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海波文集》随想

1．海波是个令人尊重的作家，他大半辈子处在贫困线上，似乎至今也没有大富大贵。但他却用他勤奋的笔写出了人间万象、写出了陕北那方厚重又荒蛮的土地及那里的风情民情，皇皇然六大部，三四百万字的劳动成果，几乎全是在困顿与压抑中完成的。这样一种劳动精神，不屈于环境的逼仄，为了心中的文字圣火，海波完成了一个硬骨头作家的造型，他是我们这支队伍中精神大框架的支撑者之一。

2．海波是一个有解读价值的作家。他有一部作品写民办教师，这种生活在体制夹缝中的族群，因为贡献的卓著与所处生态的边沿化而唤醒了许多自愿者的良知，也因此而曾经引起过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然而在海波这里，他说民办教师“在权力面前，他们是事实上的懦夫；在正义面前，他们又是道德上的乞丐”，在这本书的自序中他又说“总的来看这是一些可怜之人，分开来看又各有独具特色的可恨之处”，等等。海波对这个族群做出和社会评价相反的结论，很让我抽了一阵子筋，他的看法是缘于某一个分子的特性，还是由分子抽象出的共同基因，我不知道是海波的视觉出了问题，还是社会评价偏离了基本事实？是一个作家为了强调自我的独特，而故意逆反公众价值观，还是模糊的公众价值隐掩了这个族群的核心意识？

3．同样的问题也出在对待农民的态度上。海波在《烧叶望天笔记》这本书的后记里说：“农民意识的典型特征是重实际而轻尊严……农民中盛产赃官和奴才……大凡能当官的农民，最看不起的就是农民。”还对农民和流氓的关系作了自己的梳理。在这里，海波不是就某一农民个体而言，他显然是在归纳农民阶层的普遍意义和集体性格。当然，农民可以被认为是杂色的，但杂色不等于集体性格的下作和怪异，不等于是肮脏的污水沟。这一点上，是海波的视觉出了问题，还是他故意逆反历史价值而作出的一种深刻姿态？从“三红一创”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作品，我们看出的是他们热切的农民观、深切的同情心和明白无误的民间立场，就是鲁迅，对农民的态度也还有“哀其不幸”一说，但到了海波这里，怎么事情就起了变化？如何解读海波，农民问题似乎又是一个穴位。

4．如何对待苦难。海波的作品中写了大量的苦难。苦难是悲剧的源泉，悲剧可以使人崇高。苦难可以陈列，可以追寻，可以反思，可以警示，可以惦记，但独独不可以欣赏。距离产生风景，风景可以审美，但海波是事中人，事中人是劳累者，劳累者不可能对人生风景自我消费，更不可以对苦难的人生事实作欣赏状、调侃状。1993年，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为了在苦难的乡村创作自己的艺术，来到一个叫伊阿德的农村，他在一棵大树下发现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女孩，在他将要拍摄的那一刻，一只凶猛的大鹰落到了奄奄待毙的小女孩身边，伸长脖子要啄她一口，在这揪心的时刻，凯文·卡特按下了快门。由此，凯文·卡特的摄影杰作诞生了，并于一年后的1994年，这幅摄影作品获得了颇负盛名的美国“普利策新闻摄影奖”。就在他登上领奖台之际，艺术的荣誉感被内心的愧疚所击碎，复燃的良知无以承担自己的生命，于是，这位用苦难成就艺术的摄影家在那棵作为背景的大树下自杀了，时年33岁。读海波的作品，仿佛感到他已踏上了通向领奖的台阶，这一刻，海波自杀不自杀？作为20多年的老朋友，我肯定不愿意看到他自杀，但我分明感觉到海波对农民、对社会下层人的悲悯即将达到凯文·卡特的境界，为什么说是即将？因为他毕竟还差一步。这一步差在哪里？就差在他对农民、对民办教师等下层苦难者的一种感同身受的立场和态度。我认为，这可能是海波的局限，这局限设定了他与“自杀”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