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邻敌之国

关于匈奴这个民族，今天的中国人并不陌生，充斥荧屏的各种汉代宫廷剧为我们进行了不少历史知识的普及。不过，历史中真实的匈奴，恐怕与宫廷剧所表现出来的，相距甚远。

这些层出不穷的汉代宫廷剧几乎都在向我们传递着一个观念：匈奴是野蛮、落后、凶残的代名词。

不可否认，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匈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远远落后于南方的中原王朝。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就是这样一个“落后”的族群，却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一直是我们华夏民族最为强劲的敌人，甚至一度在政治、军事上对我们保持了长久的优势。

如果不以丑化、矮化的方式看待匈奴，会不会有更多的收获呢？

秦汉时期，匈奴以“敌国”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中。“敌”当然有“敌对”之意，但也可以解读为“匹敌”。

游牧民族行动非常迅捷，骑着快马风驰电掣，对所到之处进行劫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原地区定居的农耕民族采用的是以将步卒兵车为主的作战方式。那么，至少在机动性等军事能力上，北方的游牧民族一度遥遥领先于中原的农耕民族。所以，赵武灵王才会锐意改革，学习游牧民族，全面推行胡服骑射，所有国民无分贵贱，革带皮靴、窄袖左衽，废车乘马、日逐骑射。

不过，在我们的文化理念中，“华”“夷”一直有别。春秋时期，中原的各诸侯国开始有“诸夏”“华夏”的意识，而周边其他民族便被称为“夷狄”。这个时候的“华夏朋友圈”其实蛮小，甚至像秦、楚、燕这样的大国也因为长期处于戎狄、蛮夷之中，而被排斥在圈子之外。

就民族而言，文化比血缘更有价值。所以，到战国时期，小国多被夷灭，“华夏朋友圈”中的成员便更少了。齐国本来就是老大哥，韩、赵、魏三家分晋后各占据一席之地，于是，原本被视作蛮夷的秦、楚、燕也被拉入了圈子。

而居于蒙古高原，虽然被司马迁描述为华夏苗裔，但饮食、服饰、风俗、习惯与华夏民族大相径庭的匈奴，自然而然被排斥在“华夏朋友圈”之外，成为“敌国”。一道明确的分界线——长城也在华夷之间逐渐出现。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长城都被当作中国人封闭、保守的象征。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至少，战国到秦汉时期的长城，在军事防御的同时，还有更多军事进攻的意图。

无论如何，当秦始皇连通燕、赵、秦旧有的长城，长城便成了一道明确的分界线，长城以北是游牧的草原民族，长城以南则是农耕的华夏民族。南北两边，是两个力量上相互匹敌，彼此竞争、角逐，并相互影响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

因为文化的差异而形成的民族意识，不仅仅存在于华夏民族的头脑中，匈奴人同样有。如果，我们曾以将中原王朝视作世界的中心、天朝上国来体现民族自豪感；那么，匈奴人也有类似的情结。

《史记》告诉我们，在汉文帝和匈奴老上单于时代，老上单于在给汉文帝写国书时，刻意用更大尺寸的木牍书写，并倨傲地称自己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1]。彼时彼地，匈奴人的“大匈奴”意识，完全不逊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我们的“大中华”意识。

而即便在汉武帝时期，在漠南、河西、漠北惨败给汉王朝，国家实力大为削弱的匈奴，在战胜汉军之后，其狐鹿姑单于在写给汉武帝的国书中，依旧非常骄傲地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2]

不应该将北方的游牧民族简单地贴上野蛮的标签。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有赖于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和竞争。两千多年前，正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富于侵略性的匈奴存在，才力促西汉初年的统治者千方百计保护民生，壮大国力，中国两千年的帝制时代才得以出现第一个欣欣向荣的治世——文景之治。

在历史长河中，匈奴人在自然环境的驱使下选择着自己的生存方式。今天的我们，如果能更多地站在异族的角度，用更平等、更平和的目光看待历史留给彼此的生存机遇，或许，更有助于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