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核电站的诞生

对于布里奇哈诺夫和他的同事及下属来说，除了国际妇女节，1986年3月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企业代表联合大会，参会企业都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建筑材料和硬件设备供应商。会议为期三天，预期在3月最后一周召开，主要议程是协调电站管理层、施工方和供应商的行动，同时解决最新的五号机组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上一年的施工任务并未完成，所以该机组能否在1986年启用也未可知，然而莫斯科召开的党代会确立了未来五年中核电站的建设任务翻一番的目标。1

在普里皮亚季，本次会议成功召开最大的受益者将是54岁的瓦西尔·卡兹玛，作为施工方的领导，他负责整个电站的建造工作。在这座小城，他的权力和威信要胜过布里奇哈诺夫。尽管布里奇哈诺夫住的公寓名气很大，但卡兹玛和他的家人却住在这里仅有的四幢别墅中的一幢，更何况普里皮亚季根本不允许修建别墅。乌共领导人沃罗基米尔·谢尔比茨基在70年代中期视察电站时，对这位年轻的负责施工的经理印象深刻，特意叮嘱自己的助理确保卡兹玛入选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此举不仅能使卡兹玛获得更高薪酬，还能让他声名大振，同时更加独立于地方党政官员。1984年，卡兹玛被授予苏联最高荣誉勋章——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奖章。尽管布里奇哈诺夫被选为莫斯科党代会的代表，但他还在等待这份荣誉所赐予的认可。2

如果比较两位经理的工作成果，尤其是他们完成计划的情况，这些荣誉就显得毫无意义了。卡兹玛和他的团队没有按期完成任何一台核电机组的建设任务，反倒是布里奇哈诺夫和他的工程师们总能如约甚至是超额完成工作指标。时间追溯至1985年，结果同样如此。那年，布里奇哈诺夫所在电站的四台机组，共发电290亿千瓦，相当于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全国的发电量，足以满足3000万套公寓全年用电需求，解决了当时苏联2.8亿人中一半民众全年的用电问题。据普里皮亚季《工人力量论坛报》（Tribunanergetika）1986年1月的报道，电站超额发电9%。同一事件的报道题目却是《为何电站没有完成1985年的计划？》，仅从标题很难看出，文章实际表达的内容是对未能完成上一年建设规划的担忧。3

然而，卡兹玛不但照旧躲过了公众批评，甚至深得高层青睐。背后原因很简单：考虑到劳动力和材料短缺是常态，他的上司认为电站的督造要比运营本身更具挑战，比起其他竞争者，卡兹玛展示出了更加卓越的能力——更好更快地完成工作。

作为土生土长的基辅人，卡兹玛1932年1月出生于基辅城南塔拉夏区的农民家庭。当乌克兰大饥荒席卷该地区时，他年仅一岁。他很幸运地活了下来。该地区每三个孩子中就有一人死于饥饿，附近沃洛达尔卡镇的死亡人数更高，当地每千人中就有466人未能活到1934年，其中儿童和老人的死亡率尤其突出。卡兹玛还熬过了1941年至1944年残忍的纳粹统治时期。从当地学校毕业后，他前往基辅主修工程学，随后在乌克兰西部煤电站的建设工程中逐步积累经验。1971年，卡兹玛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并且主抓旗舰工程——普里皮亚季新城建设和附近核电站的建造。4

动工伊始，卡兹玛就告诉自己的上司，在工地上只能有一位老板，来自基辅部委的专员可以卷铺盖回家了。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可是在普里皮亚季，卡兹玛必须和布里奇哈诺夫及其团队分享自己的权力与威望。在众人眼中，布里奇哈诺夫年富力强，沉稳内敛，但不善社交，卡兹玛却拥有政治家般的个人魅力，作为一名建筑工头，他集坚毅果敢和卓越技能于一身。他的领导既赞赏他的大局观，又对他的圆滑狡黠有几分担心；建筑工人把他当成自己人，他的下属则强调他的坚韧执着。

布里奇哈诺夫受人尊敬，卡兹玛则不是被人崇拜，就是让人生畏——取决于不同情况。他们二人最终学会了如何共事，如何尊重对方。归根结底，他们拥有共同的事业，电站主管是客户，而施工方是供应商，彼此多重依赖。

暂且不论普里皮亚季两位主人间的个人关系，他们的团队之间也存在着管理方面，以及社会文化方面的矛盾冲突。布里奇哈诺夫的团队成员多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工程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俄罗斯，他们不仅给普里皮亚季带来了运营电站的专业知识，还带来了大城市的做派、文化，偶尔还有几分傲慢。而卡兹玛的施工队主要由当地农民组成，与之相伴的是他们的固习、文化和偏见。新面孔讲着满口俄语，当地主要居民乌克兰人则说surzhyk——一种乌克兰语和俄语的混合语，是普里皮亚季的街头通用语。

管控双方的矛盾冲突，以及防止当地青年和卡兹玛带领的年轻建筑工人间偶尔爆发的冲突既是小城警察的职责，也是令他们头疼的事。压力最大的日子就是工人们拿到薪水的那两天——第一天先预付一部分，第二天再发放剩余薪资。聚众畅饮欢庆工资发放是苏联由来已久的习俗。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警察搜罗任何在街头超过五人的聚众，但是收效甚微。1985年，警察局还曾处理过一起严重到掀翻汽车、砸碎窗户的年轻人骚乱。5

电站工人，不拘老幼都常常被建筑工人嫉妒，因为电站工人拥有更高的收入、更好的工作条件，他们可以比那些盖楼的人更早地从宿舍搬进公寓。建筑工人觉得他们工地上的气氛更融洽，相信自己的工友是心胸开阔、心直口快的人，并认为厂里的人心机深沉，精于算计。电站工人普遍不认同这种想法。6

卡兹玛管理自己的施工队就像管着人口众多的大农户。施工队那些管事工头一收到卡兹玛请他们前往罗马仕卡餐厅享用乌克兰甜菜汤的邀请时，就惴惴不安。卡兹玛端坐于条形桌的顶端，这个位置通常属于家庭中的父辈和兄长，他的下属则如孩子般围坐在周围。“当所有人都在一勺一勺默默地喝着菜汤时，他的声音忽然打破了宁静。虽然没有愠怒，但是他语气坚决，强调这组运货工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将一台吊车运到工地上，或是水泥厂未能完成水泥浇筑队的命令。”一位受邀参加卡兹玛工作午餐的记者这样回忆当时情景。卡兹玛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不仅能熟记自己手下浩浩之众的姓名，还能分毫不差地记住每个人的任务以及能够调度的资源。7

众所周知，卡兹玛是普里皮亚季真正的拥趸，他不仅能为工厂，还能为小城的公共建筑、住宅和其他基础设施筹来金钱和资源。他还顶住了所谓盖得快的压力，主张要盖得好。当乌共领导因文化宫建造进度缓慢而斥责他时，他随即引用了基辅市的圣弗拉基米尔大教堂的例子。他告诉一位党员干部，这座大教堂耗时几十年才建成，但依旧屹立不倒。那位领导惊诧不已，他很难想象有哪种错误思想比将社会主义文化宫比作教堂更严重。卡兹玛却不以为意。他照旧稳扎稳打，始终坚称自己建的文化宫必将是乌克兰最好的。他淘来了当时苏联几乎不可能得到的稀罕物，用珍贵的大理石铺墙，用铝材搭建基础架构，用各种名贵木材做地板。为文化宫铺地板的工人正是为帝国时代基辅的沙皇皇宫重新装修的师傅。8

电站五号机组的施工给卡兹玛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他造过核反应堆，对怎么做才能最小限度地延误工期了如指掌，然而此时此刻，莫斯科的党政要员急于建造尽可能多的反应堆，新建一座核反应堆的时间从三年缩减至两年。五号机组的施工始于1985年，原计划于1986年底完工。新上任的苏联能源与电气化部部长安纳托利·梅奥雷茨曾在1986年2月召开的党代会上提出建议，多机组核电站的建造年限可以并且应该从七年削减至五年，因为他急于为自己的功劳簿添上一笔。

1985年12月，梅奥雷茨亲自前往普里皮亚季视察工地的施工状况，他希望加快工程进度，因为进度已落后于原计划。基辅地区党委当着梅奥雷茨的面发号施令，要求加快施工节奏。党委动用了可供其支配的重要工具——对误工负有责任的官员将被密集式惩戒。惩戒形式既有口头的，也有书面的，还有一些将记录在个人档案里。如果这些措施还不奏效，当事官员将被解聘。如果情况有所好转，就会取消惩戒，奖励经理，然后游戏再次开始。1986年1月，普里皮亚季的经理们恰恰变成了党内惩戒的目标。受害人中就有布里奇哈诺夫手下负责电站施工，以及负责与卡兹玛及其团队打交道的助理R.L.索洛维约夫。在普里皮亚季市党委会上，索洛维约夫受到了最严重的惩戒——处分被写进个人档案。卡兹玛和他的团队暂时免受处罚。

在苏联官员中，卡兹玛是特立独行的少数派。当别人希望他能把在建设中的电站和小城所拥有的稀缺资源调作他用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向党政官员表示反对。自从斯大林时代苏联强制实行农村集体化政策之后，苏联农业长期滞后。为了提高产量，苏共确立了大城市工厂和科技企业与集体农场建立合作关系的制度。实际上就是将城市居民派往农村，进行农业生产。普里皮亚季的领导也要求电站员工和建筑工人参与其中，而当地报纸则定期报道相关工作成果。布里奇哈诺夫尽管也颇有微词，但还是把自己人派到了邻近的集体农场。卡兹玛却直截了当拒绝了。

有一次，卡兹玛听闻一位党委领导要求电站员工参与农业劳动时火冒三丈，他让自己的秘书直接连线基辅党部。卡兹玛告诉电话线另一端的领导：“你的人就在我的办公室，他正告诉我该怎么做，可是我的工作满满当当！请你自己好好想一想，谁是这儿的老板，是他，还是我？！”他挂断了电话，事情就此了结。考虑到核能的重要性，那些官员除了打退堂鼓，别无选择。卡兹玛就这样把这块难啃的骨头给扔了，这让那些官员恼羞成怒。9

为了应对上级不断加码的压力，卡兹玛的策略之一就是用好媒体。他利用媒体使官员要求供应商及时向工地供货，从而帮到自己。早在戈尔巴乔夫和改革派推出政治公开性改革之前，他就已经掌握了和媒体打交道的技巧。1980年春，卡兹玛和布里奇哈诺夫被召至莫斯科，向苏联副总理汇报三号机组的建造情况。其他电站代表也参加了会见，但是没有哪家电站比切尔诺贝利做得更糟了。如果说各家电站平均完成了近九成的建设任务，那么卡兹玛和布里奇哈诺夫只能够完成原计划的68%。原因是他们缺少具备相应技能的员工，缺少相关设备和设施。上级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赶上计划进度，但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他们至少比原定计划晚了两三个月。10

更改后的最后期限可能依然无法完成，来自苏联党政最高层的新处罚随时可能下达。于是卡兹玛把当地共产主义报纸《基辅真理报》（Kyïvs'ka pravda）的记者奥莱克桑德·鲍利亚茨尼邀请到自己的办公室，接受专访。这位主编期待着一篇激扬的报道，期待电站负责人做出承诺，将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工作指标。可是卡兹玛让主编在他的接待室干等了数小时，直到他取出纸笔亲自上阵，依据原定的采访议题自问自答。卡兹玛解释说，机组的施工任务之所以无法按时完成是因为工厂缺乏必需的材料。社会主义经济并未发生奇迹。他希望党政官员能给供货商施压，使其正常履约。惊慌失措的报社主编连忙致电党委领导，尽管对方不太乐意，但最终还是同意发表这篇报道。毕竟，这篇文章能使他们免受来自莫斯科方面不公正的指责。11

1986年初，五号机组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建筑工人已经就位，可是材料却不见踪迹。在莫斯科党代会上通过类似决议前，相关政令早已出台，要求缩短建筑周期，但卡兹玛及其团队直到1985年7月才拿到设计方案。正因如此，他们不得不将订购建筑材料和设备延迟至当年秋天，而供货商直到年底才开始向他们运送建筑砌块和硬件。有些材料按时运达，还有些则未能按时送达，整个安装过程不得不因此中断。

普里皮亚季《工人力量论坛报》的记者柳波芙·科瓦列夫斯卡娅对卡兹玛说，她希望发表一篇专题报道，着重讨论关于供应商的问题，卡兹玛欣然应允。更要紧的是，卡兹玛擅自允许科瓦列夫斯卡娅查询电站计算机中心保存的关于电站采购硬件的数量和质量的信息——此举违背了安全条款。对这位记者来说，这简直是旗开得胜。可是其他人可不像卡兹玛那样大开绿灯，计算机中心的经理担心克格勃的监视，只给科瓦列夫斯卡娅15分钟查看电子表格打印件的权利，他们希望这位受过俄语和俄国文学训练的老师对表上的内容只能一知半解。她设法看了30分钟的材料，还记了很多笔记。

科瓦列夫斯卡娅抄录的数字拼凑出一幅让人担心的图景：高达70%的硬件设备来自一家产品有严重缺陷的供货商；在建造用于盛放已用燃料的蓄水池的金属构件中，重达356吨的构件同样存在严重缺陷；此外由于另一家供货商提供的水泥板尺寸有误，不得不在工地上对其进行再加工。最关键的问题是，即使部分构件合乎规格，依然有总计2435公吨的金属构件未见踪影。卡兹玛同意公开发表这篇报道，于是，文章以女记者的笔名L.斯坦尼拉夫斯卡娅署名，刊登在1986年3月21日周五的《工人力量论坛报》上。而苏联供应商代表大会按计划于3月24日召开。12

切尔诺贝利的副总工程师安纳托利·迪亚特洛夫认为卡兹玛手下的工人师傅在建造电站方面表现出色。工人们成功地承受住了来自党内和业内官员的压力，后者所提的要求不切实际，设定的完工期限毫无实现的可能。依照迪亚特洛夫的说法，卡兹玛及其下属“没把任何攻击太当回事，当然也没有挑明自己的态度……否则在那样的工作环境下，很难长久生存下去”。13

迪亚特洛夫最担心的问题不是卡兹玛，而是电站的建设缺少必要的制造业基础，即供货商问题。切尔诺贝利这类核电站不再由中型机械制造部无所不能的部长叶菲姆·斯拉夫斯基负责，此人正是苏联核工业和军工业的核心人物。斯拉夫斯基的中型机械制造部是不折不扣的帝国，拥有可以生产核工业所需的绝大部分设备的制造企业，俨然是一个国中之国。这些企业曾参与修建位于列宁格勒附近的索斯诺维·波尔核电站，该电站的第一座核反应堆于1973年12月开始供电。然而之后不久，建造核电站的任务就划拨到了能源与电气化部，由于该部不属于军工业，制造基础原本就很薄弱，而且没有任何一位领导的影响力足以与斯拉夫斯基的权势和威望相比肩。

迪亚特洛夫事后回忆道：“政府决议要求生产一号、二号电站最初四台大型组件的非标准化设备须由负责列宁格勒电站设备的相同供货商提供，可是中型机械制造部并没有将此项政府决议视为必须执行的命令。”没有哪位总理能管得住斯拉夫斯基，因为后者主要负责的项目是苏联的核武器。类似于切尔诺贝利这样的核电站只能靠他们自己。迪亚特洛夫接着说道：“他们会告诉你，你们有自己的工厂，所以放手去干吧，去生产设备，我们则会给你们提供方案。我去过几家给能源部生产辅助设备的工厂，厂里的机床和劣质车间的设备别无二致，让这样的机器生产核电站所用设备，无异于让一位盖房子的木匠去做雕花般的细木工活。因此，每台组件的建造举步维艰。”14

然而，对新机组施工难度的抱怨被高层无视了。毕竟，从理论上讲，切尔诺贝利电站所配备的核反应堆类型，可以由任何地方非专门化的设备制造商及其员工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制造。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原本打算使用水-水高能反应堆，在苏联这等同于美国的压水式反应堆。和美国的压水反应炉一样，苏联的水-水高能反应堆是20世纪50年代修建核潜艇反应堆的副产品。在核潜艇反应堆中，燃料棒中的铀原子裂变产生热能，随后将其能量输送给加压水。水还被用作防止系统过热的冷却剂。这种设计相当安全。如果冷却剂的循环意外失败的话，不断上升的热量将成功关闭反应堆。反应堆堆芯中的水越少，中子的慢化效果[3]就越弱，没有水，核反应就无法继续。水-水高能反应堆在苏联众多核电站中一直运转良好，这也是它最初被切尔诺贝利电站选中的原因。

然而，在能源阔步前行的大道上，水-水高能反应堆在与石墨反应堆，或大功率通道反应堆的较量中逐渐败下阵来。因为后者用石墨作为反应堆的减速剂，用水作为冷却剂。石墨反应堆有1000兆瓦电能的输出量，是水-水高能反应堆的两倍。这种反应堆不仅能量惊人，而且建造和运行的费用更低。水-水高能反应堆需要浓缩铀，而石墨反应堆几乎只需要天然的铀-238，即富集度在2%—3%的铀-235。还有一点同样重要：石墨反应堆可在工地现场采用机械厂生产的预制构件组装搭建，并且提供构建的单位并不一定得是专业生产面向核工业的精密设备的厂商。对莫斯科的领导层而言，这无疑是双赢。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选择了水-水高能反应堆，苏联却主要选择了石墨反应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恰巧赶上了这波新浪潮。

直到作出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反应堆形式从水-水高能反应堆改成石墨堆的决定时，后者的安全性也未得到充分论证。然而，在它的身后矗立着叶菲姆·斯拉夫斯基的伟岸身影。伊戈尔·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安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是这两种核反应堆的科技主管，他对彼此的优势与弱点了如指掌。正如前文所言，虽然亚历山德罗夫言之凿凿，声明石墨反应堆就像俄式茶炊一样安全，可是他的偏好和大众并无二致——安全可靠总比不上物美价廉、性能卓越。设计者甚至辩称，石墨反应堆极其安全，如果省去建造在反应堆发生故障时控制核反应的混凝土结构的话，其成本还能进一步降低。就这样，切尔诺贝利的核反应堆褪去了安全壳。

尽管有人持不同意见，但这些人不是保持沉默就是被忽视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声音来自石墨反应堆的总设计师尼古拉·多列扎利。虽然多列扎利没有否认要对自己的发明负责，但他认为将核电站建在苏联的欧洲地区完全是个错误。在他看来整个核工业都不是绝对安全的。多列扎利向同事游说，向政府请愿，却毫无用处。随后他决定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以表明自己的担忧。可是政府却向他提供了苏共重要的意识形态期刊——《共产主义》。要刊登在这样的刊物上，他必须手下留情，可是如此一来，他的文章将有更多读者，甚至可能激起公众讨论。多列扎利接受了交易。15

多列扎利和另一位核能专家科里亚金共同撰写了《核能的成就与问题》（Nuclear Energy：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一文，于1979年夏发表于《共产主义》期刊上，此时距美国发生三里岛核事故[4]已有数月。同年3月，三里岛核电站冷却系统故障导致电站中一座核反应堆的堆芯部分熔毁，放射性气体随之外泄。该地区近14万人自动疏散。多列扎利和另一位执笔人写道，美国出于对安全的考量，核电站的建造费用已增长了七八倍，可惜苏联并未紧跟这一潮流。他们最担心的是电站设备的质量问题，以及核燃料和核废料在苏联地区的安全运输问题。他们认为，随着电站数量日益增多，事故的发生概率同样与日俱增。他们还担忧修建核电站导致了气候变化，因为每座电站都向大气层释放大量热量——每一个单位能量转换成电能就会产生两至三个单位的其他能量。多列扎利建议核电站不应修在苏联位于欧洲的领土上，而应建在地广人稀的、接近铀矿的北部地区。16

多列扎利的文章极大地挑战了现有的苏联核工业。电站已经动工兴建了，如山的沙堆已经就位，领导将煊赫的声望都寄托在这些正在苏联的欧洲大陆上兴建的工程，而关于电能远距离传输的研究并非当下的重点，可是工厂倘若建在非人口稠密区，这项研究就必不可少了。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核电站距离其消费者的最大距离应不超过600公里。上述原理同样被用于切尔诺贝利电站的选址问题上。可是，苏联的学术界反唇相讥。安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在面向外国读者（主要是东欧读者）的杂志《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上发文批评多列扎利的观点，他说道：既然苏联在国外建造核反应堆，安全问题就是重中之重，在这一点上，苏联任何技术输出和工业输出都是如此。然而奇怪的是，苏联在东欧修建的核工厂却采用了水-水高能反应堆，使用水而不是石墨作为中子慢化剂。17

在乌克兰，多列扎利对建造核电的普遍担忧，尤其是他对在苏联的欧洲地区建造石墨堆的深深忧虑引起了共和国能源部部长阿列克谢·马库钦的注意。乌克兰能源部会同苏联能源与电气化部共同监管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运营。如同大多数刚接触核电的人，马库钦对新建核反应堆的安全性感到担忧，却又无法做出独立判断。早在多列扎利的文章公开发表前，他已经发现对方所持的保留态度，他曾向时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副总工程师格里戈里·梅德韦杰夫征询过意见。梅德韦杰夫肯定了多列扎利的观点：石墨反应堆确实有点“脏”。“切尔诺贝利反应堆排出的气体是怎样的？”在他的回忆录中，当时焦虑不安的部长先生抛出了这个问题。“每24小时约4000居里。”对方回答。“那么新沃罗涅日的反应堆呢？”部长接着问，他指的是俄罗斯中部新沃罗涅日地区的压水堆。“100居里。”梅德韦杰夫应道，“这是本质的区别。”“但是学术界，还有部长委员会已经同意使用石墨反应堆。安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盛赞这是最安全、最经济的堆型。”马库钦随后补充道，“你有点言过其实了，没问题，我们会小心的。”18

没有斯拉夫斯基领导的中型机械制造部的专业水准和制造基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建设成了一项巨大挑战。施工队头头、电站经理，还有党政官员都想汇报自己的成绩，然而，负责秘密技术保密工作及其安全应用的克格勃却热衷于指出设计和建造中的缺陷。有时对电站安全和保密进行监督的当地克格勃委员会也变成了卡兹玛的秘密武器，变成他和他的团队向党政官员提醒供应商存在的问题或为自身利益进行游说的另一渠道。例如，1976年8月，在一号机组建成投产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时，基辅地区克格勃办公室向总部汇报了供应商未能提供部分部件和硬件，而且所提供的部件中有些不合格，有些已损坏。克格勃总部又将他们属下的发现汇报给了基辅的中央委员会。19

然而，克格勃并非仅仅针对供应商未能按时交货，或是提供不合格产品。它同样针对卡兹玛手下粗制滥造的活计，甚至连布里奇哈诺夫想要给未达标建筑放行的念头也是他们聚焦的对象。1979年2月，关于二号机组建造问题的报告被递交到莫斯科克格勃总部，未来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当时正担任克格勃领导的尤里·安德罗波夫恰好收到了这份报告，所以，他不得不向中央委员会汇报了劣质工程的相关情况。卡兹玛的一名助理被问责，因为他负责修建的反应堆基座未安装适配的水隔离装置，而安装的支柱又偏差了10厘米，导致墙体偏离预定位置15厘米。20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工厂并没有因建筑问题而发生任何事故。当时最严重的一次事故发生在1982年9月9日。当日，对一号机组的既定维修任务已经完成，操作员准备让它重新满负荷工作。起初一切正常运转，后来反应堆热能达到约700兆瓦，高出预定值三分之二，所有石墨堆都处在极不稳定的危险状态下。随后，一条燃料管道爆裂，释放出的浓缩铀进入反应堆堆芯，而操作员用了近半小时才搞清楚状况，随后将石墨堆关闭。据克格勃报告，释放物造成了受污染地区高能电子β粒子水平比正常值高出了九倍。21

委员会调查事故后得出结论：维修工负有责任。据称一位维修工关闭了与反应堆相连的冷却水通道阀门，从而造成燃料管道爆裂。布里奇哈诺夫的副手、电站的总工程师因此失去了工作，但是布里奇哈诺夫安然无恙。毕竟按行业标准来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已经做得相当好了，比同类型其他工厂的事故率更低。第二年，布里奇哈诺夫被授予“十月革命勋章”。22

问题依旧存在。1986年2月，在布里奇哈诺夫参加党代会期间，苏共领导要求在未来五年内建造机组的数量翻番，克格勃汇报了工厂建设持续存在的困难，指出五号机组建造过程中存在违反技术标准的行为。因为供货商未能提供制造混凝土的合格碎石，经理们使用了他们能找来的所含细颗粒物大小是标准两倍的石材。因此他们浇筑到构件中的混凝土未能填充微小的细孔，在结构中留下了空隙。“预计不适合使用的面积达300平方米。”克格勃长官写道，“随着五号机组投入使用，在生产制造混凝土中发现的技术缺陷可能导致发生事故的危险局面，也包括可能出现的人员损失。”上述警告没有激起半点回应。23

1986年3月，持续三天的苏联供应商大会在普里皮亚季宣布胜利闭会，参会者包括建筑材料和特殊硬件的供货商。普里皮亚季建设管理局领导卡兹玛是会议的主要发言人之一。来自28家向五号机组施工方供货的厂商代表均参加了会议，只有两家供货商代表未能参会。24

布里奇哈诺夫没有参会，但是他的总工程师尼古拉·福明代表电站参加了会议。福明的职责包括与施工管理局的沟通以及新机组的运营。一个月前，一篇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文章发表在当年2月份的英文期刊《苏联生活》上，文中引用福明所言——电站的冷却池可以用来养鱼，以此表明电站的绝对安全。自此之后，福明俨然成了国际名人。福明宣称，即使发生事故，自动安全系统也会即刻关闭反应堆。25

然而，福明对1982年的核事故只字未提，可能随意讲这些是非法的吧。1985年夏，根据苏联新任能源与电气化部部长安纳托利·梅奥雷茨的指示，对核事故相关信息的审查进一步加强。“关于生态环境对工作人员和群众生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能量本身对环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诸如电子磁场、辐射，对大气、水体和土壤的污染等相关内容都不得公开出版，或是在广播电台和电视公开播报。”这位部长在给业内人员的指示中这样写道。26

会上一向兴致勃勃、积极活跃的福明却基本沉默寡言，不是因为单位限制他发言，而是因为他在1985年底的一次车祸中遭受了重创。此刻他刚休完病假，能够出现在会上几乎就是奇迹了，参会人员都能看出他参加讨论时有多么费劲，确实，仅仅开口说话已是千难万难。格里戈里·梅德韦杰夫不再担任电站的副总工程师了，他已前往莫斯科，在苏联能源与电气化部就职，此次是代表该部门参会。他觉得福明就是以前的自己，不过他几乎认不出这位同事了，他所认识的福明是一个拥有迷人笑容、清亮嗓音的健壮男子，像弹簧一般，随时准备起跳。“整个人的模样显得有些压抑，带着创伤后的痕迹。”梅德韦杰夫事后回忆。他对福明说：“或许你应该再休息几个月，恢复得更好点，伤得可不轻呀。”但是福明没听进去。“该开始工作了。”福明应道。

布里奇哈诺夫向福明提供了自己所能给予的一切支持。当聊到福明的伤势时，他说：“我不觉得他伤得特别重，他恢复得很好。”他向梅德韦杰夫保证：“工作可以让他好得更快些。”电站党委书记曾劝说福明比原定计划早些回来工作，因为布里奇哈诺夫正在莫斯科参加党代会，需要副主管福明主持工作。对于梅德韦杰夫而言，布里奇哈诺夫本人看上去也因工作过于繁忙而显得很疲惫。这位站长对电站机组的核辐射泄漏格外关注。每小时从排水管道和排气孔涌出的放射性水总计约50立方米。水汽抽提设备勉强能处理放射性水。然而，设备用到现在已经达到处理能力的极限了。解决该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停用反应堆，开展维修，但是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无法完成年度计划发电量。布里奇哈诺夫并不打算面对愤怒的党政官员，因为他们心中的痛点正是完工期限和发电总量。布里奇哈诺夫告诉梅德韦杰夫，他正考虑到别处工作，他曾经放弃的可能前往海外工作的机会正考验着他留在普里皮亚季的决心。27

警钟在普里皮亚季响起，在基辅响起。苏联供应商大会召开后，《工人力量论坛报》的记者柳波芙·科瓦列夫斯卡娅成功地将她早前所写的关于五号机组施工问题的文章发表在《乌克兰文学报》上，该报是乌克兰作家联盟的喉舌。文中绝大部分内容被一字不差地从俄语译成了乌克兰语。

文章发表在《乌克兰文学报》上，将拥有更多读者，也使文中的观点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虽然该文依循惯例，仍然对苏联社会主义做了一番理想化描述，赞扬了苏共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人民的关切，但是科瓦列夫斯卡娅列出了切尔诺贝利电站施工人员面对的若干值得关注的问题。据其所言，施工管理局于1985年预订的45500立方米的水泥构件中，3200立方米一直没有送达，6000立方米的构件经证实，存在瑕疵。同样有瑕疵的还有用于电站废水处理的326吨防渗漏剂以及220吨用于修建反应堆涡轮机房的柱体结构。科瓦列夫斯卡娅本人不仅批评了未能按时配送配件和硬件的供应商，还指出了施工管理局的不足之处，而管理局正是她所效力的报社的东家。

“无序管理不仅削弱了纪律性，还模糊了每个人在合作劳动中的责任。”科瓦列夫斯卡娅这样写道：

工程技术人员很难将人员分组展开工作，甚至说他们对此无能为力，这样便削弱了相关标准的执行。“人员疲惫不堪”，设备、机器老化，工作机制退化，机械用具缺失，所有这一切大家心知肚明。简而言之，建设机制中普遍存在的弱点表现得更加严重。恰巧又赶上经济结构调整，众所周知此轮调整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意识的重塑。28

科瓦列夫斯卡娅等待着别人的反馈，可是无论普里皮亚季，还是基辅都无人回应。普里皮亚季官员在意的是，像科瓦列夫斯卡娅这般调查式的新闻报道，揭露高级官员不当之处的做法真是制造麻烦。有传闻她将被开除出党，如此一来，她就很难再继续记者的职业生涯。然而，至少当下仍无人在意她。世界媒体直到一个月后的1986年4月26日，才会发现这篇文章和写作它的记者。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