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这是一部有质感的厚重的文学书，更是一部有风景的书。它不仅涵盖了历史、民族、乡村、爱情等众多题材，还有着各种各样的人生风景。这里所说的风景既有自然风景的意思，还有情感、思想、伦理、哲学的意义，更有审美诗学的创新。打开这部《布宁中短篇小说选》（以下称《小说选》），社会世相、情感纠葛、生命死亡、人生“暗径”等这些打着这位艺术家和思想家鲜明烙印的主题以及充满哲学、美学、伦理学意蕴的气息就会扑面而来。《小说选》共收入了作家不同时期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二十部，它们题材各异，风格不同，有着不一样的诗意，但都是小说精品。书的作者就是诗人、小说家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1870—1953），俄罗斯皇家科学院十二位名誉院士之一，俄罗斯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33）。
布宁出生在俄罗斯中部沃罗涅什市叶列茨克县一个古老显赫却日渐破败的小庄园贵族家庭。俄罗斯贵族庄园文化不仅意味着一种体面的贵族生活方式，更包含着以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作家为代表的精神和文学传承，与大自然、普通农民天然的紧密联系，宽广无垠、无拘无束的自由时空，质朴得让人心醉的民风民俗，充满温情的民间歌谣传说……在布宁先祖中就有卓越的文化名人：俄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诗人茹可夫斯基，普希金同时代著名的女诗人安娜·布宁娜。布宁十九岁时出走他乡，一生在外漂泊，心中装着整个民族和世界：他曾在奥廖尔报纸编辑部当编辑，在哈尔科夫与民粹主义革命者为伍，在波尔塔瓦置身于托尔斯泰主义者中间，在敖德萨与宗教哲学家尼·费德洛夫交友，在意大利卡普里岛与高尔基相伴，他走访欧洲多国探察现代文明，他漫游埃及、巴勒斯坦、印度寻求人类古代文明的遗迹和各民族信仰的源头。一九二〇年，他移居法国巴黎，永远离开了俄罗斯大地。这些经历既滋润、磨砺了他的人生，也使他的精神追求格外令人注目：他推崇过民粹主义、托尔斯泰主义，亦在基督教和佛教学说中寻求生命的奥秘和存在的意义。丰厚的庄园文化积淀，动荡、漂泊的人生，自由、独立的精神人格，丰盈宏大的情感世界，成为布宁创作厚重的文学生命基因。他敏锐精细的观察力，丰富深刻的想象力以及令人惊叹的文学创作的整体感与穿透力，亦强化了他对艺术卓越性的追求和一种高雅、纯净的品质，造就了其沉静、隽永、精致的写作风格。作家有限的人生朋友，杰出的侨民女诗人、作家齐娜伊达·莎霍夫斯卡雅说，“在我的印象中，他始终是一个智慧、天才、无比真诚的作家。他写作时从不看读者的脸色，尽管非常看重自己的声誉。”
布宁创作中体量最大、最有成就的文体类型是中短篇小说，也是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因由所在。长达六十六年的文学生涯奇巧地分成了俄罗斯时期和巴黎时期的各三十三年。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法国，布宁从来生活在历史中，回望与记忆是其小说创作最重要的题材和思想资源。有批评家说，“任何关于布宁的话题都应该从这里开始”。早已成为历史的人生过往对他有着强大的魔力，一直深陷在个人经验之中的布宁，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他的人生经验当作一种书写模式不断地重复，他不断咀嚼人生经验的沉重与苦难，反复记录在人生跋涉和追寻中的不同思索，真诚书写他的历史思考、生命认知、情感体验与精神追求。《小说选》里的作品大体涉及了三个题材：乡土文化、爱情生活、生命存在。以题材作区分并不是要提示大家布宁都写了些什么，而是为了告诉读者，作家是如何通过这些题材介入现实并抵达生活和生命的纵深和隐蔽之处并表达他的审美判断的。
布宁在乡村出生，青少年时期一直在乡村生活，那是他的生命和文学扎根的地方。从短篇小说《田庄上》《安通苹果》到中篇小说《乡村》，他的小说是对乡土俄罗斯文化以及俄罗斯农民形象的再现与重构。作家深切地认识到，若没有对乡村人文景观的探察，没有对乡村和农民文化根性的认知，便难能真切、深刻地了解俄罗斯人的生活习性和精神状态，无法认知俄罗斯社会的本质和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布宁是远离政治的，他习惯于将社会性让位于民族性，将阶级性让位于对民族文化的思考。他的叙事方式像契诃夫，审美理念像普希金。他将乡村纳入历史的文化场景中，正是在对乡村的叙写中实现了对逃避时代向对时代文化思考的转向。乡村文化、贵族与农民、民族与历史，构成了布宁乡土小说叙事话语的重要内容。他的乡土小说是为渐趋衰颓的俄国贵族文化“绿洲”献上的一首首凄婉的“情歌”。“情歌”既是他乡土小说的表意策略，也是一种话语建构，既提供了认知方式，又呈现了价值判断。
《田庄上》是以散文形式书写的一首咏颂乡土人生的诗。处在生命暮年的小庄园贵族地主卡皮通·伊万内奇坐在田庄农屋的窗户旁，沉浸在记忆与冥想中。他写过诗，当过军官，经营过田庄，憧憬过诗一般的田园生活，回忆成为他打发时光、填充内心寂寞的主要方式。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他的内心涌起许多难以言说的酸楚，那是对人类存在之谜无法解答的绵绵之痛。如若人生是一条大河，这篇散文小说可以称作卡皮通站在河边的人生反思和生命凭吊。小说中不时透露出的丝丝伤感却终被一种更为强大的温润的情感底色冲淡并化解，因为“他真切地感觉到了他与这无言的大自然的血肉联系”。乡土名篇《安通苹果》以第一人称的记叙方式，以芬芳浓郁的安通苹果为意象，用细腻的笔触勾画了一幅温馨的乡村生活图景以及专属于这片土地的人物风情。作家站在民间的立场，诗意化地将庄园人家寻常的喜怒哀乐融化在了乡村风俗的描摹中，将美好的人、事、物，连同质朴的人情和真善美的人性融进了俄罗斯旧式农家乐生活的风俗里，纯自然的俄罗斯精神原乡被赋予了一种圣洁的光辉。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千百年宗法俄罗斯生活既有的古老坚实、稳固和谐、富饶力量逐渐地被动荡、衰颓、乡亲们的不安忧虑所取代，原本生机勃勃的生活被蒙上了一片荒凉的诗情：苹果、蜂蜜浓郁的香气在淡化，富裕美妙的庄园生活在破败，充满欢声笑语的院落失去了生气，健壮、聪慧、善于持家的乡村老人相继过世……新世纪带来了太多让人们感到陌生的东西。作者倡导人们在告别历史以往的同时，应该守护民族精神的宝贵经验，珍视对历史文化传统可贵的记忆。《乡村》是作家对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俄罗斯农村与农民命运的深入的历史文化思考，是集乡土小说之大成的一部中篇小说。坐落在荒凉河谷中，只有三十户人家的杜尔诺夫卡村是小说的叙事中心，农奴后代吉洪和库兹马·克拉索夫两兄弟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两兄弟的命运截然不同，但最后结局一样：一样的穷困无助，一样的精神磨难，一样地对未来充满了迷惘惶惑。小说中数十个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是俄国农民的缩影，作者从对他们生存处境和人生镜头的速写辐射开去，向读者展现了俄罗斯乡村社会的精神风貌和深层的文化秩序。库兹马喜读善思，是杜尔诺夫卡难得的思想者，对俄罗斯农民代代相传的风习与性格有着深深的洞察：“我们是用木头做的，既是木棒，又是圣像”。那是淳朴与野蛮、伟大与渺小、聪明与狡诈、仗义与固执的文化并存。他无法容忍民间文化中的恶俗，乡村女人的放荡，男人间的敌视、嫉妒、诽谤。库兹马憎恶资本主义新俄罗斯精神依凭的失落，这个“比所有旧式的还要坏”的“新式怪物”破坏了千年乡村固有的秩序和人伦。小说结尾，暴风雪在乡村上空肆虐，乡村消失在厚厚的积雪下，俏丽的“新娘子”阿弗多季娅嫁给了一个丑恶且变态的农夫，如同葬礼的婚礼寓意深长，那是美被丑所葬送。高尔基说，“我们作家还没有如此描写过乡村”，“还没有任何人如此深刻、充满历史感地写过”。
《扎哈尔》《好日子》《末日》真实地再现了俄罗斯农民的精神缺憾和生命隐痛。《扎哈尔》的不凡之处在于它讲述了名叫扎哈尔的一个农民喝酒至死的故事，是作者对发育不良的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思考。作家赞美俄罗斯农民的壮美、真诚、豪放，哀叹这个“快绝种了”“纯种俄罗斯人”的不再，小说的字里行间饱含着对俄国农民苦涩的生活况味，无知愚昧、酗酒成性的恶习的深深的隐忧与心痛。主人公不仅是俄罗斯人的个体，更是俄罗斯民族性格、命运的表征。《好日子》是俏丽的乡村女性纳斯佳对其不幸人生的自白。她的父亲因冒犯了神父而遭流放，获得自由身份的她始终生活无着。出嫁后，丈夫身亡，幼儿早夭，长子不务正业。为了生计，她四处给人家当保姆，忍受男人的纠缠，苦苦支撑、艰难挣扎，但过上好生活的希冀依然渺茫。小说表达的是对强大的生命欲望的尊重，对人类探寻初始乐园无望的叙说。在落后、愚昧、贫穷，充斥着庸俗、无聊、淫荡、野蛮的乡村现实中，“好生活”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纳斯佳的个人命运折射出俄罗斯农村妇女普遍的历史命运。《末日》描写的是贵族地主沃耶伊科夫屈辱地出卖家产、让出庄院、遣散家人，甚至勒死家犬的凄惨的末日景象，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历史文化转型带来的乡村悲剧：贵族文化的价值失落，资本的强势挺进，现代社会的伦理变化。
爱情是《小说选》中另一个重要题材。两性之间的情事始终是文学写不尽的审美资源，究其因，绕不过“这世间情为何物”的永恒追问。布宁爱情小说的叙事支点不在曲折动人的故事上，而恰恰是在情感上，情感是他最为珍视、最为用力的地方。情与欲的纠缠，情与理的碰撞，情与梦的交织，在小说中演绎出无尽的两性生命风景，展现出诡异、芜杂、错位甚至悲怆的人性。
何为爱情？是情欲的使然还是灵魂的慰藉？这是《米佳的爱情》中同名主人公的爱情之问。幼时，米佳与奶妈的肉体接触会“在他体内翻涌起一股股热浪”，春情萌动时，中学小女生会让他好奇、思慕不已，愁绪满怀。上了大学后他爱上了戏校女生卡佳，人生第一次进入了从小暗暗期待的奇幻的爱情世界。当他解开姑娘卡佳的衣衫，去吻她“天堂般美妙的处女的乳房的时候”，他简直无法弄清楚，“究竟是卡佳的心灵还是卡佳的肉体”让他“几乎晕厥，几乎处于临终的极乐之中”，“他像病人，像醉汉一样可怜，同时又像病人一样觉得幸福”。在与卡佳分别的日子里，米佳整日沉浸在无望而又伤感的梦幻中，与村姑阿莲卡的一次偷欢实现了性最原始的价值与意义，然而却带来了精神的无比空虚。卡佳分手的决定给了他致命的一击，夹杂着肉欲的巨大的心理恐慌和难以承受的精神痛楚导致了米佳的绝望和自戕。米佳的悲剧还是一场苦难的精神风景：爱情不是一场放纵自我的游戏，而是一种严肃的责任，一种自我成长、自我实现和自我创造的途径，如若当事者不能完成自我的情感和精神蜕变，那么爱情带给人的只能是肤浅虚华的肉体享受和情感满足，一旦爱情的潮水退却，便无法面对日常的生活和现实世界。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欧洲畅行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生活在巴黎的布宁并不陌生。他不仅接受了泛性论观念，还以对人的性心理探求的文学尝试彻底瓦解了俄罗斯“黄金世纪”文学对爱情书写的历史社会学、伦理学传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成了他冲破俄罗斯文学精神传统的一个思想武器，也许我们可以说，《米佳的爱情》是俄罗斯第一部遵从这一学说的爱情言说。布宁对人类个体情感、理智、生命、存在、死亡等的文化人类学思考，开启了俄罗斯文学的历史性变革进程。
《最后一次幽会》的标题像一声幽远而又悲凄的爱的哀怨，失伴灵魂的呼号，一桩未了情的了结。小说讲了两个活得很不幸福，甚至有些悲凉的中年男女，从青春时期的相慕，到深涉人世后的相知，却因父母的意志、生活中的阴差阳错始终未能聚合，直至人生晚年才有了灵肉相偎相依的一夜。主人公无怨无悔地用十五年光阴换回了与她的“最后一次幽会”。短暂一夜虽然瞬间即逝，但爱情成为点亮男主人公生命的火把，延续他生命的强大力量，他那恣意横流的泪水证实了爱情乃人类生命之盐的真理。《爱情学》讲述了一个令人扼腕的爱情故事。贵族地主赫沃辛斯基爱上了一个并不漂亮的侍女卢什卡，但姑娘却不幸意外身亡。赫沃辛斯基万念俱灰，无法从思念中走出来。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他将自己关在她当年住的房间，坐穿了她的床垫，坚守着对她的爱，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小说讲述的是一个爱情传说，升华的是一种爱的哲学：爱是“一种生命现象，令人难以名状；既非梦亦非醒，介乎大智与疯狂”。小说结尾，赫沃辛斯基的儿子拿出了父亲始终珍藏在枕头下面的《爱情学》，一本精致的爱情箴言书。在这个世界里，有难得的不俗的爱情和追求存在，它才是生命的精义所在。《轻轻的呼吸》的故事始于坟冢上一个十五岁中学女生奥莉娅的相片。情窦初开的她先是被一个年长的情场老手诱惑失身，后又被她所勾引的一个哥萨克军官杀害。奥莉娅的班主任，一个瘦小的中年处女，每逢节日都要来此上坟，看望少女那一对“快乐的、异常活泼的眼睛”。奥莉娅被杀的偶然性中隐藏着生活中的一种必然，听凭快乐却又带来灾难的情欲的恣肆难免陷入“生活的空想”而遭毁灭。自诩为“有思想的劳动妇女”的班主任对女学生的惨死感到悲哀与虚无，始终生活在“空想”“梦幻”中，以其特有的生命方式，彰显了另类的生命认知。布宁在呈现两种异质性的情感空间和生命界面的同时，表达了一种爱情的悖论：爱既是美妙的，又是毁灭性的；既是甜蜜的，又是充满悲剧性的。
布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的十年间创作了爱情小说集《暗径》，内含38个短篇。这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惟一的一部被称为“爱情百科全书”的小说集。作家基于爱情生活的情感体验，多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以恣肆灵动的语言、朴实简练的叙述，展现了色彩斑斓的人类爱情风景。《小说选》选取了其中的八篇。《暗径》是布宁最有名的爱情小说，遭遇爱情后的生命形态成为小说凸现的重要命题。贵族军官途中借宿，恰遇昔日的女仆情人，今日的旅店店主。在爱的新鲜感消失之后贵族将军很快将她忘却，而为他献出美貌、青春、真情的女仆却三十年如一日，一直守望着这份爱。将军杯水主义的游戏人生和秉承实利的生命哲学与女店主忠诚、独立、自强的精神品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前者终遭妻子抛弃，儿子也成了“寡廉鲜耻、丧尽天良”的“恶棍、浪子、无赖”。后者将爱当作生命的基石，人性中满满的爱与善良。她一改传统女性被赏识、被玩弄、被遗弃的可悲命运，昔日女仆今日店主的身份转换还证明了其社会角色的确立和人生的成功。布宁说，“就简练、鲜活和文学创作技巧而言，我以为《暗径》是我最好的作品。”仅有短短几页的《叙事诗》讲述的是在冬日圣诞节前夕，在肃穆与宁静中，伴随着圣像、烛光、灯火，虔诚的香客玛申卡诵读《圣经》颂诗的景象，是寻求大爱的叙说。《穆莎》是一位大胆、泼辣的音乐学院女生穆莎向“我”求爱，随后又移情别恋的故事。从女性生命深处的欲望角度探讨女性的生命本然和情感追求是布宁独特的爱情发现。《鲁霞》是一个男人回忆二十年前与一位名叫鲁霞的姑娘间“没有结局”的浪漫故事。青春期的男人、女人都有一颗躁动的心，心里住着一个魔，一旦遇到激发的元素，那魔便会显出张牙舞爪的身形来。布宁没有谴责的姿态，而是写得自然、美丽。《纳塔莉》是青年大学生维塔利第一人称叙事的爱情自白，小说细腻而真实地描写了充满欲望和想象，伴随着羞怯和顾忌，而又渴望真情的哭笑无常的恋爱季节。作品并不故作高深地谈论爱情婚姻的哲理，却抓住了青春爱情生活的真实与吊诡的人生命运。《马德里饭店》记述的是爱情的另一种风景，讲述的是小妖般的17岁少女波利娅接客的故事。她清纯、天真，渴望健康正常的生活，她的堕落不是为了欲望，既是迫于生计，又是逃离既定生活的枯燥与烦闷，小说具有强烈的反伦理意味。《大乌鸦》记录了物欲主宰的尘世中爱的变形与扭曲，也颠覆了爱情的神话。刚刚中学毕业的黑眼睛姑娘叶莲娜·尼古拉耶夫娜爱上了她当保姆的贵族家庭中的男青年，最终却成了物欲的奴隶，嫁给了青年的父亲，一个活像“大乌鸦”的“好色之徒”。《净身周一》是一篇非常别致的小说。它以一个美男子的第一人称叙事，讲述了与一个“印度或者波斯式”美女的恋爱故事。他们似乎拥有获得爱与幸福的各种因素——美貌、健康、富有，然而爱情并没有获得团圆式的结局。“我”始终沉浸在充满各种欲望的感性生活中，过于物质的人生维度，一味地贪图玩乐、美食、享受，而她却有自己的生命世界和精神追求，她渴望安静的天地，酷爱历史、艺术、文学，热爱俄罗斯编年史和民间传说，赞叹俄罗斯传说中穆罗姆城帕维尔与费弗洛尼娅这对心心相印的夫妇。物质化和欲望化的恋爱和社交生活早已将她的生活肢解得面目全非，爱情终于在现实中被瓦解。她发现，“幸福好比网里的水：你拉一拉网——鼓鼓囊囊的，可是拖上来一看，啥也没有”。于是，她在“净身周一”，谢肉节结束“宽恕星期日”大斋期开始的第一天，走进修道院，成了一名修女。只有在那个世界里，才没有世俗的纷扰，亦没有令她厌恶的欲望男。
在爱情小说中布宁兼顾灵与肉的思考，他尤其重视爱情生活的现实，回归人类两性生命和情感的事实性。他将遭遇爱情的男女身体的本真欲求、情感律动与心理体验、精神追求微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将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具体性与对生命的感悟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这种崭新的结合将人类两性的情感书写回到了最为朴实、原初的状态，大大提升了人性书写的本真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布宁笔下的爱情唯美唯情，我们似乎很难读到类似忠贞、献身、崇高之类有关爱的品质的书写，读者更多看到的是一种没有缘由、源自生命本源的两性之恋。小说的叙述层面定格于日常生活，旨在呈现爱情中男女的生存状态。小说中陈述性的语言似显平淡，全然没有激动人心的情节，没有好看的细节，更没有大肆渲染的文字。沉浸于个人回顾的叙述格调以一种静观的姿态娓娓道来，既不同于理想主义的咏赞，也有异于义愤填膺式的批判，那是对社会历史话语解构的一种方式。
除了乡土和爱情小说，《小说选》中还有两篇不可小觑的存在小说。布宁将关于人类生存的悲剧性思考融于生命事件的叙说中，表现世界的荒诞，社会对人的异化、对人性的摧残，还有人类自我挣扎的徒劳。
阅读《旧金山来的绅士》时，我们产生的第一个印象是对《圣经》和神话的联想。新大陆的旧金山城是以基督教圣徒弗朗西斯科·阿西兹基[1]命名的，他倡导禁欲主义，主张过一种贫穷的生活，拒绝任何物质财富，以赢得精神生活的圣洁。小说原有的引自《新约·启示录》的篇首词“苦啊，巴比伦，坚固之城！”预示着世界末日，正是对那座现代文明之都的一种反讽。58岁的绅士带着家人乘坐豪华游轮正是从这个城市出发赴欧洲旅游的。一路上，豪华游轮上的显贵和富翁们沉浸在美酒、大餐、音乐、舞蹈和与女人的调情中，对舱外海洋的喧嚣、浪涛、风雪，还有周围的黑暗、地狱般的凶险一无所知，认为享受生活、吃喝玩乐乃天经地义。他们坚信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的强大，从不思考未来，也未曾想过生命会有死亡。然而，就在卡普里岛一家豪华饭店里，绅士在精心打扮准备参加晚会之前猝然死亡，金钱、财富、荣耀、地位、人们的尊崇——一切戛然而终。我们注意到，小说发表的时间是一九一五年，正好是象征人类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泰坦尼克号豪华游轮沉船三周年之际。作家以“大西洲”为小说中的豪华游轮命名，昭示了没有崇高精神照应，拥有发达的物质文明的人类生存大船终究难逃沉没的历史命运。布宁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生态的平衡。
小说《阿昌的梦》借助“轻信人间的不懂事的小狗”阿昌断断续续的梦和它所听到的俄国主人——一位远航船长的诉说，传达出对人类文化沉沦、人生价值偏离的忧患以及对生命存在形而上的认知。“人们好像在生活，但靠的是谎言和废话。他们心里没有上帝，没有天良，没有合理的生存目的，没有爱，没有友谊，没有诚实，连普通的恻隐之心也没有。生活只不过是在肮脏的下等酒馆里混过一个无聊的冬日……”即使爱情也是可疑的，因为“女人的心总在受一种可悲的爱欲的煎熬，因此永远不会爱任何人”，她们没有心肝、渴望财富、爱慕虚荣、贪图享受，故而“你爱一个人的时候，谁也没办法使你相信，你所爱的人会不会爱你”。至此，一个现代社会的精神状貌被简捷有力地勾画了出来。船长死了，阿昌惊慌失措，紧闭双眼，为了不去看这个丑陋的世界和丑陋的人，但它永远记住了船长关于世界上有三种真理的箴言：生命是美妙的；人生是不可知的；爱才是人生和宇宙的立足点。
布宁的中短篇小说生活质地丰满，细节缜密，精神坚实，情感充沛，读起来让人觉得醇厚绵长。契诃夫说，布宁的作品就像一碗“浓浓的肉汤”。契诃夫开创的叙写日常生活的艺术原则，被布宁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功能。他的小说中有着丰满的生活血肉，有着对生活细节的高度关注。一篇哪怕是很短的小说也都写得细密鲜活，生机盎然。通过细节的堆积来构筑情节、塑造人物并弥漫一种意蕴。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拥有耐人寻味的意旨，蕴藏着各种智慧的机趣，饱含着巧妙的审美韵致。无论视角的选择，叙述节奏的控制，内在结构的安排，叙事张力的铺设，人物关系的处理都精细、巧妙、得体。小说承载的精神意蕴更是让人辗转不已，玩味再三。他的小说能激活我们内在的心智并让我们产生思想交锋的欲望。布宁把文学的叙述、语言、感觉和个人独特的情感体验推到了极致，以表现现实生活中那些陌生化的、不确定的、多变的情感和心理经验。布宁不认可任何的思潮和流派，他指责“象征主义缺少文化”，是“对俄罗斯文学的贫瘠化和僵尸化”，是对俄语的一种破坏。他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却又汲取众长的现实主义之路，在小说叙事的艺术形式上有了更深入的探索，或者说更纯粹的探索。
布宁的每一篇小说中几乎都有非常重要的、富有诗意的风景描写，人物的生命状态、心理情感、行为思想的描叙都有不可或缺的“风景塑形”的支撑，呈现出深沉、高雅的审美品质。作家将大自然转化成一种审美资源，转化成诗，将爱与美的色彩浸染其中，时而清逸浪漫，时而欢快灿烂，时而灰色阴沉，时而抑郁伤感，色彩斑斓，情感丰富。比如，《最后一次幽会》和《安通苹果》中秋日的月夜，《爱情学》中浊金色的晚霞，《米佳的爱情》中美妙的春日，《暗径》中阴雨连绵的深秋，《轻轻的呼吸》中灰暗的早春四月，《阿昌的梦》里阴沉的隆冬，《纳塔莉》中五月里明月皎洁的雨夜，《净身周一》里灰蒙蒙的冬日……作为一个艺术家，布宁为自己提出的第一要务是审美的，随后才是通过审美表达呈现的精神、道德取向。布宁曾说：“我曾经写过、发表过两篇小说，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假并令人不快的……我只想写一个破落的名字叫P的地主家门前长着的一棵高大的银色白杨树，还有放在我书房书柜上的，一个一动不动的鹞鹰标本……即使是写破产，那我也只想写它的诗意。”
随着岁月的流逝，布宁小说创作的价值和意义日益闪烁出特殊的价值和光芒，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因为布宁的存在才有了格外厚重的分量。作家以一个多甲子的小说人生为读者铸造了堪称理想的审美坐标：为了民族和人类未来的伟大的文学。一个充满生命大爱和人生大智慧的作家是永远的作家，俄罗斯出类拔萃的作家有很多，但布宁只有一个。我们喜爱和尊重布宁，也是喜爱和尊重思想深邃、品格崇高、审美精致的文学，也是喜爱和尊重超越时代的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历史。
张建华
[1] 弗朗西斯科·阿西兹基（1181—1226），天主教徒，在西方僧侣史上开创了禁欲主义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