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乡》序

在我从事小说编辑的20多年生涯中，我是把小说作者，特别是长篇小说作者分为三个类型的。一类是纯粹的业余作者，他们的职业或许是工农商学兵，但他们的爱好却在文学创作，偶有成功者，或从此变更了职业，进入文学机关或与文字相关的行业；二是圈子内作者，比如新闻出版或报刊社的编辑记者，特别是那些文学性的报刊社同仁；三是专业作者，即事业和职业相统一的，以文学为事业，专靠写作吃饭的一群人。在我接触的大量作者中，第一类的最多。看他们的稿件，除了出版纪律上规定的“老三条”（不得过分性描写、不得涉及国家机密、不得违犯民族政策）外，我还看三条：一是语言文字，二是人物故事，三是思想价值，如果这三条都还过得去，我的审稿签上会写“建议出版”，至于是否有市场或者说作者能否拿到稿费，那还要发行科进一步论证。如果发行科经过调研认为“该书有一定的市场价值，可以起印5000册”，那编辑就可以与作者签订出版合同，而作者就可以按合同获得约定的稿酬；如果发行科的结论是“该书不具有市场价值”，而作者对此不认同，那就只能退稿，我这当编辑的就算白劳动了；但若作者不愿退稿而要执意出版，那就只能按自费出版对待了。陕西作家中，陈忠实出身于文化馆、贾平凹出身于出版社、路遥出身于杂志社，都是由第二类作者成长为专业作家且取得了巨大的文学成就的。由此上索，上一代作家或上上一代作家，由“工农商学兵”成长为有成就的作家的，除了高玉宝、崔八娃、王老九、胡万春等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之外，名作家中找得出例外的不是很多，杜鹏程是随军记者出身，柳青在延安就编报纸。有人指出天津的两位当代作家是例外：蒋子龙是工人出身，冯骥才是运动员出身，这或许是真的，但他们的文化背景如何这又得详作考察。讨论这个问题，只是想证明：“工农商学兵”里边的业余作者写作难、出书难、成长为作家更难！

那么，面对这么大的写作群体，作为编辑或评论者应该如何对待和看待他们的作品？而这一群人，又是图书消费者最基本的队伍，对他们的文字热情应尽量爱护。所以作为编辑，我常常是爱恨交加，爱他们是因为他们穷困不坠写作之志，恨他们是因为他们常常叫我这当编辑的白劳动。

有时候，辛辛苦苦扶持了一个作者，书出了，市场效益上也保了个本儿，大家高高兴兴地开个研讨会想帮作者总结一下，就请来几个专业的评论家，指望人家切合实际地给讲一讲，以后的写作如何突破，从哪儿突破，可我们的评论家却一个个都是高屋建瓴，说托尔斯泰如何如何、曹雪芹如何如何，顶小的也要说说马尔克斯和大江健三郎，全是些云遮雾罩、凌空蹈虚的大话。于是，我们的业余作者呆若木鸡，责任编辑欲哭无泪，一场研讨会仿佛一场黑霜，是人不是人全都被打蔫了。我常常想，叫这些业余作者向托尔斯泰看齐并不错，但是路在哪儿？真正的大评论家应该是指路者，面对各种各样的不成功写作者，指不出一条切合实际的前进路径，这样的评论家也不是成功者。

一粒嫩芽要成长为百尺松，需要多少阳光雨露，又要经历多少雷电风霜？我们的业余作者和托尔斯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高差，何况这些作者大都还不是托尔斯泰式的种子，充其量他们只能长成一株杨、一棵槐或一蓬毛柳，真正的评论家该有非凡的辨认能力且指导这些“树木”，是杨树就长成杨树中最大的，是茅草就长成茅草中最高的，而不是一味地指责毛柳不如雪松高、茅草不该见霜黄。我们常常叹骂当代中国没有文学大师，这是不全面的，我们还应该叹骂当代中国没有批评大师，甚或叹骂后者于文学的意义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扮演着掌秤者的角色，他们说你这红薯是几斤就是几斤！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要是他们拿错了秤呢？用了磅或吨哩？或者他们在秤砣上粘了私铅呢？或者他们手中的秤杆上压根儿就没有“星”呢？

当然，也可能秤是好秤，就是他老人家眼神儿不好没看准，这或许就是人说的鉴赏水平问题。比如这部《北乡》，依掌秤者的眼光，可能没有塑造出中国小说画廊里的典型人物，人物甚至没有必要的形态描写和心理刻画，故事可能前松后紧，但是对这部小说是不是就没必要进行价值判断？吃核桃是弃壳取仁，吃杏桃是弃核取肉，而吃荔枝是必须剥皮去核……《北乡》里有没有果肉果仁？有怎样的眼光才能剔取出来？这使我想到鉴赏小说的三个层面：一是语言、人物、故事，二是思想或哲理，三是文化意义。三者皆具是杰作，但若只具其一或其二呢？特别是，面对的作者是迈出长篇创作的第一步，是不是首先应该进行必要的意义挖掘，然后再准确地找出他通向托尔斯泰的出发点和前进路径？倘这想法无大错，那我以为《北乡》的意义，在于它以小说的形式珍存了风土遗产的细节和末梢，比如北乡独特的年节习俗、婚嫁习俗、丧葬习俗、耕作习俗、服饰习俗等等，或可认为这都是微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这个地域精神个性的有机成分，保护之，记录之，珍存之，对保护中华大文化的多元根系有相当的积极意义。还有，极具野生态特色的《北乡》语言，若换成标准话则意味尽失。如有个叫双性的人物在赌场上犯了行规被追打，他就豁出去了说：“我是毡也铺下了，床也尿下了，你们看着办去。”还有“这天下乱麻世道的，哪怕是棒槌刻个眼窝，只要背上枪，胆子就比天还大”说某人赌场连连得手是“老母猪按住了萝卜窖”，说某人办错事是“黄狗偷了油，剁了黑狗”，说遭了荒年是“吃屎都寻不下一堆热的”；说打仗不讲战法“打枪是摇球吓老虎哩”，说一些才习武的乡党黑夜打堡子是“新学阴阳活埋人”，描写一群懒汉是“吃饭吃人半，做活做半人，立着人绊倒，睡下绊倒人”；更有书中比比皆是的类警句语言：“人活一口气，死后一捏土”, “灰不打墙，女不养娘”, “放的自在不自在，逮的老鼠咬布袋”, “大石还得碎石支”, “欺软汉怕硬汉，见了硬汉装病汉”，等等。这种语言的狞厉、糙犷，如粗陶之音、撞石之响，北乡村社的原生野气扑面而来，不是人为的取景或截图，而是原始活物的生切与随取，是独有的不可复制的北乡人物和故事，是那一块土壤上自家的文化景色与走马人文……作者对北乡历史的浸淫之深、对乡土文化的整体纳摄，造成了这部小说的“岩样”价值，如同石油勘探，油砂散布其中，遗产的光焰透过扑面的热气照亮历史，那北乡的土地人文就活活地生动起来，这难道不是对小说意义空间的一种扩大吗？只盯住典型人物的那种传统的小说审美习惯，是不是可以扩展到人物的人文背景和地域风情呢？

典型的不一定非得人物，若典型出了一方风土，亦得此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