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功能定位、模式选择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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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走出“三农”困境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围绕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一直存在两条思路的争论:一是就农业论基础、就农村谈振兴、就农民讲致富;二是主张用工业化引领农业现代化、用城市化消除农村贫困化、用减少农民解放农民。而政府在破解“三农”难题、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和政策导向上,也先后经历了依靠农业剩余积累发展工业、引导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工业化、允许农民进城但不保障落户的半城市化,以及减免农业税和建设新农村等过程,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本书认为,“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民增收困难,而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户均土地规模过于狭小:我国农村户均土地不过8亩(5333平方米),在世界各国农地经营主体中属于超小规模——我国农村户均土地规模不仅不能和超大土地经营规模的美国(相当于我国的313倍)、澳大利亚(相当于我国的7554倍)等农业大国相比,也不能和同等气候条件和同样人多地少的日本(是我国的3.83倍)、韩国(是我国的2.7倍)相比。面对如此狭小的农地经营规模,指望农民通过从事农业生产脱贫致富奔小康,无异于天方夜谭,因为就我国目前农业技术水平而言,从事粮食种植的农户,每亩纯收入只有500元左右,以农村户均常住人口3人计,人均年收入不过1443元,远低于我国现阶段确定的绝对贫困化水平。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唯一的途径是减少农民,把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并通过城市化把农业转移人口转变为市民,伴随着这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从事农业生产的户均土地规模才能逐步扩大,从而最终实现土地的规模经济,使务农的人均收入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大体相等。由此可见,只有遵循上述第二条思路,即用工业化引领农业现代化、用城市化消除农村贫困化、用减少农民解放农民,城乡发展才能逐步趋于均衡,“三农”问题才有望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而我国目前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城市化水平还不够高,速度也不够快,当务之急是要抓住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即人地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给定农地存量前提下农业人口过多,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消除农民工进城落户的制度障碍,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偏离了这条唯一正确的途径,任何脱离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脱离了农地规模经营的实现、脱离了城市化进程,就农业论基础、就农村谈振兴、就农民讲致富,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最终会固化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延缓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本书正是围绕上述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思路展开分析讨论。全书共12章,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论证我国城市化的功能定位,包括第1—4章,着重阐述了城市化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对于破解“三农”难题、推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和战略地位。其中第1章揭示了“三农”问题长期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农村人地矛盾,即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过于狭小,从而导致务农收入难以大幅度提高。第2—3章阐明了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第4章分析了我国城市化的现状,根据本书提出的方法对我国城市化真实水平进行了测度,从而指出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刻不容缓。

第二部分阐明我国城市化的模式选择,包括第5—11章。其中第5章揭示了大城市(包括特大和超大城市)优先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第6章介绍了国外特色小镇建设的经验并分析了我国特色小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强调特色小镇建设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和现实条件,不能一窝蜂,也不能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导方式;第7章讨论城市化的路径选择,揭示了政府主导城市化的弊端,提出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与农民自主的城市化路径;第8章强调通过市场化改革与成本的合理分摊,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远不如有关学者和地方政府所估计的那么高,地方政府没有理由借此抵制农民工进城落户;第9章分析了我国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偏低以及在地区之间和城市内部结构配置失衡现象,提出了调整优化的建议;第10—11章讨论了如何在保持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前提下推进城中村改造、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及结余指标跨省交易等问题。

第三部分即第12章预测了未来30年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趋势,阐明了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需要什么样的制度保障和政策体系支持。在制度层面上,需要全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和财政金融制度改革,实现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乡社会共治善治体制机制;政策层面上,则需要健全财政支持政策,构建城乡普惠的金融服务体系,改善金融服务监管体制。

毫无疑问,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关键是要形成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特别是土地资源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和乡村之间、城市内部和乡村内部的合理配置,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则是当前加快农地流转集中和农民工市民化的最重要的制度保障,笔者将在后续完成的著作中专门探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