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最后的日子

“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十年的全国性大动乱、大灾难，首先是拿史学界开刀的。在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戚本禹之流的阴谋策划下，从1965年夏天开始，就对著名史学家吴晗、翦伯赞大肆挞伐，范文澜也在他们的阴谋攻击之内。1965年《红旗》第13期（7月出版）发表戚本禹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以批判“历史主义”为名，不点名地批判吴晗、翦伯赞。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一步煽起毒焰，栽赃陷害，暗示吴晗所写剧本《海瑞罢官》是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彭德怀鸣冤、招魂。11月19日，《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黑文时，所加“编者按”中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1966年《红旗》第5期（3月出版）发表关锋、林杰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进而说这两个剧本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与关锋、林杰的文章紧密照应，完全以同样的罪名对吴晗两个剧本讨伐。《人民日报》3月27日发表的史绍宾文章《坚持历史科学的革命方向》，即已号召批判以吴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史学路线”，翦伯赞也被公开批判。在此期间，《人民日报》《红旗》又连续发表《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请看吴晗同志解放前的政治面目》《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等材料、文章，形成了密集的交叉火力，不仅开始了对吴晗、翦伯赞在史学领域“反动观点”的全面批判，并且预示着吴晗、翦伯赞和其他著名历史学家将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帽子，进行更残酷的迫害。在这种形势下，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又更加阴险地在《人民日报》上，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6月3日），把批判的调门更加升高，列举“反动权威”的种种罪状，等于公开宣布对这些著名史学家进行长期打击迫害的开始。试看文中气焰之嚣张、话语之恶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做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点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班阴谋家对史学家诬陷了种种罪状，其中有：“他们用所谓‘历史主义’即唯心史观，来反对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顽固地否认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尽情地诬蔑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他们叫嚷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让步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一笔抹煞。他们歌颂的，只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帝王将相，他们是史学界的‘保皇党’。”

上列陈伯达之流的栽赃陷害，不仅是向吴晗、翦伯赞等人明砍大刀，而且是向范文澜暗施毒箭。因为大家十分清楚，范文澜自1958年以来，旗帜鲜明地抵制学术领域的“左”的思潮，强调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提出要保帝王将相（即既要重视劳动人民的作用，也要讲统治阶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同时一再论证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后，教训了统治阶级，使他们被迫采取让步政策，使生产关系得到调整，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推动了历史前进。故此，陈伯达之流狂喊“保皇党”云云，就是公然示意要对范文澜攻击和迫害。范文澜自5月以后，就感受到巨大的压力，现仍保存的自5月6日至18日他接连写给刘大年及黎澍的四封信为此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并且证明陈伯达当面栽上“保封建皇朝”的吓人罪名，使他骇怕心寒。5月6日致刘大年、黎澍信云：

运动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问题之广之深，简直不敢想象。

（对吴晗）作文论调要提得很高才对。我每天上下午都开会（按，范文澜时为中央候补委员，其时每天都参加“文革”开始时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们如要谈可晚上来。

致

敬礼！

我的草稿，匆匆写出来了，请你们提意见，加以删改。高的调门不必减低，说理不妥处可改。

11日，又写信给刘、黎二人，说：

有人从康老那里听说，郭老发表了谈话，得到主动，范某也该主动有所表示才好。我那稿子，比起目前形势来，已经大大落后了。希望嘱打字员快打出来（李新同志说，末后史笔一段删去了，我以为还是保留为好），快派专人送来，以便交康老请批示。我知道你们太忙，你们略看一看提出意见，我自己可酌量修改。事甚紧急，务请快打好寄来为要。

当时陈伯达、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或顾问，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第几号人物，几乎掌握着任何人的生杀予夺大权，出一语即可定某人为“反革命”“黑帮”“反动权威”，打倒在地。5月17日，陈伯达见到范文澜，即盛气凌人地训斥他“保封建皇朝”，并暗示他在政治上已属应该打倒之列，使范文澜更加坐立不安。次日，一天之内先后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为给刘大年信，说：

昨天我晤陈伯达同志，他直言相告，大意说我倚老卖老，没有自我批评，保封建皇朝，不要以为有些知识就等于马列主义。郭老作自我批评就主动了。更使我惊心的，是说你年老了，不能要求你有多的马列主义。似乎我要学也不成了。我看情况很不好，昨和黎澍同志谈，请他大大加增自我批评的文字，请他站在敌对方面大加抨击，否则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打倒老朽昏庸之辈。大势所趋，不可有姑息原谅之心。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以后所内和学部有学习会请通知我参加，置身事外，是大罪状之一，不可不防。“人应保晚节，但晚节也不容易保。”应爱护我为幸！

第二封是给刘大年、黎澍信：

承删改拙稿，至感！原稿中厚今薄古一段里，本有“我在这次教育运动里受到很大的教育”这几句话，我想仍加上，不要删去，以免人们误会，以为我一向是厚今薄古的，这个运动与我无关。请毫不容情地加上自我批评的文字，愈过头愈好。请你站在敌对者的方面，尽量抨击，不大大抨击，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了。这一点务请采纳为幸！[73]

信中再三要求的“请站在敌对者的方面，尽量抨击”等急切的话，说明范文澜自感处境多么可危！那篇由陈伯达为首炮制的、又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的文章抛出的“保皇党”的罪名，所指正是范文澜。陈伯达之流企图整垮范文澜、将他置之死地的罪恶阴谋已经昭然若揭。[74]只是由于毛泽东的干预，陈伯达之流的毒辣阴谋才未能得逞。不久，举行庆祝1966年国庆游行，范文澜仍被安排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大会。当时，他站在城楼东头，离毛泽东较远，毛泽东看到他后，特意走过来，对他大声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公开表示对范文澜保护。

由于有毛泽东的保护，范文澜才免遭陈伯达之流残酷迫害的厄运。但是，在“文革”中扫荡一切文化、研究历史成为罪恶的日子里，免遭打倒之难的范文澜也只能深深地陷于困惑和不安之中，加上患病，只好以治病、休息度日。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他的女儿李讷到范文澜的住处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这对长时间陷于郁闷无奈、无所作为的范文澜，无疑具有起死回生的力量。他立即兴奋异常，找人组织修订和续写的班子，制订计划，包括将他的《中国近代史》整个拆散和大规模补充重写，以及续写1919至1949年现代史部分的计划。当时的情形是，他体弱患病也不愿住院治病，一心想抢时间完成毛泽东的嘱托。曹靖华的回忆真切地记述了他生活的最后一幕：

仲沄惜时如金，从来不肯住医院。有一次，他因病住院，但旋即又出院了。我一见面，就大吃一惊：

“怎么不等巩固就出院了，危险呀……”

他没待我说毕，就抢着说：

“医院好，可是住不惯，索性出来写东西吧，时不我待呀！”

接着他就谈他的写作计划，并述说了毛主席的话，大意说，你的《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等等，不管别人看法如何，你尽管按照自己看法写下去……。于是，他兴奋异常，迫不及待地就出院工作了。

有关同志告诉我，这次仲沄不待病情稳定就急着出院了。就在出院的当夜，病情突然变化，不幸去世了……书桌上依然整整齐齐放着未完成的遗稿……[75]

范文澜走完了他辛勤治学、不断奋斗、忘我奉献的一生。他病逝的时间是1969年7月29日，享年七十六岁。8月1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右上角登载了他逝世的消息和遗像。消息如下：

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

范文澜同志逝世

中共中央和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了告别仪式

新华社三十一日讯　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所长范文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今天下午，在八宝山举行了同范文澜同志告别仪式。

中共中央和其他方面负责同志陈伯达、谢富治、李先念、郭沫若、华罗庚等参加了告别仪式。

参加告别仪式的，还有中共中央各部门、人大常委机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负责同志，以及范文澜同志的生前战友和家属。

在当时情况下，丧事当然是异常简单，没有鲜花，没有花圈，没有悼词和评价。那个曾当众叫嚷“保皇党！保皇党！”企图置范文澜于死地的陈伯达，却以告别仪式上位势最高的人物出现，则是颇具讽刺意味的。

根据范文澜的遗嘱，他的骨灰撒在钱塘江里。范文澜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仍然眷怀着生育他的浙江大地……

历史是公正的。范文澜逝世后不过两年，陈伯达即被揭穿了“政治骗子”的原形。又过了五年，“四人帮”被彻底粉碎。这伙祸国殃民的蟊贼统统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有道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而范文澜，这位为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树了伟大业绩的学术大师，重新在广大人民大众和学术界赢得极大的尊敬。他的著作，即使是在“文革”年代，也被许多渴求知识的青年阅读，被当作难得的学习中国历史知识的教材；进入新时期以后，学术界把他放在20世纪学术发展和整个中国学术文化演进历程来考察，更加看清了其崇高的历史地位，从他的精神和成就中受到启迪。1990年5月，近代史研究所举行范文澜铜像揭幕典礼和近代史所建所四十周年纪念会，与会的学术界领导、专家、学者共同缅怀范文澜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和创建近代史所而建树的巨大功绩。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在讲话中说：“范文澜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是对历史学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学者。”“我以为，在范老身上，既体现了中国经学家、史学家的优秀传统，又表现了共产主义者的战斗精神和高尚品质。……范老的治学和为人都足以为后人的楷模。”[76]1993年12月24日，在近代史所举行的纪念范文澜诞辰一百周年学术座谈会上，近代史所所长王庆成、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原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等先后发表讲话。王庆成说：整部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统治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以丰富的史料、生动而又严谨的笔触解释了这一过程。他的书长期而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史学界，并且闻名于全世界。十多年前，一位美国学者比较中美两国在五六十年代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状况说，范文澜所领导的反帝国主义史学，正与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大学学派遥遥相对。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突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位学者在这一点上是认识了范文澜史学的特色的。”[77]戴逸以《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为题发表讲话，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这两部书全面地、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的全部历史，教育、影响了后代的历史学家，也教育、影响了当时千千万万的革命者。范老的著作很多，这两部著作可以说奠定了他在历史学界崇高的、不朽的地位”。[78]刘大年在其《光大范文澜的科学业绩》为题的讲话中说：“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上册）……确实都是开创性的著作。前一部书试图用科学观点对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作了一番概述，它的印数累计达数百万册，成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必备的历史读物。后一部书用新的历史观点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了一个头，它的某些看法长期影响到学术界。它们的问世，过去了四十多年五十年，至今提起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和近代史著作，人们仍然要首先举出这两书。这种情形，近乎绝无仅有。”[79]

胡绳、王庆成、戴逸、刘大年等几位的讲话是很有代表性的，反映了公允的看法和人们的普遍感受：范文澜的事业和精神仍然激励着今日中国的学术界，他的著作在广大读者中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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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烦恼到快乐》第八节。作者为本节加了小标题：“被误认为游击专家”。

[2]范文澜：《对于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风雨》周刊第4期，1937年10月3日。

[3]引自《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附《范文澜同志生平年表》，1939年。

[4]《论持久战》发表于1938年5月。

[5]《对于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风雨》周刊第3期至第4期连载（1937年9月26日、10月3日开封出版）。

[6]《〈游击战术〉序》，载《风雨》半月刊第11期（1937年11月21日，开封）。

[7]范文澜：《闻见杂记》，《经世》战时特刊第9期（1938年2月16日，汉口）。

[8]《从烦恼到快乐》九“‘教书匠’升级当‘教员’”。

[9]铁夫：《范文澜先生》，《中国青年》1卷10期，1939年10月。

[10]《从烦恼到快乐》十“进边区来”。

[11]伯钊：《继〈读野百合花有感〉之后》，《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

[12]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在纪念范文澜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3]叶蠖生《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0页。

[14]均据叶蠖生《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9—70页。

[15]均据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1—92页。

[16]此据《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在延安出版时，以“中国历史研究会”的名义所写的序言（1941年5月25日）。

[17]《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0—72页。

[18]见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第四卷第二期（1951年5月）。当时能作参考的，除延安的图书外，主要是靠范文澜来边区时很难得地带来的三十几箱书籍。另外，尹达到延安前，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设在安阳的“河南古迹研究会”当过研究生，先后在该所学习六年，积有一批图书资料。在延安参加撰写中国通史期间，“他又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从敌占区的河南滑县（按，尹达原籍），运出了这批书和材料”。这对当时延安也是极有用的资料。

[19]参见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24页。

[20]佟冬：《我的历史》，《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四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21]荣孟源：《范文澜同志在延安》，《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

[22]叶蠖生：《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

[23]吴玉章：《关于〈中国通史稿〉第一编的一封信》，《吴玉章文集》（下），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843—844页。

[24]佟冬先生致延安大学历史系张剑平同志信所讲，引自张剑平《谈〈中国通史简编〉在延安的问世》，《延安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25]叶蠖生：《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26]毛泽东：《〈文化课本〉序言》（1942，1，17），《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7页。

[27]荣孟源：《范文澜同志在延安》，《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183页。

[28]荣孟源：《范文澜同志在延安》，《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185页。

[2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02页。

[30]参见温济泽《王实味平反纪实》，《炎黄春秋》1991年第4期。

[31]据蔡美彪先生在访谈中告诉作者：“近百年史部分，本来有分工，范老负责写政治史，陈伯达写经济史，欧阳山写文化史，郭化若写近代军事史。但四部书，只有范老写出来，他就是这个特点，接受了任务，就勤奋工作。故范老的近代史只写政治史部分，与前面体例不大一样。”（蔡美彪教授访谈记录，1993年3月1日）

[32]刘大年：《北方大学记》，《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

[33]荣孟源：《范文澜同志在延安》，《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6—187页。

[34]此文于1947年发表于《北方杂志》第二卷第一、二期合刊。1948年，作者作了修改，刊入再版《中国通史简编》。1979年收入《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

[35]《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112页。

[36]刘大年：《王芸生和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2页。

[37]刘大年：《光大范文澜的科学业绩》，《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38]天巩、可风，即舒天巩、王可风。王、荣、刘、彭，为王南、荣孟源、刘桂五、彭明。均为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工作人员。

[39]“此地”，指北平。此时刘大年尚留在正定，范文澜已抵北平。

[40]“向中宣部请示”，范文澜向中宣部请示后，中宣部就此事回复如下：“范老：您给定一、伯达同志的信收到。刘大年同志所写《美国侵华简史》一稿，现正由艾思奇同志审阅，一俟审阅毕，即送书店排印。此复，即致敬礼！中宣部［1949年］1月16日”。又，李新当时为华北大学一部副主任。

[41]此节所引范文澜致刘大年信五封，并此信，均据刘潞、崔永华编《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铅印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版。

[42]刘大年：《光大范文澜的科学业绩》，《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43]均见《卞孝萱先生访谈录》（白兴华、许旭虹整理），载《浙江学刊》1998年第1期。

[44]卞孝萱：《难忘的恩师》，《中国图书评论》1996年第3期。

[45]其余两种《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洋军阀》的编辑工作一度中断。“文革”以后，齐思和、林树惠等继续编成《第二次鸦片战争》，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辑室完成《北洋军阀》并出版。每一专题，多者八册，二百余万字，少者四册，一百余万字。全书约在二千五百万字以上。《丛刊》原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以后改称为新知识出版社，后又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继续出版《丛刊》。

[46]《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一十周年首都史学界讨论六篇学术报告——范文澜发言说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人民日报》1961年5月31日。

[47]以上对中国史学会活动的概述，除注明引文出处者外，参见蔡美彪《范文澜与中国史学会》，《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期；《大公报》1951年9月28日《史学周刊》：《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史学会已有的成绩与今后的努力》（范文澜）；《人民日报》1961年10月24日，《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结束》。

[48]蔡美彪：《范文澜与中国史学会》，《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期。

[49]1956年范文澜曾特为此事致信刘大年，信的内容如下（据《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第165页）：“大年同志：刚才吴晗同志来谈，说最近见到主席，主席指示应标点前四史，每史附杨守敬的地图，以一年为限，争取明年十一出版。初步商量：（一）请姜君辰同志、金灿然同志（按，姜君辰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金灿然时为中华书局负责人）参加，在本星期内开一个会（除星期二，吴晗同志都可以）。发请帖请你办理，召集开会用吴晗、范文澜名义。地点可在我所。 　范文澜　星期一”。

[50]此段内容，均据蔡美彪《严谨务实　淡泊自甘——一代史学宗师范文澜》，《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1999年第1期；及王会庵《范文澜与文物考古》，《中国文物报》1993年7月25日。

[51]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52]两函均见刘潞、崔永华编《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版，第227页，第230页。

[53]蔡美彪：《学习范老，发扬近代史所的治学传统》，《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54]刘桂五：《缅怀范老》，《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55]《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页，第48页。

[56]《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3页。

[57]范文澜：《反对放空炮》，《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

[58]《人民日报》1961年5月31日，《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一十周年首都史学界讨论六篇学术报告——范文澜发言说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关于范文澜对此一问题的论述，还有卞孝萱的一段回忆可作参考：“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实事求是的学风遭到严重的破坏。范老坚持真理，力挽狂澜，起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当时，史学界有人主张打破王朝体系，范老不赞成，理由是：（一）利用王朝体系，可以知道哪个朝代有什么特点，联想到许多事情。（二）利用朝代，可以知道空间多大，时间多长。（三）马克思写《印度史编年稿》，并没有打破王朝体系。有人讲历史不敢提帝王将相的名字，范老说，只承认一般规律的作用，否认个人的作用，是不对的。个人才能对历史能起推动或阻碍作用，要公平地评价帝王将相做了好事几分、坏事几分，历史才写得好。”（《难忘的恩师》，《中国图书评论》1996年第3期）

[59]范文澜致刘大年信，见《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版，第166页。

[60]见丁名楠《怀念范老》，《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61]见刘潞、崔永华编《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版，第186页。

[62]此段系综合1993年3月访问蔡美彪先生记录，及卞孝萱先生《难忘的恩师》（《中国图书评论》1996年第3期）一文所述。

[63]见《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所引会议纪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版，第44页。

[64]张寄谦：《范文澜和北大历史系》，《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65]据张振鹍《回忆范老与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66]蔡美彪：《严谨务实　淡泊自甘——一代史学宗师范文澜》，《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1999年第1期。

[67]蔡尚思：《范文澜同志的长于各种结合》，见《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4页。

[68]蔡美彪：《严谨务实　淡泊自甘——一代史学宗师范文澜》，《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1999年第1期。

[69]丁名楠：《怀念范老》，《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70]蔡尚思：《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3—564页。

[71]田家英在延安时即与范文澜有交往。他是在1937年底到延安，进陕北公学。次年春毕业，留校任教中国近代史。他在延安《解放时报》发表有《从侯方域说起》，引起毛泽东注意。1943年夏，调中央宣传部历史组工作，与范文澜同事。1948年，任毛泽东秘书。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并任中央党史编委会委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对清史、近现代史颇有造诣。

[72]刘大年：《田家英和学术界》，《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73]范文澜5月6日至18日四封信，均见《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版，第232—235页。

[74]据刘大年文章所述，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不但当众逼迫范文澜作检讨，并且连声叫嚷“保皇党！保皇党！”（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中国社会科学院，1979年版）

[75]曹靖华：《往事漫忆》，《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附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79—380页。

[76]胡绳：《为范文澜铜像揭幕的讲话》，《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

[77]王庆成：《在纪念范文澜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致词》，《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78]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79]刘大年：《光大范文澜的科学业绩》，《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