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通向切尔诺贝利之路

1986年3月6日晚，兴致勃勃的戈尔巴乔夫正在克里姆林宫招待参会的外国来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苏联资助下来到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代表。此刻，苏联国内的代表正纷纷乘坐飞机、火车和汽车离开莫斯科。维克多·布里奇哈诺夫和基辅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登上夜班火车返回乌克兰。

次日一早他们便到达了基辅，迎接他们的是当地政府官员。彼此热情握手拥抱，代表团的女同志还收到了鲜花——第二天是周六，也是3月8日国际妇女节，这是苏联举国庆祝的节日。在一张3月7日清晨拍摄于基辅火车站的新闻图片上，布里奇哈诺夫头戴皮帽，身穿羊皮大衣，四周环立着各位代表，其中一位女士手持一束康乃馨。布里奇哈诺夫必须把鲜花献给自己的妻子瓦伦丁娜。基辅与普里皮亚季相距150公里，开车回家还要两个多小时。1

单位的司机开车来火车站接布里奇哈诺夫，他们经由莫斯科大道，转道P02公路，出基辅往北，沿着兴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聂伯河水库一路驰去，随后再往东北方向朝伊万科夫镇开去，一路穿越桦木林，快到切尔诺贝利时进入了一片松树林。

布里奇哈诺夫第一次坐公交从基辅赶往普里皮亚季，是在1970年的一个冬日。彼时这座小城尚不存在，而他恰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如此年轻就成了核电站的站长确实很了不起，可这一时半晌尚无电站可言。布里奇哈诺夫必须去建造一切——他的发电站、他的办公室，还要为他的家人——他的妻子瓦伦丁娜、九岁的女儿莉莉娅和一岁的儿子奥列格——建造一个家。在乌克兰语名叫切尔诺贝利的小镇上，他在一家老旧旅馆里租了一间房，切尔诺贝利就是他即将修建的核电站的代名词。他将图纸铺在床上，开始研究兴建第一批临时建筑的建造草图和合同，而新的电站、新的城镇就坐落于此。工程将在年内启动。2

此刻，布里奇哈诺夫年轻的家人还住在斯拉维扬斯克，一座位于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拥有12.5万人口的城市，他本人也曾在此工作。2014年亲俄罗斯的乌克兰武装在此爆发冲突，小城也因此闻名。战斗之所以如此激烈就是因为斯拉维扬斯克既是当地公路和铁路枢纽，又是工业重镇。出于同样的原因，布里奇哈诺夫1966年时在此停下了脚步，并就职于一家火力发电厂。

布里奇哈诺夫首次供职的电厂在安格连，距离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不算太远，1935年12月1日，他就出生在那儿。他是一个人口众多的俄罗斯工人家庭的长子，这个家庭是从伏尔加河的萨拉多夫搬迁至塔什干的。除了时常饥肠辘辘之外，他对二战的记忆寥寥。24岁那年，他从当地理工学院毕业，随后在附近的安格连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正是在那里，布里奇哈诺夫遇见了瓦伦丁娜，她同样在工厂上班，还在当地大学的夜校上课。正如布里奇哈诺夫后来回忆的那样，他被她的那双眼睛深深吸引，感觉自己要沉沦其中。

瓦伦丁娜第一次在当地杂志上读到维克多的名字时，他已作为一名尽职尽责的工程师登上了头条。他在一年之内就出任了所在部门的领导，瓦伦丁娜在心中暗暗想道：“上帝原谅这个名字吧，‘布里奇哈诺夫’要么就是俄语‘肚子’的派生词，要么就是和这个词意思一样。”不过遇到真人，她很快就把自己的担心抛诸脑后了，维克多年富力强，英姿勃勃。维克多用鲜花表达自己的爱意，向瓦伦丁娜发起了攻势，终于赢得了她的芳心。维克多为瓦伦丁娜带来一整车的野生郁金香，从附近的库拉米山脉疾驰而来，鲜花多到足够装扮自家的整个窗台。他们交往不到一年就结婚了，在安格连开始幸福的生活。

布里奇哈诺夫布满郁金香的伊甸园在1966年4月26日终结了，此时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发生尚有遥遥20年。就在那个星期二，在距离布里奇哈诺夫的家乡安格连112公里的塔什干，大地震摧毁了大部分市区，共有230多座行政大楼、700多家店铺和咖啡屋在地震中或毁于一旦，或不堪复用。庆幸的是只有8人在地震中遇难，可是伤者甚众，城市近三分之一的人，即近30万人醒来时不见了屋顶。其中就包括布里奇哈诺夫的父母，他们的小砖屋受损严重，已然摇摇欲坠。对瓦伦丁娜而言，这一切太难接受了。要是再有一次地震像摧毁塔什干那样摧毁安格连怎么办？他们和年幼的女儿会发生什么？她希望全家可以搬走。在妻子的鼓励下，维克多开始向苏联其他地区的电站打听情况，结果乌克兰的电站也正在寻找他这样的人员。布里奇哈诺夫收拾好行李，举家前往斯拉维扬斯克。在那里，他很快从普通员工升至涡轮机组负责人，随后升至电站总工程师。3

当1966年布里奇哈诺夫一家人赶到斯拉维扬斯克时，电站还在建设发展中。正如布里奇哈诺夫后来回忆的那样，一台全苏联最大的机组正在建造中。他接受了挑战，很快再次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和组织者。新机组的初装阶段格外具有挑战性，但是他用自己的沉着镇静顶住了压力，同时还要处置那些错过了极其重要的工期和未能按定额发电的建设工人。作为一个夙兴夜寐、能力卓越、冷静自持、寡言少语的人，布里奇哈诺夫似乎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他获得了来自基辅方面的关注，1970年春他被授予一项工作，这份工作需要他在斯拉维扬斯克电站工作中所展现的品质，不过这次要在更广阔的平台上发挥作用。政府希望他能负责建造和运营在切尔诺贝利郊外一家在建的核电站，那里远离乌兹别克斯坦和乌克兰的煤田。这座新的电站不需要用煤，而是使用核能。

对于这位年轻的工程师而言，决定总是艰难的。他向瓦伦丁娜征询意见，她很是担心，因为这毕竟是一家核电站，而作为涡轮专家的维克多对反应堆和核能一无所知。可是他们在基辅告诉他，电站就是电站。莫斯科的高层对此也表示认可。核工业刚刚起步，他们找不到足够多相关领域的工程师来修建电站。布里奇哈诺夫接受了挑战。然而，在他成为一名真正的核能专家前，他先要精通工程建设，这可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刚开始他有些后悔自己的选择，但随后又改变了主意。“我什么也不后悔。”1985年12月，在他50岁生日时，他这样告诉记者。4

1986年3月，布里奇哈诺夫从莫斯科参加党代会回来，此时他更没什么好后悔的。他在基辅火车站坐上了单位的轿车，驱车回到位于普里皮亚季的家。基辅至普里皮亚季的公路是一条狭窄却繁忙的双向单车道，核电站和卫星城的大部分供给都要依靠这条道运进运出。

布里奇哈诺夫的司机对这条道可是熟稔于心，因为他的老板经常往返于双城之间。党内领导、部长和部门负责人都住在基辅，因此电站站长不得不前往基辅参加不计其数的会议。就算没有上万份，也有数千份批件或文件需要拿到基辅去签字盖章。在驱车两小时，穿越了白雪皑皑的林间小路后，布里奇哈诺夫的车终于抵达了切尔诺贝利。左侧是一座与城市同名的混凝土建筑和一座列宁像，前方是中央广场，对于不过14000人的小镇来说，它显得相当宽敞了。

尽管修建了核电站，尽管距离城北十几公里的小城普里皮亚季一直在快速扩张，在成为核电站的代名词前，10年、20年、30年的光阴匆匆而过，切尔诺贝利却一成不变。虽然普里皮亚季早已成为苏联工业化未来的象征，但切尔诺贝利仍是一派社会主义前的乡村旧景。坐落于普里皮亚季河的这座小城和河边的码头是两岸居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依靠，小城里保存着大量苏联时代的建筑。

关于切尔诺贝利定居点的最初记载见于1193年的基辅编年史。这里曾是基辅大公的狩猎场，在中世纪，基辅大公统治着西起喀尔巴阡山脉，东至伏尔加河城镇的广阔领土。编年史从未记载过这座小城最初的名字。但是，学者最终指向了当地到处可见的艾草，这是一种枝叶呈黑色或深褐色的灌木植物。“切尔诺贝利”在乌克兰语中意指黑色，因此，正是这些灌木林将自己名字的含义给了切尔诺贝利，这就使得之后很多人将切尔诺贝利灾难联想到《圣经》中“苦堇之星”的预言。

“第三位天使吹响了号，一颗巨大的星星似火炬一般，从天空落下，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源泉上，这星星就叫‘苦堇之星’。众水的三分之一便为苦。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这是《圣经·启示录》中的一段话。命名切尔诺贝利这座小城的艾草和《圣经》中提及的苦堇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在许多方面又很相似，就连里根总统也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归结为《圣经》的预言。5

先将《圣经》预言暂搁一边，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候，切尔诺贝利始终是乌克兰北部旷野的都城。在近代早期，立陶宛大公取代了基辅大公统治这片土地，随后大公又被波兰国王所取代。哥萨克人在17世纪中叶占领了这里，仅仅数年之后，他们又不得不让位于波兰人。这座城镇开始成为当地显贵与富豪的私人领地。大多数切尔诺贝利的统治者和居民都被遗忘于历史的长河中，有位名叫罗莎莉娅·卢波米尔斯卡的年轻女子却是例外。作为这座城市主人的女儿，她不幸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前往巴黎旅行。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以与贵族过从甚密及密谋反革命罪为由对其进行了审判。1794年6月，罗莎莉娅在法国首都的断头台上被处决了，年仅26岁。她曾居住过的切尔诺贝利宫殿的墙面砖上留下了她的画像，后来那里成为当地一家医院的神经学病房。6

虽然法国大革命使切尔诺贝利最负国际声望的人物遇难了，可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却让更多普通民众献出了生命。这里居住的上万民众中，曾有60%是正统派犹太教徒，他们在波兰统治者的鼓励下于17世纪末迁居至此。革命前，这里作为乌克兰哈西德教派的中心之一而享有盛名。切尔诺贝利犹太人的精神领袖是创建于18世纪下半叶的哈西德王朝的拉比，该王朝的奠基者梅纳希姆·纳奇姆·特维尔斯基是哈西德教派创始人巴尔·谢姆·托夫的学生，而他本人也是该运动的先驱之一。拉比特维尔斯基的《目中之光》（Me'or Einayim）是哈西德教派经典之作，而他的子孙也成了乌克兰大大小小城镇里的拉比。

切尔诺贝利的拉比以经常为慈善活动募集资金而声名远播。在20世纪初，切尔诺贝利有数不胜数的犹太教祈祷屋，另有一所专供犹太女生就读的学堂和一处避难所。在随后爆发的革命和内战中，切尔诺贝利的犹太人蒙难深重，他们不仅遭到了行军部队的劫掠，还备受流寇的欺凌，这些匪寇大多是当地军阀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村民中招募来的。7

当地许多犹太青年和布尔什维克并肩战斗，因为布尔什维克是最善待穷苦犹太民众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布尔什维克还向他们指明了一条谋求自身解放的捷径。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这位革命时期的领导人之一、斯大林的左膀右臂，就来自切尔诺贝利地区。20世纪20年代中期，卡冈诺维奇成为乌克兰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负责本土化政策的实施，正是这一政策喊停了当地文化的俄罗斯化，推动了乌克兰和犹太文化的发展。

然而，随着斯大林政策的调整，卡冈诺维奇在乌克兰所扮演的角色也随之改变。在随后的20世纪30年代初，乌克兰发生了饥荒，吞噬了近百万革命和内战中的幸存者，以及随后几年出生的儿童。仅仅基辅地区就有上百万人死于饥荒。在卡冈诺维奇的家乡卡哈比地区，每千人中就有168人因饥荒而丧命。成千上万的民众未能活着见到该地区被命名为卡冈诺维奇1号，而这位政党领导人1893年的出生地——卡巴纳村在1934年更名为卡冈诺维奇2号，或许是以此纪念他对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忠诚吧！8

随后便是恐怖的二战。1941年8月25日，德国人入侵切尔诺贝利，近三个月后的11月19日，在占领方的命令下，约400名幸存的犹太人前往附近的犹太教堂集合。这些人随后又被驱逐至一个叫做“新世界”的犹太人集体农场。在一个反坦克壕沟中，他们被机枪扫射身亡。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在红军指挥官的命令下协助挖掘这些战壕——不过是徒劳而已。德国人的入侵几乎终结了切尔诺贝利的犹太人定居点。当布里奇哈诺夫在1970年冬租下一间旅店小屋时，这座曾以犹太人为主的小城只剩下150户犹太人家。他们的一座教堂被改成了当地军需供应处的总部。

切尔诺贝利幸免于大屠杀的犹太人在附近森林的游击队处寻得了庇护。共产党人组织的游击队招募当地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农民入伍，从1941年秋开始活跃于该地区。共产党支持的游击队和包括部分当地干部在内的德国警察之间爆发的零星战斗，最终演变成了血腥的世仇。先是公开处决游击队员，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又演变成处决警察。直到战争结束后多年，双方家人间的恩怨纠葛才逐渐平息。9

1943年秋，苏联红军从德国人手中夺回了切尔诺贝利及其周边地区。这是一场漫长而血腥的战斗。城内经济最活跃的区域，包括普里皮亚季河畔的码头、河上的桥梁和附近的火车站，成为战斗最激烈的地方。红军在战斗中伤亡惨重，其中10位在战斗中牺牲的最勇敢的士兵和军官被授予了最高荣誉——苏联英雄勋章。对当地人而言，他们一直期盼从纳粹统治中解放出来，可是解放却带给他们更多的死亡和艰难。随着苏联红军恢复对该地区的控制，当地男性居民被立刻征召入伍。许多在纳粹统治中活下来的老百姓，在没有武器、没有训练，甚至没有制服的情况下投身战场，牺牲在自己家乡村镇的附近。

当布里奇哈诺夫的轿车驰过切尔诺贝利的城镇界标时，在马路的右侧他认出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是一尊苏联战士雕像，用来纪念在战争中献身的克帕奇村村民以及在1943年克帕奇村保卫战中牺牲的苏联红军，第一串名单要远远长于第二串。在切尔诺贝利，安葬那些在为期六周的小镇保卫战中牺牲军士的地方后来叫做光荣公园。公园的英雄大道一直通向方尖纪念碑，在纪念碑的座基上点着永恒之火。公园的一座纪念碑上镌刻着这样一段文字：献给切尔诺贝利劳动群众中无畏的解放者，1977年5月。文字旁是一块写有苏联将军姓名及保卫战中参战部队番号的纪念匾。10

多年来，布里奇哈诺夫曾多次在5月9日苏联胜利日这一天，参加在光荣公园举办的各种纪念仪式。随着1941年至1945年的苏德军事冲突变得家喻户晓，伟大卫国战争的狂热信徒们就只纪念那些牺牲的红军，其余人则多数被忘记了。至于那些大屠杀和大饥荒的受害者连纪念碑都没有。

布里奇哈诺夫的轿车驰过英雄纪念碑几分钟后，他就能望见地平线处核电站冷却塔巨大的白色管道。依照苏联的官方描述，旧日的阴霾在这里一扫而空，科技进步的奇迹将带来更加光明的未来。轿车沿着管道一路行驶，右侧是正在兴建的五号核反应堆的墙体，工地被功率强劲的大吊车包围着。随后，正在运行的反应堆的白色墙体跃入眼帘：三号和四号核反应堆在一座巨大的建筑内，彼此相连；一号和二号核反应堆则是分开的。

早在1966年12月，克帕奇村及其附近区域就被选址建设核电站。根据乌克兰政府副主席奥莱克桑德·谢尔本递交给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备忘录的记载，核电站的选址工作在一年前已经进行。作为乌克兰科学院前院长和较早支持核能的专家，谢尔本曾猛烈批评乌克兰缺乏发电设施，并且预测如果无法及时找到新能源，国家的经济发展可能会因此减速。

谢尔本知道早在1964年俄罗斯就已开建两座核电站，他主张在乌克兰建三座核电站：一座建在南部，一座在西部，第三座在基辅附近。他的倡议很快得到了上级领导——乌克兰政府主席沃罗基米尔·谢尔比茨基以及谢尔比茨基的上级——乌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佩特罗·谢列斯特的认可。谢列斯特在写给莫斯科的信中，要求将谢尔本的建议纳入苏联兴建核电站的计划中。作为回应，苏联政府同意在乌克兰建造一座核电站。基辅没有因核电站数目的减少而过分失望：重要的是共和国追上了核电的潮流，掌握了当时公认的核心技术。11

1966年秋，谢尔比茨基下令要求启动当时被称为“乌克兰中央核电站”建造工作的勘测。同年11月，在基辅成立的委员会很快做出了判断，没有什么地方比克帕奇村附近更适合建造核电站了。这是一片上千人的开阔定居点，周边地区人口稀疏。这个小村庄不仅远离大城市和城镇，而且和度假胜地也相去甚远，有一处选址被否决的原因就是离这样的地方太近了。克帕奇村紧临普里皮亚季河，这是电站运行必不可少的，而且这里不是沼泽地。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该村紧靠火车站，这座车站修建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土生土长的切尔诺贝利人——卡冈诺维奇主政时开始动工兴建。

确实，这里也存在某些问题。地下水过于接近地表，因此不得不填埋大量沙土以巩固建筑物的地基。克帕奇村离建造所需的石料和花岗岩等原料的采集地较远，只有黄沙可由本地提供。可调查员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由于这片土地农作物产量并不高，将它转为工业用地对农业经济的影响甚微。核电站未来的冷却池，即为了电站能够正常工作所需的蓄水池在建造核电站及其卫星城的划拨土地中占据了最大一部分——总计将占用1400余公顷的牧场、130公顷的林地、96公顷的耕地以及50公顷当地居民种植的花园。

在16处备选地址中，克帕奇村被委员会认定为最适合修建电站的地点。电站的名字最终从“乌克兰中央核电站”改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中心”已向北移至白俄罗斯边界。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曾和白俄罗斯人商量过此事。12

在布里奇哈诺夫的监督下，核电站的建设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了。1970年夏，他将自己的工作总部从租住的旅店搬到了不足六平方米的建筑工人的移动工棚内。就在那里，他指挥着日益庞大的工程师队伍，督查施工团队的工作，会见来自基辅和莫斯科的高官。格里戈里·梅德韦杰夫于1971年冬来到了切尔诺贝利，并担任副总工程师一职，在电站建设之初他曾有过充满诗意的描述：“疏落的森林里满是幼小的松木，四周弥漫着其他去处难以寻觅的令人沉醉的气息。那里有覆盖着低矮林木的沙丘，还有金黄沙土衬托下墨绿的苔藓。目之所及难觅雪的踪影。阳光给绿草披上了融融暖意，散漫于林间，一派天地静谧与蒙昧之气。”13

只是静谧并未持续太久。挖掘工作夜以继日地推进，在新机组的地基处很快有70万立方米的沙土被挖掘运走。1972年8月，苏联能源与电气化部部长佩特罗·涅波罗日内视察了电站，并目睹了第一车混凝土浇筑。尽管发表了演讲，做出了保证，可是核电站完工和反应堆开始运转的时间还是比政府预想的晚了许久。原定于1975年电站完工并投入运营，但是核反应堆配件和一些相关设备的供应出了问题。直到1975年4月，原定的完工期限已经赶不上，此时已升任乌共第一书记的谢尔比茨基直接求助于莫斯科。事情终于得到解决，必不可少的设备还是送到了电站。1977年8月，第一根核燃料棒插入堆芯。9月，核反应堆开始工作。12月，布里奇哈诺夫签署文件，宣布核反应堆已完全开始运转。14

也正是从那一刻起，布里奇哈诺夫从主抓建设的站长变成了主要负责运营的站长。“1977年将被载入苏联核工业发展史，这一年在普里皮亚季诞生了一位核能巨子。”那年年底他在乌克兰一家主流报纸上志得意满地发表了上述言论。新时代的序幕确实拉开了。1978年12月，二号机组联网发电。三年后，1981年12月三号机组开始了发电首秀。四号机组也紧随其后，于1983年12月开始运行。15

机组完工日期或是联网发电的时间总在12月份，这可不是巧合。必须在规定完工期限的年底前交付使用，这种压力是巨大的。因为领导和政府要员都希望在自己的年度工作汇报中陈述已取得的成绩，而电站的建筑工人和运行人员如果未能在年底按期完成任务的话，就得不到丰厚的奖金。“有趣的是，没到12月31日这一天，没有谁能大声地说——投入运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1972年刚到普里皮亚季的核能工程师安纳托利·迪亚特洛夫这般回忆。

所有机组都不是按时完工的。迪亚特洛夫刚到电站，就注意到在食堂门口悬挂着号召建筑工人和工程师在1975年完成第一座核反应堆的标语。随着1975年悄悄过去，一座核反应堆也没完工，于是标语上的“5”改成了“6”，随后又改成了“7”。每年部委代表都会来到这里，并且重新提出一个人尽皆知根本无法实现的完工日期。“这份时间表从订立的那天起就是不可能完成的，起初大家因为被要求严格按照时间表推进工作而焦躁不安。”迪亚特洛夫忆起了往事，“艰难地召开生产工作会议，动员大家晚上加班，可是延误的情况还是不可避免地愈加频繁，大家不再那么紧张了，一切恢复如常，直到督导下一次的视察。”16

一台又一台的机组是如何开始运转的，布里奇哈诺夫对此记忆犹新。他时常批评施工人员。在普里皮亚季的一次党委会上，他痛斥了施工人员：“不好好干活，弄得整个车间看上去就像是堆满劣质零件、充斥着粗制滥造的建筑工地。把事情看得都像数墙角一样简单，门边和窗边都砌不齐，精加工零件钉得歪歪扭扭，连安装管道的角度都弄错了！”布里奇哈诺夫进退两难。他必须在文件上签字，证明工程能让各方满意地如期完工。领导们希望可以汇报计划按期完成，建设电站的工人想要的是奖金，然而，保证机组正常、安全运转的是布里奇哈诺夫。问题是，政府既是承包商，又是客户，工厂和施工方的主管都向坐镇于基辅和莫斯科党部的同一拨领导人汇报情况，要是布里奇哈诺夫对施工方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抱怨过多的话，他是很容易丢掉这份工作的。17

布里奇哈诺夫的轿车终于抵达了普里皮亚季，他不仅亲眼见证了这座城镇的建设，还积极投身其中。有时他会觉得在这里已经住够了，身心疲惫，想做些别的事。在莫斯科时，就曾有人问他想不想出国，比如帮助古巴修建核电站。自1983年起，苏联的建筑师和工程师就开始帮古巴修建第一座核反应堆。但这只是布里奇哈诺夫脆弱时的想法，他依然留在了普里皮亚季。

这座小城位于电站以北仅3.5公里处。这条连接着火车站的路一直通向普里皮亚季的主路——列宁大道，宽阔的车道间种着绿树和鲜花，一直通向镇上的主广场。那里有党部所在的行政大楼、市政厅和称为“工人力量”的文化宫。还有一家名为“林海”的旅店，林海指的是东起第聂伯河、西至波兰边界的乌克兰北部的大部分生态保护区。主广场位于小城两条主干道的交叉口，一条大道以列宁命名，另一条与之垂直的大路以苏联核工业的奠基人伊戈尔·库尔恰托夫命名。在两条大道的拐角处，正对着广场的是小镇的白宫——一幢九层高的公寓，里面住着小城的精英。18

布里奇哈诺夫的房间在四层，这是他在普里皮亚季的第二个家。第一个家位于列宁大道，是普里皮亚季在1971年修建的第一座公寓。彼时，因为建城之初房源极度稀缺，他只有得到基辅的党委书记的同意后才能搬进去住，在对待商品或是特权问题时，乌共领导人总是格外谨慎，以防因造成偏向管理层的印象而冒犯工人阶级。高层希望将这座新建的小城打造成社会主义的样板城市，所以不允许存在私人住宅。按照规划师最初的打算，到1975年时，这座新城预计将容纳12000名电站工人和建筑工人；到1980年，当第三座和第四座反应堆即将开始运转时，当地居民预计增至18000人；随后人口会稍稍下降至17000人，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人口都将稳定在这一水平。事实上，普里皮亚季的人口迅速增长，到1986年，已有近五万人生活在此，住房依旧是个问题。19

作为共产党聚拢年轻人的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把普里皮亚季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视为共青团基地，从苏联各地招募来的年轻人大军加入了劳动队伍，但是大多数来这里工作的人并不需要特别的激励措施。住房紧张的问题在苏联相当普遍，可是在普里皮亚季，住宅比别处盖得更快，盖得更好。核工业因其特有的优势，一直与军工业联系紧密，因此在消费品和农产品的供给方面，小城都享有特殊地位。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苏联大多数城镇和大都市里奶酪和香肠已是难求之物，可是这些商品在普里皮亚季却随处可得。当地超市的景象是不会撒谎的。新鲜肉制品的供应更加紧张，各地经常用猪油和骨头作为替代品，不过在当时，至少在普里皮亚季附近的村庄还能买到肉和牛奶。普里皮亚季的生活相对不错，许多来自附近村庄的人都对这里趋之若鹜。他们多数都是建筑工人，一来到这座城镇就想到电站上班，因为只要按计划完成生产任务或是超额完成任务就能拿到一笔奖金。

前往这座新城工作的大多数是年轻人，其中不少人尚未成婚。1986年，普里皮亚季居民的平均年龄是26岁。城里有18幢单人宿舍，而公寓主要是为年轻夫妇设计的。多数居民年纪都很轻，就连他们的孩子也都年幼。当地的5所小学有多达15个平行班，每个班级不少于30名学生。与之相反，多数农村学校连一个班级都招不满，就算是城里学校，大多数最多只有3个平行班。这种迹象并没有减弱的趋势：小城每年都要迎来1000多个新生婴儿。20

小城有两座体育馆，两个游泳池，其中一个足以承办国际赛事。布里奇哈诺夫为自己在建设这座城市中所做的努力感到骄傲，可是又因不得不经常将工厂资金和资源调拨到城建项目上而感到苦恼。这座城市独立于工厂，是由党和政府机关进行管理，然而市政府的金库常常空空如也，工厂却有大笔财政预算，因此地方政府多次请求布里奇哈诺夫为政府捐资筹建新的设施。布里奇哈诺夫可以对当地的领导置之不理，可是他无法拒绝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党政官员，在国家等级中，他们的级别更高。尤其当软磨硬泡的人是基辅地区党委第一书记赫里霍里·列文科时，他就更难以拒绝了。列文科在1991年将出任戈尔巴乔夫幕僚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列文科劝说布里奇哈诺夫再建一个足以达到国际标准的泳池，随后又计划修建一个滑冰场。布里奇哈诺夫回忆此事时，依然感到愤懑不平：“整个乌克兰都没有这样等级的泳池，却让我在小镇上建一座吗？”可是他还是照做了。21

布里奇哈诺夫意识到他的工人需要体育设施，并且能从中受益。工人们还需要商店，因为设计师只规划了一座超市。小城需要更多商店，布里奇哈诺夫就筹资开店。他偶尔也会误导银行，以电站的名义借钱，再将钱用于市政建设。“我们对这些不正常的行为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这太糟糕了！”在莫斯科参加党代会前数月，他向记者抱怨了一通，他提到在所有事情中，他的时间和精力必须放在电站，以确保其安全运营，可是他还要处理某些市政问题。“在正常情况下，最主要的事情就是确保我们的工作安全可靠地展开。”布里奇哈诺夫继续长篇累牍地诉苦，“不管怎么讲，我们都不是普通的企业。愿主保佑我们别遭遇任何事故。一旦发生，我担心不仅是乌克兰，恐怕整个苏联都无法应对如此大的灾难！”22

可是现在，布里奇哈诺夫可以暂时把这些令人不安的念头放到一边。他终于回到家了。国际妇女节近在眼前，这可是他慰劳妻子，和朋友、同事团聚的好机会。他的女儿不再和他们住在一起，她和丈夫即将从基辅的医学院毕业。布里奇哈诺夫夫妇现在只能在电话里问候女儿，但是他们希望很快就能在普里皮亚季迎接这对小夫妻。后者正打算要个孩子——布里奇哈诺夫要当外祖父了。他的一切成就皆源于他的不懈努力，不过他也必须承认生活待他很好。1986年似乎是一片光明的开始。首先，这一年他参加了莫斯科召开的党代会。其次，有传闻说他将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奖章”。当然，这意味着他要足额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这也算不上什么新鲜事，他以前就是这么做的。23

3月8日清晨，当地主流报纸刊登了一张布里奇哈诺夫的照片，此时面带微笑的他刚参加完党代会回到基辅，身旁簇拥着其他代表。他神情内敛，好像略显疲惫，又分明是喜悦和满足的——一个既能主宰自己命运，又能左右旁人命运的人。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