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罗奈特·司徒亚特·托马斯（R. S. Thomas, 1913—2000年）是当代威尔士最杰出的英语诗人，是继迪兰·托马斯（Dylan Thomas）之后又一位饮誉世界的诗人。如果说迪兰·托马斯的诗歌将英国的诗风带入激情和想象，走向了超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传统相融、相生的发展道路的话，那么R. S．托马斯则是完全不同的风格。他的诗清晰、透明、苦涩、冷峻肃穆、厚重深刻，像经雨水多年冲刷过的白石，用非常朴素的词语描写古老而又有现代意义的题材，是沉思的诗，经得起一读再读。

托马斯生前共出版27本诗集，1600多首，多次获得各种诗歌奖项。1955年出版的诗集《岁末之歌》（Song at the Year's Turning）获得皇家文学协会授予的“海涅曼图书奖”（Heinemann Award），并获得1956年艺术委员会颁发的诗集奖。1958年出版的诗集《晚餐诗》（Poetry at Supper）和1961年出版的诗集《稗草》（Tares）均受到英国诗书协会的推荐。1962年，托马斯入选企鹅出版社出版的《现代诗人》，并于1964年获得“女王诗歌金奖”。1978年，获得英国作协颁发的“科尔蒙德里奖”（Cholmondeley Award）。199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威尔士的一些学者认为，若不是前一年的文学奖颁给了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说不定他不会输给波兰女诗人申博尔斯卡。由此可以管窥托马斯诗歌艺术的一斑。为庆祝托马斯八十寿诞而出版的《托马斯诗选：1945—1990》，遴选了诗人五百多首不同时期的诗歌，这本诗选被称为“威尔士出版界的大事”。评论家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称托马斯的诗歌语言“强劲有力、简洁优美，这部诗选的出版，足以证明托马斯是当今卓越的诗人”。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称“托马斯的诗歌使大部分的现代诗沦落为愚昧的怪念头”。诗人特德·休斯（Ted Hughes）称R. S．托马斯的诗歌如小刀般锋利、直击人的心灵。诗人兼评论家大卫·洛伊德（David Lloyd）称托马斯为当今威尔士诗艺最成熟的英语诗人。评论家M．韦因·托马斯认为R. S．托马斯是“反讽大师”“艺术巨匠”，将托马斯推崇为“二十世纪英国和欧洲最主要的诗人之一”。评论家克里斯托弗·摩根（Christopher Morgan）称托马斯诗歌“言辞最尖锐”，并称托马斯为二十世纪最优秀的诗人和最具洞察力的思想家之一。W．莫尔温·麦前特（W Moelwyn Merchant）称“托马斯为当今威尔士诗坛三大里程碑之一”;丹尼尔·韦斯特韦（Daniel Westover）认为“托马斯批判的不是浪漫主义，而是一个已经消逝的世界——一个已经抛弃了浪漫想象的世界”。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托马斯在20世纪英语诗歌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00年R. S．托马斯去世，英国《卫报》发表了题为“威尔士失去它最持久的抒情诗人”的悼念文章，称托马斯为“二十世纪最坚定、最纯粹、最持久的抒情诗人之一”。此文章还引用了一些文学评论家和知名人士对托马斯的评价。达弗德·刘易斯（Daffdd Lewis）称托马斯为“二十世纪威尔士最杰出的诗人”，阿尔·阿尔瓦雷斯（Al Alvarez）认为托马斯并不关心名誉得失，而是坚持自己的标准，“做得几近完美”。时任威尔士国民议会第一任秘书的罗德里·摩根（Rhodri Morgan）称托马斯“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他作品中威尔士过去迷人的田园景象和深刻的精神将受到后代读者的敬仰”。威尔士党主席艾恩·维因·琼斯（Ieuan Wyn Jones）称托马斯的诗歌将“威尔士带入了世界视野”，并称“托马斯深刻的精神和问心无愧的爱国主义使他的诗歌独具一格，并因此获得国际认可”，还认为“他的诗歌持续向我们证明威尔士—英语文学的全盛及二十世纪下半期威尔士民族身份的崛起”。西奥多·达尔尼普尔（Theodore Dalrymple）饱含深情地称：“我不是很轻浮，但无论何时我阅读托马斯的诗，或者他的自传，我不禁反思，和大多数人一样，我花了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在追逐一些假神。”

R. S．托马斯是个隐士型诗人。他漫长的一生都是在威尔士山区度过，他是英国教会派往威尔士山区传教的牧师，有着近四十年的牧师生涯。威尔士独特的地理风貌滋养着他，威尔士灿烂的古代文化与山区农民艰苦的传统生活不断给他灵感。日渐消逝的威尔士语与文化、不能用威尔士语写诗的“尴尬身份”、面对物质主义与商业主义的入侵而无能为力所产生的痛苦，构成他的诗歌之源。纵观托马斯的诗歌生涯，他从模仿“乔治诗歌”起步，采用传统的抑扬格节奏创作歌颂大自然的抒情诗；从威尔士古老题材中寻找灵感，在诗中融合了神秘的凯尔特神话、英雄传奇，将重音、头韵、中间韵等富有威尔士诗歌特色的形式注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他大量阅读现代派诗歌，借鉴美国自由诗形式，创作出独具特色的用诗歌结构表达情感的“R. S．托马斯神学风格”。托马斯视诗歌为一种技艺，崇尚简单、感人的词汇，注重诗歌的音乐性，不断探索诗歌的语言艺术，创作简洁、清晰、冷峻的诗歌，一扫现代派晦涩、模糊的诗风。他特别重视想象、隐喻的作用，视诗歌为宗教，用诗歌的形式探索神性，追求人生的精神性。热爱自然，探索大自然的神秘，使他的诗歌可触可感。

鉴于他娴熟的诗艺及深刻的哲思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托马斯的诗歌在国外得到广泛研究。

20世纪70年代之前，评论界对托马斯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早期自然诗主题的解读。评论界普遍认为托马斯的自然诗呈现出反田园诗的特点。这一研究思路的主要代表评论家有塞西尔·普莱斯（Ceril Price）（1952）、W．莫尔温·麦前特（1960）、劳瑞拉·马修斯（1960）、R．乔治·托马斯（1962）等。此时对托马斯诗歌的艺术特色进行解读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詹姆斯·F．柯南普（James Franklin Knapp）和运动派诗人兼评论家唐纳德·戴维（Donald Davie）。柯南普在1966年出版的博士论文《R. S．托马斯与战后英诗的平实风格》中，置托马斯于五六十年代的英国，将托马斯早期的平实风格与同时期的英国运动派诗人进行比较，尤其是与菲利普·拉金（Phillip Lakin）的平实风格进行比较。作者认为，尽管托马斯与拉金的风格都是平实、清楚、明白易懂，但是他们之间有质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是哲学与宗教信仰的不同，主要还是他们使用了不同的修辞艺术。柯南普声称托马斯给诗歌的朴实形式提供了完美的范例，并认为托马斯运用人们日常语言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进而把托马斯早期诗歌的特征，概述为“清晰的意象、省略的句法、通俗的语言，毫不晦涩”。同时作者就托马斯采用朴实的形式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唐纳德·戴维也将托马斯的诗歌与运动派的诗歌风格进行对比，认为托马斯1961年出版的《稗草》既感人又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唐纳德认为托马斯的诗歌技巧没有创新。J. D．海恩斯沃斯（J. D. Hainsworth）在一篇文章中称R. S．托马斯和特德·休斯为“当代英国最显著的诗人”，并认为托马斯注重诗人的社会作用，他的诗歌很大部分与他的牧师职业密不可分。

从70年代开始，随着托马斯诗名远扬及其诗歌主题转向人与上帝的关系，评论界开始对托马斯的诗歌进行多方面的综合研究。

首先是对托马斯诗歌的语言特色和诗歌主题的研究。卡尔文·博迪厄特（Calvin Bedient）对托马斯早期的诗歌语言特色和主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托马斯是英语世界最为珍贵的诗人之一，其早期诗歌语言透明、清澈，如火焰般强烈而又纯净，还有一种可见的宏伟、坚忍，更具有世俗的尖锐，其诗最伟大的特质就是充满激情的自然、情感内敛而又浓烈、选词轻快又不事雕琢。作者称托马斯既是激流又是泰然自若的轻舟。A. E．戴森（A. E. Dyson）在《R. S．托马斯的诗歌》中对托马斯诗歌中的意象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托马斯的意象，密密叠积、蔓延，建立于土地、树木、白雪、星辰及野生动物之上。这些意象能让人感动得落泪，一些诗行让人印象深刻，犹如刻入大脑一般。作者专门对诗人的《皮亚塔》（Pleta）进行分析，认为《皮亚塔》是意象主义者想写但写不出来的诗歌，尽管意象主义者的诗歌理论具有诱惑力，但没有一首能做到像《皮亚塔》那样直击人的心灵。在这里，所有的感情都转化为无生命的物件，真正无法言说的悲伤则转移到了十字架上。詹姆斯·F．柯南普也对托马斯早期的诗歌主题进行了研究。柯南普认为，托马斯的早期诗歌主题有三个方面：对周围的思想与精神视而不见的农民；野蛮的、金属般的现代社会；将自己的遗产售给英格兰来交换工厂的威尔士。作者认为，托马斯鄙视浪漫主义，创立了自己的“诗意”的观察方法，而不是模仿浪漫主义的传统。赫斯特（Hurst）在其论文《诗歌即宗教：R. S．托马斯的嬗变》中，以托马斯诗歌的创作时间为线索，探讨托马斯诗歌主题及艺术的变化。尽管作者没有详细分析托马斯诗歌的特色，但将诗人的诗歌思想与作品结合起来，在同时期的研究中显得颇具特色。

其次，与研究托马斯诗歌艺术特色及主题相照应的是，更多评论家探讨托马斯诗歌的宗教主题。韦马拉·赫尔曼（Vimala Herman）认为，托马斯作为诗人和牧师，其宗教诗最打动人的就是描写了在上帝与信仰之间明显的疑惑以及其与传统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冲突。上帝存在于托马斯的诗中，但特征发生了变化。上帝不是难以言喻的处处存在，而是存在于孤独，甚至是格格不入的情境中。他不是一个理性的上帝——充满正义与美，而是黑暗神，就其本质而言是不可认识的、远距离的、沉默的。对托马斯而言，他的宗教诗的基本问题就是不可知的问题，而这对于宗教诗人而言，不仅仅是信仰危机还是语言危机。J. D．维卡里（J. D. Vicary）的《经由否定：托马斯近期诗歌中的缺席与存在》通过分析托马斯的两首诗来讨论他的诗歌神学主题。作者认为，托马斯介于信仰与怀疑、存在神学与缺席神学之间，他的言说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说教的、主要依赖于模糊与悖论的语言。而威廉·V．戴维斯（Williams V. Davies）的《R. S．托马斯：神启模式的诗人——牧师》中，作者认为托马斯从1966年发表《皮亚塔》后才开始引人注意，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走向了神启派。此时出版的研究托马斯诗歌中的上帝的著作有菲利普斯（D. Z. Phillips）的《R. S．托马斯：描写隐身上帝的诗人》（1986）、伊莱恩·谢帕德（Elaine Shepherd）的《R. S．托马斯：承认缺席》（1986）。

再次，是对托马斯诗歌中体现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唐纳德·戴维的《R. S．托马斯诗歌中的威尔士教堂》通过对托马斯诗歌主题特征的分析，探讨托马斯频繁跨行，甚至跨诗节停顿造成诗歌产生不和谐音的原因。作者认为作为牧师及民族主义者的托马斯必须在威尔士给英国国教传教，而大部分威尔士人却属于非国教徒，这种不和谐的产生反映了托马斯的不情愿及有意反抗。作者进一步指出，托马斯对英国的恨不是表现在诗中，而是反映在诗的表达方式上。与同时代英国本土的评论家不同的是，美国学者杰弗瑞·艾伦·瑞格斯（Jeffery Alan Triggs）认为托马斯的诗歌是内心的探索。他在1989年出版的论文《尸骨上的荣光：R. S．托马斯的向内之旅》中，认为托马斯的诗歌就是探索。早期是对威尔士的物质世界的探索，晚期的诗歌是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在他同一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田野的亲缘关系：R. S．托马斯和温德尔·贝里诗中的农业》中，瑞格斯将托马斯的诗歌与美国诗人温德尔·贝里的诗歌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托马斯总是从局外人的角度来关注农业，并不同情他的诗歌对象。作者认为，这种局外人的身份是诗人的牧师身份所决定的，托马斯对他笔下的农民没有任何的浪漫与美化，呈现出来的只是那些农民的缺点，但作者也注意到了托马斯对农民的矛盾态度。

20世纪90年代对托马斯诗歌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声音。

首先是有些评论家认为托马斯诗歌中蕴含自传的性质。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大卫·洛伊德、芭芭拉·普里斯·威廉姆斯（Barbara Prys Williams）和M．韦因·托马斯。大卫·洛伊德在其论文《透过镜子：R. S．托马斯作为自传的〈回声慢慢〉》中，认为托马斯的诗歌含有深刻的自传性质。托马斯用诗歌来转移精神创伤，同时将诗歌作为苛刻的自我批评的工具，诗歌表达了他希望诗艺复兴的愿望。在《追求真理的意识：R. S．托马斯的〈回声慢慢〉（The Echoes Return Slow）作为自传的某些方面》中，作者芭芭拉·普里斯·威廉姆斯认为R. S．托马斯诗歌的自传性是自我融合的一种方式。M．韦因·托马斯在《“时间的掉包儿”》中，认为R. S．托马斯的诗集《回声慢慢》（The Echoes Return Slow）是非比寻常的自传写作。

其次是对托马斯诗歌中的上帝，做出了新的解读。戈登·S．威克菲尔德（Gordon S. Wakefield）在《上帝与一些英国诗人：R. S.托马斯》中，认为托马斯描述的不是现代神学中的上帝，而是指向了《旧约》。莱斯利·格·雷福斯（Leslie J. Griffths）在《十字架的远端：R. S．托马斯的精神性》中通过对托马斯晚期诗歌的研究，认为托马斯以黑暗、沉默、缺席、寂静来彰显上帝之爱。贾斯汀·温特尔（Justin Wintel）在1996年出版了《狂暴的内心：威尔士、R. S.托马斯和上帝》。这部洋洋五百多页的巨著揭示了托马斯内心的狂放。温特尔融文学传记、文学史与游记的写法于一体，对托马斯诗歌中的威尔士民族主义、风景、人物的形象、上帝等进行了评述，有一定的启发性。

90年代随着文化研究思潮的兴起，评论家开始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托马斯的诗歌。在《信仰与怀疑之间：R. S．托马斯与神学解构的诗歌》中，本·阿斯特利（Ben Astley）从解构主义的角度出发，通过对托马斯发表于七八十年代的作品的研究，认为托马斯的诗歌提供了一种解构的神学，他的不规则的跨行、措辞清楚表明了上帝与世界的不合逻辑、荒谬的关系。M．韦因·托马斯通过对R. S．托马斯早期诗歌的研究，认为托马斯的早期诗作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了一个战争诗人的特点。而杰森·沃尔福德·戴维斯（Jason Walford Davies）的《阴影的重重伏击：托马斯作品中的威尔士文学典故》则考察了托马斯作品中的威尔士文学典故。戴维斯认为，托马斯通过使用威尔士典故来给他的英语施加压力，托马斯就是从压力最大处创作诗歌的。

90年代的帕特里克·迪恩（Patrick Deane）的《难啃的骨头：R. S．托马斯诗歌中的语言》和大卫·洛伊德《清楚到底：R. S．托马斯与语言危机》是当时为数较少的研究托马斯诗歌语言的论文。在《难啃的骨头：R. S．托马斯诗歌中的语言》中，作者帕特里克·迪恩将托马斯的诗歌用语与散文《阿波库瓦格》中体现的语言观结合了起来，认为托马斯终其一生追求的是“如何理解上帝？如何接近上帝的丰富？人类语言如何实现对二者的描述？”。因此他视语言为“难啃的骨头”，不仅意味着诗歌语言难以驾驭，更显示了诗人必须不停“咀嚼”，这种痛苦的行为于托马斯而言具有神圣的意义。在《清楚到底：R. S．托马斯与语言危机》中，作者大卫·洛伊德探讨了托马斯的诗歌采用工业语言、商业语言的原因。作者认为，托马斯通过语言的使用来探索人类的困境。

随着托马斯诗集的全部出版，国外对托马斯的研究形成又一高潮。近十余年来，评论界除了继续从宗教的角度进行研究外，还有一些新的趋向，并且涉及的面较广。下面分类进行介绍。

第一类，对托马斯诗歌的文学关系的研究。有些学者从比较文学的影响角度探讨托马斯对其他诗人的借鉴。这些研究论文有威廉姆·J.麦吉尔（William J. MaGill）的《召唤：乔治·赫伯特，R. S．托马斯：牧师与诗人的天命》（2006）、《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对话：乔治·赫伯特、R. S．托马斯、耶稣受难日》（2001），萨姆·佩里（Sam Perry）的《寻求永恒：R. S．托马斯与爱德华·托马斯的诗歌》（2008），威廉姆·V．戴维斯的《华莱士·史蒂文森与R. S．托马斯：没有焦虑的影响》（2006），威廉姆·V．戴维斯的《R. S．托马斯与索伦·克尔凯郭尔》（2007）和《R. S．托马斯与华莱士·史蒂文森》（2007），安德鲁·拉德（Andrew Rudd）的《不是〈圣经〉而是华莱士·史蒂文森——R. S．托马斯的发现》（2004）。这些论文集中讨论了乔治·赫伯特、爱德华·托马斯、华莱士·史蒂文森和索伦·克尔凯郭尔对托马斯的影响，但未对托马斯如何借鉴他们进行细致而详尽的分析。

第二类，将托马斯与20世纪诗人进行比较研究，属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这些研究论文有威廉姆·V．戴维斯的《瘸腿的救赎：读R. S.托马斯与罗宾森·杰菲斯》（2008）、M．韦因·托马斯的《上帝不可思议的一面：R. S．托马斯与博尔赫斯》（2008）、让·沃德（J. P. Ward）的《受伤的信仰：R. S．托马斯、托马斯·哈里克及怀疑主义者》（2013）、伊米莉亚·伊凡库（Emilia Ivancu）的《对话的形而上学：缺席与沉默之间——R. S．托马斯与多泽阿尔盖奇的诗歌》（2012）。这些论文比较诗歌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基本不涉及诗歌的形式与艺术特色。

第三类，从宗教和文化的角度对托马斯诗歌中的上帝展开研究。这些研究有巴里·斯隆（Barry Sloan）的《等待与观望的修行：R. S.托马斯，诗歌与祈祷》（2002）、安东尼·丹尼尔斯（Anthony Danniels）的《神秘的R. S．托马斯》（2006）、理查德·麦克劳克兰的《R. S．托马斯：圣星期六诗人》（2011）、多米尼·克佩奇尼（Domenico Pazzini）的《沉默的修辞或者R. S．托马斯如何在诗中言说今日的上帝》（2012）、格雷厄姆·戴维斯（Grahame Davies）的《外籍人士：R. S．托马斯与反现代运动》（2001）、托尼·布朗（Tony Brown）的《夏娃的诡计：R. S．托马斯诗歌中的身份和性别》（2000）、威廉姆·J．麦吉尔的《威尔士一个牧师\诗人的圣诞节：R. S．托马斯与道成肉身》（2000）、丹芬· M．卡利（Daven M. kari）的《R. S．托马斯与灵魂的暗夜：歌、苦难及信仰生活中的沉默》（2008）。这些论文大多从神学的框架中对托马斯的诗歌进行解读。

第四类，托马斯关于绘画的诗歌和爱情诗。这类研究有罗伯特·雷德尔（Robert Rehder）的《R. S．托马斯的题画诗》（2008）、托尼·布朗的《深沉的爱：托马斯写给他妻子的诗》（2008）、戴维·肯尼迪《在鸟的歌雨中：R. S．托马斯写给艾尔西的挽诗》（2014）等。托尼·布朗称托马斯的爱情诗是“哈代之后最感人、最真挚的爱情诗”。

随着2000年托马斯的逝世，21世纪以来托马斯诗歌的研究专著逐渐增多。这些研究在继承原有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了多元化、综合性的新动向，反映了文学批评的新趋势。

出版于2003年的《阿门回声：R. S．托马斯之后的论文》是21世纪第一部研究托马斯诗歌的论文集。该书主编达米安·沃尔夫德·戴维斯收录了12篇从不同角度研究托马斯的论文，这12篇形成了一个托马斯诗歌研究系列。其中独具特色的是达米安·沃尔夫德·戴维斯的《“复试记录”诗学：R. S．托马斯——爱用双关语的诗人》。这是迄今为止少数研究托马斯诗歌修辞艺术的论文之一。

克里斯托弗·摩根（Christopher Morgan）从身份、环境和神性的视角出发，对托马斯的诗歌主题进行了研究。这本出版于2003年的著作倾注了作者对诗人深刻的认识。全书共三个部分，分七章论述。作者认为，身份、环境及神性是托马斯一生关注的中心。他对身份的追求与神学追求密不可分，而对自然及科学的反思为身份、神性的追求提供了背景。该书论述深刻，对诗歌的思想及主题做了详尽而深入的分析。由于该书着重诗歌的主题，而忽略了诗人言说的方式。

同样出版于2003年的《诗人的相遇：乔治·赫伯特，R. S．托马斯及与上帝的论辩》中，作者威廉·J．麦吉尔将乔治·赫伯特和R. S．托马斯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他们分别是自己的世纪中真正的英语诗人，同时又是有着基督教传统的伟大宗教诗人。他们出于天命的呼唤，以牧师和诗人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而这两种身份是密切联系不可分离的。他们在诗歌中都探讨了沉默的上帝。

威廉·V．戴维斯出版于2007年的《R. S．托马斯：诗歌与神学》采取论文集的形式对托马斯的诗歌进行了综合研究。作者采众人之长，不仅对托马斯诗歌中的神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文中分别探讨了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克尔凯郭尔和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森对托马斯的影响。尽管托马斯在传记中多处提到克尔凯郭尔和华莱士·史蒂文森，也有诗歌是直接写给二人的，评论家们注意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未见深入的研究。戴维斯认为，克尔凯郭尔关于人生的三个阶段深刻印在托马斯的脑海中，托马斯就是克尔凯郭尔式的诗人，克氏对托马斯的影响是终生的。在谈到托马斯与史蒂文森的关系时，作者认为，这两个不同国家的诗人有着相似的哲学思想，就是这种相似的哲学思想，使托马斯“转身/不是走向圣经/而是华莱士·史蒂文森”。

同时出版于2006年的托马斯的两本传记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托尼·布朗的《R. S．托马斯》篇幅短小，这本不到120页的小书以托马斯一生生活过的地方为经，以他的思想变迁为纬，将托马斯的思想发展变化与他作为牧师不断变换地方联系起来，从具体的诗歌语言及主题的变化出发，对托马斯的思想进行了梳理。贯穿于全书的是处于双文化（英格兰文化和威尔士文化）、双语言（英语和威尔士语）中托马斯一生的孤独无依感，终身对“家”的追求，对“想象的威尔士”的追求。本书措辞文雅、思路清晰，紧扣托马斯的思想发展，是一本易读而又思想深刻的传记。而另一本传记《不断西行的诗人：R. S．托马斯的生活》也以诗人的传教地点变化为主线。这部洋洋洒洒400多页的巨著综合运用了人物传记、文化史的写法，其中不断穿插作者拜伦·罗杰斯（Byron Rogers）对诗人的评论及对诗人轶事的爆料，形成一种复杂混合的研究模式，有一定的启发性，但由于作者的过度揣测，难以取信于读者。

2011年出版的《R. S．托马斯：文体传记》是迄今为止对托马斯诗歌形式特色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作者丹尼尔·韦斯特韦以娴熟的笔调，综述了托马斯诗歌形式变化发展的情况。在这部专著中，作者提出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和解释托马斯诗歌的文体和技巧，在此基础上来评价现存的批评观点。作者认为，当前托马斯诗歌研究毫不例外主要关注的是思想和主题。而丹尼尔·韦斯特韦采取的是一种综合的研究方法，将传记、地理环境、文化语境及诗歌和批评理论结合起来阐释托马斯的诗体学。具体而言，这本专著按照托马斯诗歌创作的时间顺序及他的传教地点的变化，描述了托马斯从最开始的乔治时代诗歌的模仿者、巴尔格莱夫（Palgrave）的《英诗宝库》的自然抒情诗的追随者，到最后诗歌形式的探索者的变化历程。作者认为，托马斯的诗歌形式的变化与传教地方不可分割。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西行与不断进行的反省息息相关。作者认为，托马斯诗体明显的变化是他内心的一种外在反映。

2013年是托马斯诞辰100周年，同时推出的《变色龙诗人：R. S.托马斯与文学传统》和《R. S．托马斯：诸多困扰》是托马斯诗歌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变色龙诗人：R. S．托马斯与文学传统》中，作者S. J．培里（S. J. Perry）主要考察了托马斯诗歌与英国文学传统的关系。作者认为，托马斯的诗歌与英国传统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托马斯极力推崇浪漫主义诗人如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济慈的诗歌，而且还吸收了同时代诗人如特德·休斯、菲利普·拉金、乔福瑞·希尔等人的优点。托马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阅读弗朗西斯·巴尔格莱夫的《英诗宝库》。这本收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选集，让托马斯初步接触到了浪漫主义诗歌及乔治时代的诗歌，并开始模仿写诗。他还吸收了爱尔兰和苏格兰等泛凯尔特地区的诗歌传统，尤其是叶芝，对托马斯早期的诗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书分析详尽，和前面的《R. S．托马斯：文体传记》一起成为21世纪以来托马斯诗歌本体研究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但是，作者过度看重托马斯诗歌与传统的渊源，忽视了托马斯本身的创造力及对美国诗歌形式的借鉴，很多地方有牵强附会之憾。

《R. S．托马斯：诸多困扰》是又一部传记型的托马斯研究著作。作者M．韦因·托马斯另辟蹊径，采取论文集的形式对托马斯进行综合研究。全书由12篇论文组成，写作跨度达20年之久。在这本论文集的前言中，作者称托马斯的去世影响了威尔士的天气，托马斯的写作永远改变了世人对威尔士的看法。该书既有对托马斯诗歌本体的研究，也有从文化批评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在《灵魂里的反讽：R. S．托马斯》中，作者称托马斯为“反讽大师”“艺术大师”。

相比国外托马斯诗歌研究的深入，国内对托马斯的研究才刚起步，显得零散且无系统，仅有几篇期刊论文、一篇硕士论文和一篇博士论文。程佳是国内首次对托马斯诗歌进行全面翻译的译者。她2004年翻译出版了《R. S．托马斯自选集：1946—1968》, 2012年出版了《R. S.托马斯诗选：1945—1990》（上、下册）、2014年9月出版了《R. S．托马斯晚年诗选：1988—2000》。再加上网络上的一些译本，托马斯的诗歌大部分都在国内得到译介。最早对托马斯进行介绍的学者是王佐良。在1988年的《英诗的境界》中，他介绍了托马斯的几首诗，并称“托马斯的诗像一块白石一样，经过了时间的冲刷而更坚硬又更玲珑了”。在1993年出版的《英国诗选》（注释本）中，王佐良选注了托马斯早期的10首诗，所选的数量位居于20世纪诗人之首，他认为托马斯最好的诗是写山区农民的。他对托马斯的诗艺也进行了简单的概述，认为托马斯的诗艺是“素朴，严谨的，从来没有多余的话；形式也是完整的、古老的，但不是文绉绉的古老；而在素朴与古老之下，他又能不受传统的束缚，在诗艺上进行了许多试验”。程佳2000年在《广州大学学报》发表的《威尔士诗人的民族情结——R. S．托马斯早期诗歌初探》是国内第一篇研究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通过对托马斯早期诗歌主题的研究，认为托马斯早期诗作中流露出非常强烈的威尔士民族意识。与此同时，程佳在她的每一部译作的出版前言中对托马斯不同时期的诗歌特色进行了介绍和研究。

南京大学教授何宁在2013年发表于《外语与外语教学》上的《论当代威尔士诗歌英语诗歌的去本土化》中，称托马斯“从事诗歌创作具有明确的目标——为威尔士的民族独立而作，致力于在描写威尔士美丽风景的同时呈现民众的艰难生活，力图对传统英格兰人的威尔士刻板印象进行颠覆和解构，以达到与英格兰传统切割的目的”。托马斯早期诗歌确实可以做如是解释。蒋芬于2014年在《世界文化》上发表了《苦涩诗人：R. S．托马斯》, 2015年年初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自然与诗的契约——试论诗人R. S．托马斯诗歌中的自然》。在《苦涩诗人——R. S．托马斯》中，作者认为，托马斯诗歌的苦涩与冷峻体现了一个思考的诗人和牧师对社会的责任感。他既是华兹华斯式的，又是丁尼生式的，同时还具有艾略特的“荒原特色”。在《自然与诗的契约——试论诗人R. S．托马斯诗歌中的自然》中，通过对托马斯诗歌中的自然进行细致的分析，作者认为托马斯诗歌中的自然具有一种矛盾性。一方面，宁静的自然美景受到机械化的破坏从而造成传统的丧失；另一方面，自然既是诗人获得神性启示的场所，又是展示暴力法则的地方。这种矛盾表达了诗人在批判工业文明、谴责战争的同时呼唤自然世界的生命力。在2017年和2018年发表的论文中，蒋芬就托马斯诗歌中的隐喻和对位进行了探索，将托马斯的诗歌艺术研究推进了一步。年慧敏的硕士论文则从陌生化的角度对托马斯早期的田园诗进行了研究。姜士昌的博士论文对托马斯的诗歌主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托马斯诗歌有三大主题——自然、上帝、人，这三大主题之间形成密切的“三位一体”关系，并从文本细读入手，对托马斯诗歌中思想价值体系进行了解读。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分析，笔者发现，英语世界对托马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民族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神学思想、早期诗歌语言艺术、诗歌主题及形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就其诗歌思想而言，这些问题主要有：一、评论界多关注托马斯的神学思想及诗歌主题，对托马斯的哲学观及诗歌观基本没有涉及；二、评论界颇重视托马斯早期诗歌的语言与艺术特色，对他后期诗歌的艺术重视不够，而托马斯诗艺最成熟的作品恰恰体现在晚期的几部诗集中；三、很少有研究者关注托马斯的美学思想，并在其美学思想的关照下来考察托马斯的诗歌艺术。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托马斯研究少且没有系统，暂时没有托马斯诗歌研究的著作。造成这种冷清局面的主要原因可做如下分析。首先，近年来，英国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一些经典作家，诗歌研究主要集中于莎士比亚、邓恩以及一些浪漫派诗人和爱尔兰诗人叶芝身上，对20世纪英国诗人的重视不够。况且，20世纪后半叶的英国诗歌已经不再以英格兰的诗歌传统为中心，走向了多元化。爱尔兰、苏格兰以及威尔士在民族复兴背景下，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诗人。他们的出现，取代了单一的英格兰诗歌传统，使英国诗歌在20世纪后半叶形成鼎足之势。如果说国内研究者对爱尔兰文学研究还能跟上国外动态，对苏格兰及威尔士的文学研究则显得尤为滞后，往往将其纳入英国文学的框架一笔带过。其次，R. S．托马斯与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均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均进入最后的角逐，最终希尼获奖。国内立刻掀起希尼研究热潮，而托马斯研究则长期处于零星状态。这种功利的文学研究态度阻碍了文学研究的正常发展。因此，针对这一薄弱环节，笔者克服资料有限等方面的困难，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深入、系统地研究托马斯的诗歌美学。

西方美学的源头，始于古希腊。如毕达哥拉斯将美与比例联系起来；赫拉克利特认为美是和谐；德谟克里特将美与热情联系起来；苏格拉底认为美就是善。柏拉图则否定了具体的美的事物，将美的本体研究推向一个形而上的领域，将美上升为一个纯粹哲学思辨问题。古罗马的哲学家、神学家们将美与基督教结合起来。奥古斯丁把最高的、无限的美归根于上帝；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上帝的绝对美是世间美的源泉。不同于柏拉图的美，古罗马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们将现实的美和艺术的美与这种最高的美的本体联系起来，开启了近代作为艺术哲学的美学。1750年，鲍姆嘉通以“Aesthetik”为题撰写了一部著作，标志着美学的诞生。鲍姆嘉通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有知、情、意三个领域。但传统的哲学中只研究理性的逻辑学和研究意志的伦理学，还没有一门研究感性认识的学科。“Aesthetik”就是专门研究感性认识和情感的学问，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因此，人们在感性活动中所认识到的“完善”就是美。美成了“Aesthetik”研究的主要目标，探讨美的一般性质成为美学的主要任务。美学首先就是“关于美的认识的本质的理论，以及通过正确途径获得美的认识的方式方法的理论。”由此，美学得以诞生。鲍姆嘉通认为，美学要对艺术美进行全面的研究，“诗就是一种完善的感性谈论”。自从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已有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但国内外学者至今对美乃至美学本身概念的理解仍不太统一。鲍姆嘉通之后的哲学家康德认为美是有意识活动和无意识活动的统一所表现出来的无限事物；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而分析哲学的天才人物维特根斯坦则认为美学和伦理学是“不能表述的”，因此也是不存在的。从古希腊柏拉图的形而上的美到维特根斯坦的美不存在，体现了西方美学的圆周式的发展。这种发展，早已将西方的美学与生活、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我国，关于美的定义，比较著名的有蒋孔阳的“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李泽厚的“美是自由的形式”，高尔泰的“美是自由的象征”。至于什么是美学，人们的看法也是不尽相同。本书认同曾思艺先生所理解的：美学首先是一种艺术研究，同时也是一种以审美活动、艺术创造为研究对象，进而通过这一研究总结艺术规律、探索人的精神世界的人文学科。

托马斯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是“才华横溢的诗人”。这主要源于诗人杰出的诗艺和深刻的哲思。其深刻的哲思影响了他的美学观，而其美学观和哲学观又对其诗歌观产生影响并指导他的诗歌创作。本书将综合采取社会历史批评，适当引进语言学、西方哲学、文学、宗教等相关研究方法作为基本研究方法，置托马斯于具体的20世纪英国诗歌的发展坐标系中，探讨托马斯的诗歌美学。本书首先整理、归纳托马斯的哲学观和诗歌观，然后紧扣文本分析，分别从结构艺术和语言艺术两方面具体阐述其独特的诗歌艺术，挖掘其如何形成独特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的深层原因。本书的创新点在于：第一，首次从哲学的角度概括了托马斯以诗歌形式表现出来的普遍意义上的哲学观；第二，首次从美学的高度归纳了托马斯的诗歌观；第三，首次从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的角度，结合其诗歌创作，比较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其诗歌的语言艺术和结构艺术。

本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或价值。

第一，回归艺术本体研究并丰富诗歌理论。通过研究托马斯诗歌艺术，可以进一步管窥威尔士20世纪英语诗歌艺术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促进英语诗歌理论研究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第二，促进全面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诗歌创作与理论。作为英国文学不可或缺一部分的威尔士—英语文学，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有着独特的地方风貌。研究威尔士20世纪著名英语诗人的诗歌思想与艺术，为认识、全面了解英国文学全貌有着不可替代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第三，完善文学史研究，促进外国文学学科发展。R. S．托马斯诗歌创作生涯延续了近60年，他是一位伟大而深刻的诗人。他超越时代的哲学与宗教思想，用诗歌艺术来彰显自己的哲思，对当代英语诗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系统研究托马斯的诗歌艺术并进而探讨20世纪英语诗歌流变，将促进外国文学学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