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认的好学生

祖上王泰留下了一些勉励后人的家训。这些家训被王尚荣收录在《王向荣家族记事》一书里：

父母面前好孝子，

弟兄之间讲礼节。

妻子面前好丈夫，

与人共事不耍奸。

操持家顶梁立柱，

讲忠孝国家为先。

做平民要守本分，

当了官信守清廉。

传统的乡村社会，历来讲究耕读传家。“耕”指劳作，这是农家的本分；“读”指读书，这里寄托着农家的理想。普通农家，代代积累，希望后人通过读书取得功名，从而能改换门庭，这是一种长远的目标与计划。即便后人不能求取功名，但个个识文断字，在生活中也能带来诸多便利，这则是一种具有实际意义的培养。

王向荣的父亲王存永读过冬塾。他不仅掌握了基本的书写能力，诸如打字据等，而且有一项常人难及的技能——口算！王尚荣记得：有一次，他陪父亲，赶着驴，到镇羌去卖洋芋。一位公社干部模样的人，买了五十七斤，每斤一角二分钱。那个人手里拿着算盘，“噼里啪啦”拨拉了半天，还没有算出来实际要付多少钱。

“六块八毛四。”父亲头也不抬，说，“有零有整，你给上六块八就行了。”

“真的？你怎么算出来的？”那人不太相信。

“口算的。”父亲说。

那人听了更不相信。

“你再打一打。”

“噼里啪啦”——王尚荣看着那人又拨弄了半天算盘，总算是算出来了，“哎呀，老汉你好脑子啊！”那人一脸惊讶地说。

王向荣在上学前，记得曾得到过父亲教授的《三字经》《百家姓》的启蒙教育。他说：“那本书（指《三字经》）是用毛笔抄写在麻纸上的（手抄本），平时搁在柜子里，父亲用时才取出来。书的纸张已发黄、变黑。”

“父亲有一定文化，我的最初文化启蒙老师应该是父亲。《百家姓》这本书就是父亲教我的。”这是王尚荣相同的忆述。接着，他还在文章中提及：“读六年级的那年，过年时，我自己编写了一副对联贴在了大门上。这副对联的上联是‘门对金沙榆材’，下联是‘家出贵人学者’；横批是‘人杰地灵’。父亲看后，对我摇摇头说‘农民人家，只求平安、本分就是了。'”

由此，既可以看出王尚荣本人的聪慧，也说明了他的父亲——这位拦羊汉对文字的理解力以及个人的一些性格、品行。

事实上，王向荣的父辈们，大都念过“冬塾”——私塾的一种形式，一般是普通农户人家，为了教育、培养子弟，在冬闲时聘请先生来教授（限于财力、时间的局限，没有条件常年聘请先生），办学地址也多利用寺庙或公产。

2012年，笔者第二次到马茹圪垯村子采访，曾和正在田间种植红薯的王存厚、杨绿叶老夫妻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交谈。王存厚是王向荣的七爹，当年七十五岁，老伴比他小一岁。王存厚也是王向荣父辈中当时唯一健在的一位。

在谈话中，王存厚讲到早年读“冬塾”时的一些情况。他说：“我念过四年‘冬塾’，一冬给先生三斗米。我父亲从小掏煤炭，家里人多，养了我们五六个娃娃，拖累大，还要供我们读书。”

王存厚记得第一个老师叫严应成，第二个老师叫张功。“就这两个老师，他们都五十来岁。”他说。他还清楚记得所学过的课本，有《五言》《七言》《三字经》《百家姓》《日用杂字》《名贤集》等，还提到《精要》《所谓》《坐铺》，他说《坐铺》前后学过两本——这些古书（籍）笔者闻所未闻，由于不懂，我只得详细询问有的字该怎么写。王存厚随手捡起一根干树枝，在地上划拉起来，他写的字认真、规范。尤其令我惊讶和难以忘怀的是——他一笔一画用树枝写在地上的字——竟然个个都是繁体字！

但遗憾的是，作为一个采访者，我竟然疏忽了或者说是欠缺捕捉现场的能力，当时没有拿相机留下这一极具价值的资料。

“祖父辈耕读之家的家风没有变。父辈时代，耕读家风一直在延续。父辈们到了上学读书的年龄，必须要念三年‘冬塾’。读完‘冬塾’后，他们基本达到了脱盲，书信往来、写字据、打算盘等基本都会了，有的甚至能写春联，出社会做事首先不受不识字之苦了，这是历代祖宗对后辈们的基本要求。”

“父亲这一辈，本来最受器重的是四爹王存高。祖父有他的打算，自己四个儿子，要重点培养一个儿子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才为上策。四爹人聪明，读书好，念的书比他的几个兄弟都多，他性格豁达，交际广泛。自己不仅在村里办过‘私塾’，还敢替人代言，伸张正义。可惜，受当时农村普遍种植洋烟的影响，加之交友不慎，他沾染上了吸食大烟的毛病，自此不振，家产也被吸食一空，连累后人……”

以上是王尚荣有关父辈们读书的两段忆述（笔者在文字上稍作整理），从中不难看出传统乡村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1960年前后，王向荣入学。学校起初在桃茆。桃茆是大队所在地，离家有五里路。学校分了四个班级，共有四五十个学生。王向荣的老师叫张美林，当时是一位二十余岁的女子，同他沾一点亲。张老师的妹妹叫张美人，和他在同一个班里。

有一年，过“五一”节，张老师安排王向荣和张美人一同表演对唱《五月散花》——这是当地“二人台”的一个传统曲目，其中的唱词是：

正月里来什么花儿开？

正月里来迎春花儿开。

三月里来什么花儿开？

三月里来桃杏花儿开。

五月里来什么花儿开？

五月里来刺玫花儿开。

……

在上学往返的山路上，王向荣习惯于跑。跑着去学校，放学后跑着回家。“上学时，他常跑了，跑一路，唱一路。”王荣伟说。

王向荣喜欢去学校，也喜欢帮妈妈干家务。他天资聪颖，尤其是记忆力好，每次考试成绩都很优异，经常拿奖。奖品有时是巴掌大的一个笔记本，有时是一支铅笔。他个子虽然瘦小。但由于经常在上学往返的路上跑步，体质也不错，这使得他有两次在学校举办的六十米短跑中竟然拿了奖。

在桃茆念书期间，王向荣担任过班上的文体和卫生干事。

但王向荣在桃茆仅仅念了两三年书，由于这所小学被撤销，他突然要面对是否辍学的问题。当时，他的大部分同学，都自此彻底告别了学校。他该怎么办呢？

从王向荣自身而言，他渴望继续念书。但到底能不能念？这由不得他。

王向荣记得，有一天，在村里，四爹遇到父亲，他感觉父亲整天过于辛劳，体力虚弱，就建议说：“丑小长大了，干活能帮上你，干脆不要叫念书了吧？”

王向荣就站在旁边，心里对四爹的建议非常不满。

父亲半天没有言语，过了一会儿才说：“娃娃不要叫受了，只要想念，就让念着。再说，周围人夸奖，能写会算，读书多些，总没有害处！”

王向荣听到父亲如此说，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对自己又能继续念书欣喜不已。

“唉，我是担心你的身体。”四爹继续说。

“不碍事！”父亲回答道。

四爹是心疼自己的弟弟，担忧他的身体。但王向荣年幼，一心想念书，不能理解四爹的这一番良苦用心。他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愿理睬四爹。”

此际，全国各地，饥荒遍野。王向荣的父亲又是如何不仅得到生活所需，还能供王向荣念书的呢？

“供我和弟弟向荣念书，家里是没有多少经济来源的。父亲除了每天雷打不动给生产队拦羊，当羊倌儿外，再就是早出晚归忙碌那点自留地。自留地上的粮食稍有结余，卖上几斗，换几块钱，就是全家的经济开销了。”王尚荣文章记述。

桃茆小学被撤销后，合并到了新民小学。新民是镇子（公社）所在地，离马茹圪垯十里山路，沿路既要翻山又要过河，加之大部分路段人烟稀少，王向荣要去念书，就得住校。

在此，有必要交代一下这次学校撤校、合并的原因。据《府谷县志》记载：1962年乡村小学撤销的原因，主要在于国家的经济困难，要通过缩减教育，减少开支。在撤并学校的同时，提倡让高小毕业和超龄的学生回乡务农。

王尚荣便是这次回乡务农的学生中的一员。他当时正在府谷中学（此际，恰逢神木、府谷两县合并，校址在神木城里）读初二。他学习好，众人一致认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里，他通过念书完全可以改变命运，找到更好的出路。

但王尚荣本人在谈及离校的原因时，主要还是归结为家庭的经济问题，他说：“家里缺乏劳力，我父亲给生产队拦羊，基本靠他一个人挣的工分，要养活家里几口人。家里没米，都吃不饱，饿得不行，我不念书了，总能给家里帮上些忙。”

事实上，小学毕业时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初中的王尚荣，并不甘心于务农。受母亲影响，他也自幼会唱。但在眼前，唱歌挣不来工分，也换不来口粮。经过一番思虑后，他想到了学习画画，当个画匠。画匠轻闲自在，能够走乡转村，不论被请到哪一户人家，都是好吃好待，这让王尚荣十分羡慕。

但学画画不像学唱歌，不是在村子周围就能找到师傅了。没有师傅，只能靠自学。家里有本《杜甫》连环画，他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学习画画，只能利用空闲时间偷偷地临摹。

对这段苦学的经历，王尚荣忆述说：“苦于投师无门，又没钱买画谱。每逢出门，路遇大小庙，我都要进去看看壁画。村里的龙天圣母庙建在山头上，离村不远，我一个去觉得有点孤单，有一天就叫了弟弟向荣陪我，进了庙里，我只顾看画，揣摩画画的一些技巧、构图，向荣则东瞅瞅西看看，注意到了顶梁上的一行文字，有一个字，他不认识，问我。我认出是个‘嘉’字。1966年，这个庙在‘破四旧’中被毁。2006年，五哥续荣和我商量，想出资重修此庙，我在电话中和向荣征求意见，他也说早有此意，我顺便问他此庙建于何朝何代？他说是明朝嘉靖年间，一位姓高的和一位姓边的人主持修建。向荣的记忆力是惊人的！那是1963年的事，他才十二岁，看了一遍就记在心里了！”（摘自《王向荣家族记事》）。

王向荣1963年陪哥哥到村庙里去看壁画，并第一次注意到横梁上的文字。1966年“文革”爆发，该庙即被毁。这三年期间，他有没有再去看庙并不重要。但哥哥王尚荣由此得出他记忆力惊人的结论，这确实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进入新千年之后，复兴之风日益浓郁。在此将王续荣、王尚荣、王向荣三兄弟出资重修村里龙天圣母庙，王尚荣撰写的碑记，全文摘录如下：

碑记

马茹圪垯龙天圣母庙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历经沧桑，毁坏殆尽，瓦砾碎石，废墟一片，原有钟楼，荡然无存，当地百姓观而叹之。可喜可贺，尔今乃政通人和国泰民安，霞蔚云蒸，百废俱兴之时，王续荣、王尚荣、王向荣先生善举一起，马茹圪垯上下村民纷纷响应，捐资出工者无不尽心尽力，于今年五月一日动工，七月三十日告竣，彩绘壁画，琉璃顶脊，新做钟楼，恢复原貌，此举既再现了古迹景观，又还了一方百姓重修本庙之心愿，使我华夏文化源远流长。为记往事，特立此碑昭示后人。工匠袁利廷、王鸡叫、王小平，画匠张厚存，撰文王尚荣，刻石刘树军。

公元二〇〇六年七月三十日叩立

在新民上学后，王向荣基本每周回一次家。返校时，要携带一周的伙食。“家里（人）再饿，父亲想办法要让我读书，读书费钱，去学校要把米带上。家里的土豆、菜、米都要给学校交了。我常穿得稀烂，那会大些了，懂得害羞了……”王向荣回忆说，“学校当时还正规着了，学生不管在哪遇到老师，都要行礼。我记得，有一天我在村外挖猪草，恰好看见学校一位老师路过，我就赶紧站得笔直，大声说‘老师好！'。”

新民完小当时有十余位老师，学生有二三百人。不论办学规模，还是校风校貌，在当地都有一定的影响。校长叫陈培贵，当年四十来岁。陈培贵出身于书香门第，府谷清水人。清水临近黄河，过去是府谷有名的文化镇。陈培贵讲语文，也讲历史。

王向荣至今记得陈培贵讲过的一堂课。他说：“陈老师经常给我们强调‘学以致用’。有一堂课，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一位姓史的先生出了一副上联是‘史大人头添一平吏事显官’；一位姓鲁的学生对了下联是‘鲁学生腰去四点争门弟子’。”

在王向荣记忆里，陈培贵不仅学问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而且曾有一位十分漂亮的伴侣。他说：“我们上学时听说师娘生前长得特别漂亮，去世早。在世时从不见生人，有时出门还蒙着面纱。镇子上的人，有的住了一辈子，只是听说她长得漂亮，但从未真正看见过她的容貌。”

在新民小学读书时，王向荣除了唱歌的特长，获得大家一致的认可外，他在学习上的表现，也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年在新民小学和王向荣同班的班长孙旺（2012年接受采访）回忆说：“我们全班四五十个同学，只有两个女生。王向荣是从桃茆转学来的，小学当时实行六年制，他在这念了两三年。他住校。学校有集体灶，离家远的学生，不能回家吃饭，就要拿米、拿菜，在灶上吃。我的家就在镇子上，不住校。当时上学有学费，我不记得是一学期还是半年，总之要交付几块钱。”

“王向荣语文学得好，作文能写好几页，语文老师常把他写的作文给同学们当范文读。他爱讲故事，在教室里讲，在宿舍也讲。我们一周上两节音乐课，音乐老师叫贺凤岐，在器乐方面熟悉，二胡、手风琴都给我们教过。学校当时经常搞文艺，那会儿的节目大都同革命有关。王向荣经常参加表演。我也参加过演出，我和班上的女同学刘桂英一起唱过‘五哥放羊’。”孙旺继续说，“王向荣和镇子上的高翠兰一起唱过，他俩年龄差不多。”

在新民小学念书后期，王向荣由于语文好、唱歌好，曾受学校指派到田间地头以及社员家里，给社员教唱过语录歌，还教过识字——“扫盲”。这些突出表现，使得他获得了学校的奖励。

王向荣说：“我在新民上学时，有过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有一次，公社召开社员大会，全公社的人都来了。我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了言。台下，我爹、我妈也在里边。有人在他们面前夸我，说‘你们培养出好子弟了，以后能当大官呀’。我妈听了哈哈大笑。我爹性格温和、沉稳，从不张扬，高兴了也不会哈哈大笑。但那天，他眼神里的那种欣慰，我一直记着了。”

新民小学毕业后，王向荣考取了府谷中学。班长孙旺对考试前后的经过记忆犹新，他说：“我们考初中，统一行动，到府谷城里参加考试。那会没有车，来回都要步走。单趟就要走两天，头一天走四十里，住在孤山镇，第二天再走四十里到县城。我们全班共有五十六名学生，考上十一名。我和王向荣都考上了。录取通知书也发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外地教师都走了。学生们开始串联。我们也想走，年龄小，没有人引。‘停课闹革命’停了有一年多。我们学校有个叫魏张高的老师受到批判，听说是有点历史问题，我们也不懂。他的名字是三个姓（组成），比较特殊，所以就记住了，没有忘记。”

孙旺当了一辈子教师，经历看似平凡、单一，实则很有特点。谈到自己的人生，他说：“我1968年参加工作，先当民办（教师）。那会要够十二年，才能参加转正考试。我考了三年才考上。你一算就清楚，我当民办（教师）就当了十五年吧。转正考试，每次只考两门，一门政治必考，一门自选。我第一年选的是美术，第二年选的是数学，第三年又选美术。我最早在新民当民办（教师），新民周围的很多小学都去教过，我的特长是音乐、美术，但语文、数学也教了。当民办（教师）时去不了其他乡镇，转正后在庙沟门这些乡镇也教过，最后又回到了这里，在新民这所学校退休。你看，这不是转了一个圈？王向荣也当过民办（教师），他知道那种滋味了。”

2011年前后，王向荣新民小学的同班同学们，在府谷县城有过一次聚会。当时，王向荣带了两位女歌手捧场。孙旺拿出聚会的合影照片，指点着照片里的人头像对我说：“我们1966年毕业，‘文革’开始了。现在，我们同学还是农民多，出去的少。王向荣也是唱出去的，要单凭上学，如今恐怕还是个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