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纸品收藏从历史走来

第一节 纸品收藏始于古籍碑帖

非物质文化遗产·雕版印书

造纸和印刷，这两个现代书籍所必备的技术，都是由中国人发明的，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一个奇迹。纸的发明，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商周以来发达的“书写”需求；而印刷术的发明，则和中国古代官府和文人对书籍的“收藏”和“阅读”需求有着直接的关系。

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社会的精神财富、知识宝库，培养人才的摇篮，历史进程的记录。它的创造、积累和传播，构成了人类文明历史的长河，源远流长。

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里程碑，从此人类的历史和社会发展成果都能够以文字进行记述，使之万古流芳。借助文字的魅力，历代各种各样的书籍相延不绝，中华国学薪火代代相传。

中国文字的创造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其源流从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甲骨文字肇始。古代甲骨上的刻划痕迹被确认为是商代文字，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考古的第三大发现（另外两大考古发现分别是敦煌莫高窟、周口店猿人遗迹）之一。

我们的先祖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早期的文字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由于其材料的局限，难以广泛地传播，所以直至殷商时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层社会的百十人，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这一切直到竹简的出现才得以改变。

竹简多用竹片制成，每片写字一行，将一篇文章的所有竹片编连起来，称为“简牍”。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书籍形式，用于书写文字的木片称“木牍”，多用于书写短文。

图1-1是敦煌汉简：西汉《阳朔二年车辇簿》册，长23厘米。甘肃敦煌市悬泉置遗址出土。

简牍起源于西周，春秋战国时使用更广。公元4世纪左右，由于纸已广泛使用，简牍才为纸抄本所代替。

简牍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是造纸术发明之前以及纸普及之前主要的书写工具，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之后，确定的文化保存和传播媒体，这在传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它第一次把文字从社会最上层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以浩大的声势，向更宽广的社会大步前进。所以，简牍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它的出现，才得以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同时也使孔子、老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传至今。

纸是古代妇女在漂絮劳动中发明的。漂絮时，絮丝粘在有网格的帘席上，形成了纸状物。据史籍记载，公元105年，蔡伦改进造纸法，使用树皮、破布为原料，使能够书写文字的纸批量生产。纸比起笨重的竹木简和昂贵的缣帛来，具有轻便、价廉等优点，是书写的理想材料。到公元3世纪，纸作为书写材料已十分广泛，逐渐代替了竹简和缣帛。中国古代的纸品种很多，开始是麻纸，随后又出现了皮纸和竹纸。优质的纸坚韧、洁白、平滑，千年不坏，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大约在魏晋之际，书籍开始废竹帛而普遍用纸。纸写古书的历史时期也很长，直至两宋，纸写书的主流地位才被雕版印书取代。

雕版印刷这种工艺作为国务院颁布的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全世界的高度重视和探索研究。印刷术的发明始于雕版，雕版印书也就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文明进步和文化传承的先进载体。

雕版印刷术最早出现于何时确实没有明确文字的记载。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雕版印刷最早的实物，就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代咸通九年（868）王玠所刻印的《金刚经》，经文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确切的年代时间记载。据此，将雕版印刷的起始时间定为唐代，亦不为过。

图1-2是宋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中国的雕版印刷，经历了五代的发展，到了宋代已经非常昌盛，雕印技术也有了飞速的提高。社会各级政府机构刻书，私家刻书，坊间刻书也有了明显的进步。自宋太宗以后，读书治学风气渐渐浓厚，人们对书籍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因此政府、书院、书铺、私人学者等都大规模地开展了刻书印书的活动。这些大大小小的机构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不但书写上版字体工整，刻印纸墨精良，而且校勘认真，并扩大了印书范围。这个时期，所刻书籍种类数量之多，工艺质量之好，都是精益求精的。除了雕刻儒家经籍之外，还大量刊刻史部、子部、医书、类书，以及唐宋文人诗歌、文选等内容的书籍。

政府刻书以儒家经典为主，并于北宋开宝四年（971）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十多年间在四川刊刻了工程浩大的大藏经，世称《开宝藏》。雕刻版片13万片，全部藏经共计5000多卷，480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佛教大藏经，在中国印刷史和出版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开宝藏》流传至今只有十余卷存世，弥足珍贵。

图1-3是北宋开宝四年成都刊刻《开宝藏》。

除了中央政府机关刻书，地方官府的刻书也有多种多样的形式。用官署的名称就可以分为转运司本、茶盐司本、提刑司本、安抚司本等。地方政府用公库钱款刻印的书，叫“公使库本”，现存国家图书馆的抚州公使库刊刻的《礼记释文》，是近代著名藏书家陈澄中的旧藏，刻工细致，印刷精良，算得上是宋代地方刻书中的精品。

图1-4是南宋抚州公使库刊刻《礼记释文》。

按刻版印刷机构广度的不同，我们把古代刻书大致分为了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这三种大类，自宋代以后，历代都有官私刻书和坊间刻书。

书籍的装帧形式与书籍的制作材料和方法有着紧密联系，秦汉时代的人把一片一片的竹简或木简用皮绳编绑成册，亦称“简策”，这是中国书籍初期的装订形式。

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术还未发明之前，书的内容是由人抄写在绢帛和纸上的，连成长卷的形式，一轴一轴地收藏，阅读时展开。我们至今所能见到的帛画、帛书、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经卷，都是卷轴装的形式。在雕版印刷普及兴盛的先后时期，又出现了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册页装、线装等几种形式。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代表性版本，每种版本则有不同的版本装帧特征。

秦汉时期，是飘着竹木清香的竹简和润滑柔软的丝帛书。

隋唐时期，是携带方便的卷轴和书写美观的手写本。

宋元时期，是书品精良的多种多样版本——蝴蝶装、经折装、包背装和后世沿用的线装书。

明清时期，基本上是以丝线四眼装、六眼装为主的线装书。

中国古代刻书的源流还有很多分类法，按朝代时间的纵度，又可以分为宋刻本、辽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按印刷工艺又可分为雕版刻本、活字本、套印本等；还有巾箱本、书帕本、插图本、批校本、稿本、抄本、影刻本等多种多样的书籍形式。

宋元刻本珍赏

宋王朝比唐朝还富裕，人口也要多得多，宋代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水利工程的兴起，使宋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如印刷术、指南针与火药，正是在宋代出现的。但宋朝安于享受，疏于治国，外强而内敛，社会的颓风不可救药。

图1-5是北宋刻本《范文正公文集二十卷》。宋范仲淹撰。此本刻于北宋钦宗以前，为传世罕见的北宋刻本。据卷前清人题记知是范氏世代宝藏之本。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文化现象不容忽视：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最为发达的时期，以“郁郁乎文哉”著称，“重文”的风气盛行，“搜访前哲墨迹图画”达“百倍先朝”。国粹书法艺术得到了广泛发展，产生了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著名书法家。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更是独领风骚的书画家。

当代藏书家韦力对宋版书之成就有这样的评述：

宋版书是世人公认的珍本。其所以受到重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许多著作，在今天说来，只有宋版最接近于原本。二是宋版书大多精于校勘。古书传抄愈久，讹错愈多，不加校勘，内容就会失其真。而宋人最注重校勘。三是名家书体上版。宋版书一般都用唐代书法名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这些人的字，有的秀雅古劲，有的笔势生动，有的从容大度。四是刻工精美。宋代刻书刻工最佳者是杭州，其地文化荟萃，良工云集，刀法首屈一指。五是纸墨精好。宋人印书喜欢用椒纸、竹纸，这类纸白洁如玉，两面都光滑，墨的色泽鲜艳，油光可鉴，为后世藏书家所宝爱。

图1-6是宋嘉定十三年（1220）刻本《渭南文集五十卷》。宋陆游撰，黄丕烈跋，张祖翼、缪荃孙题款。此本为陆游生前手编，其子陆子通刊刻，存世孤本，至为珍贵。

元代刻书，承宋金传统。政府重视刻书，官府与民间刻书业进一步发展。刻书地区更为普遍，然仍以福建建阳和山西平水为最繁荣，形成麻沙、平阳两个刻书中心。浙江、江西刻书业很发达，官刻书多奉诏下杭州刻版。江南、江东、湖广各地在刻书方面也有所发展。元世祖将经籍所从平阳迁大都之后，北京刻书业随之兴盛。元代刻书仍以当时士大夫诵读必需的经、史为多，诸子书、类书以及新编农书、医书、科举用书等刻印量均很大。随着文学作品和戏曲的繁荣，元人的诗集文集、小说、戏曲方面的书籍也慢慢增多了刊刻，坊间刻印的话本小说，戏曲插图本都是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元刻本特点是多为赵（孟頫）体字，没有避讳，简笔字较多。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渐向四周双栏发展，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版心多作黑口。

图1-7是元版《分类补注李太白诗》。

元代刻书的字体大多数都模仿赵孟頫的字，此为元版书明显特点之一。赵孟頫的书法成就，实系王羲之之后的第一人。荣际王朝，名满四海。在元代社会，不但士大夫争学赵字，就是一般的文人也刻意模仿。由此刻书业也附庸这种社会风气，皆以效法赵字为美。所以元代刻书的字体，无论官刻私雕，几乎都是赵字的风貌。

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才学书法深受忽必烈赏识，应诏北上。但有朝臣认为他是故宋宗室子弟，不宜重用。赵孟頫内心也是矛盾重重，为避是非，他力求外任，39岁时如愿以偿。

赵孟頫日书万字而精气不衰，“下笔神速如风雨”。因临摹各帖，故对章法、用笔的驾驭能力极强，书写技术熟练，基本功扎实。柳贯在《跋赵文敏帖》里云：“予问其何以能然，文敏曰：‘亦熟之而已’。”赵孟頫集各家之长，楷书承传古韵，避繁就简，顿挫分明，在圆润饱满的点画中暗藏着筋骨的劲道，布白均匀严谨，结体端秀方正，以行入楷，字的笔画间有连贯性，显得流畅生动。

图1-8是元延祐七年（1320）刻本《东坡乐府二卷》。宋苏轼撰。叶辰南阜书堂刻本，黄丕烈跋。此书为存世苏词最古、最重要刻本。清光绪年间，王鹏运据以刻入《四印斋所刻词》。迭经文徵明、钱曾、季振宜、徐乾学、鲍廷博、黄丕烈、汪士钟、杨氏海源阁等名家收藏。周叔弢捐赠国家图书馆。

元代刻书多用俗字和简体字，这与宋版书比较，可算是又一特点。元代对汉字书写和刻版要求不很严格。加之刻书时铺子图快、书手图简、刻工图省，于是在刻书过程中，特别是一些书铺所刻的书，就将平时常用的一些简体字或俗体字也用上了。这在元朝以前的宋版书及元以后的明版、清版书中是少见的。

碑石拓本 鉴史藏文

中国文字源远流长数千年，商周有金文、陶文，秦汉亦有金文、陶文。而真正将文字广播于大众的鼎盛时期还是汉代。

汉代是中国文字、文学、哲学全面成熟的时期，从朝廷到地方，只要能识字都在研习儒家经书，为了不使伪经流世，强调儒家正统学说，汉灵帝让蔡邕书写了全部“十三经”，立于太庙之前，让天下学子传抄，可惜今日已无法得见完整的石刻经书了。“熹平残石”也是今日难得一见的汉代书法遗迹。汉代人为从长安顺利通过秦岭进入巴蜀之中，沿汉江修凿了一条开通褒斜地区的栈道。在栈道的山崖之上从汉代开通时到清朝末年，历代修建，刻下了不少宏辞高文，最有名的世称“石门十三品”。其中“石门颂”“大开通”“杨淮表记”“石门铭”为“十三品”之精华。

图1-9是汉代“石门十三品”之“衮雪”。

至唐代，中国文字已发展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颜、柳、欧三种书体成为千百年来，人们书写中国文字最典范的楷模。而这时期主要的碑刻大都集中在西安“碑林”之中，使“碑林”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书法宝库之一。

碑石传拓的发明，今天所能看到的实物当是在唐朝，它是伴随着印刷术发展的又一门技术，人们将石刻上的文字通过传拓，得以流布。同时又为后人文字学研究提供了绝佳的资料。所以碑拓的善劣，除了拓工精否外，所拓时间远与近，内容古与今，都是评价拓本高下的重要标准。碑拓给我们今天的人们提供了研究历史的根据，提供了了解古代民俗的文献资料，此中可发掘的方面是多层次的。

碑帖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碑帖是指用纸张敷在碑石或其他刻字的物体之上，通过捶拓、施墨，使之影显出文字、图案的一种艺术品。碑石拓本不仅是临习写字者的一种范本，也是版印书籍出现之前，人们借以传播文化的一种媒介。唐开成初年，朝廷刻立儒家经典12部即《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于长安务本坊国子监内，史称“开成石经”。目的就是让学子们所读之书、所写之字有一种规范，避免错讹流传。

图1-10是汉张迁碑拓本。

碑帖研究是集艺术、史料、文献、工艺以及目录学于一身的金石之学。最早系统地研究金石碑拓著作产生于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皆可谓碑帖研究之先驱。自宋以来，碑帖研究日渐兴盛，代不乏人。特别是清代乾嘉时期，碑帖研究与金石目录学研究达到顶峰造极的地步。近代，碑帖研究、鉴定与收藏更是成为一门显学，引起广泛的关注。

碑帖收藏的标准讲究“旧而精”。所谓“旧”，就是说碑帖收藏品要具有一定的文物性和历史性。刻立的时间，以汉魏时期所刻的碑石最为今人珍视。另外拓工也要“旧”，宋拓、明拓、近代所拓是几个不同的收藏价值层次。所谓“精”，就是碑帖收藏品的内容要精，制作要精，更要稀有、罕见。

碑帖在收藏圈里被戏称为“黑老虎”，一则因为碑拓基本都是以墨色为主，二则“真赝难辨”，一不小心便会被“黑老虎”咬一口。再则因为碑帖的收藏价值难以估量，其经济价值向来为金石研究者所讳言。从古至今，多数碑帖鉴定者中闭口不谈价格，藏帖如藏虎。有艺术家说过这样的话：当艺术品只与鉴赏、收藏相关联时，它几乎与风险绝缘。但只有当艺术品与金钱相遇，成为资金投资与运作的一个载体，风险才出现。

图1-11是汉曹全碑拓本。

碑帖有新拓旧拓之分，然而价格倒挂已成了不争的事实。如东汉刻石《曹全碑》，明末出土，后藏碑林，因其书法秀丽，堪称隶书典范，清末民国所拓的《曹全碑》现在市场行价应在8000元左右，而近年新拓的价格却也是接近两万元上下。汉中石门褒斜道的摩崖石刻《汉魏石门十三品》，也是旧拓不如新拓值高价昂，旧拓不过五六万元，新拓却超过十余万元，且一拓难求。

百年来，国人的收藏理念向来是以古为尊，以旧为上，传承有序，不惜重金寻访旧物。为什么老物件还卖不过新物件呢？碑帖为例，喜好金石书法的附庸风雅之人不少，期望以古雅的名碑拓本送礼者收礼者更多。旧拓虽年代古远，但纸张品相难以保持干净整齐，且辨别真伪尚有难度，非专业人员不可。而新拓名碑，来源可靠买者放心，不必找专家鉴定估价，货真价高人皆认可；品相一流受人喜爱，宜于厅堂悬挂和案头读诵，故名声大爱者多。陕西、山东、河南为碑刻胜地，碑帖收藏市场巨大，需求众多。

图1-12是梁启超旧藏东汉《君车画像》拓本。

2017年8月26日，西安崔振宽美术馆、西安市水墨长安艺术博物馆、陕西水墨长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陕西省收藏家协会联合举办，由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丰碑大碣•历代金石拓本全国巡回展”在西安崔振宽美术馆隆重开幕，同时出版了《丰碑大碣》。来自国内外的3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开幕仪式。

本次展览展出包括明、清、民国时期在内的拓本近300件，其中不乏孤本。展品内容包括从殷商到宋元时期的各类青铜铭文、石碑、墓志、摩崖、造像等多个种类的金石拓本，涵盖地域北起黑龙江，南至广东，东始山东，西达新疆。展览可以说既是金石艺术盛宴，又是书法瑰宝荟萃，更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一次集中展示。

展品由西安文史馆研究员、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古籍碑帖专委会主任宗鸣安，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古籍碑帖专委会副主任陈根远，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古籍碑帖专委会副主任李欣宇等10位收藏家提供。

图1-13是清中期拓本《颜家庙碑》。

策展人宗鸣安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传拓艺术可以将一件文物的文化、历史信息化作千万身广泛持久地传播，让后人通过拓本了解到石刻所涉及的事件、人物和文化内涵。同时，拓本上表现各异的书写风格，又为后来书法临习者提供了绝佳范本。从《石门颂》《石门铭》中，可以看出汉代人修筑中原通往巴蜀山道的艰难，了解当时的工程技术。所以，不能仅仅把这些传世金石拓本看作是文字表象，更应该看到它们涵盖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书法艺术价值和拓片本身的文物价值。

“兴亡百变历千年，如何人毁物不毁？”此乃前辈学者田润霖50多年前的《碑林行》诗中两句。碑石渊薮，史外云天，泛舟学海，进取不歇。文以碑载，碑以文扬，神功当修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