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 福利国家也有自己的苦恼

—在瑞典听经济学家的抱怨

瑞典是一个幸运的国家。自从1814年同丹麦打了一仗并取得胜利，把挪威从丹麦统治之下划归瑞典之后，就再也没有卷入战争了。尽管1905年挪威脱离瑞典而独立，但挪威独立是以和平方式解决的。两次世界大战时，瑞典都宣布中立，而且确实维持了中立，而不像某些宣布中立的西欧国家照样被纳粹德国军队占领那样。

瑞典很早就以福利政策而著称于世。瑞典人常说，瑞典作为各国乐于称道的福利国家的历史，要早于英国。英国的主要社会福利政策和有关社会福利的法律，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才开始实施的，而瑞典的主要社会福利政策和有关社会福利的法律，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内已开始实施，这同瑞典社会民主党在1932年到1976年连续执政四十四年之久有直接的关系。此后，有时是保守党执政，有时是保守党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有时仍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执政党的更替并没有改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瑞典一贯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这种情况倒是同英国很相似。英国的主要社会福利政策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英国工党执政时开始实施，尽管后来英国保守党和英国工党轮流执政，但谁都没有对已经实行的社会福利制度做实质性的变更。

我们到瑞典访问的内容之一是对瑞典的社会福利制度进行考察。同行的胡亚美同志是著名的儿科专家，她当然对瑞典的这一制度特别感兴趣。在斯德哥尔摩、卡尔斯塔德、森纳，我们曾到医院、老年福利院、残疾儿童福利院、节能居民村参观，也参加过瑞典外交部和各界友好人士为我们举行的招待会、座谈会。优美的自然风光、洁净的环境、舒适的居民生活、完善的社会福利措施，这些都使我感受到，瑞典人民的生活福利是令人羡慕的。

按人均GDP来说，瑞典在世界上位居前列，称得上是一个富国。以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来说，瑞典又是一个财政力量雄厚的国家。瑞典能够有这样完善的社会福利措施，是同国家的财力分不开的。然而，在我同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经济学家交谈时，我所听到的，除了对如此完善、如此替国民着想的社会福利制度的赞扬外，还有另一种声音：对这种社会福利制度的抱怨。

难道仅仅是瑞典的经济学家有抱怨吗？我想肯定不是。政府官员也会有抱怨，但他们不便说。瑞典的一般职工家庭可能同样有些抱怨，只是抱怨程度不等而已，但他们不一定把心里话说出来。经济学家是直爽的，有话直说，还加上一些经济理论的分析，使之顺理成章。这也许是经济学家的一种职业习惯吧！

在瑞典的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庞大的政府福利支出仿佛变成了一个无底洞，再多的经济资源也填满不了它。这副担子太沉重了，而且这副担子一挑上肩，要想卸下来，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们抱怨说“福利国家”的负担已经变成了压在瑞典身上的沉重包袱，世界上再富的国家也承担不了，何况瑞典呢？

问题还不止于此。他们认为，从效率的角度看，由于失业津贴的存在使一些失业者不急于找工作，从而延长了失业时间；由于原来在市场上迫使人们提高工作效率的机制的作用受到了限制，瑞典成了一个低效率的国家。用我们中国已经习惯了的用语来说，这就是，在福利国家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无区别，对“福利”的依赖使得“吃大锅饭”的思想滋长起来了。

瑞典的经济学家还指出，福利国家看起来很公平，人人都可以得到各种补助，享受各种优惠，实际上却不公平。比如说，一个人退休前的工资越高，年老时得到的养老金越多，而一个低工资的人辛苦了一辈子，退休时也只能领取较少的养老金；又如，生孩子越多，每个子女上学的时间越长，家庭得到的国家补助越多，相反的，一个人终身未婚，或一对夫妇没有子女，他们当然就没有孩子上学，于是也就享受不到国家给予的各种优待，包括女方和男方都享有的产假（男方称照顾假）、产妇津贴、婴儿和幼儿津贴、教育补助等等。再如，一个人休假越多，一个家庭外出旅行的次数越多，从交通运输方面得到国家的津贴补助越多；反之，一个人工作狂热，不休假，也不外出旅行，他在这方面便什么津贴也享受不到。这些难道算公平吗？

他的这番议论，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说：“你即使子女少些，休假少些，外出旅行的次数少些，只不过是少享受些政府的津贴而已，你自己并没有什么损失啊。”他不以为然，接着说：“怎么会没有损失？所有这些津贴、补助，不都来自税收吗？我作为一个纳税人，每年缴纳的各种各样的税，够重了。”这是事实。福利国家的福利设施是很花钱的，筹集这些巨额款项虽然不完全依靠税收，一部分还依赖国债之类的收入，但税收负担仍相当沉重。个人所得税税率和累进税率过高，使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受到了抑制。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工作与闲暇的替代性”。如果个人所得税率高得使加班工作的人感觉到自己几乎是在“白干”，那么多半不愿加班加点。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很少有人愿意到外面去讲课，这主要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工资收入比较高，而是因为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率太高，他所得到的追加收入扣税之后将所剩无几，他为什么要外出讲课呢？

经济学家同政治家是不一样的。政治家考虑的是政治形势，是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政党应当采取的对策。所以不管瑞典哪一个政党，在竞选时从不对社会福利制度产生的低效率和有失公平的事实发表只言片语，尽管在被选为执政党之后有可能对社会福利方面的个别措施做些小步的调整。经济学家则不同。瑞典的一些经济学家在抱怨福利国家所引发的新问题（如财政压力过大，纳税人负担过重，效率下降，企业竞争力削弱）时，主要是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学术味道可能浓一些，对现实政治的了解可能少一些，所发表的言论可能刺耳一些，这也没有办法，经济学家总归是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的沉默，是知识界的不幸，也是国家的巨大损失。而政治家的话太多，缺少含蓄，毫无保留，过于直截了当，则是社会的不幸，因为这可能引起某些阶层和某些社会群体的不安，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甚至还会引起邻国的不安，导致国际冲突的加剧。这同样是国家的巨大损失。

一个社会，既需要政治家，也需要经济学家，二者缺一不可。

1985年4月（选自《山景总须横侧看：厉以宁散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