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地狱炼火
4 星期五之夜
4月25日，星期五，普里皮亚季的居民正翘首企盼周末。由于官方将4月19日定为一年一度庆祝列宁诞辰的无薪工作日，所以上周六人们是在一派忙碌中度过的。媒体说列宁的思想光耀千秋，如果“苏联之父”本人获得永生，到1986年4月22日他就116岁了，尽管这算不上重要的庆祝日，却也无妨。
在离列宁诞辰日最近一周的周末加班，看上去像是主动而为，实则是官方要求。戈尔巴乔夫没能赶上加班，因为他正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访，宣传自己“加速”改革的思想。但是他的同胞未让他失望。莫斯科政治局汇报全苏联有1.59亿民众参与活动，比以往的纪录高出一半多。1
根据普里皮亚季随处可见的《工人力量论坛报》所言，市民渴望参与被官方称为“红色周六”的活动。一位市政官员在一篇题为《劳动假日》（The Holiday of Labor）的文章中写道，超过22000名市民在那个周六无偿劳动，电站和其他企业工人制造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总价值超过10万卢布，而工程建设创造的价值更是高达22万卢布。当然最热火朝天的地方就是五号机组的工地，可是党报报道工程延期的情况还在加重。报纸宣称建筑工人不辞辛劳，埋头苦干，一名员工曾经成功地浇筑了30立方米混凝土，这显然是值得夸赞的重要成就，在题为《全力以赴》（Return in full）一文中，这一切确也得到了应有之誉。2
下个周末就不用加班了。普里皮亚季许多年轻夫妇准备在4月26日举行婚礼，而星期天通常都是新生婴儿的登记日。共青团很乐意向这些婚礼提供场地和意识形态上的认可感，传统上由教堂承担的事，现在变得世俗化，更加意识形态化。新婚夫妇要向列宁纪念碑和卫国战争英雄纪念碑献上鲜花。再加上戈尔巴乔夫发起了禁酒运动，共产党和共青团干部也正在推行无酒水婚礼，因此普里皮亚季的酒徒越来越少了。只要婚礼最后没有在电站师傅和来自附近村庄的建筑工人醉酒后的闹事斗殴中收场，当政者就觉得很成功了。
无论是否要举办婚礼，风朗气清总是让人愉悦。天气不同寻常地暖和，已达21℃。对多数人来说，这样的好天气意味着可以花上两三天在普里皮亚季河流蜿蜒而过的森林里远足、野炊、钓鱼。这并非毫无来由，历史上切尔诺贝利曾一度成为王公贵族的狩猎场。捕猎的季节尚远，可是钓鱼已经开始了。就在周五，《工人力量论坛报》在其最后几版刊登了一张照片——一位年轻的普里皮亚季居民的胳膊下正夹着一条硕大的鲇鱼，标题是《如此巨大的收获值得展示在“红色角落”里》，“红色角落”暗指领导们在工作间里临时展示的宣传标语。从外表来看，这条鲇鱼至少重达18千克，标语暗示如此丰盛的收获值得公众的关注。
报纸上刊登了关于钓鱼季的一切重要信息。尽管通常要到6月初，即产卵季终结时才能获准钓鱼，但是政府还是允许有节制地在非产卵区钓鱼。文中图片显示的钓鱼地点是普里皮亚季的第聂伯河和乌日河，陆上垂钓在那里是合法的。那些钓鱼和狩猎协会会员每天可以捕获3千克诸如鲤鱼、欧鳊等“珍贵”鱼类，10千克“次珍贵”鱼类或普通鱼类，譬如鲫鱼、银鲤等。而那些非协会成员每日只允许捕捞2千克“珍贵”鱼类和5千克普通鱼类。对于在当地核电站冷却池钓鱼一事，报社只字未提——冷却池的总设计师福明曾在报上宣传，冷却池是养鱼的绝妙之地。在那儿钓鱼虽被禁止，仍极度盛行。许多电站工人在夜晚趁着巡查员熟睡时跑去钓鱼，他们不是在岸上而是在船上垂钓。3
虽然普里皮亚季《工人力量论坛报》的文章迎合了准备外出享受愉快周末的城里人的口味，但是主要面向农村读者的切尔诺贝利报纸——《胜利旗帜》正准备帮助农民度过一个收集白桦树液和种土豆的繁忙周末。位于普里皮亚季东南方向16公里的切尔诺贝利仍然是这片传统农业地区的行政中心，而土豆则是该地区主要的出口农产品之一，也是当地农民最重要的主食。周六的报纸刊登的文章与这两方面都有关。最终，在小村庄第第亚特基附近的白桦林，当地一队林场工人成功地收集到了90吨白桦树液，并运往客户手中，而这座位于切尔诺贝利南面的小村庄事后将成为通往核禁区的主入口。当地集体农场在土豆种植方面总是争先恐后，一较高下。而胜利农场恰如其名，一马当先。该农场总部所在的斯坦茶卡村正在度过自己最后的一段时光，那里的居民很快将被转移安置。4
不过到目前为止，切尔诺贝利报纸上最重要的信息还是品类繁多、可供种植的土豆，分别来自基辅研究所和切尔诺贝利土豆种植中心的两位专家解释了每种土豆的优缺点。这方面内容对于普里皮亚季多数居民来说也很重要，有些人在社区拥有乡间宅邸或夏日小别墅。然而更多人，主要是卡兹玛施工团队里的青年男女同样打算回到农村帮助自己的父母种土豆，关于如何选择最佳土豆品种的信息是他们能够给父母送上的最好礼物。同样在冬季的漫漫长日里，他们也将依赖那些送到自己公寓里的产自父母农场的食物。5
最好的消息是，接下来的周末是一连串假日的开始。5月1日国际劳动者日是苏联的法定假日；东正教复活节在5月4日星期日，虽然不受官方重视但也是广泛庆祝的节日。在这之后的一周还有一天假日——5月9日二战胜利纪念日，也是官方和民众都会热烈庆祝的法定假日。因此，在整座城市都沉浸于节日气氛前，4月25日这个周五是处理未完成事务的最后机会，要在5月中旬前搞定任何事不是不可能，就是难如登天。
布里奇哈诺夫也和普里皮亚季的其他人一样，正盼望度过一个轻松的周末，他尤其需要放松。自莫斯科回来之后，他就忙得连轴转，回家也只是睡觉罢了。现在他即将有机会享受和煦的天气与户外活动。曾经，他和自己的妻子瓦伦丁娜在四月初的河水中沐浴时，遇上了两只驼鹿，那次经历令人难忘，或许他们还能遇见驼鹿。最重要的是女儿莉莉娅和她的丈夫要从基辅来看望他们。6
同往常一样，星期五对于布里奇哈诺夫而言总是格外忙碌，此时尚无任何会毁掉周末的迹象。核泄漏还在继续，但他们已成功控制住了局面。此刻，他们无须为了处理泄漏问题而关闭任何核反应堆。数周前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核电站也发生了核泄漏，该电站有两座正在运营的核反应堆，还有一座在建设中。4月7日，管理人员发现反应堆中冷却水的辐射水平高出正常值14倍，为了解决问题，他们不得不关闭反应堆两周，同时暂停在建反应堆的施工，由于第三座反应堆正在维修，相当于整座电站已停止发电。这一切意味着没有发电，没有奖金，有的只是来自党政领导喋喋不休的质问。7
切尔诺贝利电站一切照常运转。这座电站被认为是行业典范，只有年均五起技术事故和设备故障。他们正打算关闭四号机组，不过这只是依照行规对系统进行例行检查和维修罢了。依据反应堆的具体情况，维修工作可能耗时数月，而关闭的频次则取决于政府。新任苏联能源部部长梅奥雷茨决定干一番创造历史的大事，博取领导关注，于是他延长了反应堆关闭的间隔时间，减少了维修时间。增加发电量可以取悦上级，1985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超额完成近10%的生产任务，部分原因就是削减了维修时间。1986年，反应堆急需关闭维修，电站的计划发电量将少于上一年度，当地政府对此颇为不悦。8
然而，有些行业标准是官员和相关部门都无法忽视的。四号机组将在4月下旬停工维修，布里奇哈诺夫的工程师会接手这份工作。和通常情况一样，反应堆关闭后可以在较低的辐射水平下对其庞杂的系统进行检测。而关闭前的诸多检测中，有一项是关于蒸汽涡轮，该设计可以使反应堆在安全控制棒激活模式下更加安全，该模式可自动将控制棒插入反应堆堆芯，在紧急情况下终止反应。背后的原理很简单。在遇到紧急情况导致核反应堆关闭时，机组仍然需要用水泵将冷却剂输送至过热的反应堆，以防堆芯熔化，如果此时断电了，紧急柴油发电机就可以提供急需的电能以支持水泵工作。然而现在柴油发电机只能在反应堆关闭后供电45秒，如此便产生了供给缺口和潜在安全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来自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的研究所的工程师已经找到了应对之策。他们指出，正如堆体无法在关闭后即刻冷却一样，涡轮机在剩余液流压力的驱动下依旧可以运转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运转所产生的能量，足以弥补柴油发电机仅能供电45秒的电能缺口。涡轮发电机的动能能使其运转多长时间，而它的运转究竟能提供多少电能都是顿涅茨克工程师希望在切尔诺贝利同行的帮助下找到的答案，而这所有的工作都将在四号机组关闭时完成，这才是测试的核心任务。
为了开展测试工作，系统必须模拟电站发生电力事故或断电情况下的状态，此类测试最终有助于改进自动关闭系统。因此在测试期间存在核反应堆失控的风险，可是无人觉得这么做的风险系数高。电站管理人员对进行这项测试兴致颇高，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可能启用堆体建造者设想的另一个紧急安全系统。此外，能源部的指示也要求他们这么做。他们早先曾尝试进行相同测试，但是由于蒸汽涡轮发电机出现故障而未能获得成功。现在故障已被修复，似乎一切就绪，只待大展身手。9
早从3月份起，人们就开始着手准备，到4月中旬工作已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涡轮机测试可能是整个四号机组将要完成的系统检测中最复杂的部分，还有另外几项测试也必须进行。制定一份协调各项测试时间表的任务交给了一位经验老到的工程师维塔利·鲍瑞兹。这位年近50岁的工程师在苏联全境的核电站都工作过。他第一次来到普里皮亚季还是1974年3月，彼时他在核电行业已有近12年的从业经验，主要在封闭的托木斯克7号工作，这是位于西伯利亚托木斯克附近一座拥有核设施的小镇。与托木斯克不同的是，这座小镇未标注在任何一张苏联地图上。始建于1958年的苏联第一座核电站就位于此处，该电站主要生产武器级钚元素，而不是用于发电。1963年12月，鲍瑞兹参与了该电站第四座核反应堆ADE-4的建造工作。和切尔诺贝利的反应堆一样，托木斯克7号的反应堆也是采用石墨慢化剂来使轰击浓缩铀铀核的中子运动减速。鲍瑞兹在和承包商负责修建核反应堆之前，已在切尔诺贝利电站工作了十余年，关停核反应堆也是他所擅长的领域。10
当鲍瑞兹被要求准备一份测试时间表时，他欣然接受，他对电站再熟悉不过了。就像普里皮亚季大多数人理解的那样，四号机组是全厂最新、最安全的反应堆。它是电站二期工程中的一部分：不同于一号和二号机组的独立结构，四号机组与三号机组相连，采用双联式结构。三号和四号机组的发电量均达上千兆瓦。为了产生上述电能，机组需要至少3000兆瓦热能，而预估可提供热能为3200兆瓦。三号与四号机组分别于1981年12月和1983年12月开始投入运营。1983年12月18日，福明在四号机组施工与监督委员会提交的协议上签字。
该协议明确了四号核反应堆的主要特征。压力容器是一个直径10米、高7米的圆柱形钢桶，填充了高纯度石墨，置于一座长22米、宽22米、高26米的方形水泥槽中。内部填充的石墨砌体可以使快速运动的中子减速，还可以在铀原子分裂成更小的原子且释放动能时，维持核反应堆的链式反应。在圆柱体的顶部和底部有两块巨大的金属盖板，充当生物屏障。上面的盖板叫做“系统E”，操作员戏称为“艾琳娜”，上面有许多穿盖板而过的立管，主要用于安放两种管道装置——控制棒和燃料棒。四号机组共有1661根燃料棒或压力通道，每根棒长约3.5米，其中填充2%—3%的浓缩铀-235和天然铀-238靶丸。同时还有211根可移动控制棒，由能吸收中子的碳化硼制成，将控制棒插入堆芯可以使核裂变减速，反之拔出堆芯可以使其增速。链式燃料棒在反应过程中释放出能量，被该能量加热的水在两套冷却回路中循环，它们将沸水送至可以进行水气分离的蒸汽罐，然后传输至涡轮机进行发电。
和苏联的其他核反应堆一模一样，四号机组除了水泥槽外，没有任何安全壳，然而，委员会认为反应堆各系统运转状况令人满意。当然，告诫总是有的。委员会指出了以待来日修复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改进控制棒制造过程的建议。当6米长的燃料棒插入堆芯不足2米深时，结果证明控制棒会产生正反应性，或者说会使核裂变加快，堆体能量上升。但是三号反应堆已采纳了委员会建议的调整方案。这些改进措施或许能解决类似列宁格勒核电站1975年的遭遇——冷却剂减少而引起反应堆辐射水平上升，这种正反应失效的情况造成辐射的急剧增加和反应堆运行震荡。这次事故几乎摧毁了反应堆，其他核电站人员无法得知相关细节，可是鲍瑞兹本人清楚地知道列宁格勒的情况多么险象环生！11
1975年11月30日，鲍瑞兹从切尔诺贝利被派往列宁格勒核电站，接受关于石墨反应堆的培训，不慎成为核反应堆史上最严重事故的见证者。当日，他换班后决定留在电站，亲眼看看反应堆的“换挡过程”，即暂停反应堆后，从一种操作模式转换至另一种模式的过程。鲍瑞兹很快意识到核反应堆出问题了。核反应堆低速运转，尽管操作员在堆芯插入了更多控制棒，试图使其减速，可辐射水平却开始上升。堆芯是燃料棒发生核反应和经由燃料通道释放核能的区域。通常操作员将控制棒插入核反应堆活性区域后，辐射水平就会下降，列宁格勒电站石墨堆的反应却有违常理。即使是让鲍瑞兹印象深刻的娴熟操作员手动插入控制棒，也未能使迅速蹿升的辐射有所下降。核反应堆的情况出乎意料。
鲍瑞兹担心核反应堆已经失控了！他曾操作过核反应堆，他明白要是辐射值迅速蹿高而抑制不住的话，可能引起爆炸。“想象你自己坐在一辆飞速行驶的汽车上，”鲍瑞兹次日向一位对核物理知之甚少的安全官员这样说道，“你启动发动机，开始运转，然后你平稳加速、换挡，你的时速是每小时60公里。随后你的脚撤离油门，突然汽车自己开始加速——每小时80、100、130、150公里。你踩了刹车，毫无用处；车速继续飙升，此时此刻，你将作何感想？”12
通过运行紧急停堆系统，失控的核反应堆两次停止运转，从而避免了爆炸的发生，可是核反应堆能量的剧增使堆芯中一条燃料通道熔解并释放出铀。核反应堆被关闭。次日，人们用氮气对其进行了“清洁”，总计150万居里的放射性核素经由排气管释放到周边环境中。每居里等同于370亿原子核裂变所释放的辐射量，可以污染上百亿升牛奶，使其无法被人类食用。依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核污染的安全水平是每平方公里5居里。人们纷纷猜测，150万居里的放射性核素对电站周边的人群和环境，甚至包括距离电站不到50公里的列宁格勒究竟会产生哪些影响。13
鲍瑞兹从未收到关于电站事故原因的解释，对核反应堆设计上的重大缺陷也知之甚少，相关信息讳莫如深。设计师们并未对石墨堆做出重大调整，相反，他们解释了应该如何改进控制棒，但没有讲清楚必须这么做的原因。最终，检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的委员会在其出具的建议书中包含了上述内容。可是人人都觉得控制棒的问题无足轻重，列宁格勒事故的教训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尽管有多种方法可以改进核反应堆，可是电站运营者的首要任务是发电，而不是设计新的堆体或是改进现有堆体。维修的事儿可以放一放再说。
一直密切监视电站的克格勃对两座最新核反应堆的运行整体感到满意。始终跟进切尔诺贝利电站的情报人员相信，整体而言三号和四号机组比一号和二号机组更安全。截至1984年，他们给出的结论是：虽然工厂存在严重安全问题，但总体情况在改善。1982年，三座运行的反应堆共发生3起事故和16次设备故障。可是在1984年的前9个月中，无一起事故发生，只有10次故障。14
因此，无论是鲍瑞兹还是其他人在着手准备四号机组停堆测试时，似乎都没有理由去回忆列宁格勒电站的那次事故。鲍瑞兹只是按吩咐行事，他从各单位和顾问那里搜集关于例行测试的信息资料，把准备好的时间表提交给负责停堆的专家组。鲍瑞兹建议停堆可以从4月24日周四晚10点开始，包括停堆在内的全部测试工作将在4月25日凌晨1点结束。
专家组建议停堆应该在早上10点结束，否则反应堆的辐射水平将会低于允许范围。众口一词，欣然默许，于是总工程师福明在计划书上签字。他事后回忆，停堆最初是打算在4月23日进行的，但他们还是决定在周末工作。他们从未向莫斯科能源与电气化部的代表报批，也未征得核反应堆施工方的同意，尽管规章要求这么做，可是实际操作中鲜有人遵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将在四号机组安全停堆的情况下，进入4月最后一个周末。15
然而，四号机组的停堆并非如鲍瑞兹建议的那样在4月24日夜开始，而是在25日清晨操作员换班时开始。凌晨4点48分，核反应堆的功率已降至一半，达到1600兆瓦。16
早晨8点夜班与早班换班，停堆的后续程序由四号机组早班值班长伊戈尔·卡扎奇科夫接手。卡扎奇科夫35岁左右，作为电站经验丰富的值班长，1974年他从敖德萨理工大学一毕业就来到了普里皮亚季，从普通员工做到了当下的职位。1985年12月，地方报纸曾刊登过他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头戴白帽，身披白袍，一副运动眼镜下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立于电站计算机屏幕旁。他俨然是一副心思深沉的年轻人模样。报上短文盛赞他“遵循精准的组织原则和工作纪律”。17
卡扎奇科夫上班时，为了降低核反应强度，反应堆的控制棒几乎都已插入了堆芯。只剩不足15根尚未使用、可供支配的控制棒。操作手册显示此刻应该停堆，然而夜班操作员和卡扎奇科夫都没有开启停堆程序。因为这么做会违背上级测试计划。发电机和其他各类测试与测量工作尚未完成。更重要的是，在没有极端紧急的情况下，只有电站领导下达指示，才能关闭核反应堆，或使其脱离电网，而电站领导又需要来自基辅的电网监管层的默许才可下达指示。
卡扎奇科夫事后说：“为什么当备用控制棒减少时，我和我的同事都没有关停核反应堆？因为我们谁也没有料到会引发事故。我们知道制造商禁止延迟停堆，但是没有多想。如果我当时关停了反应堆的话，我会被狠狠责骂一通。毕竟，我们都忙于完成发电任务。”当被问及要是他当时这么做了，会有什么后果时，他回答：“我想他们会解雇我。他们肯定会那么干，当然不会以此为理由，不过总能找到由头的。某项规范，或是控制棒的数量，一些无足轻重的事罢了。”18
因此，卡扎奇科夫没有充分考虑到剩余控制棒有限，在关停反应堆应急供水系统的情况下，依旧按照原计划行事，准备测试。暂停核反应堆预计只需数小时即可，所以卡扎奇科夫认为主供水系统发生故障的概率类似于飞机失事砸中某人头顶一般。关闭应急供水系统既耗时又费力，操作员需手动关闭巨型阀门，每扇阀门要求两至三名师傅用时45分钟才能关上。应急供水系统在下午2点左右关停，在真正停堆前尚有15-20分钟。此时电站管理层打来电话，他们希望机组能维持目前1600兆瓦的水平，可是测试必须在700兆瓦的功率下进行，停堆不得不被推迟。
电站主管之所以会临时变卦，是因为他们接到了基辅电网总部打来的电话。事实上，负责管理和输送并网发电的供电部门是切尔诺贝利电站唯一的客户。除非电站发生紧急情况，否则电网部门的意见必须尊重。当时，位于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州的核电站有一台机组突然停机，所以电网部门希望切尔诺贝利的机组能将目前发电状况维持至夜间。直到电力需求下降后，停堆才能按原计划推进。对于电网部门的请求，四号机组无人乐意，尤其是在即将停堆前一刻钟，应急供水系统业已关停的情况下。可是除了遵从电网部门指示，他们别无选择。在切尔诺贝利电站，一台机组的发电量足以维持整座基辅市运转，所以电站无权随心所欲地加码或关停。他们也曾抱怨过类似的矛盾，不过是徒说无益。19
1986年2月，切尔诺贝利电站员工对电网部门的不满甚至被克格勃写进了报告，直接递交给了莫斯科。仅在1985年就发生了26次电站操作员因电网调度员指令而不得不调整机组发电量的情况。在1986年的前三周内，类似的情况就发生了9次，直接导致电站发电量的减少。操作员抱怨道，RBMK-1000型的石墨沸水堆设计时便要求按恒定功率运转，频繁减速可能导致故障，此外，发电量的调整会向大气中释放放射性颗粒。可是莫斯科对报告的答复表明，即使克格勃对现状也无能为力，莫斯科负责核电的各部门已然对此进行了缜密考量。20
下午4点，晚班人员到控制室上班。值班长尤里·特雷胡布对测试计划知之甚少，原定停堆工作将在他上班前完成。他认为电网调度员的要求很不合理，倍感不安。“事情会发生这种反转让我惊讶不已，一个调度员竟然在指挥一座原子能电站。”特雷胡布数月后带着挫败感说道，“或许即使发生事故或是供电中断，调度员也不会让我们停堆。可是我们不是在谈论火力发电厂，那最多是厂房里的锅炉爆炸……和那群调度员打交道一向很费劲，他们总是长篇大论。”21
特雷胡布和他的工程师设法妥善应对该局面。到他当班时，核反应堆的功率已降至一半，达到1600兆瓦。特雷胡布惊诧地发现安全保护系统已被关闭。他质问卡扎奇科夫：“你们是什么意思？把它关啦？！”“这么做是为了测试，尽管我也不赞成。”对方如是回答。卡扎奇科夫还告诉他，电网调度员可能在晚上6点给出同意停堆的指示。相应地，需要关闭安全供水系统的蒸汽涡轮机实验也被延后了，但尚未取消。开启和关闭安全供水系统是一项劳心劳力的活计，一想到这，特雷胡布决定将它先搁到一旁，静候调度员指令，开启停堆程序后再说。他和自己的顶头上司、电站夜班负责人商议过此事，两人达成一致，除了依照原计划行事外，别无他法。特雷胡布认真地研读着计划书，他还没把事情彻底搞懂，无人可问，还要疲于应对其他测试。多数测试并不要求完全停堆，而监测与控制核反应堆的近4000个指示器就摆放在特雷胡布的面前。
晚上6点悄然而过，调度员毫无反馈。到了晚间8点，焦虑不安的特雷胡布致电电站的值班负责人，依然一无所获。该负责人建议特雷胡布在副总工程师迪亚特洛夫到岗前不要进行停堆操作。在开启停堆时，负责机组运营的迪亚特洛夫是电站员工最大的领导。特雷胡布又致电迪亚特洛夫，结果他早在4点就下班休息去了。特雷胡布最后在迪亚特洛夫的家中找到了他，并沮丧地对他说：“我有问题要问，很多问题。”“这不是电话里能解决的事，我没来，你们别干。”对方轻快地回答。不久，特雷胡布冷不丁地接到了迪亚特洛夫的上司——福明本人的电话。福明同样要求特雷胡布在迪亚特洛夫缺席的情况下不要停堆。而迪亚特洛夫在没有收到电网调度员同意停堆的指令前，是不会赶来电站的。最终，晚上9点稍过，调度员传来话，10点后可以停堆了。特雷胡布随即又打电话给迪亚特洛夫，迪亚特洛夫的妻子伊莎贝拉说，迪亚特洛夫已在前往电站的路上了。22
他们终于准备开启停堆程序了，测试工作预计不超过两小时，特雷胡布希望能赶在4月25日夜间他当班的时候把活干完。他们必须快点啦，可迪亚特洛夫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