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动员的理论概述

第一节 社会动员的理论溯源

一、社会动员的词源演变

理解“社会动员”首先要理解“动员”的概念。从“动员”一词的产生来看，“‘动员’最早出现于军事领域，初始含义基本上等同于‘发动’。战争动员最早是由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出的，取得战争胜利并消灭敌人的关键在于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自此‘动员’这个概念才逐步开始被广泛关注并在普法战争中达成共识。”“动员”一词在英文中的表述为“Mobilization”，在德文中的表述为“Mobilmachung”，《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动员”解释为：“在国家发生战争或其他紧急情况的状态下，组织部队采取军事行动，通俗来讲就是指倾一国之力支援军事活动。”日本大将儿玉源太郎最先将以上词语翻译为“动员”，进而被中国直接借用，在我国的《辞海》中，将“动员”置于军事环境中理解，主要是指将某国范围内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用来支持和服务战争的需要，这里面包括国家的所有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动员”的概念不仅局限在军事领域使用，逐步开始延伸到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出现了社会动员、政治动员等全新的研究领域。现代社会中，动员通常被视为一种工作思维和方法，主要指国家、政党、社会组织等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所进行的发动、宣传和组织工作，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动员。

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最初提出了“社会动员”的概念。多伊奇以社会动员为视角，研究了社会现代化问题，指出“社会动员实质是与国家现代化相互发生作用的过程，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成员思想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认同等方面转变的过程。美国学者亨廷顿基于多伊奇的研究，从政治现代化的理论视角分析了社会动员与政治参与、政治发展的内在关联性，其在著作《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将社会动员定义为：“社会动员是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的过程，是政治发展的产物和必要手段。”多伊奇和亨廷顿都阐明了社会动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政治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价值先导。麦卡锡和扎尔德等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动员，明确指出社会动员是对全社会资源的有效调动和集中，并重新配置，也就是通常讲社会学意义上的“资源动员”，以上观点在我国的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的社会动员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发现，西方学者通常是基于广义视角研究社会动员，将社会动员看作是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即从一种社会状态过渡到另外一种社会状态的过程中，社会成员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也就是说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实质就是社会动员持续推进的过程。

反观国内学者关于社会动员的研究，主要是从狭义视角进行探讨的，更加侧重于政治学意义上对社会动员进行研究。在我国，“社会动员”这一概念最早是被吴忠民教授在《社会动员与发展》一文中所阐述的，他认为：“社会动员是指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呈现出广泛参与性、一定程度的兴奋性、目的性、秩序性等特征。”甘泉和骆郁廷认为：“社会动员是指国家、政党或社会团体为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采取多种方式影响或改变社会成员价值取向、态度和期望，使社会成员达成一定的价值认同与思想共识，引导和组织社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郑永延则指出：“从广义上讲，社会动员表现为一种影响力，是指人们在某种较为稳定和持久的因素影响下，主体在态度、期望与价值等方面持续产生变化的过程，这其中就包含了传媒动员、竞争动员与参与动员等。”吴开松指出：“社会动员是相对于政治动员而言，我国正在由‘大政府、小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过渡。”从目前国内关于社会动员的研究来看，学者们着重分析了政治学意义上的社会动员，即社会动员指的是引导社会成员实现国家、政党或某一组织特定政治目标的活动，也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政治动员。部分学者则认为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是相互对立的，二者的动员主体存在差异，但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相较于政治动员，社会动员的范畴更加宽泛，社会动员包含了政治动员。从实践状况来看，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动员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目前的社会动员存在的问题是：社会力量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社会动员依然属于“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

二、社会动员的理论基础

1．社会运动理论

所谓社会运动，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某些特定社会变迁的体制外政治行为。社会运动作为一种有意识地改造社会的集体力量，不断地指出我们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如性别、环境、族群、权力等。目前中西方关于社会运动相关理论的研究形成的主要流派有：新社会运动理论、崩溃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和社会建构论。

新社会运动理论。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和欧洲，各种社会运动方兴未艾，风起云涌，社会运动理论也因此在西方流行起来。60年代以后，对马克思主义模型的失望促使欧洲社会科学界积极寻找新的理论解释，形成了新社会运动的理论视角。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家们将社会运动的出现解释为冲突的社会基础转型的结果，这种转型产生了新的冲突并且改变了集体认同的建构进程。图海纳（Alain Touraine）是建构新社会运动论的主要人物之一。他认为，社会运动不是一种来自边缘的对既有秩序的反抗，而是相互对抗以掌控社会生产的主要势力，也是为了形塑历史性格的阶级运动。哈贝马斯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演变。他将社会分为系统和生活世界，认为系统整合主要由国家和大众媒介等驾驭机制产生；社会整合是从社会化和生活世界的意义创造中获得的。梅卢西（Alberto Melucci）在哈贝马斯提出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基础上，把当代社会描绘为一种高度分化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行动主体的创造力受到鼓励，但与此同时又要求更紧密的社会整合，并扩大对人类行动动机的控制。奥菲（Claus Offe）也在合法性危机的情境中解释新社会运动的出现。他认为，这种合法性危机是由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所致。

崩溃理论。集中在这一标签下的理论复杂多样，但它们或多或少都同意社会运动是社会变迁的附带现象，是由与社会变迁相伴的社会安排和连接的崩溃导致的。克恩豪塞（William Komhauser）提出了大众社会理论，并用这一理论解释社会运动的产生。他认为，现代工业化社会让个人失去归属感，产生焦虑和疏离，以至于每个人都陷入社会孤立状态，易于投入社会运动。格尔（TedRobert Gurr）提出了“相对剥夺论”，并用其解释社会运动的产生。他认为，导致个人参与社会运动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对“相对剥夺感”的回应，因为相对剥夺感为政治暴乱等集体行动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

资源动员理论。20世纪70年代，理性选择范式的兴起突破了崩溃理论的认识。促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理论。奥尔森提出：“只有一种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会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体的行动。”“大集团……有采取行动的潜在力量或能力，但这一潜在力量只有通过‘选择性的激励’才能实现或‘被动员起来’。”资源动员学派的理论家继承了奥尔森的基本假设，同样把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定义为“理性经济人”。奥伯肖尔认为，由奥尔森提出的“选择性激励”这一观点在解释理性行动者卷入集体斗争上是足够的。对于成本和收益的考虑引发了资源交换和动员的过程。他将资源定义为“从工作、工资、财产、对物质商品和服务的权利等物质性资源到权威、道德承诺、信任、友谊、技巧、勤奋的习惯等非物质性资源”。同时他指出：“资源永远处于被创造、被消费、被转移、被聚集、被重新分配、被交换，甚至损耗殆尽。”同时，奥伯肖尔指出了外部资源对某个集体行动的重要性。麦卡锡（John D.Mc-Carthy）和扎尔德（Mayer N.Zald）则提出了社会运动专业化理论。他们认为，美国自6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经历了专业化转向，社会运动由专业改革者所领导，而不是由草根民众所发起与主导，这些社会运动组织最终会演变为具有科层化结构的利益群体，通过游说公共官员、准备提交报告和形塑公共舆论来发挥其影响力。

政治过程理论。政治过程理论也接受理性选择范式的基本假设，但同时认为政治权力关系是不对称的。这种理论范式指出，社会运动中的主要挑战者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受排斥的群体或被边缘化的群体。这样，社会运动就与政治体制联系在了一起。艾辛格（Peter Eisinger）提出了政治过程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政治机遇结构（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ies）。他认为不同城市会形成不同的政治机遇。通过研究不同城市的种族抗议，他发现，种族抗议最容易在一个开放性与封闭性混合的政治系统中出现，而抗议在极端开放与极端封闭的条件下发生的频率则比较低。蒂利（Charles Tilly）将社会运动的政治环境由地方政府扩大到了国家，强调社会集体抗议与国家息息相关。他认为，国家的指令和要求也会影响到从税收到如何界定自由和法律等在内的所有事情，以及判定人们斗争手段的合法性。对于挑战者来说，各种政治条件有可能分别形成有利于或阻碍实现其诉求的机遇或限制。麦克亚当分析了美国民权运动的政治过程。他认为，决定社会运动能否崛起的因素包括三类：扩大的社会政治机遇、草根组织的力量和认知解放。

社会建构论。社会建构论是一个正在形成的社会运动理论范式，也被称为社会运动的心理学派。可以说，它是在对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反思、批判、修正、补充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费里（Myra Marx Ferre）指出了资源动员理论关于理性人的假设在人类本性、集体利益和理性本身等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弗里穗曼和麦克亚当也指出了“理性选择模型所隐含的原子式的个体观”存在的问题，他们提供了把结构——网络取向和理性选择取向整合在一起的综合性视角，沟通这两者的是集体认同感这一概念；克兰德尔曼斯（Bert Klandermans）强调集体信仰及其形成和转化的方式是社会建构的核心内容。他分别从“公共话语”“劝说性沟通”“意识提升”三个层面上分析了意义的建构及其转化进程；斯诺（David A.Snow）和本福特（Robert D.Benford）将集体行动框架视为一组形成中的、行动导向的信仰和意义，认为它激发了社会运动的种种活动，并使之合法化。

2．集群行为理论

集群行为是由英文Collective Behavior翻译而来的，又译作“积聚行为”或“聚合行为”，也被译作“集体行为”。集群行为表现为各种从表面上看来不但毫不相关甚至大相径庭的现象：从暴乱、骚动、恐慌、狂热、谣言直至各种社会运动。

集群行为由是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E.Park）最早提出的。帕克认为：集群行为是一种共同的、集体冲动影响下的个人行为，冲动是社会相互交往的结果。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把集群行为的最基本形式之一——群众作为研究视角，他所谓的群众其实就是一群人的集合，而这个集合有区别个体的新的不同的特征。聚合而成的群众具备了个体所没有的新特征，不论他们之前是什么人，生活方式、职业、性格、职业等如何相似或接近，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已经基本形成了群众所具备的集体心理特征，使得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去行动、感受、思考。

部分学者对集群行为发生的原因与条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波普认为，环境因素、冲突的价值观和规范、相对剥夺、社会控制机制的崩溃是导致集群行为发生的主要原因。学者特纳以紧急规范的作用为研究视角，阐明了聚合而成的群众中由于相互间存在社会影响，个别个体的行为可能孕育出群体新的规范，这些规范会成为群众的行为标准，特别是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但个体意识到有可以指导自己行动的规范出现，这个规范就会成为整个群体的规范。学者斯米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中指出了集群行为的实质是人们由于受到威胁、紧张等压力的情况下，为改变自身的处境而进行的努力。斯米尔塞还阐述了集群行为发生的六个条件，前五个条件分别是“有利的结构、结构性紧张、普通信念的产生、诱发因素、参加者的行动动员和社会控制机制”，必须确保五个条件依次出现。前五个条件是导致集群行为的前提条件，但其最终能否发生取决于社会控制手段能否成功。布鲁默、K·兰和G·兰的“循环反应”理论中阐述了集群行为产生原因是社会互动。正因为社会互动的存在，美国学者奥尔森提出了集群行为的逻辑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就是我们所说的“选择性激励理论”。该理论指出了集群行为的困境在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搭便车是导致集群行为困境出现的主要原因，克服困境须采用强制手段或实施选择性激励。

国内学者对集群行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陆学艺系统地阐述了集群行为的理论，并非常规集群行为是社会张力的基本表现形式。周晓红重点研究集群行为的“理性思辨”问题。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争辩是一个持久的命题，不一定非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集群行为是理性或非理性取决于集群行为的具体形态及其所处何种发展阶段。学者于建嵘的“压迫性反应”理论修正和补充曼瑟尔·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理论”。于建嵘指出：当“集团”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即还没有形成较明确组织形态时，群体中部分成员为了改变某一社会政策或社会现实所进行集体行动真正原动力来自“集团”外部的压力。压迫性反应阐述了集团行动参与者的原动力问题。马广海阐述了集群行为的两种类型，分为情境性集群行为和功能性集群行为。学者对网络集群行为的概念进行了不同的阐述。学者邓希全把网络集权行为定义为，基于互联网产生的相对自发、不可预料、无组织的以及不稳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共同影响或刺激产生的网络互动行为。总之，网络集群行为是当前集群行为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

3．新媒体传播理论

新媒体传播的研究是新媒体研究的主流。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新媒体传播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我国在新媒体传播的研究上领先于亚洲其他国家。

国内传播学者对新媒体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危机传播与舆论监督、媒体形态与数字技术、社会媒体与媒介融合、传媒产业及其转型、媒介使用及受众分析。学者陈先红提出了“新媒介即关系”的关系，他认为，新媒介传播应该属于典型的关系传播，其传播学意义在于，把新媒介的研究从传播技术层面提升到传播关系层面；把新媒介传播研究从以技术性的信息传播，引导向以对话性的关系传播为主；把以网站为中心的信息传播学导向以人为中心的关系传播学。在传播层面上，部分学者关注到新媒体与话语权的问题，新媒体对传播话语权的变革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传播秩序的重建；二是个人话语权的获得。

关于新媒体传播者的研究方面。很多学者都是围绕拉斯韦尔5W模式展开，并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使得传统媒体中把有关人员的地位逐渐削弱，改变着传播者的角色扮演。李梵、胡正娥认为：网络的出现减少了传播的中间环节，改变了原有的信息传播者、传播渠道、受众的分层传播关系，削弱了传统媒体的把关人地位。张玲在休梅克和里茨的著名的五层面“把关”模式上，提出了新的五层面“把关”模式，包括网民、媒体组织、媒体工作者、媒体外部组织及环境、社会体制。他指出，Web2.0时代并没有颠覆把关理论，把关人没有消失，只是传播方式变得更加灵活。彭兰教授把把关人理论运用于互联网分析中，他认为基于社会网络的信息传播史是以一个个节点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是沿着人际网络的路径来扩散的，每一个节点都在起着“把关”作用，传与不传，每一个节点做出的每一次选择，都直接影响了信息传播的广度与效果。

关于新媒体传播方式的研究。方兴东、胡泳认为，新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最重要特征是传播方式的根本性改变：由单向变为双向，由一点对多点变为多点对多点，因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动性。新媒体传播方式主要表现为三种方式：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陈力丹、汪露运用人际传播的“小世界传播模型”对新媒体条件下四川广元“柑蛆”事件的快速传播进行了分析，说明新媒体条件下一种新型人际传播具备了更强的传播效果。熊向群指出SNS的传播模式是网络人际关系向传统人际传播的回归。组织传播方面，学者唐乐认为，Web2.0阶段的各种社会化媒体和以社会计算机技术为标志的数字化技术，改变了组织外部传播复杂网络上的信息生产和交换本质，使得信息呈现出极为活跃的生产和扩散状态。总的来说，伴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对于组织传播的研究方法、视野有所拓展，但组织传播的模式或信息流程图仍然是一片空白。群体传播的传播方式是我们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群体传播研究与社会发展、社会危机和社会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新媒体时代青年参与社会建设与动员研究的重要理论视角。国内许多学者从群体传播的视角研究网络集群行为、虚拟社区等问题。新媒体传播中使用的方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传播方式并存的。

新媒体传播内容及传播形态是新媒体传播理论研究的热点话题。彭兰教授认为，网络新闻媒体传播有两种类型内容在传播：一是信息流，二是意见流。对于信息流的研究，主要从内容碎片化、微内容、内容控制等方面出发；意见流主要是针对网络舆情分析。喻国明指出，微内容实际上是整个传播内容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学者赵子倩认为，内容控制起着把关作用与迎合受众心理，采用系统自动排行或人工优化内容等两重作用。网络舆情引导是新媒体传播内容中的关键部分，彭兰教授认为，网络意见的自由传播包含三个层面：意见形成结构、冲突结构、流动结构。孙志刚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等网络舆情问题引起了我们对引导网络舆情的重视，特别是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形式迅速普及。涂光谱、吴惠凡认为，新媒体时代，博客、微博等提供了完全开放的言论表达空间和公共话语平台，传统的“精英——草根”的单向传播模式被“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所取代。2008年汶川大地震，表明个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成为新媒体信息传播的主体，民间可以通过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方式，加入了舆论格局的博弈中。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新媒体在传播方式上的变革体现在非群体参与和对距离的消解上。传媒技术革命的目的其实就是不断地缩短人际传播的距离，延展人际传播的空间和时间。

新媒体的新传播模式是当前研究新媒体问题的热点。新媒体新传播模式主要包括：个人门户模式、传播裂变模式、网众传播模式、微博传播模式。彭兰教授认为，从“大众门户”到“个人门户”是网络传播模式的关键变革。传播的裂变是从单向一级变为组合多级传播的链式反应，实现传播裂变的关键是“争议”，正因为争议的存在才能导致传播的激烈裂变，例如百家讲坛。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要实现传播裂变必须满足两个临界条件：从知识传播转为观点传播，从观众谈资转为社会议题，两者缺一不可。互联网的出现，推动了传播的裂变，是传播裂变的倍增器。学者何威提出网众传播的新概念。他指出，人们通过积极的媒介使用行为，以跨越各种媒介形态的信息传播技术为中介相互联结，构成了融合信息网络与社会网络的新型网络，成为网络化用户。随着微博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微博传播模式成为学者研究热点话题。微博传播模式形成了一级传播、二级传播甚至更多级传播，最终实现传播效果的多元化和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