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论
在现代社会，外交已经很难与内政截然分开。外交首先要为内政服务，但同时也影响、塑造内政。一个善治的国家或者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其外交通常也是成功的，在国际上形象好、朋友多。这样的国家不仅通过外交为国家治理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而且还可以学习、吸收别国的治理经验。中国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伴随着对外关系的现代化。中国在推进对外关系现代化过程中，需要那些与中国打交道的国家也都以推进对外关系现代化为努力方向，进而实现整体的国际关系现代化。
一、现代化与国际关系现代化
本书的主题是“中国国际关系现代化”，首要关键词是“国际关系现代化”。所以要理解本书的内容首先要明确“国际关系现代化”的含义。而要理解什么是“国际关系现代化”，必须先了解什么是“现代化”以及现代化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关系。
从语文角度说，所谓“现代”就是“现在这个时代”，[1]亦即非久远的过去，跟古代是对应的。当然，不同的人群对“现代”的理解又有区别。在西方学界，现代一般是指16世纪以来的时间。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就以1500年为界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古代中世纪史，下卷为现代史。当然，1500年只是一个模糊时间概念。1500年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使得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中国史学界，以1840年为界将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史和近现代史，而现代史则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史学界对世界历史的划分沿用苏联的划法，以政治事件为划分标准：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现代史的开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则为世界当代史的开端。
西方将1500年作为现代史开端是与“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的。在西方人看来，从1492年地理大发现开始，世界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现代化进程开启并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展的时代。这个进程与全球化进程基本吻合。而无论是现代化，还是全球化，都与资本主义兴起有密切关系。所以西方人眼中的现代化时代也就是资本主义兴起、发展、扩张的时代。
西方学界的这种历史观有其合理性，尽管蕴含着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中国史学界之所以将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起点，就是因为以这个事件为标志，中国开始了被迫卷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欧洲以外的世界绝对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就以西半球为例，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到1500年时，美洲大陆刚进入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早在约公元前2500年就已达到的文明阶段。”[2]虽然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非西方世界经历了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等所造成的深重苦难，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观点看，现代化则是世界历史进步的体现，非西方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在经历了苦难和无果的抗争之后都选择了走现代化道路，试图通过现代化来保住自己的“球籍”和文明。后来的历史进程也表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确实通过现代化之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有的甚至还跻身强国行列。当然，生产力进步只能是评价现代化进程的标准之一。当年西方殖民主义者对许多地区的古老文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这是人类文明的巨大损失。也正因为这样，像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正在探索超越西方的现代化之路。
那么，什么是现代化？从字面理解，所谓现代化就是“非现代”向“现代”方向转变的过程。“化”字作为词的后缀，就是“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3]由此推理，“现代化”就是由古代社会的非现代化状态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从全球范围来看，现代化由欧洲发端，然后推向北美及其他地区，日本、“亚洲四小龙”是亚洲现代化的排头兵。当今世界的多数国家，即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至于现代化的内涵，可以说是在不断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给出的“现代化”的词解是“使具有现代先进科学技术水平”，还有人将现代化归结为工业化。这些都有一定道理。因为西方正是由于首先实现了工业化，才成为现代化的发源地和主要推动力量，而其他文明，即使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文化厚重，经济实力也不弱，但是由于仍然处在农业文明时代，所以都纷纷败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这些非西方民族和国家后来要学西方，要走现代化之路，起初也只是想实现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也是将工业化放在首位。西方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没有后者做支撑，所谓的工业化也就没有任何威力。所以，中国将科技现代化作为“四化”之一。至于国防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肯定是建立在先进科技武装的现代工业基础之上。中国重视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是与中国国情有密切关系的。中国是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农业现代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对中国的长治久安具有战略意义。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使得中国极其重视国防现代化，“落后就要挨打”一直是激励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口号，也是真理。
无论是先进科学技术还是工业化，都是不断发展的。现在的科学技术以及工业生产水平，比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大工业”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所以，对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或者现代化的“先进国家”来说，并不是“现代化”了就万事大吉了，它们需要不断追随现代化进程，否则就会落伍。对那些正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国家或者现代化的“后进国家”来说，它们追赶的目标不是过去的现代化国家，而是当下依然在不断创新、进步的国家。中国目前的工业生产能力，可能比19世纪中叶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英国要高许多，但是目前的中国只能说是处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按中国既定的发展战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距引领现代化的国家仍然有相当大差距。从这个意见上说，现代化进程是没有终点的，至少是现在还看不到终点。所谓“后现代”只是在哲学、艺术等领域才有意义，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是无意义的，或者是极其久远的事情。
从工业化和先进科学技术角度来解释现代化，还只是从物质层面来理解现代化。实际上，伴随着以先进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化，社会各个层面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所以现代化还有制度和精神层面的内涵。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到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4]我国著名现代化问题专家罗荣渠对现代化的解释是：“从历史学的角度透视，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5]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涉及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既是生产力的现代化，也是生产关系的现代化；既是经济基础的现代化，也是上层建筑的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也是对外关系的现代化。对单个国家来说，它如何处理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就是对外关系；对多个国家来说，它们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就是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简言之，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或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与“国家间关系”这两个词语之间的细微差别在于：用“国家间关系”一词时，更多的是表达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其考察对象就是发生关系的两个国家，相对应的英文词是“BETWEEN”；而用“国际关系”则不仅限于双边，也指向多边，其考察对象是众多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对应的英文词是“AMONG”。
所谓国际关系现代化，从字面解释，就是使国家之间的关系由非现代状态向现代状态转变的过程。同现代化本身一样，国际关系现代化的内涵与标准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古代国际关系相比较，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就是主权国家为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主权形式上平等的国际政治体系。[6]这个基本特征至今未变。可以说，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是国际关系现代化的开端，从那时起就开始了“现代国际关系”。当然，这也是西方国际关系史学的观点。有中国学者以中国版的世界现代史为依据，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作为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7]不过，从“基本特征”来看，1917年后的国际关系仍然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阶级斗争”非常抢眼。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将国家主权放在首要位置，意识形态利益和国际阶级斗争是第二位的。
国际关系现代化的进程与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总体现代化进程基本上同步。如果严格考察，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开始于英国工业革命（以1764年珍妮纺纱机的发明为起点），比国际关系现代化进程晚了100多年。不过，西方史学界将1500年作为现代化的起点，就意味着工业革命之前近300年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与工业化有紧密联系。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从地理大发现到商业和航海业的大发展，从荷兰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到议会制度的演进，这些都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为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这些条件和基础也适用于国际关系现代化。而国际关系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工业化起到了推动作用。有学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准则为野心勃勃的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设置了一种约束，避免了无限制、无休止的混战，从而促进了以英国革命为先导的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和传播”。[8]这种观点不无道理。虽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未能阻止战争，但是毕竟“设置了一种约束”。更为重要的是，确立主权国家的地位，打破了罗马教皇神权下“世界主权”，从而为主权国家进行国内治理提供了巨大空间。
确立主权国家的地位，还只是国际关系现代化的开始。随着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的演进，国际关系现代化的进程也不断被推进。其中的机理完全可以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解释。国际关系属于上层建筑，工业化属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然，国际关系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最初，主权国家的存在范围仅限于西欧，它们在形式上是平等的，而广大的殖民地以及其他地区的“非现代国家”则是无主权的，或者是有主权但却不被尊重的，比如中国。后来加入“主权国家”行列的国家越来越多，直到现在，已经有193个主权国家。联合国成立是继《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国际关系现代化的另一个带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将主权国家的待遇扩展到全球。
然而，同现代化进程没有完结一样，国际关系现代化的进程也没有完结。国际关系中仍然有许多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国际关系的状况也不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国际关系的前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当然，不同的国家对国际关系现代化状况和演进方向有不同的认知。本书只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来考察国际关系现代化问题，以期为其进一步演进描绘蓝图。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从1840年就开始了，是被西方强拉进这个进程的。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并不算成功，尽管有一些成就。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现代化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对现代化模式即发展模式或道路的选择。所以，这里着重论述一下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和内在逻辑。
所谓中国发展模式是指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市场经济与一党领导的威权政治相结合。中国发展模式有两个主要参照系：一是以美国、西欧为代表的西方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政治相结合；二是苏联模式，其主要特征是计划经济与一党威权政治相结合。亚洲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中国发展模式的特征。但是当它们实现工业化后，都开始向西方模式演进。然而在中国，很难预料在实现工业化后会实行西方式的宪政民主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发展模式更具有典型意义，它已经成为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之外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第三种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之所以能够形成，有其内在的逻辑。
第一，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发展模式的政治前提。
同西方模式相比，中国发展模式的最大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威权政治。这是中国发展模式产生与存在的政治前提。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贯彻自己的路线和纲领的结果。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30多年的快速发展，也就不会有中国发展模式。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就一步步地走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亡国灭种的危机一步步逼近中国。从那时起，无数志士仁人开始寻找救国图存之路并开始向西方学习。西方所用过的办法，无论是改良的还是革命的，都用过了，但是都失败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宪政改革、辛亥革命……都是想学习西方，然而，西方这个老师不仅不帮助学生，反而总是欺负学生，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先生老是侵略学生”。[9]严酷的现实迫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将目光转向刚刚取得了革命胜利的俄国。领导了辛亥革命并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国的孙中山先生到了晚年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国共产党也应运而生。值得深思的是，在20世纪初叶，中国一度出现过政党林立、诸子百家相互争雄的局面，西方各种思潮都涌入中国，仅社会主义流派就有诸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但是最终共产主义占了上风，共产党在中国政坛崛起。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以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为己任。1922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其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10]中国共产党虽然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且在组织性质上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爱国主义者，要维护民族的利益，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奋斗。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帝的大旗，英勇奋斗，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拥护。在抗日战争中，也正是中华民族处于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浴血奋战，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使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威胁得以消除，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大搏斗中表现非凡，深受欢迎。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前，中国共产党曾经设想同国民党及其他政党一道建立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以《论联合政府》为题的政治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各种政党进行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国思路。然而，中共的建议并未得到国民党的响应。随后进行的国共内战，实际上是以冷战为国际背景、代表中国两种发展道路的国共两党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在这场战争中，在硬实力上完全处于劣势的共产党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内就打败了在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支持下的，硬实力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广大中国人民和各种进步力量的支持，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和她所要走的道路。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已经有充分的力量主导中国的政治发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建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取得了民族独立地位。此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努力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促进国家统一，另一方面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经济发展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走过弯路，但是也有一定的成绩。改革开放就是在经过十年“文革”大动乱、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后，中国共产党所实施的重大战略转折。如果没有此前的探索和经验教训，改革开放政策很难顺利实施。
改革开放，无论是对内改革，还是对外开放，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的。从沿海战略，到西部大开发；从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到建设和谐社会；从“三步走”战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是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能够实现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分不开的。在这种体制下，有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在西方的体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比如对口援藏，中国内地各省市与西藏各地区结成固定的援助与受援关系单位，效果良好。“中国发展模式”、“北京共识”这样词语的出现，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发展所取得成就的认可。而此前，国际社会普遍对共产党领导经济发展的能力持怀疑态度。比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20世纪末还认为：“在共产党体制下经济是否能够取得发展，是否能够适应21世纪的世界，在这些方面依然留有很大的疑问和不确定性。”[11]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有其合理性。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没有哪一个政治力量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发展模式形成的政治前提和这个模式的最重要特征，没有这个前提，所谓中国发展模式无从谈起。这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逻辑。在共产党领导地位这一点上，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没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发展模式的方向限定。
中国共产党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就按照既定的纲领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必然要发生的。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明确将中国革命分成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12]这个目标，从未动摇过。
当然，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起初是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模式。那时，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苏联的制度是最先进的，苏联是社会主义的样板，而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13]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相信，有了这个最先进的制度，就可以创造出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的经济发展速度。于是就有了“大跃进”、“超英赶美”等现在看来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和做法。甚至到了1975年，四届人大还提出在20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
然而，历史证明，苏联模式是有很大弊端的，特别是在适应经济全球化上，苏联模式是失败的。所以，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这时讲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西方的开放，因为并不存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问题。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向西方学习，西方在现代化上是先进的。他坦言，“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14]
向西方学习，摈弃苏联模式，只是要摈弃苏联模式中不合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并不是要摈弃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从改革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改革的内涵：“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15]也就是说，改革只是要改掉现存体制中不合理的成分，而不是抛弃现有体制，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体制。正因为这样，在改革初期，与学习西方相比，中国更注重向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学习改革的经验，比如南斯拉夫和匈牙利，重视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寻找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只是到了苏联东欧剧变之后，随着中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才更加重视向西方学习，因为西方是搞市场经济的样板。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为之进行了长期奋斗的成果，这是一个重要的现实国情，也是改革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在分析中国国情时，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另搞一套，如果那样，中国共产党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说，所谓中国发展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最重要的一个理论成果就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个理论一方面承认中国已经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现实，另一方面又承认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是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在中国这样的国度建设社会主义，首要的任务是快速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最有效途径是实行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中国就必须对外开放，同时对旧的体制进行改革。但是，中国要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先有社会主义制度，后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服务于社会主义制度；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搞市场经济，否则社会主义就难以立足。这就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最重要内在逻辑之一。所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改革开放”，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早在启动改革开放不久，1979年3月，邓小平就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6]即使到了苏联东欧剧变后，在西方欢庆“不战而胜”、社会主义已经“大失败”和“历史的终结”之时，中国仍然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已经明确，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就是说，中国发展模式从它发端时起，就已经限定了其方向——社会主义。这一点对改革开放的进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出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考虑，中国共产党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抱着极其谨慎的态度，对“西化”、“自由化”、“和平演变”保持高度的警惕。与此同时，在摈弃苏联模式时则显得很不情愿。就以对经济体制的定位为例，由“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过程体现出了对“计划”的特殊情结。
第三，维护政治稳定：中国发展模式的重要动力。
中国的发展是以现代化为导向的。而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对政治稳定有特别的需求。
对所有国家来说，政治稳定都是非常重要的，而政治稳定则需要有效的政府。亨廷顿认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他把国家分成两类，即政治稳定的国家和政治动荡的国家。他进而认为，“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17]
现代化必然导致社会的剧烈变动，所以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尤其需要政治稳定。而对中国来说，对政治稳定的需求远远超出一般的国家。这种需求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中国的最大国情是人口众多。这个人口规模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欧美国家无法比拟的。10多亿人口要走向工业化、现代化，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情。这不仅决定，任何欧美国家的发展经验，包括苏联的经验，都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中国，中国必须摸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还决定，中国特别需要社会政治稳定，需要秩序和有效治理，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和执政党。有些小国，当国内出现动乱时，可以寻求国际社会或大国的帮助，国际社会也有可能提供有效的帮助。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国际社会恐怕无能为力。更何况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大国也很难提供真心的帮助。
中国人口多，又贫穷，用十三大报告中的说法就是“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于世界后列”，“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这种国情决定，在现代化过程中极易出现政治动荡。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农民起义，重要原因就是贫穷。“穷则思变”，就要革命。贫穷是革命的土壤，也是政治动乱的温床。中国共产党就是靠领导工人、农民革命而崛起的，所以深知贫穷对政治稳定的危害。如果贫穷有“不均”做催化剂，就更加危险。中国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就是以“均贫富”为旗号。现代化往往伴随着利益的重新分配，很容易造成“不均”。所以，要想避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被政治动乱阻断，就需要维护政治稳定，需要有效的政府。
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国情是，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封建制度和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是封建割据以及由此引起的内战和内乱。到了近现代，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中国一度陷入军阀混战，不仅导致民不聊生，而且还破坏了国家发展经济的社会政治环境，甚至还会给外敌入侵造成可乘之机。所以，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防止封建割据，维护政治稳定尤为重要。
费正清在考察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后得出结论：中国遭受内战和内乱之苦远胜于外敌入侵。[18]这些内战和内乱的起因，或农民起义，或革命运动，或军阀割据，或统治者内部政治斗争，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缺乏有效的政府。而中国共产党则提供了有效政府。正如亨廷顿所说：“20世纪中期最突出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1949年中国在经过百年的动乱后首次建立了一个真正能治理中国的政府。”[19]
当然，中国共产党在维护政治稳定上也出现过失误，那就是“文革”十年动乱。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政治稳定和安定团结。邓小平强调：“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20]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更是强调：“中国最关键的问题是稳定，中国乱不得。中国乱起来，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不仅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会影响整个世界。中国一乱，将出现内战局面，难民往外跑，周围国家都要受影响。”[21]
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开放需要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需要有效的政府。就现实来看，只有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提供有效的政府。这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逻辑。
第四，中国的民族特性：中国发展模式的文化基础。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自强自立自信，是中华民族的最重要特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2]自古就是中国人的座右铭。要自强，就需要自立。做某一强者的附庸，肯定不会自强。要自强、自立，就需要自信。可以想象，一个民族如果不自信，是不可能创造出博大精深并传承数千年的文明的。毛泽东的话比较生动地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强自立自信的品格：“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23]邓小平面对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施加的巨大政治压力，强调要有“国格”，他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24]
当然，有些时候，中国自信过了头就变成了“自大自负”。典型的事例就是1793年乾隆皇帝赶走来觐见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甚至到了鸦片战争后，面对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人还表现出对这些西洋文明的轻视，称之为“淫技”。
自鸦片战争开始的一次次列强入侵，重挫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以至于仁人志士们提出中国要放下“中央帝国”的架子向西方学习。历史上，中国虽然经常遭到周边民族的入侵和征服，但最终结果都是，中国用她那博大精深的文化将征服者同化。正如费正清所说：“不管是文明的什么组成部分——民族或文化特征——只要一进入中国，它们就都并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受其大地和大地利用方式的哺育、制约与限制。”[25]甚至如罗素所说，在被征服之后，“中国文明未经变化地保存了下来；几代人之后，征服者比中国人还中国人”。[26]然而，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以往征服与同化的历史再也不能重演了。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文明完全不同于过去中国周边民族的农牧文明，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工业文明。这种工业文明正在以不可抗拒之势征服整个世界。正如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所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之一大变局也。”[27]要想免遭被西方列强征服的命运，惟一的办法是学习西方，通过学习西方来实现自强，维护自立，进而恢复自信。
然而，即使到了这时，中国人仍然未摈弃自强自立自信的品格。那些主张学习西方的精英们仍然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不是全盘西化。学习西方是要“师夷之长技而制夷”，而不是就变成“夷”。这一点与日本形成了鲜明对照。日本明治维新后，很快就走向“脱亚入欧”，向西方学习的态度比中国要彻底得多，速度也快得多。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民族特性成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沉重包袱，最终在现代化之路上被一度是自己学生的日本所超越，而且由于这种被超越险些亡国灭种。
中国共产党人完全继承了中华民族自强自立自信的品格。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时，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简单照搬外国的经验和模式。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根据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运用苏联的经验，虽然也是走暴力革命的道路，但却是农村包围城市，而不是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搞中心城市暴动。当然，他也是吸取了其他中共最高领导人简单照搬苏联经验的教训。毛泽东坚持的一个理念就是“洋为中用”。外国的经验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时，毛泽东虽然学习了苏联的模式，但也不是简单照搬，在很多方面都考虑了中国的国情。
邓小平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时，也是强调中国特色。在启动改革开放不久，他就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8]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一直强调独立自主。这也与中国的民族特性相关。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每当中国共产党失去独立自主性时，就遭受挫折和失败。陈独秀、王明时期就是这样。毛泽东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不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挥，而是依据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做出决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仅在外交上强调独立自主，而且在经济建设上也寻求独立自主。这也是后来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强调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又特别强调独立自主。“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9]正是在独立自主原则的指导下，中国抵制住了国际上的各种压力和诱惑，始终走自己的路，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没有像苏联、俄罗斯那样盲目地引进“休克疗法”，没有按西方所希望的那样搞急剧的私有化改革和宪政民主改革，也没有像日本那样接受美欧施加的金融改革压力，而是坚持自己既定的路线和发展战略。
总之，中国的民族特性虽然曾经导致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行动迟缓，但是却成为中国发展模式形成的重要根源。如果没有这种民族特征，中国也许早就会像日本那样走上了“脱亚入欧”之路，甚至被“西化”大潮淹没。如此，也就不会有什么中国模式了。中国的民族特性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对自己所走的道路和采取的发展模式高度自信的文化基础。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成功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实力，从而改变了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诸多方面。作为一个拥有世界1/6人口的国家，其现代化的意义远非那些中小国家所能比拟。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举世关注的重大课题。中国崛起正重塑世界格局并改变着国际关系的诸多方面，如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大国之间的关系、大国与中小国家的关系。
其次，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中国模式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增强，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借鉴对象。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走进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必定给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带来深远影响。
最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进程和模式决定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现代化观念不同于西方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国家。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发挥了值得肯定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受执政者阶级属性的局限以及西方思维方式和国际关系理论制约，西方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很难摆脱西方中心论、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冷战思维等负面因素的影响。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特别是经历了西方所强加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苦难历程，不仅有浓烈的世界情怀，而且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有许多超越了西方的先进理念和理论。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国际关系民主化，从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和平崛起到构建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蕴含着先进理念和理论。这种先进理念和理论将指导中国去推动国际关系进一步现代化，同时也将影响世界各国，促使它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三、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国际关系
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得益于适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选择。面对已经取得的现代化成就，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中国目前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进程只是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到205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提升相伴随的，是生产力水平的全面提升，是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是与“四化”密切相关的各行业、各领域现代化的全面推进，特别是教育、人口素质。但这些还不够，整个国家治理都需要实现现代化。如果只有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而没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那还只是潜层次、低水平的现代化，是很难持续下去的。当年苏联在“四化”上的成就也引人瞩目，但是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伴随，最后结果是现代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内涵和规律有了新的认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的两项核心内容，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国家治理也就现代化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继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如果说前四个现代化都是物质层面的，都是国家实力的硬件，那么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制度和精神层面的，是国家实力的软件。跟计算机一样，没有相匹配的软件，再好的硬件也很难充分发挥其作用；没有先进的软件，硬件配置再高，也不会好用。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制度系统，包括了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政党治理等多个领域以及基层、地方、全国乃至区域与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参与等多个层次的制度体系。”[30]这里面包括了“区域与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参与”，也就是对外关系或国际关系。如果说，在以“四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阶段，处理对外关系还只是涉及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外部条件和环境，那么到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阶段，对外关系则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伴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对外关系也必须现代化。换句话说，推进国际关系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一个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国家，如果对外关系没有实现现代化，就算不上实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就谈不上真正实现了现代化。或者说，一个没有实现对外关系现代化的国家，在当今时代很难实现高水平的现代化。
中国在以往的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为国际关系现代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那时的中国，还只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融入者、受益者，作为建设者的身份不是主要的，因此在推进国际关系现代化上所发挥的作用还比较有限。而处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阶段的中国则大不相同。当今的中国已经走进国际大舞台的中央，成为影响国际局势的最重要力量之一。中国作为国际体系建设者的身份更加凸显，而且责无旁贷。如何扮演好新的角色，发挥好国际体系建设者的作用，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国际关系进一步现代化，这是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