——血腥的长期斗争。男人（还有女人、牲口及各种财产）有最肤浅的价格；假若习惯性的补偿措施还没有出台，人们最后总是通过给予整个宗族或家族经济利益来解决罪行。但是国王越来越倾向于记录这些解决罪行的措施，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公布”了所谓的惯例。当时的书面文字很稀少，书吏为了便于将来查阅而刻在羊皮纸上的记录是唯一可以想见的文字。然而，日耳曼世界却是法学的发源地，将来有一天这种法学将跨越重洋，被带往欧洲人后代的新文化中。开创法学的第一步就是国王或团体接受一种职能，这种职能就是宣告哪些内容应该加以记载。
保留记录是蛮族寻求罗马技艺的行为之一，但这也是那么多蛮族统治者对罗马传统和制度表现出的唯一一种尊敬。他们通常不会这么做。狄奥多里克自视为罗马皇帝的代表，但他不得不避免激怒他的追随者，任何过度的罗马化行为都很容易激怒这些人。可能在克洛维皈依天主教之前也曾权衡过同样的问题，这种皈依既是对罗马帝国的认同，同时也是对教会的认同。然而处在这样的英雄人物之后的位置，不管是法兰克还是西哥特的贵族，他们有时候似乎都喜欢以罗马继承者的身份自居，他们互相写信时都用拉丁文，作品中充满了屈尊俯就的语气。这也和社会利益有关；西哥特的武士靠镇压农民起义而找到生计，这些农民起义不但威胁着罗马-高卢的土地拥有者，也威胁着其自身。然而由于阿里乌教的长期阻挠，蛮族要认同罗马精神还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天主教会毕竟是欧洲西部最重要的罗马帝国遗产。
这样表述当然与那个时代不符。在古代，没有哪个基督徒会用那样的眼光看问题。也没有哪个基督徒（关于这一问题，也不会有其他任何人）会想到要取代罗马帝国曾庇护过的世界。他们甚至不会想到要取代帝国政府：它是纯粹的帝国，甚至不能用“罗马”对其进行修饰，因为没有谁可以与之匹敌。甚至那些梦想世界末日很快就会到来的人也认为这是一个尘世间的政权将会消失或衰落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由别的人类秩序和规范来代替之前的秩序和规范的世界。即使是受过教育的人也很少知道关于波斯或印度世界的情况，也不知道中国。罗马就是他们认识领域的全部所在，他们所谓的文明就是指罗马，这种状态还要持续很长时间。
(1) Edward Gibbon,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 J.B. Bury, IV(London, 1898), p.140．
(2) 这些庙宇中最早通过这种方式来改变宗教信仰，用于基督教事务的就是罗马万神殿，结果，它成为古典时代唯一一个保存完好的神殿，现在仍在罗马；在这里做礼拜的人悉心照顾着它。
(3) Peter Brown,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London, 1967), 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