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篇 文化视角·比较研究
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
一、视角的转换
历史学的内容是什么？
它是以往生动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反映，昨日激荡风云的记录，而绝不是僵死的事实的收集；它是人类对自身活动成败得失的反思，而绝不是重复老掉牙的故事或沉溺于无谓的考证。因此，这门学科有理由要求人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历史记载有奔腾的生命在，可让我们真实地知道今日现实状况之所由来；历史记载中又闪耀着人类智慧之光，可使我们避免前车覆辙，认清未来的方向，以帮助推动时代前进。
文化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在观念意识上的反映，历史学自然是文化现象的一种。但历史学的意义又决不局限于此。由于历史学本身是过去社会生活的反映，所以，它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按照一些当代学者的观点，文化可以包括平民大众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和代表一个时代智慧高度的学术思想两个不同层次。社会心理、风俗习惯是形成学术思想的基础，而后者又最终对前者起引导、提高的作用。——而这两项，平民大众的心理、习俗和特出人物的学说主张，大量的正是靠历史典籍记载下来的。
根据上述两项界定，以记载过去的人类活动为对象的历史学，它跟文化学和其他学科有着多向性的联系，它跟一个时代的文化走向、社会思潮尤其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这就是历史学内涵丰富的综合性的特点。可是，以往长时期内我们对历史学的看法，却是基本局限于单科性的狭隘范围之内，未能重视它与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的密切联系。造成这种状况，重要原因之一是近代以来过分强调学科门类的划分，不注重学科之间的互相联系、贯通。近代以来各个学科门类的出现和明确划分，固然是认识史上的巨大进步，促使了各门学科趋于精密和系统化。然而，毋庸讳言，过分强调学科之间的界限，便削弱了学科之间本身固有的联系，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对于历史学来说，忽视一部优秀史著的产生与当时社会思潮、文化走向的关系，更会严重障碍我们揭示出这部优秀史著的灵魂，捉住书中跳动的时代的脉搏。近年来兴起的文化史研究，对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民族心理、文化价值观念相互间的关系作宏观的整体性考察。这种重视“整体性考察”的思路，正好弥补我们以往研究史学的不足。从以往局限于本学科范围的研究，到注重从文化视角作整体性研究，是一种“视角的转换”，有助于开阔思路，推进我们的认识。本书即试图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对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探索。
我国古代本来就经史不分、文史不分。《春秋》是编年史，又是儒家奉为至尊的经典；在《春秋》影响下产生的三传，是儒家基本典籍，又是历史著作。《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巨著，但在《汉书·艺文志》中也列在“六艺”（即儒家经典）中的“《春秋》类”。经史分途，是由于晋以后典籍大量增加，经过几百年的酝酿，至唐初才确定下来。经与史、文与史原先长期不分，既反映出学术文化发展处于比较古朴的阶段，同时也反映出这些学科部门之间本来就互相贯通，无法截然分开。经、史、子、集四部明确分开之后，许多学者的著作，仍兼具经学、史学、文学不同方面的内容和价值。譬如，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是一部史书，但他又以《春秋》自比，书中有许多关于社会伦理、道德的议论。章学诚《文史通义》更是有意识贯通文史加以考察，并且开宗明义，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认为经书也是记载历史的资料，对经书应从史的角度来研究它。
由此之故，包罗万象、囊括丰富便构成中国史学特点之一，这从一些优秀史著的内容和著名史家的认识都有明显的体现。司马迁的不朽巨著《史记》，囊括了异常丰富的内容，把当时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学术发展、文化成就，都置于历史考察范围之内，不仅记载了政治、经济、军事、人物活动、民族关系，而且记载了典章制度、学派活动、文化思想，以至于天文地理、河渠工程、医药卜筮等。因此《史记》才被近代学者评价为：对于先秦以来各学派的精华，“皆能咀嚼而融化之”，成为“上古学术思想之集大成”。[1]至今仍是我们研究先秦和汉代文化的基本文献。继《史记》之后产生的纪传体史书，尽管成就有大小，见识有高低，但大多记载广泛、内容多样。受到这种学术氛围的长期熏陶，龚自珍形成了史家应该学识广博、善于反映出社会生活各方面生动情状的著名论点，这就是《尊史》一文中所讲的史家应做到“善入”和“善出”：“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何者善出？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联事焉，皆非所专官。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优人在堂下，号
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可谓出矣。”[2]近代梁启超也发挥了这一观点，他设计的“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的“新史学”，认为需要做到：“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3]因而设想内自乡邑的生活情状，外至五洲大事，上自远古石器时代，近至昨日、今日的新闻，都应成为史家研究和取材的资料。
总之，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既是当今推进学术研究的需要，也符合于中国史学的内涵和自身特点。我认为，这样做实有多方面不容忽视的意义。
二、进一步总结发扬史学的精华
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等于向丰富的史学遗产投射去新的光束，能使我们探寻到更多的宝藏。即令对一些早已熟知的名著，我们转换一下视角，结合文化走向、社会思潮来观察，也能发现以往尚被掩盖的真价值。
譬如，对于《史记》这部名著，两千年来对它的评论、研究可谓多矣！清代以前学者们对它推崇者很多，写有许多论著谈论《史记》。所做的工作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字的解释和史实的考订；二是有关体裁体例得失的评论，和对《史记》某些篇章写作旨趣的探讨。进入近代以来，研究《史记》进展到以评论司马迁史学思想和著史成功经验为主。所有以往的有价值的论著无疑都为研究这部名著做出了贡献。但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一直未被足够注意，即《史记》的产生与西汉时期社会思潮和文化走向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三项：一、自秦亡至西汉建立，新生的西汉国家扫除秦的苛政，恢复生产，休息民力，因而达到强盛，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司马迁著史正处在这个上升和强盛的时代。二、从社会思潮看，自汉初以来，儒学的地位逐渐提高，所以才导致汉武帝尊儒政策的提出。三、汉初曾存在百家并倡的局面，战国“子学时代”余波荡漾，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从文化走向看，是由多元文化格局向实行文化专制的重大历史转折。司马迁的著史宗旨和思想体系，是同上述社会文化背景直接联系的，其观点，在《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孔子世家》《儒林列传》《货殖列传》《平准书》，以及《高祖本纪》《管晏列传》《匈奴列传》等篇的赞语中有集中的反映。他著史是以“继《春秋》”自任，要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构成自己独立的学说体系；他对孔子是很尊崇的，儒家在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同司马迁记载孔子的历史功绩分不开，但同时，《史记》又广泛记载道、法、纵横、阴阳等各家学说，具有拥抱全民族文化的广阔胸怀；司马迁对汉代的功业是高度赞扬的，但同时，他又勇于反映平民阶层的政治要求，揭露和指摘封建政治的阴暗面。我们从文化视角作进一步的研究，对于更充分地评价《史记》在西汉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对于认识《史记》为何具有如此久远的生命力，显然是大有益处的。
再如，清代乾嘉朴学盛极一时。尽管其学术成果对近代以来学术界裨益极大，但在评价上，乾嘉学者却往往受到“逃避现实”“比起清初经世学风是一种倒退”的讥评。王鸣盛所讲治史“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4]尤其被作为错误方向的典型而屡受贬责。然而，我们若从文化走向的视角考察，则能获得新的认识。乾嘉朴学盛行，是我国学术文化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一次繁荣。从文化源流看，朴学兴起有其远因，即：古代典籍在久远的流传过程中造成许多错讹、缺漏、佚失、记载歧异，客观上需要作一次全面的整理，这种考证工作，宋代学者已开其先；其近因，是清初学者鉴于明人学术空疏，提倡崇实致用的学风所引发。康、雍、乾三朝封建经济的繁荣则为学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清代统治者提倡整理典籍和文化专制政策，又从积极和消极方面给以促进和制约。在朴学时代，清初经世致用的一面固然因时代的限制而褪色了，但是大规模经史考证的兴起，仍是学术文化向前发展的标志。所以考证盛行，是“时代使然”，虽或趋于烦琐，“但罪不在学者”。[5]至于王鸣盛的议论，也应联系清代务实学风对宋明理学空谈的批判，联系王鸣盛同时代人的议论，才能洞悉原委。他的主张的要义，在于“务求切实”，这是有的放矢，针对宋明以来学者长期存在的弊病而发。宋明时期出现了大量所谓“史论”“史评”，往往只取史实的某一点而横生议论，借题发挥。宋代王应麟对此已提出批评，而至明代仍大有泛滥之势。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直斥这类史论为“百家谰语”，“此是彼非，互滋簧鼓”，“凿空生义，僻谬不清”。[6]史学要进步，就要从宋明人的流弊中解脱出来。王鸣盛相当自觉地担负了这一时代责任。他反对的是凭主观臆断的“空论”，而不反对结合史实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是非曲直，他认为后者即属于“考其事迹之实”的工作。《十七史商榷》中，恰恰有许多对历代重要制度、事件的探究，发表注意国计利害、同情人民疾苦的议论，并能自觉地追求历史记载的真实正确和明晰可信，这些正是朴素理性精神的体现，也是王鸣盛史学中最有光彩的地方。
三、促进史学更加贴近社会生活
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还会使我们在“史学应贴近社会生活”这一方向性问题上得到深刻启示。历史包含着刚刚成为过去的社会生活，而今天的现实是历史的发展。所以，历史与现实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对历史问题的正确阐发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在转折时代产生的优秀历史著作，往往是历史家在长期现实生活中痛切感受到存在矛盾或问题，以反思历史的形式把它们提到人们面前，并且通过总结经验寻找解决办法，时代精神的灌注才使这些著作历经漫长年代而仍然闪射出光彩。从文化走向、社会思潮进行考察，就能深化我们的认识。
人们熟知，顾炎武《日知录》一书影响了清朝一代学术的趋向。但它又是融汇了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史论，这点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顾炎武生活在“天崩地解”的年代，一生为国家民族的命运焦虑忧戚，《日知录》是他三十年心血之所萃。书中大部分内容是围绕两个中心展开的：一是要求变革政治，大胆抨击封建专制的严重积弊；二是高扬反理学旗帜，力求挽救明代衰颓的学风。这两项，正是时代精神之所集注。中国封建社会到了明清时期，已经病入膏肓，专制主义早已成为社会前进的严重桎梏，土地兼并、财政危机、吏治腐败等无不恶性发展。在思想、学术领域内，理学长期盛行，使士大夫沉溺于性理空谈，明代心学泛滥，文人更陷于极端唯心主义的禅学或顿悟，致使形成“人人禅子，家家虚文”[7]的畸形社会现象。时代对文化思潮的要求，是用批判的手段启导人们认识封建专制的痼疾，扫荡空疏腐朽的学风。顾炎武正是自觉地执行了时代的要求。他强烈要求变革政治，大声疾呼：“法不变，不可以救今已。居不得不变之势，而犹讳其变之实，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8]他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专制政体，故大胆指责说：“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违’。”[9]在“郡县论”中指出“郡县之敝已极”，症结在于“其专在上”。[10]这些言论都直接指斥两千年专制政治造成的祸害。顾炎武在《日知录》的许多篇章引古证今，对封建制度下官制、选举、边防、土地兼并、财政、赋税等问题，都提出了改革主张。对于封建政治下造成的“无官不赂遗”，“无守不盗窃”，“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11]揭露尤其深刻。他中肯地指出明朝由于“搜括不已”，造成“外库之虚，民力之匮”，由来已久，以至灭亡。[12]由此顾炎武得出封建政治恶浊的一条规律：贪污受贿，必然导致整个统治集团的腐烂，“欺君误国，必自其贪于货赂！”[13]他又特意写了“除贪”“贵廉”两条，论述治国要务是严惩贪赃官吏，有效地实行廉政。[14]
基于对整个封建政治史的反思，顾炎武提出了区分“亡国”与“亡天下”的光辉思想：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5]
他认为专制皇朝的灭亡，是统治集团腐败所造成，不足痛惜。因而启导人们将民族命运与皇朝更迭二者区分开来，号召人们关心民族的生存！这意味着与二千年来严重禁锢、毒害人们头脑的“君权神圣”“效忠朝廷”的封建主义最高准则勇敢地决裂，标志着在明清之际时代剧变的刺激下进步人物达到了思想的解放，因而具有近代启蒙的意义。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爆发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呐喊，愤怒声讨专制帝王“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16]顾炎武读了这部著作后致书黄宗羲，欣喜异常地表示两人志同道合，并说“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17]理由正在于此。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上，《日知录》与《明夷待访录》两部史论交相辉映。
在学风上，顾炎武以拨乱反正、转移天下风气为己任。[18]他痛斥明代文人空谈误国：“刘石（一作五胡）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19]这里明确提出吸取明亡教训，要扫除醉心于空言的恶劣风气，提倡“实学”，把儒家指导思想（“六艺”）、历史经验（“百王之典”）、研究现实问题（“当代之务”）密切结合起来。顾炎武还引王世贞的话，活画出这些空谈家满口心性而腹中空虚的丑态：“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2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顾炎武分析了理学不符合孔、孟学说本意，故非儒学正统。理学要禁绝人欲、扫灭人们心中本有之念，顾氏则针锋相对、力倡心中有欲念是天生合理的，符合“造化流行”的规律。他说：“人之有心，犹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为，其不能无扰者，势也。”他谴责理学家的说教与老庄、禅学无异，故说：“至于斋心服形之老庄，一变而为坐脱立忘之禅学，乃始瞑目静坐，日夜仇视其心而禁治之。”[21]为专制统治服务的理学禁绝人们心中的欲望，顾炎武却与之相反，强调人的欲望是天然合理的，这体现出封建社会后期正在酝酿的要求冲破思想禁锢的潮流，也是东南沿海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新事物在文化思想上的曲折反映。
顾炎武一生，始终以“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为怀，他对于结合现实问题评论历史有自觉的认识，一再提出：“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22]，“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23]。从文化走向考察，《日知录》所体现的“经世”精神和早期启蒙主义的时代特色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直到近代，这部史论同《明夷待访录》同为反抗封建、争取民主的志士们所褒扬，这就启示我们：史书必须贴近社会生活、反映时代呼声，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产生鼓舞、激励读者的战斗作用。
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在加深认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方面也有重要意义，对此下文将作专题讨论。
[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2页。
[2]《龚自珍全集·尊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0—81页。
[3]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0页。
[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十七史商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
[5]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第七十七“考据家与蠹鱼”，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88页。
[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八，“史评类”总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
[7]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五十八岁”条，国粹学报馆光绪戊申（1908）年版。
[8]《亭林文集》卷六“军制论”条，《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2页。
[9]顾炎武：《日知录》卷九“封驳”条，黄汝成集释本，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206页。
[10]《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条，《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页。
[11]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名教”条，第312页。
[12]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财用”条，第282页。
[13]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大臣”条，第319页。
[14]均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第319—322页。
[15]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条，第307页。
[16]均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17]顾炎武：《与黄太冲书》，见《顾亭林诗文集·亭林佚文辑补》，第239页。
[18]《初刻日知录自序》：“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顾亭林诗文集》，第27页）《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条：“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后贤乎！”（第439页）卷十三“两汉风俗”条：“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第305页）《与杨雪臣》：“拨乱涤污……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自信其书之必传。”（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顾亭林诗文集》，第139页）
[19]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第154页）。按，《日知录》初刻本（八卷）卷三有此条，前后对照，几乎完全重写。说明顾炎武不停留在原来认识，而对于重要问题反复思考、深入总结。
[20]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条，第438页。
[21]顾炎武：《日知录》卷一“艮其限”条，第12、11页。
[22]《亭林文集》卷六“答徐甥公肃书”条，《顾亭林诗文集》，第138页。
[23]《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八”条，《顾亭林诗文集》，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