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的派辈及其礼制成因
摘要：印度佛教以及道安（312—385）之前的中国佛教并没有统一姓名的制度，自道安统一释姓之后，随着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和发展，越祖分灯的禅宗祖师为了门户的建立和徒众的传承而建立起了禅门的派辈制度。明清已降的大量“派辈诗”成为剃度受戒、传法记名的依据，其目的是明确宗派传承和辨别师徒辈分。这是中国宗法制度、伦理纲常在佛教制度上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传统礼制在佛门的有效传承和遗存。
关键词：派辈；派辈诗；礼制
在中国宗法制家族中，姓是血统传承的标志，是不能轻易更改的。在家族姓氏不可改的前提之下，还有严格的按照字派取名字的制度，我们称之为派辈。派辈也称行辈、字辈、行第、班辈、字派、班派，是一个家族中不同辈分之间在名字上彼此区分的特殊用字的集合。字辈的功用是为了分尊卑、别长幼。此处的尊卑并不是指政治地位上的尊卑，而是指家族内部辈分的高下。字辈被编成四言、五言、七言诗，都是由吉利和吉庆的单字组成，带有一定意义、反映一定情怀、体现本家族一定价值取向。派辈使用的明确记载是在宋初，宋太祖赵匡胤在《太祖皇帝玉牒大训》中提出，赵氏族属虽众多，但多数居他邦，导致疏远，“因无统序，昭穆难分，纵然相遇，亦若途人，心实有憾”。于是，在乾德二年（964）下诏，除去已早逝无嗣的兄曹王匡济、弟岐王匡赞之外，余下的自己与晋王光义、魏王光美三支，分为三支派，各立十四字，以别源流，以序昭穆，以达到“朕族无亲疏，世世为缌麻”的目的。太祖赵匡胤派的十四字为：“德惟从世令子伯，师希与孟由宜学”；太宗赵光义派的十四字为：“元允宗仲士丕善，汝崇必良友季同”；魏王赵光美派的十四字为：“德承克叔之公彦，夫时若嗣古光登”。明代是字辈使用相对成熟和规范的时期。按理，字辈的使用，通常是同辈共用一个字，大多在中间，另一个字则自便。而明朝历代皇子的名字，第二代均为单名，“木”字偏旁，这符合朱元璋起名以五行为偏旁的原则；从第三代也就是成祖朱棣之子始，则起双字名，并有字辈，依次为“高瞻祁见佑，厚载翊常由”
，有意思的是第三字仍然以五行为偏旁，按火、土、金、水、木排列，如仁宗高炽、宣宗瞻基、英宗祁镇、宪宗见深、孝宗佑樘。
现在的汉传佛教僧人出家后就使用法名，而法名是由师父按辈分和字派所取，佛教界的这种区分宗派按立辈分的取名制度，显然是受到儒家礼制的影响。印度佛教是在反对种姓制度的基础上成立的，佛陀时代没有法名制度，更没有用姓名字号来区别法统的制度。佛陀弟子的姓名就是俗家姓名，从众多的佛经看，释迦牟尼佛并没有统一沙门的姓氏（典型的例证是佛陀的十大弟子都没有统一姓氏）。根据圣严法师的研究。佛教到了中国，最初从西域来的僧人，往往皆以他们的国籍作为他们的姓氏。中国人最初出家者仍用俗姓名，比如严佛调及朱士行等人。由于各地各门姓氏不一，造成门派的分歧，道安（312—385）统一佛门以“释”为姓。其后，《增一阿含经》传入中国，经中果然记载：“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于如来所剃除须发，着之法衣，出家学道，五复本性，但言沙门释迦子”, “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中土认为道安之见与佛经不谋而合，因此得到佛教界的共识，统一以“释”为姓，代代相沿，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但道安时代并没有法派与字辈的排列，直至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宗派开始形成，释门还没有按字派取名的制度。早期的禅门宗师，比如百丈怀海是南岳怀让的再传，以世俗的观念说，他们是祖孙关系，但他们二人都以怀字为字，显然不是法派与字辈的传承。还有马祖道一下传天皇道悟，师徒两人同用一个道字，也没有法派与字辈可言。法派字辈的开始，圣严法师认为可能是在禅门五宗的分张之后，是越祖分灯以后的禅宗祖师为了门户的建立和徒众的传承而建立起来的。圣严法师的推断和前文所述宋太祖立字派的年代很接近。
中国佛教的派辈，显然受到封建统治阶级制定的族姓制度影响，为便于实际运用和记忆，明清以降的祖师们还将字派制作成各种各样的诗歌偈语，这就是“派辈诗”，这种字派冠名制度一直传承运用至今。最令人熟知的是少林寺的辈分，是按七十字的剃度“派辈诗”来安排法裔辈分、顺序高低的。从雪庭福裕（1203—1275）开始，这七十字是：
福慧智子觉，了本圆可悟。
周洪普广宗，道庆同玄祖。
清净真如海，湛寂淳贞素。
德行永延恒，妙本常坚固。
心朗照幽深，性明鉴崇祚。
衷正善禧禅，谨悫原济度。
雪庭为导师，引汝归铉路。
有学者却认为，雪庭福裕住持少林寺时已经开始派辈是确信无疑的，并认为前二十字为雪庭福裕所亲定，后五十字为清初彼岸海宽再次任少林寺住持时所续订。曹洞宗少林派至彼岸海宽（1596—1666）复新出一支，演派剃度“派辈诗”一百二十字：
觉海永洪，宣授传宗。正脉遐衍，善庆福隆。
自性周遍，本来圆通。真智妙理，清净澄明。
实相寂照，慈悯利生。平等普度，方广权衡。
教启贤哲，戒行克功。学繇悟达，法在信能。
止观定慧，闻思修崇。庄严品位，玄契参同。
德充果满，佛图续灯。秉持心印，师范寰中。
我愿如是，世宜敩从。彼岸为祖，贻训云仍。
嗣先昌后，万代常兴。
曹洞宗除了少林祖庭还有江西豫章派。十二世无明慧经禅师（1548—1618）入江西寿昌，演传法“派辈诗”二十八字是：
慧圆道大兴慈济，悟本传灯续祖光。
性海洞明彰法界，广弘行愿证真常。
十四世下演传法“派背诗”是：
清净觉海圆弘广，悟本真常慧性宽。
祖道兴隆传法眼，普周沙界定心安。
系统整理和制定派背诗的首推虚云老和尚，虚云禅师在《校正星灯集序附录各派源流》《增订鼓山列祖联芳集序附录禅宗五派源流》中整理出禅宗四家的派背诗。虚云考订编制出临济宗传法“派辈诗”是：
智慧清静，道德圆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
心源广续，本觉昌隆。能仁圣果，常演宽宏。
唯传法印，正悟会融。坚持戒定，永继祖宗。
虚云和尚觉得当时已经派辈至“定”字，诗即将用完，于是提前在“宗”字之下续派演传法“派辈诗”六十四字八十号。六十四字是：
慈悲喜舍，大雄世尊。惠泽含识，誓愿弘深。
苍生蒙润，咸获超升。斯恩难报，克绍考勤。
导识义谛，妙转嘉音。信解行慎，彻无边中。
回向诸有，完最上乘。昭示来哲，冀用长崇。
虚老为临济宗外演号派传法“派辈诗”八十字：
古佛灵知见，星灯总一同。冥阳孰殊异，万化体皆容。
镜鉴群情畅，碧潭皎月浓。随缘认得渠，纵横任西东。
显密三藏教，禅律阴鸷丛。修契幻华梦，应物悉玲珑。
怍悛奋悠志，宝珠自莹瑛。严奉善逝敕，杲日满天红。
虚云和尚还为沩仰宗演传法“派辈诗”五十六字：
词德宣衍道大兴，戒鼎馨遍五分新。
慧焰弥布周沙界，香云普荫灿古今。
慈悲济世愿无尽，光昭日月朗太清。
振启拈花宏沩上，圆相心灯永昌明。
演派云门宗的传法“派辈诗”也是五十六字：
深演妙明耀乾坤，湛寂虚怀海印容。
清净觉圆悬智镜，慧鉴精真道德融。
慈悲喜舍昌普化，宏开拈花续传灯。
继振云门关一旨，惠泽苍生法雨隆。
虚云和尚还为法眼宗演传法“派辈诗”五十六字：
良虚本寂体无量，法界通融广含藏。
遍印森罗圆自在，塞空情器总真常。
唯斯胜德昭日月，慧灯普照洞阴阳。
传宗法眼大相义，光辉地久固天长。
以上“派辈诗”体现了最为复杂的禅宗派辈的大致情况。和禅宗相比，天台宗的派辈显得清楚明了，明末中兴天台之祖幽溪传灯大师（1554—1629）撰《灵山正脉》，推演了六十四字的天台宗剃度“派辈诗”：
真传正受，灵岳心宗。一乘顿观，印定古今。
念起寂然，修性朗照。如是智德，体本玄妙。
因缘生法，理事即空。等名为有，中道圆融。
清净普遍，感通应常。果慧大用，实相永芳。
民初古虚谛闲（1858—1932）又续剃度“派辈诗”六十四字：
大教演绎，祖道德宏。立定旨要，能所泯同。
功成谛显，了达则安。万象海现，孰分二三。
初门悟入，化法遂行。己他益利，究极彰明。
源深流远，长衍纪纲。百千之世，恒作舟航。
中国佛教南山律宗的传承派别最为清晰，因传戒的需要使用也极为广泛。律宗尊南山道宣为祖，至明代如馨（1541—1615）再兴律宗、三昧寂光（1580—1645）开创宝华山律宗道场后，千华传承，曾演传法“派辈诗”二十字：
寂戒元常定，信理妙恒融。
从间修福慧，绍隆佛祖心。
如馨二传三昧又传见月（1601—1679），一生之最大成就即是续传律宗法脉，广大千华一系。这一系主要以宝华山隆昌寺为基地，奉唐代道宣律祖为高祖，如馨律师为太祖，三昧和尚为第一祖，见月为第二祖，宝华山传承以“如”字起，以“寂”字为开山第一代，演传法“派辈诗”五十六字，至今沿用：
如寂读德真常实，福性圆明定慧昌。
海印发光融戒月，优昙现瑞续天香。
支歧万派律源远，果结千华宗本长。
法绍南山宏正脉，灯传心地永联芳。
三昧律师又另演一派传法“派辈诗”二十字：
寂戒元常定，信理妙恒融。
从闻修福慧，绍隆佛祖心。
大智德勇健，观照万法通。
本性周沙界，应现临济宗。
湖北麻城如是山支浮戒岳律师亦于前派心字下演传法“派辈诗”二十字：
禅灯照本觉，灵源自永昌。
法云迷大地，智日亘光扬。
三昧律师法孙宜洁玉书律师从华山分住杭州昭庆寺，从读字起演传法“派辈诗”四十字：
读书福德大，持戒定方真。
慧发开心地，灵光耀古今。
千华同一脉，万善总归因。
顿超佛祖位，永远续传灯。
以上是禅宗、天台宗和律宗派辈和派辈诗的概貌。中国佛教从何时大量流行派辈诗，张雪松认为产生于十七世纪明清之际。明代最先出现的各种派辈诗，主要用于剃度时起名。僧团内部是怎样来运用派背诗给徒众排辈分取名字的，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中国僧人要真正取得僧人资格，获得比丘的身份必须经过剃度和受戒两个环节，而剃度和受戒师父都要按照派辈取名，所以他们起码会有两个名字。有的出家人还会“增戒”一两次甚至多次，由于受戒的时间地点和授戒师父排名辈分的不同，一个出家人就可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甚至十几个名字。除了剃度和受戒得名以外，还有高僧大德的传法也可能给同一个出家人另外按照派辈取名字。这种派辈取名的复杂状况，教内有一个简单的归纳，即“剃派”和“法派”。在明清时代乃至现当代，僧人出家最先跟随一位剃度师落发，学习基本佛教教义礼仪，剃度师会给起名字，类似于父母给儿女取名。僧人受具足戒，或被名僧大德印可后接受法卷（被传法）时，若为了长期追随受戒师或传法师，就会按照授戒师、传法师所在法派的派辈诗更改自己名字中表示辈分的第一个字——上字。到清代中叶，按照授戒师的派辈改名的做法逐渐消失，僧人剃度时按照剃度师的派辈诗起名，传法时按照传法师的派辈起新名。派辈诗也逐渐形成分工，有专门用于剃度的派辈诗（所谓“剃派”），有专门用于传法的派辈诗（所谓“法派”）。僧人以释为姓，不能再像俗人那样以姓氏作为彼此区别，故独立的派辈诗尤为重要。但由于僧人有剃度、受戒、传法——僧侣生涯中三种重要的人生阶梯，这就极容易造成派辈混乱，会直接导致僧侣之间长幼尊卑以及财产权利义务关系不清，这是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可能解决的办法之一是：剃度时不立派辈，僧侣等到受戒或传法时再由授戒师或传法师依其派辈起名字。由于大多数普通僧人并不能得到高僧大德的印可传法，故单靠传法时立派辈，会使得大量僧人终生无派辈，同样造成混乱。由于绝大多数僧人都会受戒，故等到受戒时从授戒师起名安立派辈，似乎可行，但由于僧人更多的是与剃度师关系紧密，而短时期大规模的受戒，除了少数受戒后常年追随授戒师的戒子，大多数戒子与授戒师往往关系淡薄，故从授戒师得派辈，对大多数僧人意义不大。再者，受戒一般是律宗的“专利”，在宝华山为典型的戒子虽然是出家人的骄傲，但随着律宗独立的派辈诗出现，不想致力于加入律宗的僧人，已经不可能在受戒时获得派辈。由于受戒时获得派辈，无论在使用功能上，还是在可操作性上，对于非律宗成员已不可能，故剃度时获得派辈法名，对于广大普通僧人几乎是唯一的机会，不可或缺。这样最终形成了两套传递派辈法名的系统，一是剃度时的派辈——剃派，一是传法时的派辈——法派，律宗独立的派辈，实际上也融入后者之中。这两套系统并行不悖，僧人通过使用不同的名字进行标记区别。
这些不同的剃派和法派，汇编定型在晚清出现的《宗、教、律诸家演派》这一文献中，后者因被编入影响极大的《禅门日诵》中，这本书有所谓“天下和尚一本经”之称，在教内广泛流传，直至今日也是出家人派辈起名的必备工具书。仔细阅读《禅门日诵》我们会发现这样的问题，祖师大德在演派“派辈诗”的时候，并没有标明哪一首是剃派“派辈诗”、哪一首是法派“派辈诗”，而笔者在行文的过程中特别表明了是剃派还是法派，我的根据是什么？第一，传法是律宗的专利，派辈诗肯定是法派；第二，天台宗传灯、谛闲明确指出派辈是剃度师使用的，属于剃派；第三，在世的高僧大德明确知晓属于剃派还是法派的。特别是第三种情况很值得教界重视。例如现当代在苏浙沪使用最多的临济宗两首“派辈诗”，《禅门日诵》是这样行文的：
临济下二十五世东明海舟永慈禅师演派一百十二字：
普永智广宏胜德，净慧圆明正法兴。
性海澄清显密印，大乘妙道悟心灯。
佛恩浩满流芳远，祖行超宗续嗣深。
戒定弥坚通义理，规成谨守镇常新。
翼善昌荣因达本，祯祥隆盛复传增。
功勋寂照融真际，宝镜高悬体用亲。
饶益灵文舒景秀，信持玄记济时珍。
了然无际空诸幻，觉树开敷果自馨。
现今箬庵通问禅师下各家均从空字改换此派清字起。
临济下二十五世（碧峰下第七世）突空智板禅师演派十六字：
智慧清净，道德圆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
五台峨嵋普陀前寺续演三十二字：
心源广续，本觉昌隆，能仁圣果。
常演宽宏，唯传法印，证悟会融。
坚持戒定，永纪祖宗。
普陀后寺从突空下通字派接续演四十八字：
湛然法界，方广严宏，弥满本觉。
了悟心宗，唯灵廓彻，体用周隆。
闻思修学，止观常融，传持妙理。
继古贤公，信解行证，月朗天中。
佛门的这种明上下、分派辈的规制，从教内原因看肯定与付法传统和法统思想有关。但如果把中国佛教以及中国佛教的发展史放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之下考察，我们会发现这种现象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礼制文化密切相关。派辈制度的定型和广泛使用与明代礼制改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明初制定的礼仪制度，品官之家可以依据朱熹的《朱子家礼》祭祀四代，但庶民只可祭两代（后改为三代），实际上，普通百姓依靠远祭始祖作为敬宗收族主要方式的做法，在明中前期是非法的。但是到了嘉靖帝（1507—1566）时，发生了著名的“大礼议”事件。明世宗嘉靖帝朱厚熜是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明宪宗庶孙，明孝宗之侄，明武宗堂弟，兴献王朱佑杬次子。由于武宗死后无嗣，因此张太后（明武宗的母亲）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决定，由近支的皇室、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明世宗在位四十五年（1522—1566），年号嘉靖，从未更改年号。世宗早期英明苛察，严以驭官，宽以治民，整顿朝纲、减轻赋役，后期虽然不上殿，但依然牢牢掌控着朝廷官吏，可以称得上是位有作为的皇帝。在当时的“礼议之争”中，嘉靖变革礼制，鼎定嫡庶，迁考妣入大庙封号太上皇、皇太后。嘉靖帝同时废尽祖宗成法，支持民间祭祀始祖，明清社会“宗祠遍天下”的局面从此形成。修订族谱、订立族规，也在嘉靖以后开始大规模流行起来，并得到官方的认可与支持。当然，宗族的兴起，本是中国历史文化各方面因素长期发展的结果，嘉靖年间的仪礼改革只是为其崭露头角提供了一个合法的环境。随着明中后期整个中国社会宗族兴起的大潮，更加刺激了中国佛教宗派的勃兴，而政府对度牒控制的失效，乃至到清中叶将实行千余年的度牒制度废除，也使得佛教自身不得不进行自我规范，这在客观上不断要求佛教各派别强化法统谱系上的规范管理。明清民国以来，《正宗道影》《列祖联芳集》《星灯集》《某某堂宗谱》兴盛不衰，讲究派辈、辨宗明祖的佛教制度，与其说是王朝礼制改革的催生，不如说是佛教制度对社会礼制和礼制生活的适应。深层次分析，明上下、讲派辈是佛教中国化的结果，是中国宗法制度、伦理纲常在佛教制度上的具体体现。
十分有趣的是，随着近百年社会制度的急剧变化，礼制文化日益丧失（包括字派辈分的紊乱），在佛教的派辈制度中反倒可以寻到种种蛛丝马迹。中国传统礼仪在佛门中得到有效传承和遗存，无怪乎当代很多高僧大德都会说“三代礼仪尽归佛门”。这似乎也是重建当下社会礼仪制度可供讨论的话题和课题。
[作者系江苏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