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媒体时代青年社会动员的发展特征

第一节 新媒体时代青年社会动员的历史发展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这一学说，其含义是，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新媒体时代，媒介技术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无疑是令人瞩目的现象。那么，技术和社会到底是什么关系？在技术决定论者看来，人必须被动地适应技术条件或为技术环境所制约，按照技术的逻辑改变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甚至是观念价值体系。与此同时，社会决定论者认为，人是技术的主人而不是奴隶，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则对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最终的决定作用。无疑，不论是技术决定论还是社会决定论，都有把一方的作用绝对化的倾向。不可否认的是，媒介技术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而人的主观能动性更是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新媒体时代带来的信息爆炸和高度信息化社会，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舆论空间，都为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动员创造了条件。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国80、90、00后青年，是伴随着互联网发展成长起来的，在这群标签化群体的文化建构中，互联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可否认，如今的80、90、00后青年群体已经站在了中国时代发展的中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从互联网刚刚兴起时的网络狂欢，到愈来愈受重视的网络动员，中国青年的价值形成和互联网发展互动相随，相互影响，中国互联网事业因青年的接触与熟悉而普及，青年因互联网的技术发展参与社会建设。因此，在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的关键时期，引导青年应用网络积极参与社会建设，是当前社会动员及网络治理的重要课题。

一、萌芽阶段（1994—2003年）

从语言产生到今天的信息社会，人类传播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传播是通过一定的媒介、手段或工具来进行的。根据媒介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把迄今为止的人类传播活动区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四个阶段。互联网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并由此开启了“知识经济时代”。互联网的诞生加快了信息的生产、更新和传递，降低了信息获取的成本，加快了社会动员的节奏和步伐，为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提供了技术基础。

1994年，中国全面接入国际互联网，搜索引擎和门户网站建设在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用户通过浏览网页获取信息。1999年，即时通信工具QQ出现。2003年，在互联网进入中国十周年之际，博客兴起并引发新的热潮。在这十年间，互联网经历了从国家战略布局到信息产业推广重大转变，从最初的电子邮件、搜索引擎，丰富到传统媒体网站、信息门户网站、BBS、QQ聊天工具不同形态的发展，再到2003年“木子美”事件引爆博客，与此同时，用户发展成既是网络信息的读者，也是生产者，交互功能的实现使网络发展从web1.0过渡到web2.0时代。2004年，清华大学教授彭兰的博士论文《花环与荆棘——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对中国网络媒体发展的第一个十年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理论分析，从1994年到2003年，中国网络媒体完成了它的第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它一方面在迅速完成自身的基本建设，另一方面，它以各种方式冲击着传统媒体，甚至已经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以广播电视、报纸、图书等大众媒介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缺乏信息传播的及时性和互动性，传者和受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单向度的，在这种一对多的传播方式下，绝大多数人作为观众，只是被动地接收信息，处在时刻被大众传媒塑造的“拟态环境”中，青年更是缺乏在大众媒介上发表意见和表达看法的机会。随着博客、论坛、QQ群等新兴媒介的不断丰富和演化，青年的话语权有了极大的提升，尤其是博客、BBS、贴吧等的出现，人人都能成为传播者。以私人会客厅为代表的博客和以公共广场为代表的贴吧，给青年网民带来了很大的自由言论空间，成为人们表达思想的平台，也能使信息的传播更加广泛。

新媒体带来的“公共领域”为青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创造了更多机会。在越来越多的青年能够熟练掌握互联网技术，通过各种搜索引擎方便和快捷地获取信息的情况下，青年们可以从各个角度不同视角深度了解他们想要知道的信息。当某些突发事件或地域性问题出现时，青年们可以通过网络社区交换信息，也可以通过QQ、博客、论坛、邮件等方式和当事人进行一对一交流，并且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新生代青年的悄然到来，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某件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将突发性的局部事件，变为全民关注的公共事件，这就为社会动员增加了新的内容，即网络动员开始出现。

传统的动员方式往往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送式，动员主体是掌握着大众媒介资源的精英群体，将理念和价值融入广播电视、报纸等，缺乏互动交流。随着互联网与青年的同步成长，网络带来了一个个性交流平台，青年网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对社会不公正、不合理事件的看法，在这一阶段中，网络动员最具初始性和标志性的事件是“孙志刚事件”,2003年3月20日，武汉青年孙志刚因未带任何证件，被广东省天河区黄村派出所收容到当地的收容所里，在收容所护工的授意下，收容所的收留人员将其殴打致死。孙志刚案经《南方都市报》报道后，在网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一事件最终导致了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条例》，同时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彻底改变了互联网发展的政治生态，标志着中国互联网真正开始从社会的后台走向前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网络动员是以互联网为媒介引导人们关注和参与集体行动的过程，它是一种“少数人的大努力”驱动“多数人的小努力”，作为网络动员的行动者，吸引人们卷入网络动员的因素主要有直接因素和调节因素。影响公民卷入网络动员的因素既包括判断相似、价值相同、情绪共振和目标趋同等主观因素，也包括上网条件和网络技能等客观因素以及参与的成本收益计算、动员者的信誉与影响力、公民兴趣和公民的参与经历等调节因素。

二、壮大阶段（2004—2010年）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显示出了互联网在参与社会公共事件中的重要作用，“网络民主”开始了其漫长又坎坷的发展之路，人们看到了应用互联网进行动员的便捷和有效，但由于这一时期网络应用和普及程度不高、网络应用形式不够丰富，民间意见在网络上的声音还不能达到与官方声音匹敌，青年应用网络进行社会动员的范围比较窄，也处于浅层次的状态，其参与主流价值生成的能力也十分有限，对公共事件中的政府行为影响更是低水平的。

2004年起，随着“贾君鹏事件”“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等拉开互联网狂欢的盛宴，虐猫事件、铜须事件等各种网络热点引发关于炫富、人文关怀、新旧文化碰撞、中外文化价值观等问题的网络讨论，网络动员开始逐步壮大。2009年8月，门户网站新浪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成为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门户网站。微博随之蓬勃发展，不仅各种网络热词迅速走红网络，而且微博也逐渐显示出强大的传播力。微博的裂变式传播给动员提供了强大支持，其评论、转发、点赞、“@”等功能，每一次转发和“@”都会形成一个新的意见中心，可以极大程度实现动员信息的交流与扩散。同样是2009年，校内网更名为人人网，针对全国大量大学生群体，为青年学生提供互动交流平台，这种实名和相对私密的社交圈，满足了青年学生群体的个性化需求，让每个人都可以在一个相对真实的网络环境里有所作为，丰富了网络动员的渠道和形式。

2010年被称为媒介融合年，我国“三网融合”起步，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我国媒介生态环境，网络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年信息获取和交流的主要方式，它加快了信息生产和交流的步伐，为新时期的社会动员提供了媒介支撑，使得社会动员的有效性和规模性有了极大提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民的主力由精英不断转为大众，草根和平民的声音也越来越突出，以社会精英为代表的“意见领袖”和普通民众之间的信息鸿沟有了一定的缩小。当互联网进入普通家庭，着眼社会热点，关注民生百态，作为与互联网技术同步发展的当代青年，也开始走向参与社会治理的中心，形成了网络青年文化。互联网成为当代青年信息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场所，他们就感兴趣的话题在互联网上展开探讨，“在网络中，一个针对社会问题的公共讨论空间，即公共领域正在形成”。沙哈认为，互联网促进了在线网络的讨论，因此推动了公共舆论的形成，并促使网民对讨论的事件再次框架化，因此可以被视为新生的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是公共领域研究的突出代表，在他看来，公共领域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自由和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以报纸和杂志等大众媒介作为公共领域的媒介，每一个人一般都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其个人倾向、愿望和信念——即意见。只有当这些个人意见通过公众批判而变成公共舆论时，公共性才能实现。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不仅是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公共性和批判性是公共领域的基本原则，公共领域的功能是“让公开事实接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监督”。

正是由于网络空间提供了一个更为开放的“意见的自由市场”，促进了各种意见、观点之间的自由辩论和竞争，推动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各种网络论坛、QQ群、博客、微博、交互式网站等共筑了一个网络意见交流平台，而青年网民大多具有思辨和批判性，再加上网络的虚拟性，为青年提供了更为开放和平等的沟通交流环境，青年们可以针对自己关注的问题自由交换意见，发表批判性看法，促使公共议题向着理性的方向发展，形成网络空间中的新型公共领域。从“孙志刚事件”引起的网络舆论大讨论，到“表哥”杨达才的网络反腐行动，再到“乌坎事件”中的社会动员，都说明了互联网带来的“公共领域”促使“沉默的大多数”在网络意见市场中充分沟通交流，最终整合舆论，形成公众舆论。

互联网天然的虚拟、低门槛、去身份、颠覆中心和瓦解权威等特点，契合了青年网民的心理，也使青年群体成为互联网的主要推动者和作用者，但也恰恰因为网络动员的低成本和隐匿性，加之青年群体的情绪化，往往在从众心理的作用下，将普通事件通过网络不断闹大，把日常冲突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扩展到更加广泛的公众视野。这样个体化事件的公共化表达一旦成为一种模式，也会影响网络动员的生态环境。正如新媒体的出现带来了“网络舆论场”的丰富与成熟，也使得“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界限越来越明显，运用新媒体进行社会动员固然要以调动青年网民的情感共鸣为基础，但是过分割裂官方和民间，缺乏对理性和批判思维与观点的有效引导，网络动员则会带来舆论空间的混乱。

三、繁茂阶段（2011—2016年）

2011年，微博延续了2010年迅猛发展的势头，对社会生活的渗透日益深入。2011年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微博应用元年”：政务微博出现井喷式增长，可谓微博问政元年；微博动员升温，可谓微博动员元年。微博凭借其自身的开放性、草根性、平等性、传播便捷性等特点，吸引了庞大的用户群，得到了迅猛发展。其中，青年用户是微博用户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微博的发展也为社会公众创造了一个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刺激了公民对自身权力意识的觉醒，加强了他们参与和监督社会公共事务的热情，使得“大众麦克风”时代更具有现实意义。2011年1月21日腾讯推出了微信，这个智能移动终端的即时通信应用软件很快就发展成为服务最为广泛、功能最为强大的社交平台，迅速进入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2）》指出：2011年以来，中国新媒体的成长进入到一个极为特殊的阶段。中国新媒体发展态势强劲，互联网和手机用户数量持续增长，新的应用和传播形态不断涌现。新媒体不仅进一步变革着大众传播格局，而且快速向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渗透，成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媒介。这种高度的社会化媒介，带给用户极大的参与空间，推动网络发展进入web3.0时代。青年是微博、微信用户的主要使用者，也是中国“网络民主”的主要实践者。青年网民们正是利用互联网即时、互动的优势，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网上灾害救助、网上募捐、网络声讨、网上反腐和网上诉求，以期引起社会关注，引发社会行动，进而促使状况有所改变。由于青年是中国网民的主力军，也是网络技术的传播者和推动者，他们对社会变革中的问题极度敏感，也对社交网络十分熟悉。青年网民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社会动员的同时，不单单是个体利益和个体行为的力量展示，而且呈现出社会化趋势。当某一问题一旦成为公共性焦点，就会实现网上和网下共振，并在互动与沟通中形成共意，从而形成网络事件。对于青年而言，随着网络活动的日渐频繁，他们也从最初的非理性冲动式的指责、谩骂、攻击和心理发泄开始转向理性的思辨和质疑所讨论的话题，也从关注个体生活开始转向关注社会整体，所使用的话语也更趋理性，更加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因而也得到传统媒体的积极响应，动员效果的社会认同度也越来越高。在互联网空间，意见表达实际上已经非常显著地影响着政府的决策，许多网民的呼声和质询，促使政府不得不加以重视和回应，促进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

互联网为青年的意见表达和意见综合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平台，为一个社会与新生代青年形成良好互动创造了前提条件。以发生于2016年的“魏则西事件”为例，一则题为《一个死在百度和部队医院之手的年轻人》的文章刷爆微信朋友圈，文章讲述了一个21岁的年轻大学生因患有滑膜肉瘤晚期，从百度上了解到武警北京总队有一种“肿瘤生物免疫疗法”，在求生欲的驱使下，花费了20多万元治疗后，不仅无效，反而发生了肺部转移，最终去世。魏则西的去世引发了网友热议，不同地域、不同职业的网民在网上坚持质疑和寻找真相，汇聚证据并挖掘事实，各个层次的网民发布的信息成为推动事件进展的动力。在整个事件中，百度并不是唯一的作恶者，魏则西也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其中牵扯出的百度“竞价排名”、莆田系、公立医院民营化承包等一系列医疗乱象，都使得网民感同身受。

“新媒体赋权”是学术讨论中的一个新话题，青年网民通过新媒体的使用，在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过程中获得了意见表达的权利，互联网因其隐匿性、开放性、互动性等特点，是当代青年网民进行信息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平台。网民进行意见表达时，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需一部手机，就可以与五湖四海的网友进行意见交换，形成网络舆情。在网络公共领域中，人人都可以自由地分享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对事件进行充分交流和意见整合，最大限度地还原事件本身，从而动员全社会进行更加广泛的关注，推动事件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在“魏则西事件”中，虽然传统媒体依然是议程设置的主要力量，大众传媒的动员力量不容小觑，但活跃于各大论坛和社区的网民，通过信息的交流和沟通，形成了巨大的网络舆论，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甚至成为影响事件走向的巨大公众声音。

网络舆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不断加快社会体制建设步伐。2012年发生的“唐慧案”促进了劳教制度的废止，2016年山东“徐玉玉案”引发了全国大规模针对电信诈骗的专项打击行动，2016年的“雷洋案”带来执法规范争议，“聂树斌案”促进冤假错案的纠正力度，2016年“大学生裸贷事件”将校园借贷安全推入公众视野。以2007年“厦门PX事件”为代表的各类邻避事件，也考验着全社会对于环境维权事件的应对智慧。一系列网络社会动员事件的发生，标志着网民尤其是青年网民的影响力正从虚拟空间拓展到现实世界中。网民构筑的互联网公共领域凸显了信息传播主体和渠道的发展状况。“互联网构建的公共领域拓展了人们的交流平台，延伸了人们的表达能力，放大了人们的交流欲望，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平等提供了现实可能性。”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网民队伍的异军突起正在改变着我国的网络生态环境，成为信息生产和消费的重要主体。网民以互联网为媒介，对某些事关公共利益的事件发出自己的呼声，这些言论汇集成社会舆论，动员更为广泛的青年网民参与讨论，对问题的解决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社会架构形态。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普及，中国青年网民借助互联网直接向社会发出的呼吁以及由此造成的网络动员事件会此起彼伏，从房屋拆迁到社会救助，从网络审判到网络反腐，从关注弱势到伸张正义，从政策听证到制度监督，等等，无不折射出网络在改造社会架构的力量。

四、治理阶段（2017年至今）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网络社会也是由一个一个的网民参与形成。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网民特别是青年网民成为信息生产和信息消费的主体。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4G网络的推出，移动互联网发展速度加快。如图所示：根据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网民群体以青年为主（图3-1）。网络民间社会化动员事件频发，然而，在每年的网络热点事件选评中，网络动员评价高的往往是那些社会公共问题，这些事件的突出特点是由“坏事”引发，因“好结果”终结，党政组织主导的青年活动难以引起网络关注，更不能进入网络影响力事件。相对于传统青年动员而言，当代青年网络动员呈现出“党群组织进不去”“思政工作受排斥”“价值引领不讨好”等尴尬状况。体制内网络动员的组织管理和策略运用上还未能领会互联网的精神实质，可以说已到了用网络倒逼改革的时候了。

青年网民在网络空间是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连接起来的，在网络中，即使最底层、最边缘的人，也可以和身处网络中的其他人一样，有着同样表达意见的机会，也都处在一种平等、自由的交换关系之中。特别是知乎、豆瓣、微信、快手、网络直播等新兴媒体的出现，各式各样的草根也可以成为“意见领袖”，网络信息的生产者越来越没有门槛的限制，这为网络动员的繁盛创造了条件。具备强大传播功能的新媒体日益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发展，其“双刃剑”的效应进一步凸显。快速、开放发展的新媒体极大拓展了人类空间，虚拟与现实社会的冲突成为世界性新问题，各国在大力发展新媒体的同时也在不断加强对新媒体的治理。如何趋利避害，化新媒体风险为国家发展机遇，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之一。2016年4月，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改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4月，习近平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要加强网上正面宣传，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团结、凝聚亿万网民，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网上宣传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把握好时度效，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更好凝聚社会共识，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习近平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指出：“互联网发展是无国界、无边界的，利用好、发展好、治理好互联网必须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自信、格局与担当。”

“新媒体赋权”虽然使得青年网民在网络空间有了一定的话语表达权力，但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期，各种矛盾的凸显导致焦虑、不满的社会情绪在网络盛行，加之青年网民的素质参差不齐，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网民可以在网上充分显示“本我”，可以说，青年网民往往扮演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在以理性和思辨为基础的公共领域中，青年网民可以进行深度交流和批判，成为舆论监督的正义使者；在以宣泄情绪为主的网络空间中，青年网民会受到群体情绪的影响，以“法不责众”的心理，成为网络暴力的参与者。在新媒体社会动员的过程中，这两种不同的角色直接决定了社会动员的走向和冲突的对抗程度。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网民开始在网络的公共领域中进行意见表达和民主监督，成为一种正义使者。人们把传媒看作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而互联网则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社会公器，为公众的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创造了条件，并推动了政治过程的透明化。在“微博打拐”“邻避效应”和“网络反腐”等公共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更多的草根网民担任了网络意见领袖，他们为了探究事实真相、维护公共权益，在互联网上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推动了公共事件的发展，维护了社会正义和公众的切身利益。“互联网动员效果在组织动员潜力方面既超越传统动员方式又可与之互相补充。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传播赋权功能应会进一步实现，从而多层次地、更充分地发挥‘解放’作用。”

同时，在新媒体社会动员中，也有非理性情绪的存在，一部分网民为了宣泄情绪，刻意发布一些单方面的信息，歪曲事实、散播不实信息，一些青年网民在没有有效鉴别信息真假的情况下，以从众的心理盲目跟风，出现优势意见一边倒的舆论现象，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如“网络抢盐事件”的发生，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也给公众带来了恐慌。此外，一些司法事件在未经公检法部门裁定后，网民在网上大肆传播片面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司法事件的程序，造成了“媒介审判”，干预司法公正，如2010年的“药家鑫事件”。可以说，互联网既可以成为民意表达的空间，也可以成为暴虐滋生的温床；既可以成为民意表达的直通车，也可以成为一部分人发泄的通道。在互联网的虚拟场域，网民在传播中拥有一定的传播权力，但由此带来的是互联网“把关人”职能的虚化和弱化。网络带来的是一个没有守门员的信息时代，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解释新闻的时代。有些网民在未经他人许可的情况下，擅自通过网络把他人的个人信息公布到网络上，对其不当行为进行广泛扩散，从而导致公众对个体进行人身攻击，在人肉搜索事件中，网民往往化身网络警察，以极端的方式攻击当事人，把网络空间变成了暴力聚集地。在因特网上，完全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没有人知晓你的种族和性别。网络暴力的要害是对个人权利的侵害，这种侵害表现为一种极端的不宽容。“人肉搜索”是有界限的，它不应该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权。在人肉搜索的过程中，“许多网民转身变为出售信息的掮客，并堕落为网络世界的暴民”。网民在维护道德正义的同时，必须懂得尊重和保护少数者的权利，懂得分寸和规则，否则就容易演变成“网络暴民”。如2017年的“江歌案”，在日本法院还未开庭审理的情况下，我国网民对当事人的长期网络谩骂和骚扰，致使当事人公开了一定的案件细节，这些细节反而被嫌疑人利用，网民的人肉搜索和人身攻击对当事人造成了巨大伤害，也为案件审理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由于网络的匿名性，使得侵犯别人隐私的风险大大降低，再加上绝大部分人都从道德制高点出发，觉得自己是为了伸张正义，从而使网络不断放大事件的不好面，而忽视了事实的全面真相。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受到网络暴力的侵害，网络暴力以其特有的民粹性破坏了规则，触犯了道德底线，以“言论自由”的名义肆意践踏个人权利，以“维护正义”的方式行使暴力而不自省，即使舆论发生反转也不能抚平个人权利受到侵害带来的负面影响。网络暴力带来的现实危害，致使身处网络之中的我们产生极大的不安全感。有学者研究认为，网络环境下，个体之间的交互壁垒不断减弱，网络暴力的对策与解决应为网络管理的首要任务；处于网络暴力中个体对不良信息的传播具有较差的抵抗性，可信而准确的信息有助于良性网络舆情的引导与控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这一要求为我们提高综合治网能力，推动新时代网络宣传舆论工作再上新台阶提供了根本遵循。网络治理首先要提高青年的媒介素养，青年的媒介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动员的走向。从积极方面看，青年网民可以作为舆论监督的正义使者，通过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追踪和讨论，推动了新生代青年的发展，反映了网民对公平正义的维护以及对伦理道德的坚守。从负面情况看，网民也有可能侵犯他人的权利，给网络社会带来不安全因素。因此，青年网民要学会尊重和保护他人的权利，否则便有可能锐化为网络暴民，而网络暴民无疑更容易受到情绪感染的刺激，如果宣泄情绪的事件和话语动员起来，势必会引发社会动荡，如2011年的“反日大游行”，导致了线下的“打砸抢”，推动冲突的扩散和升级，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极其不好的影响。其次，要高举理想信念的旗帜，善于把政治和非政治的手段有机结合起来，运用网络有效动员、引导和凝聚青年，在网络这一领域开展青年的集体行动和青年运动，在网络动员青年参与集体行动过程实现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吸取更多青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