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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我八岁时撒手人寰，父亲又在我十岁的时候离开人世，那时我还年幼，以至除了传闻，我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我的父亲去了巴黎，做了英国大使馆的律师，但我不知为何他会去那，除非他被某种莫名的不安所吸引，就像一直烦恼我的那种不安一样。父亲在大使馆对面的圣奥诺雷区（Faubourg St.Honore）设有办公室，但他住在一条当时名为安廷大道（Avenue d’Antin）的街上，这条街非常宽阔，一直从圆形广场（Rond Point）那边伸延过来，两边都是栗树。那个时候，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旅行者。他曾去过土耳其、希腊和小亚细亚，远至摩洛哥的非斯（Fez）。当时，鲜有人去过那里。父亲关于旅行的藏书颇丰，他在安廷大道的公寓里摆满了他旅行带回来的各种物件，一尊尊希腊塔纳格拉小雕像（Tanagra statuettes）、罗得岛陶器（Rhodes ware）和刀柄镶以银色装饰的土耳其匕首（Turkish daggers）。他和我母亲结婚时，他四十岁，母亲才二十多岁。母亲非常漂亮，而他却很丑。有人告诉我，他们那时候在巴黎被称为“美女与野兽”。外祖父在军队服役，死在了印度，他的遗孀，也就是我的外祖母，将一大笔财产挥霍完之后在法国定居，靠养老金生活。我猜想，她是个有个性的女人，也许还有些才华，因为她用法语写了本小说——《年轻女孩》（pour jeunes filles），还为室内歌谣谱了曲。我喜欢想象，想象着这小说和歌谣被奥克塔夫·弗耶（Octave Feuillet）笔下出身名门的女主人公诵读吟唱的场景。我有一张她的小寸照片，那是一个有着一双美丽眼睛的中年妇女，眼中透露出一份愉悦，一份果敢。我的母亲身材娇小，有着棕色的大眼睛和浓密的金红色头发，五官精致，皮肤姣好。母亲颇受人倾慕。她有一位美国朋友——安格尔西女士（Lady Anglesey），不久前刚刚以高龄去世，她告诉我，她曾问过我母亲：“你那么漂亮，那么多人爱慕你，但你为什么始终忠于你所嫁的那个男人？他那么丑陋矮小。”我母亲回答说：“他从不伤害我的感情。”

我见过的唯一一封母亲的信，就是在叔叔去世后，我翻阅他的文件时见到的那封。叔叔是一名牧师，母亲请他做她儿子的教父。她非常简单而虔诚地希望他的祷告会影响新生儿，使她的儿子长成为一个善良、敬畏神明的人。母亲是一位了不起的小说读者，在安廷大道公寓的台球室里有两个大书柜，里面装满了陶赫尼茨（Tauchnitz）出版的图书。她那时患了肺结核，我记得有一排驴子停在家门口，来供她喝驴奶，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对治疗肺结核有好处。夏天，我们常常住在多维尔（Deauville）的一所房子里，那时特鲁维尔（Trouville）非常受人欢迎，相比之下，多维尔这个小渔村便黯然失色了。在她生命的尽头，我们在波城（Pau）度过了冬天。有一次，她在大出血之后躺在床上，可能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想到在去世之后，孩子们将不知道自己生前的样子，便唤来女仆给她穿上白缎晚礼服，然后去了一家照相馆拍了照片。她有六个儿子，最终死于难产。那时的医生认为怀孕生孩子对深受肺结核折磨的妇女有好处。那年，她三十八岁。

母亲去世后，她的女仆成了我的保姆。在那之前，我曾由法国保姆照料，就读于一所法语儿童学校。我的英语一定很差。我听说有一次，我看到一匹马从火车车厢的窗户探出头来，便用法语大喊：“看呀，妈妈，有一匹马。（Regardez Maman，voila un’orse.）”

我想我的父亲一定是一个浪漫的人。夏天的时候，他心血来潮，建造了一所房子。他在叙雷讷（Suresnes）的一座小山顶上买了一块土地。平原之上，景色壮丽，远处即是巴黎。有一条通往河边的路，河边有一个小村庄。这所房子就像是博斯普鲁斯（Bosphorus）海峡上的一座别墅，顶层环绕着凉廊。过去的每个星期日，我都和父亲一起坐着塞纳河上的游船去那里看房子建造的进度。屋顶装上后，父亲买了一对古朴的火炉用具来装饰它。他订购了很多玻璃，在上面刻上了他在摩洛哥发现的反“恶魔之眼”的标志，读者可以在这本书的封面上看到。白色的房子，百叶窗被漆成红色。花园设计好了，房间里也配好了家具，然后父亲就撒手人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