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中华民族向以悠久的历史文化著称于世，我国文明有五千多年的久远历史，从有确切可考的文字记载的商代算起，也已有三千六百年。我们祖先以其勤劳、智慧和才华，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思想文化优秀人物。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直到明初，都居世界领先地位，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文明虽然历经劫难，却能不断再造，生命力无比顽强。祖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哺育了历代多少志士仁人，激起他们报国的高尚情怀，创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直到今天，祖国历史文化仍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教材，成为激发我们振兴中华、创造未来的力量源泉。
但是，有人却对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采取轻蔑态度，认为：传统文化到了近代已经成为惰力，只对社会前进起阻碍作用。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论点，是同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根本相违背的。近代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既是由于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受到刺激和推动而掀起，同时也是本民族自强不息、勇于进取、富于反抗精神的优良传统的发扬。近代中国的杰出人物，从林则徐到孙中山，都发扬了我们民族坚韧不拔、不畏强暴、献身正义事业的光荣传统。中国共产党的伟人李大钊、毛泽东，做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更把我们的民族精神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近代文化的潮流，也是一方面学习了外来先进文化，另一方面继承、发扬了民族文化的精华。蔑视本民族文化的人都崇拜外国，那么看看外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许多外国朋友对中国文明热情地赞扬。英国著名学者贝尔纳，为他所著《历史上的科学》中译本作序，说：“（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德国著名教育家卡尔·伯克博士也对中国文明作了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勤劳、聪明，为人类文化作出的贡献，至今令人赞叹不已。我们德国人总说，当我们的祖先还穴居在树林之时，中国人民已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倘若中国教育事业得到发展，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1]外国朋友对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寄托这么大的希望，我们当中有人反倒自轻自贱，这是十分不应该的。当然，我们对待历史传统，要坚持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于长期封建社会中专制统治、等级制度、保守意识、空谈习气等反动或落后的东西，必须坚决剔除，而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斗争，更是长期的任务。中国在近代落伍了，主要原因是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和外国野蛮侵略所造成。今天我们要发愤图强，急起直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为此，必须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如果一个民族淡忘了自己的历史，那么可以断言，它的创造力必定枯萎。世界近代史上有过的民族振兴，无不以本民族既有的成就作为出发点，把本民族的优良传统注进新的创业之中。我们阐述史学宝库中蕴含的优良文化传统，从中吸取精神营养，目的正在于创造未来。
史学在传统文化中是一门发达的学问。仅载入《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史部典籍，即多达15门类，30199卷。加上四库未收的典籍，和四库以后撰成的著作，数量更加浩巨。中国史学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确是一座丰富的宝库，从文化视角研究它，足以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增辉生色。
一、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体现
中国史学的发达，历史记载的世代相续、绵延不断，是举世无匹的。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性，即是我们民族巨大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明证。拿几个文明古国来说，古代希腊有著名的历史著述，后来没有了。古代埃及几经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所灭亡、征服，这期间没有自己的历史著述，埃及古代史上有许多无法解决的疑问，连著名的《伊浦味陈词》究竟是说明古王国末还是说明中王国末的情况，至今学者们还弄不清楚。古代印度只有宗教经典和传说，几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黑格尔说：“因为这个原因，最古而又最可靠的印度历史资料，反而要从亚历山大开了印度门路以后的希腊著作家笔下的文字里去寻找。”[2]中国跟这些国家不同，不但历史记载长期连续，而且历史一门一向备受重视。古代许多历史家把撰史视为神圣职责，统治集团也极为重视修史。从流传后代的私人著述说，有的作者际遇坎坷或者生活困顿，却仍然终生致力写史，有的是身居宰辅的高位，却仍要苦心孤诣地写作，还有的历史家呕心沥血写成几百万字的书稿被盗，又忍痛发愤从头再写。中国历史上的当权者和知识界都认为史学对于治乱兴衰至关重要。唐初李世民在诏书中说：“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3]到清代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中进一步说：“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4]则更认为史学直接关系到天下兴亡、民族存灭了。
中华民族这种强烈的历史感，其实质意义即是重视民族自身的由来、发展，并且自觉地将它传续下去。这就保证了我国历史记载千年绵延不断，并且几种主要史书体裁自古代至清代自成系列，前后相接。司马迁首创纪传体通史《史记》之后，班固继之撰成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以后历代相仍，一直到清代修成《明史》，一共完成了纪传体史书二十四部。“二十四史”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前后相接的历史巨著，共三千二百多卷，是世界各国历史著作中所仅有的。编年体史书，先有《汉纪》（荀悦）、《后汉纪》（袁宏），后有通史巨著《资治通鉴》（司马光），又有记《通鉴》以前史事的《资治通鉴外纪》（刘恕），此后补续《通鉴》之作有《续资治通鉴》（毕沅）、《明通鉴》（夏燮）。这样编年体史书也自上古至明代前后相续。纪事本末体史书，自袁枢改编《通鉴》成《通鉴纪事本末》以后，明清两代撰著甚多，著名的有：《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均系陈邦瞻撰）、《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绎史》（马骕）、《左传纪事本末》（高士奇），于是这一体裁的史籍也贯穿古今而自成系统。
我国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本身即是中华民族具有巨大凝聚力和生命力的体现，虽然经历过严酷考验，仍能重新勃发生机。值得注意的是，当历代鼎革之际，继起的皇朝都十分重视修纂前朝历史，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不例外，以此作为朝政大事。元朝至正三年（1343），即诏令纂修宋、辽、金三史。清朝入关第二年，顺治二年（1645），即下诏修明史。由于实际未进行，至康熙十八年（1679）正式设馆纂修，至乾隆四年（1739）最后定稿，历时六十年。元、清两朝如此重视修撰前朝历史，表现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于中原先进文化的认同感，当然也增强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二、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怀
我国历代有识之士有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尚情怀，故有孟子“达则兼善天下”的格言；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警句；有林则徐表明心迹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种强烈的意识在史学上有生动的体现。中国史学的创始人孔子所修《春秋》的最大特点是借助褒贬书法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伦理观念。不论我们对孔子政治观点的进步性和保守性如何作具体评价，对《春秋》笔法如何作具体评价，孔子做到史学与社会现实生活结合是没有疑问的。故20世纪初即有学者指出：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根本观念，传自孔、孟。由孔子创立的中国史学的传统，是结合社会实际而不是脱离社会实际的，是贴近社会生活的。许多优秀的史著，都表达出史家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表现出自己的政治社会观点。
司马迁著《史记》，他对汉代的功业是大力肯定的。司马迁以很大篇幅写当代史，他赞扬汉朝功德，同时认真总结、强调汲取秦亡教训。对汉朝政治而言，司马迁肯定其光明面，又批评其阴暗面，这也是伟大史家时代感和责任心的表现。他“述往事，思来者”，期望后来者实现他在书中提出的社会主张。不仅司马迁一人，汉初政论家、史论家陆贾、贾谊，至东汉政论家王充和大史学家班固，他们都一再分析秦亡教训以向当权者提出惩戒，且又对汉朝的社会进步大加褒彰。两汉时代这些史著和史论作品都是同现实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一两千年后仍然显示出其生命力。
范晔著《后汉书》，贯串着激浊扬清的精神，“抽其芬芳，振其金石”，[5]也是贯彻以自己的政治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杜佑著《通典》的目的，是为了“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6]寻找“匡拯之方”，让史学直接为政治变革服务。它产生的背景，是因为自秦汉至唐，封建的政治、经济、刑法、礼乐等制度已经全面建立和成熟起来，引起了史家的重视和研究兴趣。而国势显赫的唐王朝，经过安史之乱，一下子陷入衰落破败，形势的变化刺激人们寻求改革办法，救治社会弊病，因此促使杜佑立志探索历代制度沿革，总结经验教训。于是在历代史志的基础上，发展成为这样一部详述制度沿革、贯通古今的巨著。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重大事件、重大问题，反思封建政治的得失。他著史时，正是北宋建国后八十多年的兴盛时期，他认为当此之时最高统治者如何处理好国家大政乃至为关键，因此感慨地说：“为天下富庶治安之主，以承祖宗光大完美之业，呜呼，可不戒哉！可不慎哉！”[7]为了便于取鉴，他在《通鉴》之外，又编撰了简本《稽古录》进呈，让君主清醒地警惕“覆辙在前”。[8]司马光认真总结封建政治的经验教训，突出地提出“用人”问题是“人君之道”，即治理国家的根本大事，认为：“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适，任之欲专”；“听其言，必察其行；授其任，必考其功”；“赏不私于好恶，刑不迁于喜怒”。[9]要求君主任用真正的贤才，不拘于一格，择贤能而用，既充分给予信任，又要认真考察他的政绩，做到奖赏公平，不迁就姑息。这些都属于对封建政治的总结，颇能切中肯綮。《稽古录》还讲到“人君之德三”：仁，指行德政，重安民；智，指眼光锐敏，明辨是非；武，指处事果断、坚定。《资治通鉴》是通过叙述历史事实来总结。两部书体裁、详略有别，撰著的宗旨相得益彰。司马光的政治历史观点中有保守的一面，又有大量确有见地，总结封建国家治国安民利弊得失的一面，以往我们对前者批评得多，对后者发掘总结还很不够，今后需要加强。
三、朴素理性精神的发扬
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具有朴素理性精神的特点，它在孔子学说中已经提出了一些基本命题，而在后代得到发展和丰富。孔子重人事轻鬼神，重视安邦治国，不渲染神秘主义，故《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0]孔子所修《春秋》也只记灾异现象而不宣扬迷信。后代严肃的学者即可发挥孔子这些观点，去抵制神学迷信的浊流。孔子又提倡研究客观事物，重视根据，重视文献，反对主观臆断和固执己见，故《论语》中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1]孔子论古代礼制，强调要依据文献，文献不足则不随意猜测。这些观点也被后代学者所发展，因而汉代著作中便总结出“考而后信”“实事求是”[12]一类治学处事的原则。后代许多有识有为之士重参验，重调查，提倡广参互证、无征不信，反对虚妄蒙蔽，都是循由这一认识方向向前推进。由于封建时代的限制，传统文化中的理性精神未能发展到科学理性主义的高级阶段，但前者与后者毕竟有相通之处。“实事求是”的原则，一经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重新解释之后，即成为现代中国进步分子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有效武器，就是明证。
中国史学在演进过程中，对于形成民族文化的朴素理性主义传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两汉之际，意识形态领域经受了一场严重考验。西汉时，董仲舒学说俨然据有官方哲学的地位，其特点之一，是把儒学阴阳五行化，大量附会灾异之说。当时，汉武帝迷信鬼神，方士群集京师，女巫出入皇宫，兴妖作怪。这些直接导致西汉后期阴阳灾异之说盛行，至成帝以后，社会很不稳定，人心动摇，有人乘机制造谶言，假托神意以骗人。王莽代汉过程中，更有意利用“告安汉公为皇帝”一类图谶妖言欺惑民众。于是两汉之际荒诞妖妄之说四处传播，神学迷信浊流大肆泛滥。汉光武登帝位之后，竟“宣布图谶于天下”，故东汉初年，图谶成为决定国家大事的重要依据，州郡官吏则忙于杜撰出所谓“祥瑞”上报朝廷。迷信思潮的泛滥，造成思想史的低潮时期。按照谶纬的说法，国家的治乱，历史的进程，不是政策成败、人心向背等因素决定，而是所谓的神意安排，由几句神秘难解的妖妄言词所预先决定！如果不抵制妖妄邪说，任其传播荒谬的文化观、历史观，搅乱人们的头脑，那将是民族文化思想可悲的倒退。班固在东汉初年撰成《汉书》，发扬了先秦儒学中的积极面——朴素理性精神，与神学迷信浊流相对抗。《汉书·郊祀志》继承司马迁的进步观点，批评最高统治者迷信鬼神，沉溺于方士邪说。《艺文志》中不载宣扬迷信的纬书。在记载灾异家的合传的末尾，称他们“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经设谊，依托象类，或不免乎‘亿（同臆）则屡中’”，[13]意即他们惯于讲些模棱两可的话，难免有说中的时候，辛辣地加以讽刺。有了《史记》《汉书》这两部巨著，就为人们认识中国历史的真实进程提供了可信的依据，在文化史上共同起到廓清迷信邪说的作用。
乾嘉朴学，则堪称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对民族文化朴素理性主义传统的发扬，朴学家们成功地采取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求源的方法，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近代科学价值。饶有趣味的是，在这一时期，同以考史著名的学者，风格上却各有特色。钱大昕以严密考证著名；王鸣盛则善于考史，也善于论史；而赵翼又独具一格，他写有两首脍炙人口的诗作：“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14]清新生动地揭示出后代胜前代、人类要不断追求变革、创新的深刻哲理。他所著《廿二史劄记》，写作目的之一，就是要考察“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盛衰之故者”。因此，赵翼这部写作于考史盛行时的名著却具有史论的色彩，他运用归纳比较的方法，善于从分散的材料中发现其联系，往往提出了比较重大的问题，反映出一个时期历史的特点。书中“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九品中正”“贞观中直谏不止魏徵”等，即是这类篇目中之尤为出色者。书中对封建统治的黑暗有大量揭露。在当时，清廷文网甚密，学者治史极受限制，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考史领域仍有钱、王、赵这样具有朴素理性主义精神、风格各异而又成就卓著的人物，这也是民族文化具有不可压抑的创造力的又一确证。
四、近代史家探求救国真理的贡献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命运面临严峻的考验。清皇朝的腐败统治使中国处于衰弱地位，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对我肆意侵略欺侮，甚至策划直接瓜分，妄图变中国为其直接殖民地。中国人民如何奋起抗击侵略，为民族生存斗争，并最后把外国侵略势力从中国土地上驱逐出去，就成为最紧迫的问题。传统文化至此也经受严峻的考验。伴随列强的大炮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它比中国原有的封建时代文化高出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严重的局势逼迫人们作出正确的选择。近代的爱国主义，就包括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救亡图强，以及在文化上学习西方同时发扬本民族文化精华这两个方面。中国近代史学形成了爱国主义传统，对民族自救自强的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魏源是近代史家中对时代剧变作出反应的第一人。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他即撰成《海国图志》，书中介绍外国（重点是西欧、北美）历史、地理、现状、风俗的知识，第一次把世界的真实面貌摆到中国人面前，使人们从此惊醒起来，认识到原来世界上还有别一种先进文化存在，西方殖民国家恃其强大，兵船长驱东进，“遇岸争岸，遇洲争洲”，东方民族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威胁！魏源深沉地呼吁抗击侵略：“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15]
为此，他认真地总结鸦片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同时响亮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书中介绍有关西方枪炮船舰和贸易、银行等知识，成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起点。魏源之所以在历史转折关头，能够突破传统文化的格局，大力倡导了解外国、学习外国，是因为：他在鸦片战争前已形成强烈要求变革的政治观点和变易、发展的历史观，他以经邦济世、解救民生疾苦为己任，对于著史抱着严肃的社会责任感，密切关注现实问题。正是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变革思想、经世主张和进取精神，使他成为开启风气的人物。他和林则徐、龚自珍，都是代表了传统文化精华部分而能在时代剧变面前作出积极反应的人物。这就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确包含有向前发展的内在基础和内在动力。《海国图志》在当时，不但是中国，也是整个东方最详尽的世界史地参考书，日本幕府时期许多进步人士的世界知识，就是凭借由中国传入的《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徐继畬撰）而获得的。《海国图志》对于日本以后走上维新道路产生了影响，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说：“幕府末期的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经由中国输入的文献所学到的西洋情形与一般近代文化，并不比经过荷兰所学到的有何逊色。例如横井小楠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16]另一位日本历史学家大谷敏夫则说：“在‘幕末’时，《海国图志》起了决定日本前进道路的指南针的作用。”[17]
此后，黄遵宪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撰成近代史学又一名著《日本国志》。黄遵宪早年即形成了革新与批判观点。他以驻日使馆参赞身份到日本，正值明治维新“改从西法，革故取新”时期，他很快认真、热心地体察日本社会的巨变，认识到学习西方、维新改革，确实使日本走上由弱变强的道路，他赞扬说：“布之令甲，称曰维新，美善之政，极纷纶矣！”[18]他断言，“锐意学西法”的结果，已使日本“骎骎乎进开明之域，与诸大国争衡！”[19]他还直接阅读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对民权学说由“惊怪”转为信服，“心志为之一变，以为太平世必在民主”。[20]此后黄遵宪虽然也有保守倾向，主张中国应先实行君主立宪，但是终其一生，他相信民主制度是世界潮流所向的看法，却从未改变。由祖国本土文化形成的革新观点和爱国热忱，促使他克服语言不通、资料缺乏等巨大困难，著成《日本国志》，及时地向国内介绍日本学习西方、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经验，并且成为中国人观察世界潮流的窗口，对于戊戌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走上了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史家郭沫若、范文澜等，他们也是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发扬光大者。另外一些正直的学者，虽然他们在当时尚未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出于强烈的爱国心和从忠实于历史的传统史德出发，也在反帝反封建的激烈斗争中表现出凛然正气，为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做出了贡献。陈垣先生在抗日时期，生活在日寇占领下的北平，他不顾特务迫害、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恶劣环境，先后撰写了《明季滇黔佛教考》等史著，大力表彰历史上坚持民族气节、具有爱国思想的人物，严厉斥责投降叛卖行为，把著史与鼓励抗日军民坚持神圣斗争的伟大目的直接联系起来。民族的灾难和个人的困境，反而促使陈垣先生的学术工作达到高峰时期，并且自觉地“提倡有意义之史学”，[21]学术思想升华到新的境界。陈垣先生还曾把自己的学术道路概括为“钱—顾—全—毛”，即从服膺钱大昕的严密考证，到发扬顾炎武的经世精神，到效法全祖望表彰民族气节，最后找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道路。陈垣先生的自我总结，又一次有力地证明：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确实成为近代史家探索救国道路的内在基础。
[1]见1988年8月14日《光明日报》。
[2]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等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06—207页。
[3]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五五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
[4]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22页。
[5]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
[6]杜佑：《自序》，《通典》卷一。
[7]司马光：《稽古录》卷十六。
[8]司马光：《进稽古录表》，《稽古录点校本》附录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777页。
[9]司马光：《稽古录》卷十六。
[10]分别见《论语》之《述而》《雍也》《先进》篇。
[11]分别见《论语》之《为政》《子罕》篇。
[12]“考而后信”是司马迁的基本方法，故《史记·伯夷列传》曰：“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实事求是”一词先见于《汉书·景十三王传》中河间献王传，称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颜师古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甚确。
[13]见《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
[14]赵翼：《瓯北诗钞》绝句二，清乾隆五十六年湛贻堂刻本。
[15]魏源：《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8页。
[16]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14页。
[17]大谷敏夫：《〈海国图志〉对“幕末”日本的影响》，译文载于《福建论坛》1985年第6期。
[18]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卷一“锐意学西法”，钟叔河辑注校点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页。
[19]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四《邻交志一》，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134页。
[20]《东海公来简》，即《黄遵宪致梁启超书》（1902），《新民丛报》第十三号。
[21]陈垣：《致方豪》，吴泽主编，陈乐素、陈智超编校：《陈垣史学论著选》第三部分“书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