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苦艾之苦
1 权力的游戏
这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苏联全境，从者如云，许多人都相信这是新时代的黎明之光。1986年2月25日这个冬日清冷的早晨，前夜温度已降至零下18℃，近5000名身着冬服的人来到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点缀着巨型列宁画像的红场，其中既包括苏共和政府高级官员、军官、科学家、大型国企领导，也有工人和集体农场农民等劳苦大众。他们是前来参会的党代表，他们的使命是为国家未来五年的发展制定新的路线。自19世纪末一群富有理想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创立该党以来，这已经是苏联共产党召开的第二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
人群一到克里姆林宫便即刻前往国会大厦，这是一幢由玻璃与水泥构建而成，饰有白色大理石板材的建筑。大厦建成于1961年，坐落在曾属于16世纪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的建筑群所在地。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希望该建筑可以和1959年在北京揭幕的人民大会堂相媲美。那座中国大会堂可以容纳上万人。苏联人将自己大会堂的一半置于地下，以使会堂可容纳的座席数从4000增至6000，除了包厢的露台座位，其他多数会议厅的座席就在地下。及至五年一次的党代会召开时，无论快速增长的苏共党员有多少，苏联领导人决定都将参会代表的人数限制在5000以内，因为把大厅填满的话，参会者坐得可就没那么舒服了。苏联缺乏能容纳更多人的会场和体育场馆。2
1961年10月，赫鲁晓夫为新建成的国会大厦举行落成典礼，其时适逢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会议决定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同时确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新方案，该方案的基本目标将在20世纪80年代初得以实现。到了1986年，参加苏共二十七大的代表必须对已取得的成就进行评估。即便往好了说，数据也是一片黯淡。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发展在放缓，全面崩盘的风险日渐增大。苏联经济学家曾预测20世纪50年代的国民收入增速为10%，到了1985年，增速已降至4%。美国中央情报局预测的结果甚至更糟，他们先是将增速定调在2%—3%，随后下调至1%左右。3
当时，中国人已引入了市场机制，开启了经济改革的序幕；而美国在乐观派总统里根的领导下，在经济领域和军备竞赛中都势头强劲。然而，苏联的领导层却迷失了方向。苏联民众对自身的共产主义实践愈加失望，倍感苦恼。尽管共产主义信仰在苏联出现了危机，人们似乎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位年富力强、魅力非凡的苏联领导人——身上找到了新的希望。
这是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参加党代会，他清楚地知道苏联领导层、苏联民众，甚至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于他一身。在这之前的三年可以被称为克里姆林宫的葬礼年。自1964年起就执政的勃列日涅夫，病逝于1982年11月；克格勃出身的尤里·安德罗波夫继承了勃列日涅夫的职位，在其短暂的任期中，有一半的时间在病床上度过并于1984年2月病逝；他病恹恹的继承者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也于1985年3月逝世。似乎领导人要将国家一起带入坟墓。除了经济窘迫，他们还不断将年轻小伙子派往阿富汗——自1979年起苏联军队就在那里陷入了困境——并准备和西方世界展开核对抗。克格勃的海外站点曾被要求放下一切工作，寻找即将发生核攻击的迹象。
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社会上，人们都相信充满理想的戈尔巴乔夫能扭转困局。西方对恢复双边友好关系也抱有越来越大的希望。在美国，里根总统厌倦了苏联领导人总在他的任上逝世，正在寻找一位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的亲密盟友——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告诉他，戈尔巴乔夫就是这个人。1985年12月，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初次会面，虽然关系尚有些紧张，但还是为后续更富有成果的对话打开了大门。此番对话不仅包括私人会晤、外交渠道的沟通，还包括公开宣言。1986年1月，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苏联核武器裁军计划，此举令里根大吃一惊。人们猜测他在接下来党代会上的讲话中，会进一步就裁军问题向美国发起挑战。4
戈尔巴乔夫想方设法要替苏联的各种危机寻得解决之道。他在大会报告中倾注了大量精力，写进了许多想法。1985年深秋时分，他召集两位最亲密的顾问——首席助理瓦列里·博尔金和苏联驻加拿大前任大使亚历山德罗夫·雅科夫列夫，到黑海沿岸索契附近的国家度假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是对苏联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彻底调整，只是尚未开始，而雅科夫列夫将因为实施这一改革而成为声名卓著的“苏联改革之父”。当时改革的核心是加速，人们相信苏联体制基本可行，只是需要科技进步的推动，“科技进步”在苏联是技术创新的代名词。
在党代会召开前数日，戈尔巴乔夫把自己关在家中，大声诵读自己的演讲报告并且进行计时。在没有间断和不被打断的情况下，报告朗读时长超过六小时。在戈尔巴乔夫操练自己的演说技巧时，大会代表则忙于光顾莫斯科各类商店，而不是参观美术馆或博物馆。“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却专注于自己的事情。”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同时也是报告的另一位作者博尔金说道，“他们必须给家人、熟人和自己采购很多东西，他们订了太多东西，甚至用火车运走都很费力。”5
这些代表来自饱受农产品和消费品短缺困扰的地区，而这在20世纪80年代已然成为苏联生活的常态。苏共领导层无法缓解普通民众物资短缺问题，只是尽可能向党内精英提供供给。在代表入住的酒店内，开设了食品专营店分店和百货商店，那些难以寻得的商品从全国各地运至此处。这些商品包括时髦的套装、套裙、鞋子、鱼子酱、腊肉、香肠，最后一样重要的东西是香蕉。这些都是普通苏联民众所渴望的东西，这些人不仅生活在各个州，也生活在包括莫斯科、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和基辅等物资供应更充足的大都市。邮局开辟了专门渠道去处理所有代表从莫斯科运回的商品。
来自各地的高级官员和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平时就可以凭借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关系获得这些稀缺物资，但参加党代会给了他们另一个机会。他们利用这段时间游说莫斯科的主政者和部长们，为自己所在地区或公司争取资金和资源。他们还尽力维持原来的朋友圈和熟人圈，并拓展新的关系网。关系网意味着推杯换盏，常常饮酒无度，这既是苏联管理方式的特色，又是饱受诟病的地方。普通民众的酒精中毒水平给戈尔巴乔夫敲响了警钟，于是他在前一年就发起了禁酒运动，尤其是党政官员，一旦醉酒将被追责。
手握实权的乌克兰政党领导人沃罗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是乌克兰代表团团长。作为他的亲密助手，瓦列里·弗卢布列夫斯基回忆起一幕插曲。负责对参会人员例行检查的克格勃从一位代表身上闻出了酒味，便将此事汇报至高级官员。该事件涉及乌克兰产煤区卢甘斯克的一位地区领导人，此事一路上报至苏共最高领导层。“这位书记被当场开除党籍。”弗卢布列夫斯基回忆道。这位地区领导人极力掩盖自己和第一批苏联宇航员喝了一夜酒，宇航员的受欢迎程度相当于苏联的摇滚明星。“谢尔比茨基坐在主桌前，一直盯着他的代表团看。因为倒霉的事可能会发生，我始终耷拉着脑袋。”弗卢布列夫斯基回忆道。有个朋友时不时地碰碰他的膝盖，在大会演讲时弄醒他，这算是救了他。6
50岁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站长维克多·布里奇哈诺夫是1986年乌克兰代表团的成员。作为一名忠实可靠的老党员和高级别的企业管理者，这是布里奇哈诺夫第一次参加党代会。本次党代会四分之三的代表都是首次参会。像布里奇哈诺夫这样的企业经营者大约350人，约占总人数的7%。布里奇哈诺夫个头较小，身材精瘦却腰板笔直，黑色的卷发梳向脑后，满脸略显尴尬地微笑着，他常给人留下善良和正派的印象。他的下属评价他是一位卓越的工程师和高效的管理者。他并非酒徒。如果非要说他属于哪类人的话，那么他是一个地道的工作狂。他干得多，说得少，是苏联企业领导中既能成事又能善待下属的少数派。7
布里奇哈诺夫当选党代表是对他在世界第三大核电站所从事的领导工作的认可。他从零开始建设电站，现在电站有四座百万兆瓦的核反应堆在运转，还有两座尚在建设中。他的电站超额完成了1985年的生产目标，发电290亿兆瓦。因其优异的工作表现，布里奇哈诺夫荣获了两项高级别的苏联奖项，很多人认为他可能会赢得更高等级的荣誉——列宁勋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奖章。1985年11月底，基辅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曾庆祝过他的50岁生日。胸口戴着勋章当选为党代表本身就彰显了不同，就算不比大多数的政府荣誉更了不得，至少也是旗鼓相当。
在布里奇哈诺夫生日前不久，一位记者从基辅前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所在地——普里皮亚季，打算对其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未来规划进行采访。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布里奇哈诺夫忽然向这位拜访者敞开了心扉。他回忆起1970年的一个冬日，他来到切尔诺贝利，还在当地旅店里租了一个房间，时年35岁的他已被任命为这座即将动工兴建的核电站的站长。“说实话，刚开始挺吓人的。”布里奇哈诺夫向记者坦言。接下来也是如此，如今他已管理着一家拥有数千名高素质经理人、工程师和工人的企业。他实际上还承担着管理普里皮亚季这座工厂城市的责任，近五万建筑工人和电站员工在此居住。他甚至向记者抱怨，他不得不从核电站调拨出一部分人力和资源，以确保城市基础设施的顺利运转。“城市之父”的头衔还是带给了布里奇哈诺夫一些回报。在党代会召开前夕和召开的过程中，他本人的照片和简介纷纷出现在当地和切尔诺贝利的报纸上。8
基辅代表团在开会期间拍摄于红场的照片以及代表团回到乌克兰时的照片显示，布里奇哈诺夫头戴高档麝鼠裘皮帽，身披短款绵羊皮大衣，脖子上围着马海毛织成的围巾，通派都是在当时的苏联昂贵且难觅的稀罕之物，象征着主人的声望和权势。布里奇哈诺夫并不需要光顾大会给普通代表设立的商店。可是，在莫斯科的这段时间使他能有机会见一见同行，有机会向苏共中央和能源与电气化部进行游说。考虑到不少就职于这些机关的官员曾在他管理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作过，这项任务还算简单。9
1986年2月25日早晨，布里奇哈诺夫和其他代表就座于克里姆林大会堂正对着主席台的大厅中央处。对于和布里奇哈诺夫一样首次参会的代表而言，开幕式恢宏而有趣，许多特色可以追溯至斯大林时代。
上午10点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戈尔巴乔夫的带领下整齐地走上主席台。和大多数人一样，布里奇哈诺夫从曾经见过的画像上认出了他们，这些画像悬挂在公共建筑上，遍及苏联全境。其中包括克格勃领导维克多·切布里科夫，他的画像在普里皮亚季的文化宫内保存了几十年。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布里奇哈诺夫起立鼓掌欢迎领导人。掌声刚刚减弱，戈尔巴乔夫便向讲台走去。“代表同志们，”总书记宣布，他的声音说明他很是激动，“在各加盟共和国、各地区和各州党代会上，共5000人当选为苏共二十七大的代表。共有4993名代表参会，另有7人因有效原因未出席会议。我们将据此开展大会工作。”无人反对，大会开始按相关程序推进。10
议程的第一项就是向自1981年上一届党代会以来逝世的领导人、六位年长的政治局成员默哀致敬，其中包括三位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给予逝者应有的尊崇，这清楚地彰显了新的开端。戈尔巴乔夫随后向大会作政治报告。除去午餐和茶歇，当日剩下的会议时间都属于这份报告。随后，苏联广播电台专业的播音团队用六小时读完了这份报告。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月早些时候曾创造了新的演讲纪录，他在古巴共产党大会上作了长达七小时十分钟的报告，戈尔巴乔夫快要追上该纪录了。卡斯特罗现就座于总书记身后的贵宾席，仔细听着戈尔巴乔夫报告的翻译。这是自斯大林时代结束以来苏联领导人发表的最重要的一次演讲。11
“多年来，不仅由于客观原因，更重要是因为主观原因，党政机关无法满足时代需要，无法满足生活需求。”总书记宣读道，“在国家发展中，产生问题的速度比解决问题的速度更快。管理方法和形式的惰性与墨守成规，工作缺乏干劲以及官僚主义作风的滋长，所有这些严重影响了我们的事业。停滞不前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显而易见。”此番对苏联现状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的批评，在赫鲁晓夫1956年2月于苏共二十大发表“秘密”演说后便闻所未闻。戈尔巴乔夫随后提到，1956年苏共党代会和当下进行的党代会都是在2月25日召开。人们将会采用他所用的“zastoi”（停滞不前）一词，来描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苏联经济增长的颓势。
戈尔巴乔夫希望全党“能尽快克服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保持必要的活力，加速发展，尽最大可能吸取以往的教训”。他为未来十五年的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设定了雄心勃勃的任务目标——在千禧年到来前，通过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他将上述目标的实现寄托于包括引进新技术在内的科技革命，以及关于化石燃料的能源结构调整，尤其是减少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耗，转向使用核能。戈尔巴乔夫宣布：“将建成发电量比原定计划高出250%的原子能电站，火力发电站的落后设备将被大批更换。”
布里奇哈诺夫知道具体数字，它们是政府能源计划的一部分，党代会召开前计划已制定完成并且对外公布，但是现在苏共给予这份计划强有力的公开支持。五年后，下一届党代会将对相关工作成果进行检验，若有必要，苏共领导层将对未能实现原定计划负有责任的官员予以惩戒。这就意味着不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现有的四座核电机组要如约完成或是超额完成生产定额，五号和六号机组也必须完工并联网发电。苏共还计划要在普里皮亚季河对岸再建两座核电机组和四座核反应堆。新机组的产能要远超老机组，每台机组发电不是100万兆瓦，而是150万兆瓦。十五年来，布里奇哈诺夫既要应对核电站的建设工作，又要管理电站运营，这让他深感疲惫，可是只要苏共需要更多电能，他就会服务于自己的政党。
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对核武器的关注要远超核能。他号召自己的同志去思考控制军备的新方法，同时指出由于北约和莫斯科领导的华约两个军事阵营彼此对抗，核武器的数量与日俱增，其威胁足以一遍又一遍地毁灭地球。他提供的解决之道是在20世纪末销毁一切核武器。随后他向大会报告，他已经收到里根总统对其倡议的回应，但他认为回应基本是负面的。里根原则上支持销毁核武器，但仍坚持其战略防御倡议，因该计划强调在太空范畴构筑反导系统，所以被戏称为“星球大战计划”。“削减战略核武库的前提是我们同意‘星球大战计划’。而削减苏联常规军备是我们的单边行为。”戈尔巴乔夫不无伤感与失望地告知代表们里根的反馈。12
这位苏联领导人很清楚自己的国家既无法提供可以和战略防御倡议相匹敌的资源，也无相应技术。虽然该计划尚在设计阶段，可是一旦实现的话，就意味着开启了另一轮苏联玩不起的军备竞赛。他需要将导弹和核武设计师所占用的资金和技术用于促进滞缓的苏联经济，使苏联走上现代化之路。原则上科技界站在他这边，他们想要更多资金，希望继续依赖国内的技术，即便如此，他们也只能提供比西方市场更昂贵、更次级的技术和设备。持续的冷战禁止西方社会向苏联出售先进技术，争论因此愈演愈烈。政府资助的大型军工企业既渴望涉足某些经济领域，又希望在高技术行业和产品生产中保持垄断地位。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解决苏联经济困境最有效的方法。
苏联科学院院长安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向大会陈述了苏联大型军工企业和科技界的渴望、担忧和期许，能成为在党代会上第一个发言的苏联知识界代表，说明他在党内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也表明新的领导人当下对科技界寄予了厚望。13
亚历山德罗夫在2月初就已经83岁了，他身材颀长，椭圆形的长脸上配着大鼻子，胡子倒是刮得干干净净。他比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要老得多，比在过去三年半里逝世的三位总书记都要年长，但是无人敢提出异议说他不适合这份工作，或是批评他领导的核能研究所和他担任院长的科学院明显“停滞不前”。他体格健硕，精力充沛，足智多谋。作为苏联核计划的创始人之一，亚历山德罗夫在党内、行业内和科技界皆获得了很大的尊重。提到科技进步——戈尔巴乔夫用于摆脱苏联经济落后状态的“秘密武器”时，人人都寄希望于亚历山德罗夫和他的科学家团队能为此指明方向。大家希望他们能成为创造奇迹的人。14
亚历山德罗夫首先提到了列宁，指出他曾关注苏联科学事业的发展。但是他强调的历史重点是伊戈尔·库尔恰托夫领导的苏联核计划的发展，库尔恰托夫正是亚历山德罗夫现在领导的科学院的创始人。亚历山德罗夫说道：“在库尔恰托夫的领导下，苏联制造出第一枚原子弹，随后先于美国制造出氢弹，苏联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亚历山德罗夫没有提到原子弹间谍在制造第一颗苏联核弹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些间谍向莫斯科报告了美国曼哈顿计划的进展情况。他还特别强调了对核能的和平使用：“1954年，核武器刚发明不久，苏联就建立了全世界第一座核电站。我想向这些建设者鼓掌。”听众报以热情的掌声。亚历山德罗夫回忆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不仅赞美了他的前任，间接抬升了自己在苏联核工业发展史上的地位，还提醒了听众来自西方的威胁。他反对从海外购买技术和设备，理由是政治原因，采购合同可能随时取消。他赞成投资国内的科学项目。科学院的小型生产设备的自动化技术就是再恰当不过的例子。“我们向部门全体人员说过：同志们，如果你们想买零件，请从我们这预订。”亚历山德罗夫的发言再次激起一片掌声。15
戈尔巴乔夫之前还曾打断亚历山德罗夫的演讲，插入自己表示认可的三言两语，如今却默不作声。戈尔巴乔夫没有问亚历山德罗夫他所指的究竟是哪个部门，因为戈尔巴乔夫很清楚答案是什么。亚历山德罗夫所指的是顶级神秘的部门，它有个别扭的名字——“中型机械制造部”，而部长叶菲姆·斯拉夫斯基就坐在主席台，在亚历山德罗夫的身后。大块头的斯拉夫斯基比亚历山德罗夫年长五岁，体格更加挺拔魁梧，曾是苏联政府最具权势的部长之一。作为苏联核工业的开拓者，斯拉夫斯基自20世纪40年代末起就和库尔恰托夫一起工作，服务于苏联核工业。如今是他管理中型机械制造部的第28个年头，这家大型国营企业负责生产原子弹，后来还生产用于和平利用的核能。苏联领导人来来往往，起起落落，斯拉夫斯基的位置却很稳固。从政治影响力和政治资源占有的角度，亚历山德罗夫的核能研究所实际为斯拉夫斯基所有，而且通过亚历山德罗夫，他进一步掌控着科学院。亚历山德罗夫的代表时常去敲斯拉夫斯基的门，请他给他们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如果斯拉夫斯基也想推进这些项目，就会表示应允。16
斯拉夫斯基和亚历山德罗夫是多年的莫逆之交。他们都来自乌克兰，亚历山德罗夫是基辅地区声望卓著的大法官之子，曾于1917年十月革命后效力于反布尔什维克的白军；而斯拉夫斯基的父亲是哥萨克人，本人曾加入过红色骑兵。曾为敌对阵营战斗过的事实也无法阻止他们成为长期盟友。据说在20世纪60年代初，尼基塔·赫鲁晓夫将斯拉夫斯基和亚历山德罗夫招至办公室，随后改用乌克兰语要求他们在建造核电站方面赶上美国。据推测，如何建造新的核反应堆的灵感来自苏联知名喜剧演员阿尔卡迪·赖金，他在电视台的脱口秀中揶揄说，允许一位芭蕾舞演员自顾自地旋转却不能为苏联经济创造能量简直算得上耻辱，所以应该在她的身上绑上旋翼。斯拉夫斯基和亚历山德罗夫宣称，他们看了这段幽默讽刺剧后，决定在一座生产武器级钚的核反应堆上加装涡轮机和旋翼，将反应堆剩余热能用于发电。17
无论他们灵感的真实来源是何处，一座新的核反应堆——石墨反应堆，即大功率通道核反应堆（High Power Channel Reactor），在斯拉夫斯基的中型机械制造部和亚历山德罗夫的研究所的通力合作下诞生了。这座核反应堆的主要设计师是另一位乌克兰人——动力工程研究所所长尼古拉·多列扎利，他在苏联核工业领域赫赫有名，他设计的核反应堆曾为苏联首枚原子弹提供了钚，还应用于苏联核潜艇。在这座石墨反应堆的设计中，曾参与核潜艇相关工作的亚历山德罗夫担任首席科学顾问。而第一座石墨反应堆机组的测试和运营则是由斯拉夫斯基的部门负责。亚历山德罗夫不厌其烦地告诉那些愿意听他说话的人，他的反应堆性能良好，安全可靠。他说道，这些反应堆就像俄式茶炊一般，绝不可能爆炸。甚至有传闻说，亚历山德罗夫曾放言他的核反应堆安全到足以放置在红场上。18
核反应堆当然不可能放到红场上，但是当新的核反应堆在斯拉夫斯基所在部门的一家工厂里接受测试之后，人们觉得把它转交给毫无核经验的能源与电气化部也没有问题，因为它足够安全。人们普遍相信在军工集团对核工业的管理之下，科学与技术的融合会给国家带来进步。亚历山德罗夫的石墨反应堆被分散建在苏联的欧洲部分，提供了国家急需的清洁能源。因为每台机组可发电百万兆瓦，比苏联另一款竞争产品——水-水高能反应堆（VVER）要高效得多。水-水高能反应堆主要利用水冷却与水慢化进行工作，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投入生产。截至1982年，苏联核电站生产的电能有一半以上来自亚历山德罗夫的反应堆。其中，三座反应堆建在列宁格勒附近的核电站，两座在库尔斯克核电站，一座在斯摩棱斯克。切尔诺贝利也有三座，并且第四座石墨反应堆也在布里奇哈诺夫的主持下，于1983年开始兴建。19
在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因为要协助完成第五座反应堆的建造，布里奇哈诺夫一直承受着巨大压力，当时该反应堆已完成70%。1986年1月，他的压力陡增，因为地方党委严正批评他的代表未能按时完工。当地媒体也报道了此事，布里奇哈诺夫深知，情况还不能有所好转的话，下一个受到党内批评的人就是他本人了。在苏联总理[2]尼古拉·雷日科夫向大会作的汇报中，他曾警告过自己的下属，在核反应堆建造的问题上不许再有任何延误，并言之凿凿：“考虑到国家能源供需的紧张以及核能所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今后任何中断都不可以！”对核能的渴望不仅来自高层，苏共金字塔底端的人同样对核能趋之若鹜。布里奇哈诺夫很自然地注意到地方领导人也渴望跳上这驾马车，他们纷纷请求在本地区进行核投资。一位来自伏尔加河畔的高尔基市（即下诺夫哥罗德）的党委书记在向大会汇报工作时，力主在当地建造核电站。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代表谴责莫斯科官员破坏了在该地区兴建新核电站的计划。世人皆喜核电。20
苏联核乐园的掌门人正是布里奇哈诺夫的顶头上司，56岁的能源与电气化部部长安纳托利·梅奥雷茨。刚上任不久的他急于证明自己。面对5年内将核电站的发电量提高2.5倍的任务，他在寻找方法。一般来说，从设计到完工，修建核电站的整个工期为7年。梅奥雷茨在会上陈述，如果设计和施工同时进行的话，该工期可以缩短至5年。布里奇哈诺夫明白对付一份不符合本地情况的半成品设计是多么困难。其实很少有反应堆能在7年内完成，如果再缩短至5年的话，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可是，如果党命令这样做，国家管理者也要求这样做，工厂经理除了按时完成，别无选择。
梅奥雷茨高调地完成了自己的报告：“我向你们保证，电站的工程师和建设者在苏共二十七大决议的鼓舞下，会推进党的宏伟计划，为夯实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贡献应尽之力。”21他似乎忽略了一点，苏共已不再强调共产主义，当然作为新任部长，他尽可以表现得更热情些。
大会一派欢欣鼓舞的气氛。人人志向远大，坚信一切皆有可能，而最乐观的代表非戈尔巴乔夫本人莫属。他的报告反响很好，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加速发展的想法得到了大会认可，现在，他不仅在苏共中央全会的选举中获胜，还在党代会上正式当选为总书记。他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同时关于提振经济发展的政策被进一步强化。
而且，戈尔巴乔夫还能够安排自己人进入政治局，其中就包括年富力强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鲍里斯·叶利钦。后者曾反问道：“为什么从一届大会到下一届大会我们总是提相同的问题？为什么就在当下，人们要求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呼声却被那群持有党证却碌碌无为的机会主义者压制着？”此番言论犹如一枚炸弹投向了大厅，那里坐着一群勃列日涅夫委任的官员。戈尔巴乔夫的报告中也提到了改革或是结构调整，但是只有一次。“加速发展”仍是关键词，1985年春，就在戈尔巴乔夫刚上台不久，党内的正式文件就首次使用了该词。大多数代表相信他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现在的问题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经济停滞造成的，解决之道是重回列宁所构想的真正的共产主义。22
3月6日，党代会闭幕，布里奇哈诺夫和乌克兰代表团的同事打道回府。前景看起来一片光明，不仅核工业如此，全苏联也是如此。然而，有件事却困扰着这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站长。他在莫斯科饭店接受晚间电话采访时，向数周前在他50岁生日时曾采访过自己的基辅记者袒露了几分忧虑。不出所料，他盛赞了戈尔巴乔夫的报告，接受了分配给核工业的新任务，不过他也给出了警告：“希望这么做能使人们更加关注核能生产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尤其是在我们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对我们而言，这才是最急迫的。”上述内容在正式发表时被删除了。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