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丈夫》：呼唤抗击日寇、激扬民族正气之作

范文澜《大丈夫》一书，具有与这一时期作者的其他著述不同的内容特点和思想价值，充分地说明他满怀爱国义愤对待抗战事业，也深刻地反映出这位大学教授不久之后，当处在民族危难关头，会毅然脱下教授的长衫，穿起新四军军装，站到抗日武装队伍行列的内在必然性，因此需要在此特别予以论述。

《大丈夫》撰著的目的，是著者处在日本强盗妄图灭亡全中国，我国人民行将沦为亡国奴的危急形势下，以表彰历史上具有崇高民族气节，勇于为国捐躯沙场，或不畏艰险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的方式，呼吁青年和亿万民众挺身而出挽救民族危亡，勇敢抗击侵略，誓与日寇血战到底，同时严厉谴责蒋介石统治集团对外屈辱卖国、对内残害革命人民的罪恶。这部著作用通俗读物的形式，反映了举国同仇敌忾、誓死抗击日寇的时代脉搏，因此在1936年7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后，受到热烈的欢迎，成为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好教材，至1940年10月印行了四版。

日本强盗早就处心积虑对我发动侵略，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1894年发动的甲午战争，及其后《马关条约》的签订，1915年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18年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侵略权益，就是其狼子野心的一再暴露。日本军部早已制订了“先占朝鲜，再取满蒙，最后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方针。30年代以后，日本更接连发动大规模武力侵略，我民族的生存危机到了最后关头。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进攻沈阳，扶植伪“满洲国”，东北三省全部沦于敌手。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逐步侵占我华东地区。1933年1月，日军向热河进犯。1935年，日本侵略者在华北接连制造事端，炮制“何梅协定”，日本关东军作好越过长城进攻华北的准备，造成华北危急！平津危急！面对日寇的疯狂侵略，蒋介石统治集团竟然采取“不抵抗政策”，并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借口，残酷镇压抗日爱国活动，残害爱国民主力量。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紧急动员起来，共同对外，抵抗日寇侵略，停止压迫人民、残害爱国力量的反动政策”，成为全国军民共同的呼声，抗日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范文澜著《大丈夫》，就是以历史人物为题材，反映“要抗日，要民主”这一时代要求，因而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发挥了唤醒人民觉悟、鼓舞抗战热情的作用。

《大丈夫》书前《凡例》说：

一、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又说：“成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一个人如果有这样坚决的自信，有这样高尚的志愿，相信任何伟人不朽的事业和荣誉，一定很容易成就。所以这本书命名为《大丈夫》，并且希望每个读者也都学做大丈夫。

二、本书选录古人的标准，道德与事业并重，而着重点更在道德一方面。因为事业成败，大部分是受环境支配的；道德的责任，任何人却都可以负担起来。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正义所在，舍命去做，愈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愈是显出人格的伟大。

三、本书志在叙述古人，发扬汉族声威，抗拒夷狄侵陵的事迹，所以历史上尽多堪作模范的伟人，因限于体例，概从省略。

四、中国人在外族入主的朝代里，也有不少所谓忠义之士。他们只知道给异类效劳，却忘了种族间的大义，按照孔子修春秋，严辨夷夏的教训，这些人概所不取。

五、每当外力侵入中国的时候，总有许多忠臣义士，用各种方式参加民族间悲壮的斗争。有的事迹流传下来，有的连姓名都湮没了。他们拼出血和生命，去保证民族的生存，是永远应该崇敬的。本书所举二十余人，只是取其声名最著，做个代表的意思，读者千万不要忘了其余无数的忠义人。

六、本书取材，正史以外，参考许多种野史笔记，审慎稽核，组织成篇。无一语无来历，无一事无根据，可以当一部信史读，绝对避免演义家凭臆虚造、混乱事实的弊病。

七、一个国家要是政治腐败，民穷财尽，本身既非崩溃不可，外患自然乘虚侵入。明世宗朝防御倭寇的朱纨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因之衣冠之盗横行作恶，任何才人贤士，无法挽救堕落的国运。本书记载某一人的事业，往往略述某一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状况，使读者明瞭他们失败的原因。

八、本书文辞浅显，取材真实，如果家庭间采取作儿童教材，民众教育家采取作宣讲资料，中学校采取作课外阅读书，对于民族精神的提倡，或者多少有些贡献。

简洁的《凡例》，表达出范文澜爱国抗日的炽烈感情，他激励每个有爱国心的人都奋起投身于抗战的神圣斗争之中，“正义所在，舍命去做”，抱着坚决的自信和高尚的志愿，人人在斗争中把自己锻炼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同时尖锐地抨击国民党反动当局拱手出让大好河山、残酷镇压抗日力量的投降卖国政策，呼唤人们记取历史上“一个国家要是政治腐败，民穷财尽，本身既非崩溃不可，外患自然乘虚而入”的惨痛教训，进一步认识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的祸害，行动起来制止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实现全民族抗战。范文澜从历代史籍中选取了二十五位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人物，他们是：

张骞

卫青

霍去病　李广

苏武

赵充国

马援

班超

刘琨

玄奘

颜杲卿

张巡　许远

狄青

宗泽

岳飞

张世杰　陆秀夫

文天祥

方孝孺

戚继光

熊廷弼

袁崇焕

史可法

黄道周

通过记述这些人物事迹，范文澜热情地讴歌为民族强盛奋不顾身建树功业、为国家英勇死难的英雄，同时严正地揭露、鞭挞祸国殃民的奸佞之徒、民族败类，这两项，是要从不同方面提倡和培养为民族生存和祖国富强而忘我奋斗、英勇献身的崇高精神。试看《袁崇焕》《史可法》两篇结尾的评论：

……像袁崇焕那样功业卓著，庄烈帝那样信任专一，温体仁只为满足个人入阁的私欲，设计诬陷，破坏大事，一如崇焕“妒功忌能”的预料。大抵小人只认识势力，不知有是非，只酷嗜富贵，不知有国家，看各代亡国历史，如出一辙，绝无例外。宋以后异族轮流入主，已成公式，士大夫如果心理上没有改变温体仁的老调，历史公式也会一次一次重复下去的。

……嗟夫！史（可法）左（光斗）二公之交，可谓至密矣，一旦以道义相推许，终其身不负。阮大铖与魏忠贤亦可谓交至密矣！利害相联，如狼狈之不可离。盖国家一日不亡，小人之利害一日不解，而残杀君子亦一日不息，卒至元气丧尽，两败同灭而后已，吁，可畏哉！

在这里，范文澜反复总结历史上的深刻教训，忠心匡辅国家的正直人物被暗算、被诬陷，置国家大局于不顾、以获取龌龊私利为能事的邪恶势力占上风，必然导致外敌的入侵、国家的覆亡，从而有力地启示爱国民众决不能听任国民党反动当局残害抗日力量的阴谋得逞，才能争取民族的光明前途。

范文澜广采历代正史及其他官私记载，慎重地选择重要而确凿可靠的史料，且为了避免行文难懂和枯燥，一般不采取直接引用史料的方法，而加以融会贯通，熔炼成简洁、生动、明快的现代汉语表述，因而广泛地在群众中传播，更好地起到动员、教育的作用。如《岳飞》一篇中，叙述绍兴三年，金人立宋叛臣刘豫为大齐皇帝。次年，金兵南下与刘豫兵会合，破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岳飞向宋高宗献计，为恢复中原基础，应先取襄阳等六郡，除心腹重病。帝从其议。于是：

飞率师渡江，中流顾幕属道：“飞不擒贼，不渡此江。”兵至郢州，斩贼勇将京超，拔郢州，遣张宪、徐庆复随州，抵襄阳，李成兵十万迎战。飞望见贼骑兵阵江边，步兵阵平地，笑道：“贼失地势，人多何用。”举鞭指王贵：“汝领长枪步兵击贼骑兵。”又指牛皋：“汝领骑兵击贼步兵。”合战，贼大溃，人马落水溺死无数。李成弃襄阳遁走。进兵邓州，又大破李成及金将刘合、李堇兵，收复唐州、信阳军。六郡悉平。帝闻捷报大喜道：“朕早知岳飞行军有纪律，却不知能破敌如此。”兀术、刘豫合兵围庐州，帝手札命飞解围。飞奉命即提兵趋救，张岳字旗与精忠旗，金兵一战而溃，庐州平。

最后一段，概述岳飞忠贞爱国的高尚品质，岳家军之所以所战必克的原因，并用金人对岳飞的慑服来反衬岳飞被害死时于国家民族的惨重损失：

飞事亲至孝，家无妾侍。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答：“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怕死，天下自然太平。”军令严肃，常训诸将道：“我的命令天不能移，地不能动，违者按军法。”士卒取民麻一缕，立斩示众。军中口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凡有赏犒，分给军吏，秋毫不私。善用少击众，先谋后战，战必克捷，猝然遇敌，坚定不动，金人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张俊尝问用兵的方法，飞说：“仁、智、信、勇、严缺一不可。”博览经史，文章壮伟，雍容谦退，恂恂如书生，但一及国事，忠愤激烈，慷慨议论，不屈于人，终因此得祸。洪皓拘留在金国，密遣人携蜡书奏称金人止畏服飞，至呼为爷爷，虏酋闻飞死，酌酒相贺。后来金使臣刘裪来聘，问及岳飞何罪受诛，馆伴无话可对，只说飞心想谋叛，被部将告发。裪笑道：“江南忠臣善用兵的只有岳飞，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岳飞就是你们江南的范增啊！”秦桧听说，把馆伴贬窜出去。

结尾这段评论和记述，更加激起读者对岳飞耿耿忠心的崇敬，和对卖国贼秦桧无耻行径的愤恨！

范文澜《大丈夫》一书是呼唤抗击日寇侵略、反对投降、激扬民族正气的时代之产物。而在著述体裁上，本书还给了我们一层启示，这就是：专门家应重视面向广大群众的通俗读物的写作。专门家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写成学术性强的著作，这当然是很可贵的。但是内容艰深、满纸专有名词术语的著作，一般读者读不懂，也引不起兴趣，这就在传播上很受局限。专门家考虑到广大读者的需要，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写出来，就能使书本走向社会的广阔天地，发挥教育和激励群众的强大力量。通俗著作并不降低书本的品位和水平，好的通俗读物，内容是严肃、准确、靠得住的，而表述的形式和语言又是生动易懂、有吸引力的，这就要求写作者应具有更高一层的本领。专门家能出其所学，提高群众的觉悟，帮助推动时代前进，这正是实现了学者应负的责任，也是他对社会的回报。范文澜所著《大丈夫》，五年之中印行了四版，也说明它广泛地受到爱国民众的欢迎，发挥了有力的社会作用，证明范文澜所著的这本通俗著作是成功的，确有价值的。范文澜撰著此书的态度极为严肃认真，诚如他所言，参考正史及多种野史笔记，“审慎稽核，组织成篇。无一语无来历，无一事无根据，可以当一部信史读”。以后他著《中国通史简编》及《中国近代史》（上册），内容当然远比此书丰富得多，深刻得多，规模恢宏得多，而就其稽核各种史料、熔铸成篇，和将文言文改写成恰当、传神的现代汉语而论，则是《大丈夫》的手法和风格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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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上引文，均据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中国青年》（延安）3卷2期，1940年12月。

[2]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中国青年》（延安）3卷2期，1940年12月。

[3]以上引文均据范文澜《女革命家秋瑾》，《中国妇女》1956年第8期。

[4]陈亮集》卷十五《送吴允成运幹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9页。

[5]《水心文集》卷二九《题姚令盛西溪集》，中华书局，1935年版。

[6]《水心文集》卷二九《赠薛子长》，中华书局，1935年版。

[7]《四库提要》卷一一七，子部杂家类一。

[8]《习学记言》卷九《春秋》，永嘉叶氏刊本，1928年。

[9]《水心别集》卷五《进卷·春秋》，清同治九年金陵刊本。

[10]《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同谷三先生书院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1]《宋元学案》卷八六《东发学案》，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12]《四库提要》卷九二，子部儒家类二。

[13]《鲒埼亭集·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4]均见章学诚《文史通义·浙东学术》，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15]平步青：《樵隐昔寱》卷十四《鲒埼亭集跋》，《香雪崦丛书》本，1917年。

[16]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26页。

[17]黄炎培：《我师蔡孑民先生之生平——书先生传略后》，见高平叔编著《蔡孑民先生传略》，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54页。

[18]《从烦恼到快乐》，《中国青年》（延安）3卷2期，1940年。

[19]《从烦恼到快乐》，《中国青年》（延安）3卷2期，1940年。

[20]以上均据蔡美彪《旧国学传人　新史学宗师——范文澜》，见《名人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426页。

[21]蔡元培口述：《蔡元培先生传略》，《蔡孑民言行录》（上），新潮社，1920年版，第26页。

[22]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1页。

[23]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1917年4月15日。

[24]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1—124页。

[25]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

[26]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9页。

[27]《从烦恼到快乐》，《中国青年》1940年第2期。

[28]《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7页。

[29]《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3页。

[30]范文澜：《忆鲁迅先生》，《风雨》1937年第6期。

[31]范文澜：《忆鲁迅先生》，《风雨》1937年第6期。

[32]《从烦恼到快乐》，《中国青年》1940年第2期。

[33]参见徐曰彪、朱瑞熙《范文澜传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第十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54页。

[34]参见徐曰彪、朱瑞熙《范文澜传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第十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54页。

[35]参见蔡美彪《旧国学传人　新史学宗师——范文澜》，见《名人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页。

[36]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

[37]王文俊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

[38]钱玄同信札及寿序，均转引自牟润孙《海遗杂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325页。

[39]据《南开大学校史》“爱国民主运动的新发展”一节载：“当时，南开大、中两部党的工作，由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傅茂公（彭真）直接领导。南开大学多与范文澜接头，南中多与郑伯桥（林枫）联系。”按，关于当时南开大学地下党组织与上级关系的准确情况，尚待有更多的材料证实。但据潘汝暄先生谈，范老在生前曾和他讲过，在延安时，彭真曾到范文澜夫妇家中作客，彼此关系熟稔（见潘汝暄1997年3月18日对作者的谈话记录）。

[40]《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1927年”条，《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附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51页。

[41]梁吉生先生致作者信，1997年4月20日。

[42]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

[43]张伯苓于1903年暑期赴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并参观学校教育。1904年5月底，又专程赴日本参观小学、师范学校、幼儿园、高等工业学校等，历时三个月。1908年，以直隶省代表身份赴美国参观博览会，并考察欧美教育，翌年1月由英返国。1917年8月，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校研究部研修教育，被授予荣誉奖学金，至11月回国。

[44]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45]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3页。

[46]《南开校友》，第1卷，第8、9期。转引自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

[47]南开还有很好的话剧团，“校中每届周年纪念日，例演新剧，以志庆贺”。师生自编、自导、自演，因演出有多出好剧目而声震平津。著名戏剧家曹禺（万家宝）1922年考入南开中学，1928年毕业后入南开大学，他的戏剧生涯从参加南开业余剧团开始。南开的体育运动也十分活跃，南开的选手多次在天津、华北、全国和远东运动会上取得优异成绩。南开的篮球队曾在上海打败远东运动会冠军队菲律宾队。

[48]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

[49]梁启超于1921年应邀参加私立南开大学三周年校庆，发表演说祝贺。嗣后即应聘在校举办讲座，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学校规定文、理、商三科必修。1923年7月，梁又应聘主讲南开大学暑期学校。1924年春又讲学南开，课程为《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梁启超曾一度向张伯苓表示愿主持全部文科工作。他还有在南开创办东方文化研究院的设想，但因计划太大，未能实现。

[50]引自《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9页。文末还注明总发行所：本校实业公司；天津东马路新懋印刷局。另在上海、汉口、奉天均有代售。

[51]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珍藏的一册作者赠书，也可说明范文澜对此书出版的重视。书的扉页上有作者亲笔题字：“师范大学图书馆惠存”。图书馆收藏登记的图章清楚地填上日期：民国十四年10月29日。说明此书刚出版，作者范文澜便亲自寄赠北师大图书馆。

[52]1946年张伯苓七十寿辰，陶行知题诗有云：“‘有中国必有南开’，两园桃李一手栽。”（注：国共两党中皆有先生高足）一时传为美谈。国民党要员中张伯苓的学生主要是吴国桢，曾先后任国民党政权武汉市市长、上海市市长等职，他与周恩来同时毕业于南开学校。国民党方面著名的南开学生还有杜建时、施奎龄、时子周等。

[53]梁吉生：《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221页。

[54]游行情况可参看《大公报》（天津）1925年6月6日《男女学生游行示威赴省公署请愿》。

[55]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

[56]据蔡美彪先生1993年3月1日对作者谈话记录。

[57]以上参考蔡美彪《旧国学传人　新史学宗师——范文澜》，《名人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2—433页；《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1930年”条。

[58]《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附《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76—378页。

[59]《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附《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78页。

[60]蔡美彪：《旧国学传人　新史学宗师——范文澜》，《名人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8—429页。

[61]范文澜于1929年出版的《水经注写景文钞》曾自题为“范文澜所论第七种”，1931年出版的《正史考略》题为“范文澜所论第四种”，1933年出版的《群经概论》题为“范文澜所论第一种”。据蔡美彪考证，范文澜当年应有一个国学著作系列的计划。其余的四种当为：第二种，《正史考略》；第三种，《诸子略义》；第五种，《文心雕龙讲疏》；第六种，即为这部文学史。见《旧国学传人　新史学宗师——范文澜》一文，《名人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