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还要为人类探求安身立命之本

人所共知，康德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对他伟大在哪里，伟大到什么程度，许多人都不甚了然。

在我看来，哲学有两大效用，一是上面已指出的，即教人们正确地说话；另一是为人们探求安身立命之本。长期以来，人们解释哲学为“爱智”、教人聪明之学。如果对“智”“聪明”做正确的解释，这么看本无错误。可惜的是“智”“聪明”全被解释为“知识”（或曰追名逐利的本领），用康德的哲学术语来表达，“智”被看作理论理性。这样一来，哲学就成了教人老谋深算、诡计多端的学问了。其实，“智”“愚”的本来意义是在道德方面。苏格拉底谈哲学，意在引人向善，“爱智”等于“爱德”。不但古希腊的贤哲如此，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如此。孔夫子所谓“上智下愚”，皆从德性立说；班固《汉书》的“古今人物表”也据此分善恶之等级。与黄帝大战于涿鹿之野的蚩尤，据古书记载，是很有才能的。他既精通天文学，连黄帝都要向他学习，还会用金属制造武器，在当时于科学、技术两方面都是最先进的。但由于他是个叛乱头子，是个大坏蛋，“古今人物表”把他列在第九等“下下愚”之榜首。我国当代大哲学家熊十力认为，“愚人不是指无才智之人而言。如历史上凡有大才力造作滔天大恶业者，以慧眼观，皆是愚人”。这话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智”“愚”的确切意义讲得十分清楚，他的哲学所着重用力的也正是引人向善。

用康德的哲学术语表达，这是在谈实践理性。

康德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欧科学技术日渐昌明，人的自我意识日渐觉醒的时代。这无疑是一个进步的时代。不过，进步并不全面，有偏颇之处。偏在何处？偏在对“理性”的看法上。人们常称那个时代为“理性抬头的时代”。但是，在康德之前，理性主要被看成理论理性。典型的例子是培根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似乎掌握了科学技术人类的境况就能无限地改善。

结果却与人们的期望相反。诚然，由于对付自然的本领有所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但是运用对付自然的那些原理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却导致了社会风气日益败坏。因此卢梭率先提出，科学导致了人类的堕落。

科学技术发达了，人类的境况却在变坏！可见社会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

哲学的使命既然是为人类寻求安身立命之本，就不能不探索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并指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向。

根源在于过分看重理论理性。科学技术本身无辜，问题出在把科学技术的原理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所谓“科学技术的原理”即理论理性。理论理性用于自然是正当的，但如果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领域，按康德的术语，称为“自由”），就要出毛病。这不等于说在自由领域不能用理性。理性还是要坚持的，只是不作理论的使用，而要作实践的使用。换句话说，就是在自由领域理论理性必须止步，必须让位于实践理性。

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向：提出实践概念，把实践理性置于理论理性之上。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贡献。

在康德之前，不但英国的经验派片面崇尚理论理性，其典型的代表人物洛克，企图以感觉论证上帝，即在理论理性的基地上建立道德、理想、信仰；而且德国的唯理派，也陷入理论理性而不能自拔，例如莱布尼茨，尽管有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倡导良心为其前驱，但他却未能在哲学中为良心找到基地，仍局限于以理论理性论证上帝。更不用说，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经院哲学，在涉及道德、理想、信仰时，主要靠扩大理论理性的领域。

这部分哲学称为形而上学。这里的“形而上学”不是指与辩证法对立的世界观，而是指关于上帝、灵魂不死、自由的哲学部门，是关于道德、理想、信仰的哲学。⁽¹⁾

康德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重建形而上学，但不少哲学家说，康德主张摒弃形而上学，搞科学哲学（即阐发理论理性）。这真是南辕北辙。康德要挽救世道人心，怎会不要形而上学？康德只是反对把形而上学只单纯建立在理论理性的基础上，主张把它建立在兼顾理论理性、实践理性的基地上。⁽²⁾

过去的形而上学是扩大理论理性的领域，侵入实践领域。所以，康德的第一步工作是为理论理性画一条界限，以限制它的使用。阐发理论理性是为了限制它！可见，科学哲学根本不是康德的意图所在。

康德本人在1770年以前（哲学史上称之为“前批判时期”）还站在旧哲学立场上，与牛顿一样，是个自然神论者。他精通自然科学，迷信“知识就是力量”，看不起不懂科学的劳动人民。说来真是“忘本”——他本人的家庭出身是手工业者！后来，他读了卢梭的著作，在哲学上发生了一个飞跃，改变了立场。据说，他读《爱弥儿》入了迷。康德自幼身体孱弱，十分注重养生，办法是制定一套作息制度，严格执行，邻居们可以根据他的活动校对自己的钟表。但读《爱弥儿》的那几天，他完全打乱了生活规律，足不出户，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书。至于卢梭对他思想的影响，可以从他的这段话看出来：

“我自己爱好研究，具有极强烈的求知欲，急切地要获得知识，每前进一步都感到满足。有一个时期，我相信这都会促进人类的繁荣。我蔑视无知的贱民。卢梭纠正了我。骄傲的优越感消失了，我逐渐尊重人类。如果我不相信这种思考能够使我承认其他一切职业有价值，即重新确定人类的权利，我想我自己还不如一个普通劳动者那样有用。”

他不再迷信科学的威力。他领悟到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征服自然更重要，提出了“德性就是力量”的口号。他那浸透了新教传统的家庭，通过虔诚的母亲带给他的影响，终于显现了出来，化为哲学学说。

这绝不等于说，康德主张人应当匍匐在上帝脚下，屈服于统治者的淫威。他倡导的德性是自律。人必须有尊严，才能真正有道德、理想、信仰。按照自然神论的观点，德性是根据一个发自社会权威的命令行动。显然，这是他律。理性仍在作理论的使用。只有使理性作实践的使用才有自律——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作达到了“自觉”的境界。于是康德说：人是目的。他的哲学体系终止于人类的理想。

总之，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重释实践理性概念并主张实践理性优于理论理性。由于他的前人都偏重于理论理性，并把上帝（即道德、理想、信仰）与自然（包括人的肉体、情欲）挂起钩来，他的首要任务便是搞清楚理性的理论使用应有的范围——这也就是说，要给理论理性画一条界限；要区分出一个不同于自然的领域，并从哲学上证明，上帝应该住在这个领域——自由领域。

我想，这就是《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要实现的主要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