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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抗议游行挺振奋人心的。地点在市中心，邻近立法大楼，其实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游行，因为谁也游不成，所有人挤成了一团。有人做演说。有个女人因清除致命的放射物死于基列殖民地，她的加拿大亲戚谈到了奴隶劳工。基列国内大屠杀幸存者组织的领导人讲述了被迫北行到北达科他州的经过：难民像羊只般被圈禁在空无一人的废弃城镇里，没有食物，没有水，几千人惨死，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寒冬向北步行到加拿大国境线，他举起少了几根手指的手说：冻掉的！

接着，圣怀会——专门帮助逃出基列的女性的难民救助组织——发言人谈到那些女人一生下孩子就会被残忍地夺走，如果你试图把孩子抢回来，他们就会指控你对上帝不敬。我没办法听全所有的演说，因为音响系统时好时坏，但演讲者要传达的意思已足够明白。现场有许多妮可宝宝的海报：基列所有的孩子都是妮可宝宝！

接着，我们学校的队伍喊起了口号，高举标语牌，别的人也举起各自不同的牌子：打倒基列法西斯！即刻救援！就在那时，一些反对派也举着他们的牌子冒出来了：封锁国境线！基列管好你们自己的荡妇和杂种，我们这儿够多了！停止入侵！回家自撸去！这些人中间还有一队穿着银色长裙、戴珍珠项链的珍珠女孩——她们的标语牌写的是偷孩子的人去死吧！归还妮可宝宝。我们这边的人就朝她们扔鸡蛋，砸中了就欢呼，但珍珠女孩们仍保持着那种呆滞的假笑。

混战爆发了。一群穿黑衣、戴面罩的人开始砸店铺橱窗。突然出现了很多穿戴防暴装备的警察。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窜出来的。他们敲打护盾，向前挺进，还用警棍挥击学生和大人。

之前我还挺得意的，但这时我害怕了。我想抽身，可人太多、太拥挤了，我根本动弹不得。我看不到别的同班同学，人群都很惊慌。人们推来挤去，又是尖叫又是呼喊。有东西撞到了我的肚子：我猜想是谁的胳膊肘。我的呼吸加快了，还能感到眼泪涌出了眼眶。

“往这边走。”我身后响起一个沙哑的声音。是埃达。她揪住我的衣领，把我拖在身后。我不确定她是怎样清出一条路的：我猜想她是踢开了别人的腿。就这样，我们走到了暴乱后方的一条街，后来他们在电视上就是那么说的，一场“暴乱”。我看到现场录影的时候心想，现在我算是知道身在暴乱中是什么感受了：就像溺水。这倒不是说我有过溺水的经验。

“梅兰妮说你大概在这儿，”埃达说，“我送你回家。”

“不，但是——”我不想承认自己害怕了。

“赶紧的。没有如果。也没有但是。”

那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自己：我正高举牌子，大喊口号。我料想尼尔和梅兰妮会暴跳如雷，但他们没有。相反，他们很紧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尼尔问道，“你没听到我们是怎么说的吗？”

“你们总是说，人应该挺身反抗不公正的现象，”我说道，“学校也是这么教的。”我明知自己这次很过分，但还是不打算道歉。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梅兰妮说道，但不是对我说的，而是对尼尔。“黛西，你能去帮我倒杯水吗？冰箱里有冰块。”

“可能还不算太糟。”尼尔回答。

“我们不能碰运气，”我听到梅兰妮说，“我们要转移，像以前那样。我来给埃达打电话，她可以安排一辆货车。”

“没有现成的退路，”尼尔说，“我们不能……”

我端着水回到房间里。“怎么回事？”我问。

“你没有作业要做吗？”尼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