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知识与道德的疾病
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对传统的理性、概念知识所由出的位置，它的血统——反动的权力意志进行了深刻的揭露。
在《论道德的谱系》一书的开头，尼采就说：“‘好’的判断不是来源于那些得益于‘善行’的人！其实它是起源于那些‘好人’自己，也就是说那些高贵的、有力的、上层的、高尚的人们判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好的，意即他们感觉并且确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上等的，用以对立于所有低下的、卑贱的、平庸的和粗俗的。……高尚和维持距离的狂热，就是我们说过的上等的、统治艺术的那种持久的、主导的整体和基本感觉，与一种低下的艺术、一个‘下人’的关系——这就是‘好’，和‘坏’，对立的起源。”
相对于“好”和“坏”的价值，“善”和“恶”的价值来源于行为对象的判定，使其受益的，他称为善的；使他受害的，他称为恶的。“好”和“坏”的价值判定者是强者，而“善”和“恶”的价值判定者为弱者。更重要的是，“善”和“恶”的价值观产生的动力是作为受害者，弱者的怨恨。在怨恨的驱使下，弱者首先规定使其受难的强者为“恶”人，而将自己的软弱、顺从、屈服规定为“善”。这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尼采把前者规定为高贵的，它产生于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其性质为从上向下的肯定和能动力；他把后者规定为奴隶的，它起始于对外界、对他人、对非我的否定，其性质为从下向上的否定的反动力。
为什么“善”“恶”的价值观以及由其主导的禁欲主义文化是一种从下向上的否定的反动文化呢？它的否定性，它的反动力表现在什么地方？本章将先从其生理、心理的来源进行分析。
尼采的分析从“惩罚”开始。因为人对于诺言，对于可估算、有规律、必然性的需要，首先需要对健忘的反作用力——记忆的培养。而惩罚就是一种最好的方式。惩罚造成的疼痛是巩固记忆最强有力的武器。和“惩罚”有着最直接的亲缘关系的便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这种惩罚往往是以补偿的方式实现的，但不是以直接用实利来等量补偿，而是以债权人制造痛苦，获得的某种快感作为回报或相应补偿的。
正是以惩罚为基点，产生了两种心理、两种文化价值观。
一般来说，惩罚中的债权人通过惩罚债务人，分享了一次主人的权利，他能通过制造痛苦最大限度地产生快感。而制造痛苦本身就是一种庆贺，庆贺自己的强大、富有、健康和高贵。当然，这也显示了冷酷、残忍和痛苦。但看别人受苦而快乐，给别人制造痛苦而更加快乐——这不是一个古老、强力、人性而又太人性的主题么？人类最古老而又最悠久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残酷就没有庆贺。这里还有一个有趣而又重要的现象：当债权人的社会地位越低下时，他就越追求这种满足，越重视这种庆贺；当债权人的实力加强了，他变得越富有时，他就不再那么重视债务人使他蒙受的损失了，他甚至可以不再对债务人施行惩罚。他强大得足以无视损害，这时“一切都可以抵偿、一切都必须抵偿”的正义感消失了，尼采称之为“正义的自我扬弃”。债权人在惩罚中所产生的心理和表现出的态度和“好”与“坏”的高贵的价值观是属于一个方向的力，尼采以为这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能动力。虽然这种价值观及其文化并不就代表了正义，但它的方向是正确的，它离正义更近些。所以，尼采强调首先要在代表生命本质的强力的基础上建立法规，强行解释合法和非法、正确和错误。
相对于这种能动的健康的心理和文化价值观，在惩罚中同时产生了一种反动力及其文化。虽然这两种文化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恶战，但后者却一直稳占上风。这种反动力及其文化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怨恨。在惩罚的施行中，债务人本身的怨恨心理是这种反动文化心理产生的最初动力和最根本的动力。而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良心谴责”。惩罚行为本身并未直接在债务人身上产生“良心谴责”，惩罚只是起了一个内向化的作用，“所有不允许发泄的本能转而内向，我称之为人的内向化。”在惩罚的强大外力下，人的自由本能转而反对人自己，反对这些本能的拥有者自己，这就产生了“良心谴责”。这里，内向化——怨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说“责任”“良心”“义务”“义务的神圣”这些道德概念在惩罚对健忘的反作用力的焙烤下已逐渐成熟的了的话，“良心谴责”则标志这些概念的反作用力、负面效应开始实施了。它已经开始反对人，否定人，使人趋向堕落了。而这种否定的反动力却正是来自人的自由之本能！自由之本能本是提升人强壮人的，但在怨恨的作用下，它成了一种反动的强力意志，创造良心谴责，建立否定理想，产生非个人主义的所谓的“无私”、自我否定、自我牺牲的道德价值观。人就在这种折磨自己的观念中享受残酷的乐趣，并且乐此不疲。这种在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合法关系的基础上产生良心谴责的心理，通过另外一种变相的形式不断加深，愈演愈烈。那就是由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演化成的现代人和其祖先间的关系，“人类继承了部落神灵和种族神灵的遗产的同时，也继承了还不清债务的负担和最终还清债务的愿望。”人欠着神灵的债的意识成了人身上一个永远也无法摆脱的沉重枷锁。因为债务无法清还，罪孽也就无法赎清，于是在“永恒惩罚”的绝望下，人开始咒骂一切，只剩下价值真空、虚无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出现了。绝望的人们觉得好像找到了自己久违的家，见到了上帝——父亲一样。因为上帝为了人的债务而牺牲了自己。上帝是这样的爱人啊，人们以为从此可以一身轻松，高蹈而歌了。但喘息未定，人们就发现，他们陷入了一个骗局，他们以前的债务不曾得到丝毫减轻，他们从此还得背负上帝之死的债务……
如果说“良心谴责”代表了人们对这种反动文化的生理、心理需要，为这种文化提供了心理基础，那么这种禁欲主义文化究竟有什么特质呢？它为什么能迎合这种心理需要呢？禁欲主义理想首先表现在哲学中，体现为哲学的理性、抽象、逻辑、枯操，这在哲学家身上也能直观地体现出来，比如憎恶婚姻、离群索居、冥思苦想。哲学家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要以此来肯定自己的存在，使他区别于众人，使别人对他们自己畏惧和敬畏他们自己。同时因为他要为真理而工作，他必须只关心这一件事，他必须集中所有的力量，只为了这一个目的。最重要的是他发明了禁欲主义的工具——残酷的自我折磨，独出心裁的自我鞭笞，是为了集聚培养强力，建立一个强大的内心世界，征服诸神和传统，以建立一个“新天国”。因此，禁欲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被哲学家用作唯一的表现形式和生存前提。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哲学家总是要装扮成僧侣、巫师、预言家，而且只要一有可能就要以宗教人士身份出现的原因。所以，从本质上来说这些哲学家、僧侣、巫师、预言家都可统称为禁欲主义僧侣。禁欲主义理想既代表了他的信念、他的意志、他的强力，也代表了他的利益，他活着就是为了实践和宣传这种理想。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禁欲主义理想具有如此的强力呢？尼采以为正是生命本身的利益所在使然，是产生于不知厌足的本能和强力意志之上的怨恨使然。又是怨恨！这反动力，这内向化。但同时这怨恨却也出自于生命本身的自我保护和自我拯救的本能。因此尼采说：“禁欲主义理想起源于一种业已败落，但仍在为其生存而殊死搏斗的生命的自我保护和自我拯救的本能。它表明发生了部分生理障碍和心理枯竭。为了反抗这种状况，尚未被触及的最深层的生命本能不断地起用新的工具和新的发明，禁欲主义理想就是这样一种新工具。”现在很清楚了，禁欲主义僧侣既是生命的敌人，生命的否定者，他同时又是，更确切地说，又想作生命的伟大保护人。现在最令人恐惧和担心的事就是人的病态及其传染、蔓延。尤其是那些倒运、失败、没落的弱者的自卑、绝望、仇恨的心理最危险地毒化和动摇一切人，尤其是强者对生命的信念、对人的信念。这种对人的深刻厌恶和怜悯将导致人类最大的灾祸——虚无意志、虚无主义。而这些意欲成为生命的伟大保护人的牧羊人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面对那些渴望用感情发泄、用情感麻醉疼痛的病人、受难者，禁欲主义僧侣教导人们用催眠状态下的全面抑制，机械活动，制造微小快乐，群体组织等方法来在心理、道德领域安慰和缓解疼痛，却没有从根本上医治疼痛，铲除产生疾病的原因。因为这种心理道德上的“无我”“神圣化”，生理上的催眠，“即一种通过最低限度的物质消耗和物质转换就能够维持生命，但又没有意识的状态，”无异于一些动物种类的冬眠和许多热带植物的夏眠。禁欲主义僧侣的狡黠之处还在于，这种避开感觉的方法可使他的病人他的羔羊们暂时相互无害，暂时对他无害，更有利于他的统治和管理。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极其有害的方法，它使病人的病情加重。因为这种方法把怨恨倒转方向，提出一些诸如“负罪”“邪恶”“罪孽”“堕落”“罚入地狱”之类概念让病人自己摧残自己，以期达到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自我征服的目的。禁欲主义僧侣就是这样把原始形式的动物的“良心谴责”变成“罪孽”，把病人变成罪人，把苦难变成罪过。给疼痛的病体再施加一副衰败的精神系统，使其永世不能翻身，所以尼采把这种禁欲主义理想称为欧洲健康史上的“真正灾难”。当有人把实证主义的现代科学作为禁欲主义理想的反理想反意志的现存形态的代表提出时，尼采否定了这种说法。他犀利的目光使他发现，缺乏自信、缺乏价值理想的科学充其量只是禁欲主义理想的最新最高的形式。因为科学至今坚持的仍是对形而上学的信仰，仍是真理意志。真理意志正是现时对禁欲主义理想信仰的最高明、最隐蔽，也是最强大的形式。真理意志就是禁欲主义理想的核心。那么隐藏在如此强大、如此根深蒂固的禁欲主义理想背后的又是什么呢？虚无主义！要在虚无主义之上生存，人就必须解决生存意义这个难题。“是痛苦的无目的性而非痛苦本身构成了长期压抑人类的灾难，而禁欲主义理想给人类提供了一种意义，直到现在，这还是人类唯一的意义，任何一种意义都强似毫无意义。”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看，禁欲主义理想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权宜之计”。
以上通过对禁欲主义理想的生理、心理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文化心理、这种否定的反动的力的最根本特征便是怨恨。所以吉尔·德勒兹在《尼采与哲学》中说：“尼采说：‘渎神是赫拉克利特主义者的试金石。他必须在此表明他理解还是误解他的大师。’怨恨、内疚、禁欲主义理想以及虚无主义是每一位尼采主义者的试金石。他必须在此显示他已理解了还是没有认识到悲剧的真正意义。”如果以道德为范例，其反动的权力意志为怨恨和禁欲主义，那么产生传统知识的反动的权力意志同样适用于意志对时间的怨限和复仇。
意志——便是这解放者与欣喻的使者之名：我如是教你们，我的朋友！但请还学这一点：意志本身也还是被拘束者。
“愿望”，解散着人，但以紧链拘牵着解放者的，又叫什么呢？
“曾经如此”，这便是意志的切齿痛恨，与最孤独地忧悲。于已然者觉其毫无可为——她于一切既往者为一个愤然底旁观人。
意志不能往回愿望；她不能打破时间和时间之奢望，——这便是意志的最寂寞地悲苦。
“愿望”解放着人，但“愿望”本身将何以解除其忧悲，而嘲笑其本身之拘囚呢？
呜呼，每个囚人皆变成傻子！拘囚着的意志，也傻子似的自宽。时光不能倒流，这正是她之深恨；“那，曾如是者”——便是她推不动的石头。
于是她怨恨地恶意地扬起石子，向那班不同感深恨与敌意的人们复仇。
这么意志愿为解放者，却已化为使人痛苦者了，而凡能受苦者，她便给之以报复，因其一往不可复追。
这，单是这便已算复仇：意志对于时间及“曾经如是”之反对。
诚然，有大愚昧寓寄于我们的意志里，而这愚昧之学得了思心，实属人道上之咒诅！
复仇的精神：我的朋友，这至今成为人类最好的思索；而凡有痛苦之处，必有所惩罚。
“惩罚”，这便叫作复仇：用了一句谎语这便假称有奴良心。
又因为在愿望者本身愿有痛苦，因其不能往回愿望，——这么“愿望”本身以及一切生命——皆成为惩罚了！
意志和时间之间的冲突和怨恨，是意志对时间的“曾经如是”这永远推不动的石头的憎恶和仇恨。这石头滚动着，一如既往，无可阻挡地碾过一切，摧毁一切。于是意志在仇恨中，在诅咒中，在绝望中，他以为一旦获得分娩出真理意志，他以为一旦获得了真理、知识和文化，他就可以获得永久的自由。但是自由还遥遥无期，这种真理、知识和文化却已暴露出它作为怪胎的特征。文化的人表现为人的各种残肢断臂，畸形堕落。“诚然，我友，我在人群中游行，也仿佛在人的残躯断体中行走而已！以我的眼光看来，这实是最可怕的事，见人类的残毁与零落。如在战场或屠场上。”
于是在怨恨、内疚的驱动下，真理意志产生出的文化、知识、真理表现为人的疾病，这种本能与思想的断裂构成人的人性，构成“人自身的病”。“人的（文化）‘本性’就是这样不自然地确立下来，因为它是建立在距离和分离的基础之上的；语言和思想因而就好像成了像人的皮肤一样的表皮，既隐藏又展露了我们肉体经受的盛衰。如果说文化是人的原病，那么作为文化存在的人就像肉体上的皮肤或地球的表面：‘地球……有皮肤，这个皮肤生了病。其中一种病，例如，就叫人。'”
这里布隆代尔把文化以及文化的人都称作一种病，一种产生在距离和分离基础上的疾病，而德勒兹则把它称作一种反动力。在谈到力的衡量问题时，他曾说：“我们不能凭借系统中力的现状或力与力斗争的结果来确定能动力和反动力。”“事实上一切分解力的事物都是反动的，同样的，与其所能分离的力也是反动的。相反，每一种发挥其权力极限的力都是能动的。”
其实对文化的这种深刻洞识早在古希腊时候，确切地说，在古希腊的悲剧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尼采在分析索福克勒斯的伟大悲剧《俄狄甫斯王》时曾说：“的确，这个神话好像要悄声告诉我们：智慧，特别是酒神的智慧，乃是反自然的恶德，谁用知识把自然推向毁灭的深渊，他必身受自然的解体。‘智慧之锋芒反过来刺伤智者；智慧是一种危害自然的罪行’——这个神话向我们喊出如此骇人之言。”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人是否能够彻底避免这种疾病，如果能，那么能在多少程度上避免？
“作为必须是文化存在的人就在最初破裂和分离的痛苦中诞生了……尼采实际上说的是‘突然断裂’或人‘与自己的动物的过去剧烈断裂’中的‘一跃’。并且‘突然一跃一落’进入一种新的生存条件。”正如布隆代尔所说，这种“断裂”的“一跃”对“人”来说是决定性的，文化作为人的一种本质也就是无法分割的。或者说人就是这种疾病，要根治它，除非人死亡。这个答案是令人绝望的，但无论如何，热爱生命热爱人类是无条件的，尼采要为人类寻找哪怕只是一种安慰的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