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父亲死后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在一个星期日，巴维尔·弗拉索夫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里。他跌跌撞撞地走到对着房门的右墙角，像他父亲那样用拳头在桌子上一捶，冲母亲大声喊道：
“拿晚饭来！”
母亲走到他身边，和他并排坐下，把他的头搂到自己的怀里，抱着他。他用手撑着她的肩反抗着，嘴里喊道：
“妈，快些！……”
“你这个傻孩子！”母亲制止了他的反抗，悲伤而又温柔地说。
“我还要抽烟！把老头子的烟斗拿给我……”巴维尔勉强转动着不听使唤的舌头，嘟嘟囔囔地说。
这是他第一次喝醉。伏特加使他身子发软，但还没有失去知觉，在他脑子里不断发出一个问题：
“我醉了吗？我醉了吗？”
母亲的爱抚使他感到羞愧，她眼里的悲伤使他感动。他想哭，为了抑制这种冲动，他故意装出一副比实际要厉害的醉态。
母亲抚摩着他汗湿了的蓬乱的头发，轻轻地说：
“你不应该做这种事……”
他开始感到恶心了。经过一阵剧烈的呕吐之后，母亲把他安放到床上，用一块湿毛巾敷在他苍白的额头上。他稍稍清醒一些，但是他觉得身体下面和周围的一切，都好像波浪起伏一般在晃荡。眼皮变得很重，嘴里感到一种难受的苦味。他透过睫毛望着母亲宽大的面孔，胡乱地想道：
“看起来，在我还太早了点。别人喝了都没事儿，我却觉得恶心……”
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了母亲柔和的声音：
“你要是喝起酒来，那你怎能养活我呢……”
他紧闭着眼睛说：“大家都喝酒……”
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他说得不错。她自己也知道，除了酒店，人们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消遣。但是，她仍然说：
“可你不要喝！该你喝的那份儿，你父亲已经替你喝光了。他把我折磨得够苦的了……你可怜可怜你妈妈，好不好？”
听着这些悲哀而温存的话，巴维尔想起了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就像没有母亲这个人似的，她沉默不语，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就要挨打。巴维尔因为不愿意和他父亲见面，最近一个时期很少在家，因此和母亲也疏远了，现在，他渐渐清醒过来，凝视着她。
她长得很高，有点驼背，被长年累月的劳动和丈夫的殴打折磨坏了的身体，活动时没有一点声响，走起路来稍稍侧着身子，好像总担心撞着什么东西似的。宽宽的、椭圆的脸上刻满了皱纹，还有点浮肿，黑色的双眼，像工人区大多数妇女一样，带着哀愁不安的神情。右眉上面有一道很深的伤痕，所以眉毛稍稍有点往上吊起，看上去好像右耳比左耳高一点，这使她的面孔具有一种似乎总在胆怯地谛听着什么的神态。在浓密的黑发里已经有了一绺绺白发。她整个人都显得悲哀和柔顺……
泪珠儿慢慢地顺着她的两颊滚下来。
“不要哭！”儿子低声央求说，“给我点水喝。”
“我给你去拿点冰水来……”
但是等她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她低头看着他，在他身旁站了一会儿，水舀儿在手里颤抖着，冰块轻轻地碰击着铁水舀儿。她把水舀儿放在桌上，默然地跪到圣像前面。从玻璃窗外传来了醉鬼们的吵闹声。在秋天薄暮的潮湿空气里，手风琴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有人在高声唱歌，有人在用下流话骂街，恼怒而又疲乏的女人发出惊惶的叫声。
在弗拉索夫家小小的房子里，日子过得比从前安宁、平静些，同工人区别的人家相比，也有点不同。他们的房子在工人区的尽头，在一个不高的陡坡旁，坡下是一片沼泽地。厨房与用薄板和它隔开的一间母亲的小卧室，占了屋子的三分之一。余下的三分之二，是一间有两扇窗子的四方房间，在一个角落放着巴维尔的床，对着屋门的右墙角有一张桌子和两条长凳。还有几把椅子，一个衣柜，柜顶的一面小镜子，一口衣箱，一架挂钟和墙角上的两幅圣像——就这么些家当。
年轻人所需要的一切，巴维尔都有了——买了手风琴、胸部浆得笔挺的衬衫、鲜艳的领带、套鞋、手杖。他和同年岁的青年一样，参加晚上的聚会，学会了加特里尔舞和波尔卡舞。每逢假日，他喝醉了回来，而且总是非常难受。早上醒来的时候，他觉得头痛，烧心，脸色苍白，没有精神。
有一次，母亲问他：
“怎么样？昨天玩得高兴吗？”
他用一种阴郁的烦躁口气回答：
“闷得要死！我还不如去钓鱼呢，要不，去买一支猎枪。”
他干活很卖劲，既不旷工，也没有挨过罚。他沉默寡言，一双和母亲一样的蓝色大眼睛，流露出不满的神情。他没有买枪，也没有钓鱼，但他明显地离开了大家所走的那条老路：很少参加晚上的聚会，休息日虽然也出去，但是回家时并没有喝醉。母亲非常留心地注意他，觉察到儿子黝黑的面孔渐渐变尖了，眼神越来越严肃，嘴唇闭得特别紧。仿佛他由于什么事情在生闷气，又好像有什么疾病在耗损他的体力。从前，常有朋友来找他，现在因为在家里总碰不到他，他们也就不来了。母亲看见儿子和别的青年工人不同，觉得很高兴，但是当她注意到他正一心一意地离开生活的暗流向一旁什么地方游去——这在她心里又引起了一种茫然的忧虑。
“巴夫卢沙[7]！你身子骨兴许不舒服吧？”她有时候问他。
“不，我很好！”他回答说。
“你太瘦了！”母亲叹口气说。
他开始带一些书回来，读书的时候尽量不让人发现，读完书，立刻藏起来。有时候，他从小册子里摘录些什么，写在单页的纸上，写好后，也藏了起来……
母子之间不常谈话，见面的时候也很少。早上，他一声不响喝完早茶就去上工，中午回来吃饭，饭桌上，他们谈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吃完饭又走了，一直到傍晚才回来。晚上，他很仔细地洗脸，吃过晚饭后，就长时间看自己的书。在休息日，他一早出去，直到深夜才回家。她知道他是到城里去，有时是去看戏，但是城里没有一个人来找他。时间一天天过去，她觉得儿子的话越来越少了，同时她还发觉在他的话里有时出现一些她所不懂的新字眼，而她听惯了的粗野的、不堪入耳的话，却从他的谈吐中消失了。他的举止中也有许多引起她注意的小节：他不再讲究打扮，开始更加注意身体和衣服的清洁，他的步履变得较为大方、矫健，外表也变得比较朴实、和蔼了——这一切都引起了母亲焦虑不安的关注。在对待母亲的态度上，也有些新的变化：他有时候打扫房间的地板，每逢假日亲自动手整理自己的床铺，总之，他想尽量减轻母亲的操劳。在工人区谁也不这样做。
有一次，他拿回来一张画，把它挂在墙上。画上的三个人一边谈话，一边轻快而又兴冲冲地向什么地方走去[8]。
“这是复活了的基督到以马忤斯去。”巴维尔解释说。
母亲很喜欢这张画，但是她心想：
“你尊敬基督，可又不到教堂去……”
在他的木匠朋友替他做的漂亮书架上，书渐渐多起来了，房间也收拾得给人以舒适的感觉。他对她说话时用“您”称呼，叫她“好妈妈”，有时他忽然温柔地对她说：
“妈妈，我回来迟一点，请不要担心……”
这使她很高兴，儿子的谈吐给她一种严肃而又坚定的感觉。
但是她忐忑不安的心情还是在不断增长。经过一段时间，她的心情非但没有平静下来，反而被搅得更加惶恐不安了，因为她预感到有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将要发生。有时候母亲对儿子产生了不满情绪。她想：
“别人都像个人，他却像个出家人。他太老成了，和他的年纪不相称……”
有时候，她又想：
“兴许是他结交了什么姑娘吧？”
但是，和姑娘们在一起玩是要花钱的，可他差不多把全部工钱都交给了母亲。
时间就这样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过去了。奇怪而沉默的生活充满了茫然的思虑和日益增多的担忧，在这种生活中不知不觉过去了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