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一部分 蒂托·拉贾什·穆霍帕德耶简介
本章的基本内容由采访组成。在我们完成采访时,蒂托·拉贾什·穆霍帕德耶刚满十三岁。蒂托在印度长大,主要居住在班加洛尔。他的母亲搬到那里是为了靠近学校和医疗机构,但结果却是普通学校并不接收他,他只得整日在家上学。十一岁时他写了一本书,书名为《超越静默:我的生活,我的世界,我的孤独症》(Beyond the Silence: My Life,the World and Autism,Mukhopadhyay,2000);他还成为BBC拍摄的纪录片《当局者清:蒂托的故事》(Inside Story: Tito’s Story)里的主人公。之后他又被《纽约时报》报道过(“A Boy,a Mother”,2002),还参加了CBS电视台的《60分钟》访谈,成为一期节目故事中的主角(Mabrey,2003)。他在写作时,要求母亲坐在旁边。他告诉我,母亲坐在旁边给他“创造了一种环境”。他成句地讲话时声音细微而平静,一个字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音节,有时候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说出来——当听者听不懂他某词的发音时,他才把单词拼出来。他的母亲索玛在旁边重复他说出的字。本章的所有文字内容,都是他手书而成——从六岁开始“他就自己用铅笔写字”(Wing,2001)——我根据不同话题重新组织了问题和回答。蒂托确认了最终的版本。
我第一次听说蒂托是通过威斯康星大学的安妮•唐纳伦(Anne Donnelan)教授,她向我介绍了BBC的纪录片和他的书。我把他的书读了几遍之后,马上就开始和他互通电子邮件。尽管蒂托说他不想独自为本书撰写一个章节,但他告诉我他很愿意接受采访并回答问题。在开始通信的几周里,我已仔仔细细通读了他的书,列出了十二页涉及各个专门主题的问题,请求他详细作答。蒂托开始陆续交给我他对相关问题的回答,我也准备好了去班加洛尔,以便我们能进行面对面的采访。除了能有机会与蒂托当面合作,我还希望在他自己的生活环境里对他进行进一步的了解,看看他日常生活的情况。
到达班加洛尔的早上,我坐出租车去蒂托住的公寓。路上司机停下来几次,向路人打听地址。这是条满是尘土的街道,斜对着一家剧院。临街有很多商店,但蒂托家住的街上并没有。出租车司机绕开了站在街当中的一头公牛。他在街边一家小店打电话给蒂托的母亲,她下来迎接我,带我去他们住的公寓。跟着索玛,我走进一幢二层楼的水泥建筑。我们爬上二楼,在到达他们居住的单元前经过了一个小空场。他们的单元里有一间起居室,一间卧室,一个小厨房和一个卫生间。起居室里有一部电视和一个小床垫——索玛说,“蒂托必须在每间屋里都有能躺下的地方”。此外,还有一对小凳,一个茶几,一个垫子和一个小冰箱。冰箱里装着牛奶、水、鸡蛋和其他必需品。墙壁是浅绿色的,有一些灰尘的印记。墙上挂着一本日历,和几幅索玛画的画:一匹马、一只猫和一些花卉。墙上还挂着一个塑料盒子,里面放着两个大约五英寸高的娃娃。每间屋的屋顶上都有一个旋转着的吊扇,发出咔咔声。我们进屋后,索玛带蒂托和我穿过左边狭窄的走廊进入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里面有一个小书桌,一个笔记本电脑,一张折叠起来可用作沙发的床和一把塑料椅子。这是他们家里唯一的椅子,索玛坚持让我坐在上面,她和蒂托坐在沙发(或者说床)上。屋子尽头有一个多用途金属书架,上面放着些哲学、文学、科学和历史方面的书。
蒂托坐在那里,用手指点击一张纸板上的字母来拼字。他偶尔停下来歇歇手,转动下手臂,接着食指会啪地一下按在字母上。他打出:“你的到来让我感到荣幸。你是教什么的?”
看来蒂托一上来就打算给我的采访增加点难度——他像是要临时起意,谈些我毫无准备的话题。我说:“我教的课中有一门是关于研究方法的,专门教授质性研究,比如说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和开放式访谈(open-ended interviewing)这样的方法。有时候这种方法也叫做民族志学(ethnography)。我教授的其实就是如何去了解认识他人的视角。”
蒂托点击着字母说:“是像人类学一样吗?”
“是的”,我回答。这时蒂托开始说话,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索玛听到完整的单词后就宣读出来。之后她解释说,这是在蒂托说话时给他反馈,使他确认她听懂了他的话,好让他继续。
“从没见过这么小的录音带。”蒂托说,他是指我的迷你卡带录音机。
“可不是吗?它体积小,便于携带。”我说。
“我看它是够袖珍的。我现在要谈话了。我们可以开始讨论了。”蒂托说。
“我们可以讨论了。”我重复说。
蒂托的母亲对我能听懂他的话感到惊讶:“噢,你能听懂。你一定很习惯听这种说得不好的话。”
我笑起来,说:“说得不好的话?你是在指你儿子说的话吗?”事实上,我发现蒂托说话很好懂,因为他的发音是清楚的。
蒂托开玩笑地说:“我希望录下来的声音会好听些。”他接着问:“你认为我的孤独症是什么程度的?”
我直言不讳地回答说:“我相信人们会说是重度的。原因你知道,重度总是意味着甩动手臂、刻板,还有语言方面的障碍。但要是人们看到你说的话,他们会提升对你的评估。主流观点仍认为四分之三的孤独症人智力低下。这是不正确的,但这是一种观点。这是一个需要跨越的巨大障碍。”
接下去的一个半星期,我每天早晨从下榻的饭店去蒂托家。我们会交谈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就出去看班加洛尔的街景,路上会继续交谈。蒂托告诉我:“我认为你该看看这城市,之后告诉我你觉得它怎么样。我觉得一切都展示在城里,在集市上你能看到印度。”
每天早晨,我们一般进行十到十二行讨论后,蒂托就要大步跑出去,跑到他家单元和直通一层的楼梯之间的空地上。他母亲会说:“蒂托,好吧,但你十五分钟后要回来继续谈话。”之后她会叫他回来,坚持要他在我们出去看街景之前再谈一会儿。大多数时候,蒂托看起来只想在间歇的时候来回踱踱步。一天在我们谈话时,他说了一个单词“橡皮”,然后就从沙发上站起来走了出去。索玛对我解释说他的一块橡皮掉到楼后面去了,卡在了什么地方,他没法拿到它。他心里就惦记着这个事。索玛解释说:“有时候一点小事在他心里就大得不得了。”
蒂托回到屋里后,就坐在那里开始来回摇晃。“我停不下来。对不起,可是我控制不住。”蒂托说,“我需要这样[前后摇晃]来感觉我的身体。”事实上,关于他与自己身体的关系,是他撰写的这一章节里的一个主要话题。
有时,蒂托会专注于自己的外表;有时,他会从对身边世界的一个观察跳到另一个观察。一天,我们走到城里的一个大公园。我们坐在长椅上,一个聋人走上前来,向我们乞讨。蒂托对此评论说:“我将来也会这样子到处流浪。”——他显然是担忧着自己的未来。那人走开后,蒂托说:“我想今天会下雨,明天要凉一些。这棵树会落叶子。你们有针叶松[即,在美国]。”之后蒂托问我美国有公牛没有,“我喜欢它们。它们又大又高。我想看加利福尼亚的红杉树。上次我没看成。我要找个向导。”蒂托随着意识流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
我们谈到了很多话题。蒂托解释说,通过练习,最初是通过抄写他母亲给他展示的字母和单词,他学会了用带子把铅笔绑在手上写字。他告诉我如何来学习说话。母亲轻拍他的后背,帮助他努力发出最初的声音。之后他进步到可以在她的提示下说出单词——她挥舞着手,像是在指挥交通一样。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来了一个卖饼干的人。那人走了以后,蒂托跟他母亲说:“我好不好?我没要饼干。”一些女孩在公园里咯咯笑着玩耍。蒂托说:“年轻人总是太快乐了。”
索玛回应他说:“她们玩得很开心。”
我跟着问:“年轻人有什么问题吗?”
蒂托回答说:“我不记得了。”
索玛说,他的意思是记忆里童年时已经有障碍,蒂托发现他不能在非结构化的环境中融入其他孩子当中去。索玛解释说,蒂托不能处理“非常开放式的情境。现在在这里我们专注于非常单一的谈话,所以他能应付。但如果太开放了……”——她耸耸肩,像是在说:对于蒂托就太困难了。他在本章下一部分也就这一主题给出了大量细节。
我告诉蒂托,我听其他孤独症人也这样说过,结构化的环境通常比开放式的环境更容易应对。我补充说:“那些孤独症人告诉我,他们只喜欢只有几个人物的电影。”
“就要那样拍电影,”蒂托说,“说到我心里了。拍只有一个角色的电影。”
“我试过带他去电影院,”索玛说,“可是他只看一小会儿就会离开影院,然后又回来。所以我常和丈夫一起去,我丈夫带他出去。我总是要靠近门边的座位,这样他就能自由地出来进去了。”
一天,我们到距离班加洛尔几小时路程的一个度假村去郊游。要出发的时候,蒂托不停地闻我的衬衫。他说:“我爱闻来闻去的,这很不礼貌。”
“这衬衫闻起来还好吧?”我问。
“很好。”蒂托回答。
我们来到度假村后,蒂托问我:“出租车收费贵吗?”
我告诉他,如果按里程和美国标准看,一点儿都不贵。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度假村之游引起了蒂托很大的焦虑。这以后好几个星期他都不愿坐小汽车。他可以很轻松地坐公共汽车甚至是敞篷的三人摩托车,但不坐任何轿车。他试图找出可以解释这种焦虑的原因。看起来他试图理解它,以便克服它。
“乘车旅行对我不是问题,”蒂托主动开始解释,“我想,问题在于搭乘公共汽车走那条路线是个固定程式。我最初以为我是害怕路上的曲里拐弯,于是就一直等着它们结束。可是,当焦虑持续不退,我开始寻找更确切的原因,因为每件事的后果都会有它的逻辑起因。我的起因是我必定坐公共汽车走那条路线,这是个惯例。对你来说,这可能听上去不合逻辑。那你姑且把这一切归咎于我的孤独症吧。”我问蒂托,他可否就此话题写一首诗。后来他当真奉上了他的诗作:
当我跨进这小空间
你这漂亮的小汽车
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我是真有点害怕啊
我该说什么该怎么说
我究竟害怕的是什么
就算它是担心吧
也许是时间的考验吧。
我该怎么描述呢
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那漂亮的小汽车驶近前
我发现自己像傻瓜
我就管它叫害怕。
我是否小题大做了
你那温顺漂亮的小汽车
我是否配坐进去?
你那漂亮光鲜的小汽车
说我这个吧说我那个
我就是个不合时宜的人
难道说你一点都没认识到
我是一个十足的孤独症?
一两天后,我告诉蒂托我到迈索尔去看皇宫时经历了一次可怕的旅行。“我跟你说,坐小汽车去可真把我吓坏了。我真应该坐公共汽车去。我想我再也不会像那样去旅行了。在回班加洛尔的路上,我一直都只想低头看书。可每次我抬头都会被对面冲过来的车辆吓到。”我发现我乘的出租车只管一路往前开,而大卡车会从另一个方向直冲我们而来,直到最后一秒钟才闪开。
听了我对交通的描述,蒂托对乘坐小轿车的焦虑似乎有了不同的解释:“我坐小轿车的经历也是这样。我看见汽车迎面而来,但看不出距离。吹打在我脸上的风可真是太可怕了。”
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我们谈及了很多话题。蒂托告诉我他特别好动,和他母亲走遍了整个城市。索玛说,“和蒂托一起做什么都是速战速决。他能跑进来,马上就写首诗。完成得太快了。他要是写诗,没一会儿就能写三页。就这么写完了。之后他会说:‘现在我得去寻找新的灵感。’”
他日常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学习新的技能。他告诉我,他和自己做斗争。他说,有时候想要保持平静、不跑开、不激动是很难的。“我必须保持平静,”蒂托说,“我必须不断跟自己说要这样做。”参与谈话是保持平静的一种方式。
就如他在本章第二部分中所描述的,他母亲像把镰刀,披荆斩棘,在他的语言和写作成功中起着关键作用。索玛告诉我,她希望帮助蒂托加强行为的主动性。她希望他能够说出他想做什么,然后就能够去做。“这是我的梦想,梦想他能够说出来,然后行动。这样,只有这样,他的行为才能得到控制。我不得不从最简单的话语开始:‘让我把这个捡起来。’只是这样简单的话。之后是‘我要表现好’或者‘我要保持平静’。必须用主动动词说出来,然后去做。”
当索玛讲述她的策略时,我转向蒂托,问他对母亲的说法怎么看。
“我想她已经开始了。”蒂托说。
“真的吗?已经开始了?”我说,“从你这个志愿者身上得到的反应是什么?”我问。“或者说,你并不情愿?”
“我必须这样做。”蒂托说,“我需要这样,因为她奖励我。”
“是的,我给他奖励。”索玛说。
“你奖励他?”我问,“那么这是行为矫正吗?”
“是的。”索玛说。
“什么样的奖励?”我问。
“任何东西,”索玛解释说,“像一小块饼干啦,或其他现成的什么东西。”
“那么蒂托,你对这法子感觉怎么样?”我问。
“无可奉告。”蒂托说。
我笑了,说:“就这样了?”
“是的。”蒂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