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农地经营规模狭小阻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必然导致农业劳动报酬低，过低的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始终难以缩小、乡村扶贫永远在路上的根本原因。要解决“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说就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根本原因是人地矛盾，即农业从业人口过多，户均土地经营规模过小。

1.4.1　粮食单产与耕地规模正相关

根据国际经验，尽管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农业发展路径不尽相同，但人均或户均耕地规模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正相关性通常都是显著的（高帆，2015），扩大耕地经营规模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明显的正效应。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我们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单位面积的农产品产量（记为q）进行测算。我们知道，农产品总产量（记为Q）取决于四个关键因素：技术（记为A）、劳动投入（记为L）、土地投入（记为H）和资本投入（记为K）。劳动、土地和资本的产出投入可以分别记为α、β和 γ，根据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进一步有α+β+γ= 1。其中，α> 0，β> 0，γ> 0。

然而，技术投入并非完全外生于上述模型。我们知道，小规模农业和大规模、超大规模农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而现代农业技术（如滴灌、大型农业机械）的采用必须以一定的土地规模为必要前提。当土地经营规模增加时，单位土地面积上所需要的劳动投入减少，所需要的资本投入增加。因此，技术投入可以用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投入（记为l）与单位土地面积上的资本投入（记为k）表示。其中，A和l负相关，而和k正相关。因此，我们得到技术A的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形式：A=l ^—δk ^θ。其中，δ> 0，且θ> 0。（注意：此处并非表明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决定了农业技术，而是表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大小关系可以反映农业技术水平。）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农业单产水平的公式：

当农业技术水平较高时，单位土地面积上所需的劳动力被资本替代而减少，此时有δ >>α。进一步，根据幂函数的特性可以发现，—δ+α<0时，农业单产水平q随着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力投入l增加而减少。反之，农业单产水平q随着单位劳动力经营的土地面积增加而增加。以上公式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以粮食单产表示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与人均（户均）土地经营规模正相关。

我们可以参考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和我国的耕地化肥消耗量在经验上再度对耕地经营规模和单产水平的关系进行分析。上文已经指出，我国的农业单产水平相较于世界发达农业国家处于低下水平。与我国气候相近的韩国的单产水平也在我国之上，日本的单产水平和我国相当。然而，我们国家单位耕地面积上的化肥使用水平却远在这些国家之上。粗略估计，我国单位耕地上化肥的使用量竟是澳大利亚的一百倍，也远高于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化肥使用水平。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耕地经营规模过低限制了农业技术的应用和农业机械的使用，仅仅能采用多施化肥的方式提高农业的单产水平。然而，我国作为人口大国，这种生产方式是难以持续的。目前，无论是从人均耕地、劳均耕地还是从户均耕地的度来看，我国目前农地经营规模都远处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下面根据世界银行对耕地面积、农村人口以及第一产业为从业人员人数的统计数据⁽¹²⁾，以及各个国家内部的统计数据，对我国的农地经营规模进行国际比较和分析。

1.4.2　从农村人均耕地面积看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我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处于世界较低水平。2015年，我国农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为2.79亩／人。世界农村人均耕地面积最高的五个国家即澳大利亚、乌拉圭、阿根廷、加拿大和冰岛，其农村人口人均耕地面积分别是我国的93.52倍、76.62倍、55.98倍、34.25倍和31.91倍。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可测算得到农村人均耕地面积数据的199个国家或地区中，仅有66个国家或地区的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低于我国。在农村人均耕地面积高于我国的其余132个国家或地区中，有15个国家或地区的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在我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的10倍以上；16个国家或地区的农村人均耕地面积是我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的5至10倍；57个国家或地区的农村人均耕地面积是我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的2至5倍；44个国家或地区的农村人均耕地面积是我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的1至2倍。因此，从总体来看，我国的农村人均耕地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低水平。见表1-4。

1.4.3　从农村劳均耕地面积看

以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数和耕地面积为基准测算的劳均耕地面积仍处于低位。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见表1-5），我国2015年劳均耕地面积为11.60亩／劳。与农业大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的劳均耕地面积处于极低水平。相比于世界劳均耕地面积最高的五个国家：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丹麦而言，其劳均耕地面积分别是我国的502.09倍、179.12倍、142.00倍、73.63倍和41.53倍。

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来看，劳均耕地面积高于我国的国家占大多数。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可测算得劳均耕地面积数据的180个国家或地区中，仅有55个国家的劳均耕地面积低于我国。在劳均耕地面积高于我国的其余124个国家或地区中，有30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均耕地面积在我国劳均耕地面积的10倍以上；17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均耕地面积是我国劳均耕地面积的5至10倍；39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均耕地面积是我国劳均耕地面积的2至5倍；38个国家或地区的劳均耕地面积是我国劳均耕地面积的1至2倍。因此，从总体上说，我国的劳均耕地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较低水平。

1.4.4　从农村户均耕地面积看

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34921千公顷⁽¹³⁾，农业经营户20743万户（其中规模农业经营户398万户）以及农业生产经营单位204万个。扣除掉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所占的11.6%的耕地⁽¹⁴⁾，户均耕地面积仅8.6亩。

根据本书作者对宁夏地区的调研发现，大部分农户的经营耕地面积都处于极低水平。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全区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73.7万户，经营耕地10～30亩的农户37.5万户，经营耕地30～50亩的农户9.6万户，经营耕地50～100亩的农户2.7万户，经营耕地100～200亩的农户0.3万户，经营耕地200亩以上的农户0.06万户。2017年全区耕地面积约为1650万亩，平均来看户均耕地面积略高于13亩。

我国农村户均经营规模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很大差距，且这种差距相对于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和劳均耕地面积更为显著。

下面，我们通过对比世界其他国家农村户均耕地面积，进一步考察我国农户的耕地经营规模。

首先，我们通过与我国气候条件相近的韩国和日本进行比较，看一看我国农村户均耕地水平同韩、日的差距。

2017年，韩国全国平均的户均耕地面积达到了23.33亩，是我国的2.7倍。其中，韩国的大都市地区户均耕地面积最小，仅为12.51亩，但已经相当于我国农村户均耕地面积的1.5倍。而全罗北道和全罗南道地区已经达到了30亩以上的户均耕地面积，是我国的3倍以上。尽管韩国的户均耕地面积与后面谈到的农业大国尚有差距，但与我国相比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与我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尽管国土面积较小，甚至不如我国云南一个省的面积大，但和韩国一样也充分发挥了规模经营的优势。2015年，日本农村户均耕地面积为33.00亩，是我国的3.8倍以上，其中，北海道地区户均耕地面积达到了357.15亩，是我国的40倍以上（叶兴庆、翁凝，2018）。

此外，我国的户均经营规模与以农业发达著称的国家之间有更为显著的差异。在发达国家，农业生产多为大农场制，以此充分发挥农业规模经营的优势。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其经营规模均远在我国之上。根据statista数据库的数据，近年来，美国农场个数相对于农场总面积减少的程度更高。总体而言，经营规模呈现稳定且逐步扩大的趋势。早在2000年，美国户均农地面积就达到了2646.64亩／户（即亩每农场）。2017年，美国户均农地面积则稳步上升至2695.21亩／户，是我国的313倍。

根据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与科学局（Australian Bureau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and Sciences）的调查（ABARES Australian Agricultural and Grazing Industries Survey），截至2017年6月，澳大利亚88073个农场经营372721千公顷土地，平均经营规模为63479.3亩／户，是我国的7381倍⁽¹⁵⁾。事实上，澳大利亚各个地区（6个州和2个领地）都拥有非常广阔的农场。在北领地（Northern Territory）更是达到了极大规模的单位农场面积：2147 578.07亩／户（即亩每农场）（如表1-10所示）。

总之，我国农村户均土地的规模既不能和超大土地经营规模的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农业大国相比，也不能和中等土地经营规模的欧盟相比，即使是同等气候条件和同样人多地少的日本、韩国，其农村户均土地经营规模也是我国的2～4倍，就户均土地规模而言，我国的农业实属超小规模农业。因此，要有效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特别是粮食单产水平，当务之急是扩大人均（或劳均、户均）耕地规模，而在全国耕地总量给定的情况下，就只有通过大幅度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提高户均耕地水平，才能相应降低单产人工成本。

另一方面，农户粮食单产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农业机械化的实现，而后者也必须建立在一定土地经营规模基础上，特别是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滴灌技术的采用、飞机播种施肥喷药等，只有在更大的土地经营规模条件下才能实现。

然而，农地经营规模不仅取决于人口流动和产业结构等经济、社会因素，也取决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从地理条件来看，尽管我国山地、高原和丘陵占我国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二，但我国耕地主要分布于平原和盆地地区。此外，与我国气候条件相仿的地区也已经达到了更大规模的土地经营水平。由此可见，对我国而言，自然条件并非我国农村人均（户均或劳均）耕地过低的主因，而经济、社会因素特别是人口—土地资源空间配置方式才是导致农村人均（户均或劳均）耕地水平过低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相对于我国给定的耕地面积而言，过多的农业从业人员是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过于低下的主要原因。要在现有耕地总量给定的前提下扩大农村户均耕地规模，就必须着力将大量农业就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就业，将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由此可见，城市化既是工业化的引擎和结果，更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离开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相伴而生的农地规模经营，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谈振兴，就农民讲致富，只能是隔靴搔痒，无济于事。只有抓住“三农”问题的核心，从解决人地矛盾入手，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农地的规模化经营，才能为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

---

(1)当今中国，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致公、九三和台盟8个民主党派。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凡单独提到“党”时，习惯上都特指中国共产党，单提到“中央”时，通常都指中共中央，本书也不例外。

(2)“四个现代化”指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

(3)中共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连续5年、2004年至2018年连续15年发布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迄今为止已累计发布了20个。

(4)“新四化”指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5)2013年前城乡居民收支数据来源于分别开展的城镇住户抽样调查和农村住户抽样调查。2013年以后，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2013年及以后数据来源于此项调查。与2013年前的分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的调查范围、调查方法、指标口径有所不同。

(6)即使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方法，仅把作为城镇常住人口的农民工收入中寄回农村的部分作为转移支付计入农村居民收入，这部分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贡献也不能低估。

(7)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8)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9)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8—02/01/content_5262903.htm。

(10)全国就业人员1990年及以后的数据根据劳动力调查、人口普查推算，2001年及以后数据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重新修订。城镇单位数据不含私营单位。2012年行业采用新的分类标准，与前期不可比。

(11)1亩约合666.67平方米。

(12)资料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topic/agriculture-and-rural-development?view=chart。

(13)农业普查数据中耕地面积使用的是国土资源部数据。

(14)宁吉喆：《“三农”发展举世瞩目　乡村振兴任重道远》，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 gov.cn/tjsj/sjjd/201712/t20171214_1562736.html，访问日期：2018年8月23日。

(15)资料来源：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0/97B95C93A7FD9B75CA2573FE00162CAF?Opendocument。

(16)资料下载地址：www.nff.org.au/farm-facts.html?download=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