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海洋军事安全思想的连续演进

海洋军事力量的强弱是一个海洋国家是否强大的重要标志。在资本主义时代，海军是列强争夺海洋霸权和侵略剥削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主要武装力量。要实现国家海洋安全，就必须高度重视海军建设和发展海洋军事安全思想。

一、机器大工业实力是海洋暴力的本质

蒸汽机的发明，机器大工业的建立，工业革命的发生带来了新的科学技术。而这些技术不仅运用于经济生产，还进一步运用到军事上。恩格斯指出：“我们在上面已经一一看到，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技术上的进步在海军作战中的体现就是军舰装甲防护能力和火炮威力的竞赛。

恩格斯在研究克里木战争的时候，发现战争开始的时候，军舰还是木质舰船，主要依靠风帆航行，蒸汽机做辅助动力。由于木质舰船容易被火炮击穿，因此，战争结束的时候，就出现了有浮动装甲炮台的舰船。当时俄国的火炮无法击穿该装甲，从而成为俄国战败的技术上的原因。克里木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展开了军舰装甲防护能力和火炮威力的竞赛，出现了恩格斯所说的：“火炮的进步很快就超过了它（军舰装甲），装甲每加厚一次，就有新的更重的火炮轻而易举地打穿它。这样，一方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0、12、14和24英寸厚的装甲（意大利想建造装甲厚3英尺的军舰），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25、35、80甚至100吨（每吨20公担）重的线膛炮，能把300、400、1700直到2000磅的炮弹发射到前所未闻的距离之外。”

装甲防护能力和火炮威力之间的关系就是矛与盾的关系，矛越来越锋利，盾越来越厚。因为，军舰体积大，建造时间长，所以，军舰装甲防护能力在竞赛中处于不利地位。恩格斯说：“装甲防护能力和火炮威力之间的竞赛，还远远没有结束，以致军舰现在几乎总是不再能满足要求，在它下水之前就已经过时了。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样板，是浮在水上的浪费大量金钱的工厂。大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差不多掌握了建造这种舰船的垄断权。土耳其的全部装甲舰、俄国的几乎全部装甲舰以及德国的大部分装甲舰，都是在英国建造的；凡是可用的装甲几乎都是在设菲尔德制造的，欧洲只有三个钢铁厂能够制造最重的火炮，两个（伍利奇和埃尔斯维克）在英国，一个（克虏伯）在德国。”海军军备竞赛的进行，离不开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和支持。当时，西方国家中，能够完全制造装甲舰和舰载火炮的国家只有英国和德国，因为这两个国家工业革命进行的比较充分，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制造军舰的机器大工业体系完备、发达。

恩格斯最后指出了海上暴力的本质是：“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力，表明它自己完全不是‘直接的’，而正是借助于经济力量，即冶金术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和丰富的煤矿的支配。”正是依靠这些大工业的力量，推动了海军军事技术的革命，最终推动海上战争由“风帆时代”进入“铁甲舰时代”。所以，海上政治暴力最根本的本质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力量。

二、海军建设必须服从经济建设

自进入“铁甲舰时代”以来，海军建设就是一项非常耗费大量金钱的任务。所以，如何处理好海军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就是有关国家需要认真考虑和妥善处理的问题。

（一）削减海军舰只修建计划，增加建设经费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发动了武装干涉，国内的地主、资本家和原沙皇时期的军官掀起了叛乱，苏俄处于极端困难的严峻形势。面对严峻的困难形势，列宁指出：“人民会知道，而且大概很快会知道，面包是有的，而且也是可以取得的，但是只有采取不崇拜资本与地产的神圣性的手段才能取得。”以此来鼓舞人民的革命热情和干劲。对此，列宁决定以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为核心，下决心削减消耗很多钱财的海军舰只修建计划。列宁指出：“现将关于舰只修理计划问题的综合材料送上。应尽快解决，我想，甚至就在今天解决。昨天我同斯克良斯基详谈过，有点犹豫，但是，1000万的开支太大了，所以我还是不得不提出下列建议：批准将‘纳希莫夫号’巡洋舰造完，然后，把其余的大型舰只（驱逐舰、战列舰等）削减1/3，并责成主管部门相应地削减其他所有开支。我想，这样大体上可达700万，而把剩余的款项用来增加学校经费则要正确得多。现附上绝密的综合材料，以及皮达可夫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据斯克良斯基同志说，这个委员会已经几乎削减了1600万。”由于沙皇俄国海洋扩张传统的影响，苏维埃的海军将领希望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继续维持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面对协约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武装叛乱的严重困难，列宁力排众议，大幅度削减海军舰只修建计划，把节约的资金用于改善民生，发展教育。

后来，列宁又决定把“纳希莫夫号”巡洋舰卖掉，增加学校经费，用于国家文化建设等最需要的地方。列宁认为：“目前这样规模的舰队，虽然按斯克良斯基同志公正的说法只是小小的舰队，但对我们来说仍然是过分的奢侈。‘纳希莫夫号’巡洋舰应当造完，因为我们可以把它出售获利，而在其他方面，我确信我们的海军专家实在是热心过分了。舰队我们不需要，而增加学校经费却迫切需要。”由于协约国的武装干涉主要在陆地进行，而来自海洋的武装干涉较少，列宁据此认为海军舰队不是苏俄需要的，而经济建设资金和学校教育经费却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列宁根据当时的国内困难情况认为，海军的发展应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应当成为巨大的财政负担，把资金用到需要的地方和领域。“由于有人指责我‘凭眼睛估计’就削减了舰只修理计划，我必须作如下说明：舰只修理计划的整个规模应与我们根据政治和经济原因决定拥有的舰队的规模相符合（而这一点当然只有专家们才能够办到）。我深信，‘纳希莫夫号’巡洋舰应列入我们的舰队，因为至少我们必定有可能把它出售获利。其次，我们的舰只修理计划还包括一批驱逐舰、一部分战列舰，还有潜水艇等。我觉得这些舰只的总数过多，与我们整个海军的条件不相称，而且是我们的预算所无力承受的。我不知道这部分舰只究竟能够削减多少，我想皮达可夫和索柯里尼柯夫的委员会也不可能根据经济的，特别是政治的合理考虑而加以确定。”

列宁还进一步指出了缩减海军经费的理由，海军专家和将领习惯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经费。“因为海军专家们自然热心于自己的事业，会竭力加大每个数字。在我们给空军拨了大量经费的时候，我们对待用于舰队的开支应当四倍、十倍地慎重，况且由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的归并，当前还要有一笔可能很大的开支”。由于制造海军舰只需要大量的钢铁制品，当时的苏俄的金属工厂的生产能力不能同时满足海军和农业两者的需要，列宁认为金属工厂的生产能力应该优先满足农业需要的金属制品，即首先解决“面包问题”。列宁指出：“至于加米涅夫关于原定向金属工厂和电机工业总管理局订货的意见，那么应当说，我们订货应满足农民的需要，而决不用于舰队这类东西，因为维持一支相当规模的舰队，从经济上和政治上考虑，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建议在把总的开支削减300万以后，计算一下，应按什么样的比例确定这笔款项在舰只修理计划范围内的各种用途，然后计算一下，我们怎样才能立刻开始将我们原定数量的修船厂转产农民所必需的金属制品。”

（二）海军大裁军，支援经济建设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就是搞好经济建设。在这个大前提下，就要处理军队存在着人员过多、人员臃肿的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现在提出‘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军队肿在哪里？主要不是肿在作战部队，当然部队也多了一点，主要是肿在各级领导机构，第一是三总部。总政人少一点，但也有点肿，也得减，减的有限就是了，主要是总参、总后。军兵种也不能说不肿。空军的人数恐怕是世界上最多的一个。海军不强，但也肿，因为我们舰艇只有那么多嘛。国防科工委现在那么大的机构，这还不叫肿啊？再就是我们的大军区，每个都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人多得不得了。所以说，消肿主要是总部、军兵种和大军区。减一百万人，恐怕大多数人要从这里减。”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军队改革体制、精简方案，作出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军队人员100万。这个消息震惊了全世界。邓小平向全世界郑重宣告：“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次百万大裁军——人民解放军三总部机关的人员编制精简了近一半；空军、海军和第二炮兵部队都作了相应的精简和调整，原先的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这次百万大裁军，减少了军队总人数，节省了军费开支，一部分节省的军费支援了经济建设，另一部分用于装备新式的军舰等武器装备，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解放军的战斗力。

三、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不懈追求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不断从海上侵略中国，强迫战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痛定思痛，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就成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不断追求的梦想。

（一）建设强大的海军，保卫新中国海洋安全

1．威胁来自海洋，要求我国建设强大的海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严峻复杂，毛泽东运用抓住主要矛盾的哲学思维进行了分析：“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西南地区还有国民党残余势力没有被消灭，但已经不能构成实质性的威胁；而美国在中国海洋周边建立军事基地，构建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包围圈，这称为中国的重要安全威胁。1960年5月，毛泽东评估了来自各个国家的威胁后，得出结论：“我们不感到英国对我们是个威胁，也不认为法国对我们是个威胁。对我们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英国和法国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的摧残破坏，海洋实力下降，再也没有力量维持在东方的殖民统治，便开始逐渐撤出亚洲；而美国和日本虽然和中国不接壤，他们结成军事安全同盟，仇视社会主义，有能力从海上发起对中国的攻击，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尤其是抗美援朝经验后，中国认识到陆、海、空全面发展是军队建设和发展的方向。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我国有那样长的海岸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在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国情的基础上，毛泽东认识到海军建设必须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和财力基础，必须按部就班。1952年11月，毛泽东为海军订立了完整而具体的任务目标：“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为了早日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视察海军，并为海军题词。毛泽东的题词是：“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周恩来的题词是：“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奋斗。”

2．海洋安全利器——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核潜艇从诞生那天起，就引起各国海军的高度关注，成为一个国家海军威慑实力的重要象征。核潜艇吨位大，携带武器多，续航能力强等特点吸引中国也迫切希望拥有核潜艇。1958年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ПавелФёдоровичЮдин）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НикитаСергеевичХрущёв）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中苏两国联合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在建议中苏联提出了一些附加条件，并希望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具体商量有关事宜。毛泽东当场指出：“建立潜艇舰队的问题，这是个方针问题：是我们搞你们帮助，还是搞‘合作社’，这一定要在中国决定。”针对苏联希望和中国共建联合舰队，双方各自拥有一半所有权的提法，毛泽东接着说：“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毛泽东认为苏联附加的条件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拒绝了苏联的这一提议。“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接着在场的彭德怀同志说：“今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报，要求在中国海岸建设一个长波雷达观测站，用来在太平洋指挥潜艇舰队，需要的费用一亿一千万卢布，苏联负担七千万，中国负担四千万。”这就是有名的中苏之间关于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事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非常坚决果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包括大连和旅顺在内的东北地区被斯大林以参战借口占领，后来，中国与苏联经过艰苦谈判，签订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苏联才归还大连和旅顺。毛泽东熟知大连和旅顺被日俄反复争夺的历史，重要的海港再也不允许他国染指，因而，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海洋主权是绝不能用来换核潜艇的。后来，中苏关系因种种原因破裂，苏联撤走援华的全部专家。1959年10月，毛泽东在《赫鲁晓夫访华破坏技术援助后的指示》中指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正是在这一指示下，我国军民同心协力，从零开始，终于造出了自己的核潜艇。

3．实施“近岸防御”战略，保卫海洋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当时的中国没有能力和工业基础制造海军所需要的舰艇，甚至出现了第一任海军司令萧劲光去威海刘公岛，还需要向渔民借船的窘境。对于中国的海军需要制定什么样的防御战略，毛泽东从中国海军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近岸防御”战略。因为1949年4月23日，人民海军才正式诞生，拥有的都是国民党带不走的破烂舰艇，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由于遭到轰炸而被迫自沉，海军几乎没有多少舰艇，没有能力独立进行海上作战。1951年1月，毛泽东指出：“汕头至大亚湾一线及其他海岸线与内地，根本不要修筑什么工事或要塞，敌来让其登陆，并须诱其深入，然后聚而歼之。军队须离开海岸线，驻在便于按照上述意图歼灭敌人的适当地点，从事整训，不要去守海岸线。”由于当时的沿海地区不像今天这样发达，所以我们要发挥陆军的优势，采取诱敌深入、寻机歼敌的办法。他指出：“虎门、厦门、舟山、吴淞四处及珠江口外某些海岛必须确保，不令侵入。其余一切海岸线，都不要守而要让他进来，以利聚歼。”“近岸防御”战略的实质就是让敌人登陆，岸上军队和在近岸活动的海军一起消灭敌人，这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海军弱小的实力实际出发而不得已采取的战略。

（二）建设“精干”“顶用”的海军

1．建设少而精、真正顶用的海军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为了搞好经济建设，邓小平认为包括海军在内的军费不能大幅度增长，而要重点考虑如何精打细算用好已有的军费，也就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军队要考虑的，不是增加军费预算在国家财政开支中的比重的问题，而是在这个已定比例范围内，怎么用好这个钱，用得更好，用得更合理，真正用在加强战斗力上”。

在海军武器装备上，邓小平认为海军舰艇不能光要吨位，更要追求战斗力。也就是有100艘能够活动的舰艇，不如有一艘能够击沉敌舰，消灭敌人的高质量舰艇。邓小平指出：“那时我们海军的同志，天天只要多少吨位，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现在改变了，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每一艘战斗舰艇包括辅助舰艇都要顶用。你们也要有一个章程，起码百分之八十顶用吧。不从这方面着手，国家浪费，而且把风气搞坏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破坏，海军军舰数量缺乏，所以一段时期内，海军过于追求军舰数量，而忽视了质量的重要性。邓小平认为质量才是海军军舰的生命，才能够出战斗力。“质量不好，根本不接收。凡不合格的都不接收，宁肯少，宁肯没有，也不要破烂货。军舰质量有问题，海军不接收是对的。质量不好是要死人的，要寸步不让。质量不好，就是不要，拒绝接收”。

在海军现代化建设上，邓小平认为海军装备不仅要看表面漂亮，更要看实际战斗能力，这才是最重要的。“实现现代化还要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现有的东西要搞好，起码要好好修理一下。有些舰艇要配套。有的潜艇我是没有看过，听说很漂亮。只看表面不行，要看实战能力”。邓小平1979年8月2日在山东烟台乘坐海军导弹驱逐舰出海视察时为海军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

2．实施“近海积极防御”的海军战略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我国工业实力的增强，海军陆续装备了飞机、潜艇、快艇和吨位较大的舰艇，此时海军开始具备一定的近海作战能力。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将其运用到海军战略领域。他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这里积极防御是和消极防御、被动防御相对应，在世界海军战争史上，由于海军的高度机动性，决定了海军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

虽然海军有了新的舰艇，但是吨位依然不大，没法进入深海作战，所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战略是近海作战。我们不像霸权主义那样到处伸手。我们建设海军基本上是防御，面临霸权主义强大的海军，没有适当的力量也不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第一要务，所以，中国不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海军不是全球性的，不会也不需要到处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但是，面对强大的美国海军和苏联海军这两只霸权海军的威胁，我们必须建设适当的海军力量，所以适当海军的作战区域只能是近海。

（三）推进高技术条件下海军建设转型

世纪交替之际，尤其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爆发，使我党认识到高技术条件下海军建设转型的紧迫性。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前，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拥有大量的苏联制造的武器装备，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认为：伊拉克的战败不可避免，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作战部队，利用大量的军事高技术和新式武器，从海上发起攻击，迅速打败了几百万的伊拉克军队，这大大震动了中国军事界，使中国认识到海军的地位发生了战略性变化。江泽民提出：“我们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观念，把海军建设摆在重要地位。”江泽民进一步指出：“海上作战日益高技术化，已经大大改变了传统的海战样式，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今后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海战怎么打，海军的战场准备、发展重点、兵力结构、作战运用等方面如何适应未来作战的需要，都要好好研究。”在海湾战争中，海军作战条件发生了质的飞跃，作战方式大大改变，这对海军改革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指南。

1．联合作战成为现代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基本作战方式

1996年，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指出：“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改变着世界的社会经济面貌，也正在深刻改变着军事斗争的面貌，引发了军事领域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武器装备呈现出信息化、智能化、一体化的趋势，各种武器装备联结为一个有机体系，远程攻击能力大大增强，打击精度空前提高，杀伤力成倍增长。战争形态、作战样式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全纵深作战、非线式作战有可能成为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的基本交战方式。过去我们讲陆、海、空一体，现在已经是陆、海、空、天一体了，特别是争夺信息优势、取得制信息权将成为作战的重心之一。军队的组织结构也处在重大的调整改革之中，作战部队高度合成，趋于小型化、轻型化和多样化，指挥体制纵向层次减少，更加灵便、高效。”江泽民的这段讲话清楚地阐明：正是高新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各种武器装备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大大地改变、增强了武器装备的攻击效果和能力，而武器装备的变革改变了传统的单一军种作战的样式，促进了联合作战样式的加速形成，使联合作战成为现代高技术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联合作战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军事作战空间急剧拓展，战争不仅在陆地、天空、水面，还在水下进行，而且迅速向外层空间扩展，这就是陆、海、空、天一体化作战。作战空间的拓展和延伸反过来加速了联合作战方式的到来。新技术的运用，还开辟了信息战场，信息战或情报战已成为战争中争夺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的前提，它在战争开始前就已经开打，并直接影响着整个战争的进程和结局。高新技术在武器上的运用，使武器的杀伤力成倍增加，过去那种依靠军队数量优势，发动大规模集团冲锋来夺取战争胜利的作战方式一去不复返了。这就使作战部队的规模更加趋于小型化、轻型化，作战方式多样化，“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的作战指挥层次减少，扁平化的灵活高效的指挥体制出现了，并成为联合作战的主要指挥方式。

2．高技术条件下近海防御战略的新内容

1997年，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根据我国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军委确定了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强调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准备打赢一场现代化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作为海军，要贯彻近海防御的战略思想，真正具备在近海遂行海上战役的综合作战能力。”我国虽然奉行近海防御的战略思想，虽然在自己家门口近海作战，但是也提高综合作战的能力，即海军要在岸基航空兵、二炮部队等军队的支持下，进行综合作战，这样才能更好地保卫国家海洋安全。

为了适应海洋纵深防卫的战略需要，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和安全，江泽民指出：“冷战结束后，世界战略格局进一步向多极化发展，围绕海洋权益的斗争形势日益尖锐复杂，海洋已经成为各国激烈争夺与对抗的场所。我国的海上安全环境，从总体上看，基本是稳定的，但存在着一些复杂的不安全因素。为了确保我国海上方向的安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必须加强海上方向的防御作战准备，不断提高海军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