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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梦游似的度过了那个可怕的下午。我们在给嬷嬷们做一套点绣手帕，要绣上和她们的名字相配的花卉——紫雏菊是伊丽莎白嬷嬷的，风信子是海伦娜嬷嬷的，紫罗兰是维达拉嬷嬷的。我正在绣丽迪亚嬷嬷的丁香花，绣到一半，针扎到手指了，我却没发觉，直到舒拉蜜说：“你的点绣上有血。”加布里埃拉——她骨瘦如柴、油嘴滑舌，因为她爸爸刚被晋升为家里有三个马大的官位，现在的她和我以前一样受欢迎——轻轻说道：“大概她的月经终于来了，从手指头上出来的。”大家都笑起来，因为大多数人都来例假了，甚至贝卡都有了。维达拉嬷嬷听到了笑声，从她面前的书本上抬起头来看着我们说：“别再闹了。”

埃斯蒂嬷嬷把我带去洗手间，冲掉了我手上的血迹，她还在我的手指上贴了创可贴，但点绣手帕必须浸在冷水里，我们已经学过了：染血的布就要这样清洗，尤其是白布。维达拉嬷嬷说，清洗血迹是我们日后成为夫人时必须要懂的事，监管马大并确保她们做得对，那将成为我们的职责。总能保持乐观的埃斯蒂嬷嬷说，女人照料他人的职责之一就是清除血迹之类的体液和其它出自人体的物质，尤其是孩子和老人的。这是女人的一种天赋，是女人特有的大脑所决定的，和男人坚实、专注的大脑不同，女人的大脑柔弱、潮湿、温暖、封闭，就像……像什么？她没把这句话说完。

就像太阳下的泥巴，我心想。我脑子里就是这种玩意儿：暖烘烘的泥巴。

“你没事吧，艾格尼丝？”埃斯蒂嬷嬷清理完我的手指后问道。我说没事。

“我亲爱的，那你为什么哭了呢？”我好像是哭了：眼泪流了出来，从我那潮湿又泥泞的脑子里流出来，不管我怎么克制都没用。

“因为受伤了！”我说着，抽噎起来。她没有问是什么伤，但显然明白不是因为手被针扎了。她把我揽在怀里，轻轻地使了使劲。

“很多事都很伤人，”她说，“但我们必须试着开心起来。上帝赞许快乐。他希望我们能去欣赏这世上美好的东西。”我们听嬷嬷们讲过很多上帝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尤其是维达拉嬷嬷，她好像和上帝很熟。有一次，舒拉蜜说她打算问问维达拉嬷嬷，上帝喜欢什么样的早餐，把一些胆小的女生吓得要死，其实她根本没去问。

我想知道上帝对妈妈们有何想法，不管是不是亲生的妈妈。但我知道没必要去问埃斯蒂嬷嬷我的亲生母亲是谁、塔比莎是怎样选中我的，甚至是我那时候几岁。关于我们的父母，学校里的嬷嬷们一向避而不谈。

那天我回到家，就去厨房追着泽拉问，她正在做饼干。我把舒拉蜜午餐时跟我说的一切复述了一遍。

“你的朋友真是个大嘴巴，”她如此回答，“她该常常闭嘴。”从她嘴里冒出这样苛刻的话是很不寻常的。

“可是，这是真的吗？”我问道，仍然揣着一丝希望，但愿她能全盘否认那种说法。

她叹了口气。“你愿意帮我做饼干吗？”

但我已经长大了，用小礼物那一套已经不能摆平我了。“快告诉我呀，”我说，“求你了。”

“好吧，”她说，“根据你的新妈妈所言，是的。那件事是真的。至少七八分是真的。”

“所以，塔比莎不是我妈妈。”我说着，强忍涌上的眼泪，保持语气平稳。

“这取决于你怎样定义‘妈妈’，”泽拉说，“是把你生下来的人，还是最爱你的人？”

“我不知道，”我说，“也许是最爱你的那个人？”

“那样的话，塔比莎就是你妈妈。”泽拉说着，把做饼干的面糊分成小块。“我们当马大的也算是你妈妈，因为我们也都爱你。虽然在你看来也许并不总是这样。”她用薄饼锅铲把圆形的面糊一个一个挪到烤盘上。“我们打心眼里都是为了你好。”

这话让我有点不相信她了，因为维达拉嬷嬷说过类似的话，通常是在体罚之前，说那是为了我们好。她喜欢用枝条抽打我们，打在不会露出来的腿上，有时还会高一点，迫使我们弯下腰，把裙子撩起来。有时候她会当着全班人的面打一个女生。“她怎么样了？”我问，“我的另一个妈妈？跑过森林的那个？在他们带走我之后？”

“我真的不知道。”泽拉说道，她没有看我，把装好面糊的托盘滑进预热过的烤炉。我想问她烤好时能不能先给我一块——我最爱刚刚烤好的热饼干——但在这么严肃的谈话中提出这种请求似乎太幼稚了。

“他们朝她开枪了吗？他们把她杀了吗？”

“哦，不，”泽拉说，“他们不会那么做的。”

“为什么？”

“因为她可以生孩子。她生了你，不是吗？那就是她有生育力的证据。他们决不会杀掉一个有这种价值的女人，除非他们真的没办法。”她停顿一下，好让我领会这些话。“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看她能不能……红色感化中心的嬷嬷们会跟她一起祈祷；她们会先和她谈，看看有没有可能改变她对一些事情的想法。”

学校里有过关于红色感化中心的谣传，但都说得很含糊：我们谁也不知道里面的真实情况。不过，光是被一大群嬷嬷围着祷告就够吓人的了。不是所有嬷嬷都像埃斯蒂嬷嬷那样和蔼可亲。“如果她们没办法让她改变想法呢？”我问，“她们会杀了她吗？她死了吗？”

“哦，我敢肯定，她们让她改主意了，”泽拉说，“她们擅长此道。她们能改变她们——从心到脑。”

“那么，她现在在哪里？”我问，“我妈妈——真正的——另一个？”我想知道那个妈妈还记得我吗。她肯定记得我。她肯定很爱我，否则也不会在逃跑的时候拼着命带上我。

“这个嘛，亲爱的，我们都不知道，”泽拉说，“一旦她们变成使女，就不能再用以前的名字了，再穿上那种制服，你根本看不清她们的脸。她们全都一模一样。”

“她是个使女？”我问。那就是说，舒拉蜜说的是真的。“我妈妈？”

“那就是她们在感化中心干的事，”泽拉说，“她们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她们改造成使女。只要是她们能想到的办法。好了，要不要来块好吃的热饼干？我手头没黄油了，但是可以为你抹点蜂蜜。”

我谢过她。我吃了一块饼干。我妈妈是个使女。这就是舒拉蜜硬说她是个荡妇的原因。众所周知，使女们在很久以前就是荡妇。现在仍是，只不过以另一种方式。

从那以后，我们家新来的使女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刚来的那会儿，我照大人们的吩咐完全忽视她——罗莎说，这才是对她们最体贴的做法，因为她要么生个孩子，然后调去别处；要么生不出孩子，还是要调去别处，总之她不会在我们家长住。所以，形成情感上的牵绊对她们反而不好，尤其是和家里的年轻人，因为她们最终只能放手，想想吧，那会让她们多难受。

所以，当一身红裙的奥芙凯尔静悄悄地走进厨房拿上购物篮再出门采购时，我以前总是避开她，假装没看到她。使女们每天都要成双结对地出去采购；你可以在人行道上看到她们。不会有人骚扰她们，不会有人和她们讲话，也不会有人触碰她们，因为她们——从某种角度说——是不可触碰的。

但现在我一有机会就用眼角的余光去注视奥芙凯尔。她有一张苍白的鹅蛋脸，没有表情，俨如一枚藏在手套里的拇指指纹。我自己就知道怎样摆出空茫的表情，所以我不相信她内心真的没有波澜。她曾有过完全不同的生活。她曾是荡妇，那时候她是什么样的？荡妇和不止一个男人有关系。她和多少男人有过关系？和男人有关系——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男人们？她曾放任身体的某些部位从衣服下面暴露出来吗？她会像男人一样穿长裤吗？那太不圣洁了，简直难以想象！但如果她真的穿长裤，胆子可真够大的呀！她肯定和现在有着天差地别。那时候，她肯定更有活力吧。

我会走到窗边，看她出门采购的背影，看她走过我们家的花园，走上通向大门口的小径。然后，我就脱掉鞋子，踮起脚尖，顺着走廊偷偷走进她的房间：在三楼，这栋房子的最后头。那是个中等大小的房间，内有洗手间。房间里铺着一块毛边小地毯；墙上挂了一张原本属于塔比莎的画：花瓶里插着一束蓝色的花。

我猜想，继母把照片挂在这里是为了眼不见为净，因为她要把这个家里能让她的新婚丈夫想起前妻的所有东西都清除掉。宝拉不是大张旗鼓地做这件事的，而是做得很含蓄——每一次只挪走或扔掉一样东西——但我明白她打的什么主意。这让我又多了一个理由讨厌她。

为什么要掩饰？我已经不需要讲漂亮话了。我不只是讨厌她，我恨她。憎恨是一种极端恶劣的情绪，因为憎恨会让灵魂凝固——埃斯蒂嬷嬷教过我们的——我当然不会自豪地承认这一点，还曾为此祷告，希望得到宽恕，但憎恨确实是我的真实感受。

我一进入使女的房间就会轻轻地关上门，然后四下打量。她究竟是谁？如果，万一，她就是我失踪的亲生母亲呢？我知道这纯属假说，但我很孤独；我愿意去想：如果这是真的会怎样。我们会扑进对方的怀里，拥抱彼此，因能再次团聚而无比幸福……但之后呢？对于之后会发生的事，我没什么概念，但有个模模糊糊的感觉：肯定不会有好事。

奥芙凯尔的房间里没有任何线索能显示她的真实情况。她的几条红裙子按照顺序挂在衣橱里，纯白色的内衣、麻袋式的睡袍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搁板上。她还有一双外出穿的步行鞋，一件备用的斗篷和白帽子。她有一把红色手柄的牙刷。她来的时候带了一只手提箱，能把这些东西都装进去，但现在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