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传统史学的确立与文化问题
孔子与中国史学传统
孔子作《春秋》，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件大事情。《春秋》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编年史，记载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二百四十二年史事，大致有一万五千余字。内容主要是各诸侯国之间聘问、会盟、战争等政治事件，也有关于自然现象的记录，如日食、水旱、虫灾等。它记事的特点是十分简略，文字最少的一条只有一个字，如“雨”（僖公三年夏六月），或“螟”；也有二三个字的，如“城郓”（成公四年冬）、“宋灾”（襄公九年春）、“公如齐”（宣公五年春），一般不过十字左右。记载最长的一条也只有四十五字，如：“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1]虽然记载得很简略，但它对史学的发展却影响深远。自《春秋》成书以后，对它研究评论的著作多达数百种。褒奖的人对它推崇备至，甚至把它神秘化。也有人对它批评，如宋代王安石直斥它是“断烂朝报”，贬低它只不过是片断留下来的诸侯国之间赴告的文书而已，没有多大价值。还有的人认为《春秋》完全是鲁国史册原文，根本否认孔子曾加以编次修改。那么，究竟孔子与《春秋》关系怎样？《春秋经》对于史学发展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孔子依据鲁国史册，修成了《春秋》，对于这一点，从汉代以来绝大多数学者都没有怀疑。《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所说：孔子“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2]这段话一般就认为是权威意见。“论”即整理、编次，“论史记旧闻”指通过整理、编次来表明自己的褒贬是非，“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是指对旧史删繁就简，当然有的是袭用鲁史旧文。
以上三种情况，都可以从《春秋经》与若干现在还可见到的鲁史旧文相对校中得到证实。有的是对鲁史原文作了文字上的润饰，如《公羊传》庄公七年载：“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春秋经》所记载为：“星陨如雨。”
有的是《春秋经》修改了原文，如：《左传》襄公二十年载诸侯之策（即诸侯的史册所记载）：“孙林父、宁殖出其君。”《春秋经》则书为：“卫侯衎出奔齐。”
当然有的是袭用鲁史原文，如《礼记·坊记》载：“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春秋经》书为：“九月甲子，晋侯佹诸卒。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又如《韩非子·内储说上》载：“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陨霜不杀菽……”《春秋经》僖公三十七年书为：“冬十有二月陨霜不杀草，李梅实。”
以上这些事例证明：《春秋经》确有鲁国史册作为依据，而由孔子按照一定的观点、体例，加以删削、改写，所以称孔子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是可信的。孔子作《春秋》，成为中国史学第一部重要著作，它从多方面创立了中国史学的传统，被司马迁所直接继承。
第一，孔子开创了私人修史的传统。
我国自西周至春秋时代，学术文化的局面产生了极大的变化。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文化知识被贵族阶层所垄断。到了春秋时期，社会变动剧烈，周王室威信迅速下降，政权下移，先后出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和“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各国间的战争和交往频繁。这一切，使旧的社会秩序崩坏了，新的社会力量也兴起了，“士”阶层成为活跃的力量，孔子就是新兴的“士”阶层的代表人物。他有志于政治，周游列国，但是始终不得志。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讲学，先后所教的弟子有三千人。孔子开创私人讲学的新风，打破了西周以来“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使学术文化扩大到民间，这在历史上很有进步意义。与此相联系，他编次《春秋经》，即开我国私人著史之先河。
我国自古重视官方历史记载，故称“君举必书”。在西周、春秋时代，周王室和诸侯国君确已有不少史书，如《吕氏春秋》说到周王室有《周书》，[3]《左传》说到郑国有《郑志》，[4]又有《郑书》。[5]《孟子·离娄下》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可见晋、楚、鲁三国都有官方历史记载，名称虽不同，性质却是一样的。这些说明周王室和郑、晋、楚等国都有官方史册。《墨子》中说“吾见百国春秋”，则是对各国官方史册的总称。所有这些官方史册，都是秘藏在官方府库之中，一般民众根本无法见到，历史知识被官方所垄断。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桎梏，教育大量学生，他依据鲁国史册，编次成《春秋》一书，便是他教学的内容之一。众多的学生从孔子这里学习了历史知识之后分散到各地，就把历史知识带到民间。这是孔子的巨大功绩。章炳麟说得好：“《春秋》所以独贵者，自仲尼以上，《尚书》则阔略无年次，百国春秋之志，复散乱不循凡例。又亦藏之故府，不下庶人，国亡则人与事偕绝。……是故本之吉甫史籀，纪岁时月日，以更《尚书》，传之其人，令与《诗》《书》《礼》《乐》等治，以异百国春秋，然后东周之事，粲然著明。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夫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6]这是结合社会演进和学术文化发展背景而作的精辟论述。在孔子作《春秋》以前，历史记载缺乏系统，又藏在官府，民众无法见到。是孔子修成私人历史著作，才把历史知识从王宫府库中解放出来，民间才能据以学习，历代人们才能明白春秋时代的史事，不然将是混沌一团！
孔子开创的私人著史风气，首先在先秦儒家学派产生巨大反响，因而出现了《春秋》三传，其中，《左传》代表着从记载史事上对《春秋经》加以补充发展，把私人著史继续向前推进；《公羊传》《穀梁传》则代表了着重从解释《春秋经》的文辞和“史义”上加以发挥的一派，至西汉时期成为显学。由于孔子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伟大代表，我国第一部私人历史著作即出于其手，这就极大地吸引后代学者把私人著史视为“名山事业”，要藏之名山，流传后代，往往以几十年时间呕心沥血撰成史著。司马迁便是自觉地继承孔子事业而以史学名家的第一人。
第二，重视“史义”，使史学与社会实际紧密联系。
所谓孔子修《春秋》的笔削，是指孔子并不单纯记载史事，它的遣词用字体现出一套褒贬书法。这就是《春秋经》的“微言大义”，借此表达孔子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见解，寄托社会理想。后人称为“以绳当世”，“立天下仪法”，“为后王制法”。
例如，春秋时期周王室式微，其地位降到等于一个小国，只好依附于强大的诸侯。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践土之会，是周王应晋文公之命赴会。孔子反对这种以臣召君的做法，主张维持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因而采取隐讳的书法，记载为：“天王狩于河阳。”用这种寓含褒贬的记事手法，寄托孔子希望恢复西周时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理想。孔子对于春秋后期大夫专政的局面同样不赞成，当鲁昭公被季氏逐出鲁国以后，只好羁留在黄河边上的乾侯（今河北省成安县境），在这段时间《春秋经》每年书曰：“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表明仍然尊鲁昭公为国君。
又例如，同是一个大夫被杀，因记载的文辞不同，表示的褒贬就不同。《春秋经》隐公四年记：“卫人杀州吁于濮。”《公羊传》解释说：“其称人何？讨贼之辞也。”《穀梁传》解释说：“称人以杀，杀有罪也。”说卫人杀州吁，意思是卫国人都主张杀州吁，所以表示州吁有罪该杀。《春秋经》僖公七年载：“郑杀其大夫申侯。”《公羊传》解释说：“称国以杀者，君杀大夫之辞也。”《穀梁传》解释说：“称国以杀大夫，杀无罪也。”说郑国杀其大夫申侯，则只是说郑国国君个人杀了申侯，被杀者就不一定有罪或至少是杀非其罪。像这类书法上只有微妙的不同，称人称国只有一字之差，而含义却有有罪与无罪的区别。
《春秋经》中还有表达更特殊褒贬含义或讳饰的书法，如，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所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杀晋国君的人，表面上看，是晋大夫赵盾，实际上是赵穿。但赵盾身为晋国执政人物，见局势不妙逃出国都，却没有离开晋国国境，回来以后又不及时讨伐赵穿，所以认为他负有弑君之罪。
在历史记载中用“书法”表示褒贬善恶，对将来起惩戒作用，这种做法本来是各国史官所常用的。《左传》中就有“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的说法。[7]《春秋经》记“晋赵盾弑其君”也是采用晋国史官董狐的书法。《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穿杀灵公于桃园。宣子（即赵盾）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这位晋太史便是古代著名的敢于直笔的史官董狐，被孔子称赞为“古之良史”。《春秋经》中把这种原来已受重视的褒贬书法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运用得更加自觉和更有系统。这就使历史著作同政治生活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春秋经》重视褒贬大义的做法，同《论语》中表达的孔子十分重视“正名”是一致的，目的即在“正名”，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历史上大量事实证明，等级制是封建社会的特点。孔子的学说提倡维持等级名分，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特别受到尊崇。第一个对孔子的《春秋》笔法作充分阐扬的，是儒家巨擘孟子。按照他的总结，孔子修《春秋》是了不起的大事，其功可与“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相等列。他还论述《春秋》寄托着孔子的政治理想：“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是认为：孔子因目睹王室衰微，原有的礼乐制度、等级名分陷于崩坏紊乱，恐惧日后情形越发不可收拾，他要挽狂澜之既倒，于是采取修《春秋》的方式，以褒贬为手段，明是非，别善恶，要使社会恢复到所谓“天下有道”的局面。孔子这样做，是针砭世事以垂法后人，虽无天子之位，而行“天子之事”。并认为《春秋经》的褒贬手法有极大的政治影响，故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8]孟子还总结《春秋》中有史事、史文、史义，而最重要的是“史义”，这是孔子所特意灌注进去的。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9]这段话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认为《春秋经》产生于周王室失去号令天下的地位、社会处于大变动时期，同上文所说“孔子惧，作《春秋》”相照应。二是指出《春秋经》不是普通史书，人们应该特别重视其中所曲折表达的孔子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思想，体会其中的“微言大义”。孟子的论述，大大提高了《春秋》在儒学总体系中的地位，阐释了《春秋》所包含的孔子的政治观点具有治理国家、纲纪社会秩序伦理的非凡作用，也说明精深的义理乃是史书的灵魂所在这一深刻道理。此后封建社会中人们长期认为《春秋经》的褒贬对于政治荣辱、人生价值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在汉代，董仲舒将《春秋》与西汉政治相结合，使春秋学大为盛行。而从史学发展说，司马迁把孔子著《春秋》视为神圣的事业，认为《春秋》对政治具有巨大的力量，称“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10]他本人自觉地继承孔子的精神，同样通过著史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这就进一步奠定了中国史学直面社会、同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优良传统。近代史学家梁启超讲：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根本观念，传自孔孟”，[11]即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特点。
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孔子用春秋书法寄寓褒贬、维护等级名分，其中确有不少是保守性的东西。春秋笔法中还讲“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更与孔子所赞扬的史家“直笔”精神相矛盾。如隐公十一年，鲁隐公被弑，而记为“公薨”。又如鲁桓公与齐侯会于泺，齐使公子彭生杀桓公，而《春秋经》记为“公薨于齐”。像这些地方都反映出孔子历史观中保守的一面。但同时，在《春秋经》中我们也可以发掘出孔子历史观的进步面，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两项：
一者，孔子怀恋周天子享有崇高地位的旧秩序，但又承认历史变化的新内容。《论语》中嘉许管仲相桓公称霸，《春秋经》中也对齐桓、晋文争霸的史事多加记载，反映出孔子对他们抑制楚国力量北进、稳定中原局面深为赞许。对于齐桓公，从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救燕），到僖公九年葵丘之盟，十四年中，记载齐桓公的史事共有二十二条。其中僖公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夏，……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郑重地写出齐桓公取得霸主地位，表彰他抑制了楚国势力北进的功绩。对于晋文公，仅在僖公二十八年这一年之内，接连记载晋文公一战胜楚、取威定霸、盟于践土等共七件史事，同样表示赞赏。这些记载，都反映出对大国争霸局面的承认和赞赏。对于君臣关系，《春秋经》并不主张对于君必须绝对服从，它讲“君君臣臣”是相对的，若君不君就不能责备臣不臣。如，鲁春秋原来记载“孙林父、宁殖出其君”，这是罪责臣下；《春秋经》改为“卫侯衎出奔齐”，[12]则是责其君咎由自取。所以《左传》解释《春秋经》的凡例，说：“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凡民逃其上曰‘溃’。”[13]这又是孔子历史思想进步性的一面。
二者，《春秋经》还反映出东周以后历史观上重视人事的进步倾向。由于这一时期社会的剧烈变动，产生了与旧的尊天、迷信思想相对立的怀疑思想。在历史观上，神的作用更加缩小，明显地产生了重视人事的思想。《春秋经》记的是各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以及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在《春秋经》中，没有像《雅》《颂》那样的鬼神气氛，也没有像周、齐、宋、燕等国史册那样详记鬼神故事。它也记水、旱、雪、霜、地震等，这都是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来处理的。它偶尔记一下奇异的现象，如“六鹢退飞”之类，这是记当时天空中少见的现象，六只鹢遇到大风，不能往前飞而往后退。《春秋经》的这类记载，司马迁有极其中肯的解释，“纪异而说不书”，[14]只记特异的现象，而不宣扬迷信说法。在春秋时期，朝聘、会盟、征伐、城筑等，本来无一不是跟宗教活动密切联系的。但《春秋经》却从神秘的空气中游离出来，专从人事的角度去记载这些事情。这样把历史跟神话和宗教分开，是《春秋经》的一个重大贡献。这种重人事的观点同反映在《论语》中孔子不宣扬迷信的态度是相符合的。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15]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6]孔子的弟子也说：“子不语怪、力、乱、神。”[17]不讲迷信的朴素的唯物观点在当时是可贵的进步思想，给后代进步学者以深刻的影响。西汉至东汉初年，是鬼神迷信盛行的时期，司马迁和班固著史，却继承了孔子从人事角度看待历史、不宣扬迷信的观点，因而形成中国史学人文主义的优良传统。
《春秋经》记鲁国十二公的史事，时代离得越近，记载得越详细。这体现出孔子详近略远的观点，对后世史学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论语》中还记载有孔子关于古代历史的言论，其中也包含有值得重视的观点。孔子对古代历史的发展，有自己的看法，其中包含着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变革性的看法。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8]这里的“礼”指制度。孔子认为殷、周两代的制度，都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所损益（即变革），并且认为后代的情形也是这样。这说明他重视历史传统，又承认在继承中要有所变革。孔子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9]这是说西周的典章制度的发展和进步，是吸收了夏、商两代的历史经验而取得的。这也是对历史发展的正确看法。但孔子留恋西周旧的秩序，则是其严重局限性。《论语》中还记载了孔子评价古代圣贤尧、舜、禹，以及春秋时期齐桓、晋文等历史人物的言论。这些，对于增进我们祖先的历史意识也都起了促进作用。
第三，立了史法，开创了按照一定体例编撰史书的传统。
《礼记·经解》总结《春秋经》的作用和特色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属辞”，指遣词用字，即为了表达不同的爱憎褒贬而采用一定的书法。上面所举《春秋经》的褒贬大义，都属于这一范围。其他讲究运用书法的还很多。同是记杀人，有杀、弑、尽杀、诱杀、歼等不同的写法。同样是记战争，有伐、侵、袭、战、围、取、执、溃、败等不同的写法，各有不同的含义。例如伐、侵、袭三种书法不同的含义，据《左传》解释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20]三个字区分了大张旗鼓作战、不敢造成声势和小规模用兵三种不同的情况。《左传》作者还总结《春秋》的特点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21]主要也是从遣词用字做到词句含蓄而意思明显，史实记载下来，含义却很隐晦，措辞婉转曲折等书法上的特点。
“比事”则指按一定体例编排历史事件。《春秋经》记载虽简略，但它却树立了编年体史书的记事方法。杜预将这种方法总结为：“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22]这样记载，年、月、日时间明确，而且规范化，这是经历了相当长过程而形成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已有用年、月、日记事的方法，但那时时间顺序还不甚明确，一般以月、日在前，以年在后，王国维在其《洛诰解》一文中总结说：“书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间记事之体”，“周初之器，或先月后日，然年皆在文末。知此为殷周间文辞通例矣”。[23]《尚书》属于西周时代的作品，也仍未确定方法，其中的作品有的先日后月最后记事，有的只记月、日而不记年，也有只记年，或只记月，或只记日。到了《春秋经》产生时，才确定了按年、月、日的顺序记事的方法。这就为后代编年史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没有史义和体例，只能属文献资料，是“记注”而不是“著作”；只有灌注了历史观点，又按照一定体例编撰，才称得起为“史学”。由于孔子编修《春秋》，中国才有第一部史学著作，这样说绝非过誉。司马迁对《春秋经》在编撰体例上的成就，同样十分钦仰，他在《史记·三代世表》序中说：“孔子因史文（即鲁史原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24]称赞《春秋经》体例上谨严和完整，做到厘清了历史发展的年代、次序，严格地按年编排，并清楚地记载重大事件发生的四时、月、日，这样春秋时期的历史便详实有据了。《史记》在编撰上的宏大规模和成熟体例，正是继承《春秋经》重视体例的传统，吸收了先秦史学在编撰上的成就，并大大加以发展而产生的。《春秋经》又是我国发达的编年体史书的源头，此后出现了像《汉纪》《后汉纪》内容更丰满的著作，以及辉煌的巨著《资治通鉴》，体例上不断发展，但追根溯源，《春秋经》的属辞比事则真正具有创始的意义。
第四，创立了重视文献，加以访求、考订的传统。以后司马迁大力发挥，形成了体现实事求是精神的考信方法。
鲁国在西周初年是周公旦的封国，本是西周政治文化中心之一，保存有大量宗周的历史文献。这就使孔子从小受到古代文化的熏陶。到孔子三十多岁时，他又到周王室观书，向担任守藏史（相当于王室图书馆或博物馆馆长）的老聃学习礼制，所以孔子对制度文献有渊博的知识。他自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25]又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26]都是强调他对于文献历史知识孜孜不倦地学习和探求，并且自信其兴趣和毅力远远超出于常人。同时，孔子又一再告诫人们：对于文献、历史知识，绝对不能凭主观臆断，而应该“多闻”“多见”“多识”，虚心地、广泛地学习，然后慎重地选择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对于并不明白的东西，就先予保留。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27]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28]“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29]孔子讲这些话，总结了他一生钻研历史文献的经验体会，讲出了根据确凿事实才下结论的真理。他叮嘱人们务必做到有几分事实，下几分结论，不要不懂装懂。孔子这些有关治学的宝贵格言，对于主观武断的不良学风无疑是一剂良药，同时也是儒家实用理性精神的突出体现。
好学精神和严谨的学风，使他对于古代制度相当熟悉，所以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30]对于夏、殷两代的制度他都知晓，同时慨叹历史文献的不足，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文献来加以印证。其他先秦文献中，还记载有几项有趣的故事，说明孔子对于历史文物确有丰富的知识。
孔子来到陈国，恰好在那天，陈国的上空忽然出现有一些隼（鸷鸟），过了一会儿，又聚集在宫廷附近死了。一看都是被楛矢射穿了，楛矢为楛木箭杆，石箭镞，长达一尺八寸，陈国人都没见过。陈惠公派人去问孔子，孔子说：隼鸟来得很远啊！这是肃慎国（在今天辽东境内）的楛矢，从前周武王克商以后，同边远的“蛮夷”民族有了往来，要求他们各自贡献土特产，肃慎国进贡的就是这种楛矢。武王为了庆功和奖赏诸侯，就把这种贡物赐给陈国了。你们可以到王宫府库中去找找。后来果然从王宫府库中找到一模一样的楛矢。这件事见于《国语·鲁语》。这一典型事例，说明孔子对历史文物有很高的鉴别能力，又能说明它们的渊源和沿革。
由于孔子对历史文献的高度重视和教育学生的需要，他对于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献作了大量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论语》书中记载了孔子十分留心夏、商、周三代的典章，指导学生学习《诗经》《尚书》及礼乐制度。《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删订儒家六经（《诗经》《尚书》《易经》《礼》《乐》《春秋》），是可信的。孔子在整理历史文献方面，同样做了创始性的工作，并且由此形成了我国史学家重视搜集文献和加以慎重考订的优良传统。“多闻阙疑”成为历代优秀史家自觉遵从的基本原则。
《春秋经》在史料上的可靠性恰恰证明孔子在书中贯彻了他所提倡的“多闻阙疑”的原则。近代天文学家的研究证明，《春秋经》关于日食、“星陨”、星象的记载，许多都跟用近代科学方法推断的相符，是中国和世界天文学史上的珍贵史料。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近代学者王韬所著《春秋日食辨正》《春秋日食集证》，现代天文学家朱文鑫所著《历代日食考》，陈遵妫先生所著《中国天文学史》。他们的研究证明：《春秋经》所记三十七次日食，有两次“比食”（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襄公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当属错简外，其余三十五次日食，有三十二次经过用近代天文学的科学方法验证是可靠的，误记的只有三次。又，庄公七年所记“夏四月辛卯，夜半星陨如雨”，则是公元前687年3月16日所发生的天琴星座流星雨纪事。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这些有力地证明孔子修《春秋》所据材料的确凿和考订上的审慎。
[1]《春秋》定公四年春三月。
[2]《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中华书局，1959年版。
[3]《吕氏春秋》卷十三《有始览》“听言”。
[4]《左传》隐公元年、昭公十六年。
[5]《左传》襄公三十年、昭公二十八年。
[6]章太炎：《国故论衡》中卷《文学七篇》“原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7]《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8]《孟子·滕文公下》。
[9]《孟子·离娄下》。
[10]《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79页。
[12]《春秋经》襄公十四年。
[13]《左传》宣公四年、文公三年。
[14]《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
[15]《论语·雍也》。
[16]《论语·先进》。
[17]《论语·述而》。
[18]《论语·为政》。
[19]《论语·八佾》。
[20]《左传》庄公二十九年。
[21]《左传》成公十四年。
[22]杜预：《春秋序》，《春秋左传集解》，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23]王国维：《洛诰解》，《观堂集林》卷一，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0页。
[24]《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
[25]《论语·公冶长》。
[26]《论语·述而》。
[27]《论语·述而》。
[28]《论语·为政》。
[29]《论语·子路》。
[30]《论语·八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