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
孙吴政权的灭亡引起不少江东人士的反思。他们的批评有一个共同之处，即认为吴亡是由于退贤臣而亲小人，所谓“贤者不用，滓秽充序”。(121)这一点从孙皓自己的感慨中也得到印证，本传录其与群臣书称：“自居宫室，仍抱笃疾，计有不足，思虑失中，多所荒替。边侧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横流，忠顺被害。暗昧不觉，寻其壅蔽，孤负诸君，事已难图，覆水不可收也。”不过，每个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孙皓也不例外。当他二十多岁从乌程到建业，接任吴国第四任皇帝之时，有两种力量已经潜在地控制了他。孙吴衰亡过程中出现的历史现象，似乎均受此影响。
第一种力量是“局势”。从外部来说，曹魏灭蜀后形成魏、吴对立之势，紧接着司马氏代魏，天下走向一统的形势愈加明朗。这种外在的压迫竞争局面，需要孙吴君臣做出应对。就内部而言，吴郡大族等旧臣势力持续扩张，掌握了吴国政治、军事领域的诸多要职，孙氏皇权又将如何维系？而且作为孙和之子，孙皓上台必然要为其父正名，清算原先依附鲁王霸的一党。在内外两种局势的左右下，他所能做出的政治选择是很有限的。
为了抗衡吴郡大族为代表的传统势力，一个由宗室、外戚、亲信构成的新权力系统逐渐浮出水面。由此带来的“贤者”与“小人”的对立，也就成为孙皓执政后期的重要图景。其中，“贤者”当然是指以吴郡陆氏为首的大族群体，无待多言。“小人”则比较复杂。陆凯上表曾说：“陈声、曹辅，斗筲小吏，先帝之所弃，而陛下幸之”；“今高通、詹廉、羊度，黄门小人，而陛下赏以重爵，权以战兵”。(122)他的议论似乎主要针对近臣恩幸而言。但实际上，“小人”背后代表的是原本在孙吴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却又渴望升进的庞大人群。阳羡周氏、武康沈氏亦在其列。借助于孙皓“龙兴”于乌程的特殊机缘，吴兴地方势力获得了迅速上升的机会，但由于此前地位不高，他们在吴郡大族的视野中，大概仍属于“小人”之流。东晋初期沈充、钱凤曾为王敦谋主，钱凤就被称为“小人”。(123)因此，与其将“小人”理解为恩幸，不如说是指原本处于权力边缘的新兴政治群体。事实上，边缘寒微的“小人”，取代长期握有重权的“贤者”，也是权力演化的普遍现象。(124)
第二种力量是“传统”。自孙吴建国前后开始，“伪设符命”久已成为孙吴政权的一项政治策略。孙皓上台前后，由于蜀汉亡而司马氏立，天下一统的“太平”之世似乎将要来临。为了宣扬天命，客观上也是为了与西晋抗衡，符瑞制作由此变本加厉，最终形成国山碑所记洋洋大观的符瑞记录。而这些符瑞和最终的国山禅礼事件，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即宣示“太平”——孙吴将统一天下。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当时人来说，孙吴统一天下并不完全是一厢情愿。“黄旗紫盖见于东南”，是当时广泛流行的图谶。受此影响，即便是强烈批评孙吴末期弊政的葛洪，也仍然认为“有吴失国，匪降自天也”。(125)
在大肆造作符瑞背后，隐含着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孙皓似乎是在有意识地“回归”孙权时代。据《三国志》卷61《陆凯传》，孙皓曾口诏陆凯说：“孤动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谏非也。”所谓先帝即指孙权。虽然陆凯答表详细列举了孙皓的二十条不同于先帝之处，但从建造赤乌殿等举措来看，孙皓模仿孙权的意识是很明显的。(126)符瑞传统之所以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孙皓，大概也有这种对祖父的记忆和政治仿效心理在内。特别是对于符瑞这样一种视觉性很强的政治策略而言，尤其容易被记忆和复制。从这个角度来说，孙皓的符瑞造作具有王朝政治中“祖宗之法”的传承内涵，耐人寻味。
国山禅礼事件，就是孙皓在“局势”与“传统”两种力量的左右之下，做出的一项“荒唐”举措。(127)碑文虽然意旨宏大，但禅礼仅由两位大臣代行，显得颇为草率。碑体形制亦不合礼仪。因此，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封禅典礼，而更应该从鄱阳历陵山题铭、天发神谶碑、会稽禹庙窆石等一系列“太平”刻石中，理解国山禅礼的位置。(128)当然，也正由于这些特殊之处，使其成为理解孙吴后期历史的关键遗迹。国山“囤碑”至少提示了三个基本问题：为何会举行禅礼？地点为何选在阳羡离墨山？谁是禅礼的支持者？以此为线索，国山禅礼前夜由内外局势、符瑞传统以及地方势力等各种因素构成的复杂历史图景，已经逐渐明晰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山碑的价值不只是刻写于其上的文字，碑体及其所在离墨山和吴兴地方，也隐含着丰富的历史线索。由此带来一个启示，研究古代碑石，不能仅仅局限于利用其文字考证史实，对碑石及其所在区域构成的整体图景进行“知识考古”，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从中可以发掘出许多文字以外的历史内涵。
(1) 《梁书》卷40《许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77页。
(2) 《两汉金石记》卷18“吴禅国山碑”条翁方纲按语，《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第7464页。
(3) 《云麓漫钞》卷7“国山碑”条赵彦卫评论，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18页。
(4) 王鸣盛曾注意到国山封禅事件中周处的“兼太常”官职问题，《十七史商榷》卷42“封禅国山”条，黄曙辉点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307页。
(5) 渡邉義浩：《孫吳の正統性と國山碑》，《三国志研究》2，2007年；拙撰：《孙吴年号与符瑞问题》，《汉学研究》第27卷第1期，2009年。
(6) 《宋史》卷282《王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544页。
(7) 关于国山碑文的著录很多，较早的有赵彦卫《云麓漫钞》卷7“国山碑”条（第116—118页），吴骞《国山碑考》对诸家著录有细致考订（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24页）。拓片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2册“禅国山碑”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6页。释文及校注参看三國時代の出土文字資料班：《魏晉石刻資料選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5年，第26—27、169—184页。
(8) 《史记》卷28《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61页。
(9) 《周礼·大司乐》郑玄注，《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91页。
(10) 东汉封禅碑高一丈二尺，宽三尺，厚一尺二寸（《汉官仪》卷下引马第伯《封禅仪记》，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76页；《风俗通义》卷2《正失》，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8页），参看邢义田：《东汉光武帝与封禅》，《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77—201页。
(11) 由于史料缺乏，关于孙吴后期历史的研究成果不多，参看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4—137页；王永平：《孙吴后期皇权的运作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间的冲突》，《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2—84页。
(12) “皇”“
”两字拓片漫漶不清，据赵彦卫《云麓漫钞》卷7补，第118页。
(13) 《三国志》卷48《吴书·孙皓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71页。
(14)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84页。
(15) 董莲池：《说文解字考正》，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323页。
(16) 《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第2621页。关于“真”字用例及其演变，参顾炎武《日知录》卷18“破题用庄子”条，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全校本），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56—1058页。
(17) 《汉书》卷98《元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031—4032页。
(18) 颜师古认为：“此说非也。时诸官有试守者，特加非常之恩，令如真耳。非凡除吏皆当试守也。一切者，权时之事，非经常也。”《汉书》卷12《平帝纪》，第349页。
(19) 《古今刀剑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页。
(20) 汉代文献中常见“真人”一词（如刘秀为“白水真人”），吉川忠夫认为有禅代革命意味，《眞人と革命》，《六朝精神史研究》，第84—109页。但没有迹象表明“吴真皇帝”与“真人”有关。
(21) 《三国志》卷48《吴书·孙皓传》，第1171页。
(22) 鄱阳郡无历阳县。《太平御览》卷48《地部十三·石印山》引《吴志》称：“鄱阳郡言历陵山石有文理成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34页。可知历阳为历陵之误。历陵石印山位于鄱阳湖东岸，《读史方舆纪要》卷85饶州府鄱阳县“鄱阳山”条：“府西北百十五里鄱阳湖中。初名力士山，亦名石印山。”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946页。
(23) 拓片及释文参看三國時代の出土文字資料班：《魏晉石刻資料選注》，第28—29、185—188页。
(24) 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卷18至34《和三气兴帝王法》，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8—19页。关于“太平”含义及其政治文化影响，参看孙英刚：《“太平天子”与“千年太子”：6—7世纪政治文化史的一种研究》，《复旦学报》2010年第6期。
(25) 《三国志》卷48《吴书·孙皓传》注引《江表传》，第1168页。
(26) 《抱朴子外篇》卷34《吴失》，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56页。其中“黄精载起”一句，校释认为指曹魏，但结合上下文来看，实指孙吴。孙吴与曹魏均为土德，《吴主传》注引《江表传》：“权推五德之运，以为土行用未祖辰腊。”第1130页。
(27) 关于秦汉魏晋时期“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的内涵，参看冷鹏飞：《释“东南有天子气”——秦汉区域社会文化研究》，《北大史学》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32页。
(28) 渡邉義浩认为，孙皓有与西晋争“金德”的思想，是国山封禅的主要目的，根据是国山碑文中出现的“金册青玉符”以及白虎等白色瑞物，并认为孙皓改用金德，并以大禹之后自居（《孫吳の正統性と國山碑》，第46—50页）。但文献中未见孙皓改用金德，《宋书》卷32《五行志三》：“黄狗者，吴以土运承汉，故初有黄龙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托黄狗之家，黄称不改，而贵贱大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38页。据此孙吴并未改其德运。
(29) 《晋书》卷82《习凿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57页。
(30) 《抱朴子外篇》卷15《审举》，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413页。
(31) 《三国志》卷25《魏书·高堂隆传》，第717页。
(32) 《晋书》卷21《礼志下》，第654—655页。
(33) 《建康实录》卷3《吴中下·景皇帝》，张忱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4页。
(34) 《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第924页。
(35) 《晋书》卷39《荀勖传》，第1153页。
(36) 《北史》卷59《梁御附子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21页。
(37) 据《三国志》卷48《吴书·孙皓传》注引干宝《晋纪》，孙皓派出的使臣，“入境而问讳，入国而问俗”，其意也在探查曹魏国内形势（第1165页）。此外，使臣与曹魏方面也曾就军事攻防问题，有过针锋相对的辩答。这些都可以见出双方的紧张状态。
(38) 《三国志》卷61《吴书·陆凯传》，第1401页。
(39) 《晋书》卷34《杜预传》，第1029页。
(40) 《三国志》卷48《吴书·孙亮传》注引《吴录》，第1152页。关于武昌的军事意义，参看郭黎安：《六朝建都与军事重镇的分布》，《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41) 本段引文均见《三国志》卷48《吴书·孙皓传》，第1165—1166页。
(42) 参看王永平：《孙权立嗣问题考论》，《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第120—142页。
(43) 《三国志》卷59《吴书·孙奋传》，第1373页。
(44) 关于孙吴“中军”，参张金龙：《孙吴禁卫武官制度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45) 《三国志》卷61《吴书·陆凯传》，第1404页。陆凯、陆抗等不断上书批评朝政，言辞激烈，而孙皓“以计容忍”，应该也是基于同样的政治背景，参看王永平：《孙吴后期皇权的运作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间的冲突》，《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第52—84页。
(46) 《建康实录》卷4《吴下·后主》，第99页。赤乌年号行用十三年，远远超过此前的黄龙、嘉禾，是孙权统治后期的政治象征，参看拙撰：《孙吴年号与符瑞问题》，《汉学研究》第27卷第1期，2009年。
(47) 《三国志》卷59《吴书·孙和传》，第1371页。
(48) 《三国志》卷55《吴书·丁奉传》：“宝鼎三年，皓命奉与诸葛靓攻合肥。奉与晋大将石苞书，构而间之，苞以征还。”（第1302页）同书卷60《全琮传》注引《吴书》：“东关之役，（全）绪与丁奉建议，引兵先出，以破魏军。”（第1383页）东关之役显然是吴军获胜。
(49) 朝臣对于这次行动分歧很大，一直支持孙皓的万彧，与丁奉、留平密谋：“此行不急，若至华里不归，社稷事重，不得不自还。”《三国志》卷48《吴书·孙皓传》注引《江表传》，第1169页。
(50) 交阯问题在吴晋对峙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参看钟盛：《论三国后期吴、晋交州之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2010年。
(51) 天发神谶是在天玺元年七月，历陵山石印是在八月，国山禅礼的具体时间则不详。《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2册“禅国山碑”条解题，称碑立于天玺元年正月，大概是受到碑文“月正革元”之说的影响。但改元天玺，是由于获临平湖玉玺而“追改”，必非正月元日。而且仔细分析碑文，改元一节与下述国山禅礼之间，也无必然的时间承接关系。因此，《孙皓传》记国山禅礼之事于历陵山石印一条之后，又称封禅后改明年元（天纪），“大赦，以协石文”，应该是有所本的。推测国山封禅或在天玺元年秋冬之际。
(52) 《太平御览》卷46《地部十一·岩山》引山谦之《丹阳记》，第222页。
(53) 《太平寰宇记》卷96越州会稽县“禹庙”条引《舆地记》：“禹庙侧有石船，长一丈，云禹所乘也。孙皓刻其背，以述功焉。”王文楚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30页。参看鲁迅：《会稽禹庙窆石考》，《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5—58页。
(54) 天发神谶碑今存二百余字，记述了天玺元年七月岩山地方发现刻字“诸石”，由于文字难解，数次派官员解读，最终认定是“天发神谶”，并刻石表彰。碑文对文字解读过程记述颇为细致，天命宣扬文字不多（三國時代の出土文字資料班：《魏晉石刻資料選注》，第28—29、185—188页）。会稽禹庙窆石孙皓刻字早已不存，徐德明根据残字处面积推算，孙皓所刻最多为三十余字，《绍兴禹庙窆石考》，《东南文化》1992年3—4期合刊。
(55) 《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录》载孙权告天文，第1135页。
(56) 关于《吴书》佚文与《吴志》的比较研究，参看滿田剛：《韋昭『呉書』について》，《創価大学人文論集》16，2004年。韦昭对于符瑞的政治性非常清楚，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此人家筐箧中物耳。”《三国志》卷65《吴书·韦曜传》，第1462页。
(57) 《建康实录》卷1《吴上·太祖上》，第20页。
(58) 《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第1121—1134页。本节所讨论的孙吴符瑞，均见本传及同书卷48《吴书·三嗣主传》，为免烦琐，不再出注。
(59) 据《三国志》卷46《吴书·孙策传》，孙坚葬于曲阿，孙策与母亲也在曲阿生活过一段时间。孙策渡江后攻破曲阿，获得当地支持，策传注引《江表传》：“策入曲阿劳赐将士，遣将陈宝诣阜陵迎母及弟。发恩布令，告诸县：‘其刘繇、笮融等故乡部曲来降首者，一无所问；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也。’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形势转盛。”第1104—1105页。曲阿对于孙氏而言，较之富春可能更具有故里意味。
(60) 《三国志》卷62《吴书·胡综传》，第1414页。
(61) 《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录》载孙权告天文，第1135页。
(62) 拙撰：《孙吴年号与符瑞问题》，《汉学研究》第27卷第1期，2009年。
(63) 其中，临平湖后来多次出现符瑞，孙皓时曾发现“吴真皇帝”玺印，东晋安帝时“临平湖水赤”，桓玄曾“讽吴郡使言开除以为己瑞”，《晋书》卷29《五行志下》，第883页。
(64) 这次符瑞是较少出现的赤乌。前面提到，赤乌是孙权统治后期的象征。经历孙亮、孙休中枢之乱后，西陵重镇出现赤乌之瑞，似乎有某种政治指向。
(65) 山越地区成为符瑞重心地之一，可能与山越成为重要军力来源有关，参看村田哲也：《孫呉政権の軍事力形成と山越討伐の一考察》，《東洋史苑》47，1996年。吴郡南部及会稽沿海则多有海贼，如嘉禾四年（235）“会稽东冶贼随春、南海贼罗厉”等反（《三国志》卷60《吴书·吕岱传》，第1385页），永安七年（264）七月“海贼破海盐，杀司盐校尉骆秀”（《三国志》卷48《吴书·孙休传》，第1161页）。
(66) 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62—295页。
(67) 《南齐书》卷11《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95页。
(68) 《建康实录》卷3《吴中下·景皇帝》，第82页。
(69) 《宋书》卷34《五行志五》，第1007页。
(70) 《古今注》卷下《杂注》，焦杰点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页。
(71) 《文选》卷3张衡《东京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64页。
(72) 《瑞应图》南朝仍有续作，如孙柔之《瑞应图》、顾野王《瑞应图》等。现存佚文均为文字内容，具体可以参见《太平御览》卷12《天部十二·露》、卷176《居住部四·堂》、卷920《羽部七·乌》、卷812《珍宝部十一·银》等条，第62、857、4084、3608页。
(73) 松本榮一：《燉煌本瑞應圖卷》，《美術研究》184，1956年。
(74) 林巳奈夫：《刻在石头上的世界》，唐利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15—226页。
(75) 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柳扬、岑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01—102页。
(76) 《隶释》卷16《麒麟凤凰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9—170页。
(77) 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卷18《秦彭》，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04页。
(78) 《隶释》卷4《李翕黾池五瑞碑》，第53页。
(79) 这种延伸或许与东汉长官故吏关系的发展有关，甘怀真：《中国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喜马拉雅基金会，2003年，第249—298页。
(80) 关于符瑞政治运作对东亚地区的制度影响，可以参看茂木直人：《祥瑞に関する制度の実態》，《駒沢史学》63，2004年。
(81) 《太平广记》卷461“晋瑞”条引《拾遗录》，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776页。
(82) 《瑞应图》的图像内容影响广泛，梁庾元威《论书》提到：“宗炳又造画《瑞应图》，千古卓绝。王元长颇加增定……凡二百一十余物。余经取其善草、嘉禾、灵禽、瑞兽、楼台、器服可为玩对者，盈缩其形状，参详其动植，制一部焉。此乃青出于蓝，而实世中未有。”《法书要录》卷2，刘石点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83) 《历代名画记》卷4，俞剑华注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第89页。
(84) 这种做法也见于曹魏和蜀汉。如蜀汉建国时，曾在武阳立黄龙甘露之碑，直观宣示符瑞以表明天命（《隶续》卷16《黄龙甘露碑》，第425—426页）。西晋代魏之前，也有凉州玄石之瑞（参看津田資久：《符瑞「張掖郡玄石図」の出現と司馬懿の政治的立場》，《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35，2007年）。不过，他们与孙吴不同，建国后很少再使用这一策略。
(85) 《三国志》卷54《吕蒙传》注引《江表传》，第1274—1275页。
(86) 吉川忠夫：《顏師古の『漢書』注》，《六朝精神史研究》，第310—315页。
(87) 《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2—83页。长安未央宫前殿遗址出土的木简，邢义田指出是王莽时期的符瑞记录，《汉长安未央宫前殿遗址出土木简的性质》，《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8—143页。关于这批简牍的释文校订和讨论，另可参看胡平生：《未央宫前殿遗址出土王莽简牍校释》，《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17—228页。
(88) 《乐府诗集》卷1《郊庙歌辞一》载汉郊祀歌《景星》，一作《宝鼎歌》，歌辞云：“景星显见，信星彪列，象载昭庭，日亲以察。参侔开阖，爰推本纪，汾脽出鼎，皇佑元始。五音六律，依韦飨昭，杂变并会，雅声远姚。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八风生。殷殷钟石羽籥鸣。河龙供鲤醇牺牲。百末旨酒布兰生。泰尊柘浆析朝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复正直往宁，冯蠵切和疏写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页。
(89) 关于汉武帝的封禅过程，参看福永光司：《封禅說の形成——封禅の祭祀と神僊思想》，《道教思想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7年，第207—264页。
(90) 陈立：《白虎通疏证》卷6《封禅》，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78页。
(91) 这种讹传的影响很大。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卷1《山川》“南岳山”条：“在县西南一十五里，即君山之北麓。孙皓既封国山，遂禅此山，为南岳。其地即古阳羡产茶处。”《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4页。内中“封国山”之说显误。《陆机集》卷10《晋平西将军孝侯周处碑》称其“葬于义兴旧原，南赡荆岳，崇峻极之巍峨”，有荆岳之说，金涛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4页。“岳”在六朝文献中亦常泛指名山。
(92) 大石自立意味着新帝王之立。《晋书》卷28《五行志中》“阳羡离里山大石自立”条说：“案京房《易传》曰：‘庶士为天子之祥也。’其说曰：‘石立于山同姓，平地异姓。’干宝以为‘孙皓承废故之家得位，其应也’。或曰孙休见立之祥也。”第853—854页。
(93) 《艺文类聚》卷9《水部下·湖》引周处《阳羡风土记》：“阳羡县东有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穴，潜行地中，云无所不通，谓之洞庭地脉也。”汪绍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8页；守屋美都雄：《周処風土記輯本》，《東洋學報》44-4，1962年。另参三浦國雄：《洞庭湖と洞庭山——中国人の洞窟観念》，《中国人のトポス》，第113—153页。
(94) 《全唐文》卷788李蠙《请自出俸钱收赎善权寺事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241—8242页。
(95) 唐宋时期九斗坛位于善权寺内，紧邻“洞府”，《云麓漫钞》卷1：“常州宜兴县之善拳寺，唐李蠙旧宅。山上有九斗坛，下有干水二洞。”第1页。
(96) 孙氏家族崇信巫觋（参看王永平：《论孙氏父子之“轻脱”》，《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第12—13页），对于神仙说亦颇为尊奉（参见《太平广记》卷71“葛玄”条引《神仙传》，第441—444页。《四库全书》本《神仙传》卷8“葛玄”条所叙较简，胡守为：《神仙传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69—270页）。这些也许是国山因龙神洞府色彩而受重视的信仰背景。
(97) 陈健梅：《孙吴政区地理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1—11页。
(98) 《南齐书》卷46《顾宪之传》，第809页。
(99) 《三国志》卷46《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录》，第1105页。参看大川富士夫：《六朝前期の吳興郡の豪族》，《六朝江南の豪族社会》，東京：雄山閣，1987年，第145—148页。
(100) 《三国志》卷59《吴书·孙和传》注引《吴历》，第1371页。
(101) 村田哲也：《孫呉政権の軍事力形成と山越討伐の一考察》，《東洋史苑》47，1996年。
(102) 《太平寰宇记》卷92常州宜兴县“国山城”条：“在县西南五十里。晋元帝置义兴郡于阳羡，又置国山县于白石山西。晋成帝移于平地，去旧城七里。”第1849页。周处《阳羡风土记》说“阳羡邑者，盖吴郡之名境，原则平坦，高阜冈若伏龙也”（《太平御览》卷57《地部二十二·原》，第278页；守屋美都雄：《周処風土記輯本》，《東洋學報》44-4，1962年），正说出了阳羡处于从太湖平原向皖南浙西山地过渡地带的地理特征，具有特殊的军事政治意义。
(103) 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兼论出土的青瓷器》《江苏宜兴晋墓的第二次发掘》，《探索历史的真相：江苏地区考古、历史研究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6—154页。
(104) 《晋书》卷58《周玘传》，第1573页。
(105) 前面提到的宝鼎元年吴兴施但之乱，所奉之主是孙皓之弟孙谦。
(106) 如《孙皓传》注引《吴录》：“皓以诸父与和相连及者，家属皆徙东冶。唯（纪）陟以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第1165页。又，《三国志》卷59《吴书·孙霸传》：“孙皓即位，追和、霸旧隙，削基、壹爵土，与祖母谢姬，俱徙会稽乌伤县。”第1373页。孙皓的这种政治立场及其相应举措，可能是他上台不久后被认为“粗暴骄盈”的原因之一。
(107) 《三国志》卷59《吴书·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第1369页。
(108)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65—166页。
(109) 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芃、李济沧译，第147—148页。
(110) 《世说新语·规箴》，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第551页。
(111) 三國時代の出土文字資料班：《魏晉石刻資料選注》，第28—29、185—188页。
(112) 《三国志》卷53《吴书·薛莹传》注引干宝《晋纪》，第1256—1257页。
(113) 《抱朴子外篇》卷34《吴失》，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第143页。
(114) 《陆机集》卷10《晋平西将军孝侯周处碑》，第142页。
(115) 《宋书》卷100《自序》，第2444—2445页。
(116) 《晋书》卷61《周浚传》，第1657页。
(117) 沈莹郡望所出，史无明载，姚振宗推测出自武康（《隋书经籍志考证》卷21，《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5402页）。又，《太平广记》卷317“沈季”条引《豫章记》，记孙皓天纪二年（278）沈季曾任豫章太守（第2511页）。关于吴兴沈氏的情況，参看大川富士夫：《六朝前期の呉興郡の豪族》，《六朝江南の豪族社会》，第145—148页。
(118) 孙吴时期原属丹阳、后属吴兴的故鄣县，也有自朱治、朱然起开始活跃的大族势力，长期握有兵权，孙皓前期施（朱）绩任左大司马（《三国志》卷56《朱然传附子绩传》，第1309页），地位尊崇（李剑国：《新辑搜神记》卷23“无鬼论”条有寻阳督吴兴施续，辑者认为即施绩之讹写，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85—386页）。施宽曾任无难督（《三国志》卷52《诸葛瑾传》，第1235页）。前面提到，孙皓宝鼎元年有规模很大的吴兴施但之乱，以拥立孙皓之弟孙谦为号召。
(119)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156页。
(120) 《晋书》卷54《陆机传》，第1479页。
(121) 《抱朴子外篇》卷34《吴失》，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第142页。
(122) 《三国志》卷61《吴书·陆凯传》，第1406页。
(123) 《晋书》卷98《沈充传》，第2567页。
(124) 加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统治阶级》，贾鹤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13—117页。南朝时期寒门、寒人的兴起也是如此，参看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7—140页。
(125) 《抱朴子外篇》卷34《吴失》，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册，第170页。
(126) 孙皓生于赤乌五年，赤乌十三年随父徙故鄣，他对祖父的记忆主要就是幼年经历的赤乌时代。民俗学者矢野敬一指出，祖先和子孙的关系，“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场面和举行仪礼的场合等多种形式得到认识的”，《记忆与祖先观念》，西村真志叶译，王晓葵、何彬主编：《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239—267页。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则认为，集体记忆常常与权力统治有关，《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7—113页。这些看法对于理解孙皓的政治心态很有启发。
(127) 吴亡以后被俘至洛阳的孙皓，留下了一些令人费解的轶事。这些轶事多以问答的方式出现，刻画了孙皓的机智和威严，与蜀后主刘禅的愚憨形成鲜明对比。川胜义雄认为，这或许是孙皓摆脱在位时间的政治压力后，恢复了其正常心态（《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芃、李济沧译，第129页）。联系到万彧提议由孙皓即位时，称其“才识明断”，“加之好学”，前后反差确实发人深思。
(128) 历陵山、天发神谶刻石均是由于该地出现符瑞，孙皓派人验证后刻石纪念。从这一点来说，国山碑的前提是大石自立和空石符瑞，方式与此完全相同。这与封禅差别很大。因此，国山禅礼更应该看作是纪瑞刻石做法的延续，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封禅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