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本位制的运行机理

关于金本位制运行机理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大卫·休谟（David Hume），他提出的金本位制机制是物价–现金流动模型。或许这个模型最酷的特征是其历久弥新：自18世纪发展起来，直到今天依然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金本位制的内涵。

与任何有说服力的模型一样，简化假设是关键。休谟假定流通中只有金币，忽略银行的作用。当商品出口时，出口商收到黄金并到铸币局铸成金币；当进口商从国外购买商品时，输出黄金用于支付。

贸易差额（balance of trade）指商品出口与进口之间的差额。当一国发生贸易赤字时，则进口大于出口，黄金净流出，这种不平衡有自我调节能力。由于贸易逆差国家国内流通中的货币（金币）减少，物价下降。贸易顺差国家流通中的货币（金币）增加，物价上涨。于是现金流动造成相对价格的变化（因此这个模型被称作物价–现金流动模型）。

进口商品更加昂贵了，国内减少购买；对外国人而言，他们进口商品的价格更便宜了，购买意愿增加。贸易逆差国家出口增加，进口减少，直至贸易恢复平衡。

物价–现金流动模型，是经济学最早的一般均衡模型之一，其优点是精致简洁、言简意赅地描绘了18世纪国际收支自我调整机制（adjustment mechanism）。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得到了发展，休谟的模型渐渐地只能部分解释金本位制的运行机理。

为了能更好地解释19世纪晚期的两大特征，需要对休谟的模型进行扩展。第一个特征是国际资本流动。外国贷款的净资本流动数量大大地超过了商品贸易的资金流动。休谟没有谈及决定这些流动的利率、商业银行和央行的经营活动等因素。第二个特征是休谟的模型没有预见到国际黄金运输规模。模型中仅仅涉及贸易逆差与贸易顺差国家间的黄金流动，没有考虑南非等地新开采的黄金流向伦敦的黄金市场。

扩展休谟的模型是可行的，需要将资本流动、利率和央行的作用纳入考虑范畴。但直到一战结束时，在坎利夫委员会（一家英国政府委员会，为战后货币制度构建提供咨询）的一份报告中才出现了适当扩展的模型。坎利夫版本的模型的内容是：假定世界上流通的是纸币而不是金币，或者是英国的情形，纸币与金币同时流通，央行随时可以将通货兑换成黄金。当一个国家，比如英国，产生了贸易逆差，假定对方国家是法国，商品进口大于出口，逆差部分用英国票据支付，英国票据最终到了法国商人手中。持有英国票据的商人（或者他们驻伦敦的银行家）到英格兰银行兑换成黄金，然后拿黄金到法国银行兑换法郎。贸易逆差国英国的货币供给下降，贸易顺差国法国的货币供给增加。换言之，这个版本的结论与休谟的物价–现金流动模型并无二致。在这两个国家中，货币供给变化方向相反，相对价格也如之前一样发生变化，直至贸易恢复平衡。唯一不同的，是货币的形式变成了纸币。黄金不再是从贸易逆差国流通领域向贸易顺差国流通领域的流动，而是从央行到央行的流动。

但是坎利夫版本的模型依然假定交易媒介是黄金，这与现实不符。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有必要将央行的举措纳入考虑范畴。当一国出现贸易逆差、黄金外流时，该国央行将进行干预，加速调整货币供给。通过紧缩货币供给量，央行的干预降低了价格，提高了国内产品的竞争力，遏制了贸易赤字带来的黄金外流。扩展模型，将央行干预控制初始黄金流动对国内货币供给的影响纳入考虑范畴，则可以解释在没有大量黄金流动时外部调整是如何进行的。

外部调整工具通常是贴现率。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贴现银行）借钱给商人，期限为60天或90天。央行以商业票据和利息为回报，可以立即提供借款给商业银行。这种借款就是票据贴现，收取的利息就是贴现率。通常，央行一般按照当期利率贴现合格票据（合格性按照所持票据数量与资质确定，取决于事由与支付条款）。如果银行提高利率，贴现费用增加，则较少的金融中介愿意持票据向央行贴现。通过操纵贴现率，央行可以左右国内信用规模，通过扩张或紧缩信用规模而不是黄金流动来恢复收支平衡。当央行预见到黄金流出时，就提高贴现率，减少所持有的国内附息资产，市场上的现金回笼，货币供给减少，于是在黄金没有流出的情形下，外部均衡得以恢复。

央行的这种行为被称为按照游戏规则行事，当然，其时并没有明文规定这样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的提法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25年创造的，那时战前的金本位制已成往事。这种提法这么迟才出现，足以让人怀疑央行有否依据这一板一眼的规则做事。

实际上，这个发现是事后间接得出的，央行并没有循章办事。1944年出版的一本颇有影响力的专著就研究了国际货币体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所作为的原因。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在1922～1938年按国别和年次数将央行国内、国外资产变动制成表格，似乎政府当局遵循了“游戏规则”，但次数并没有遵循。研究发现，国内资产与国外资产在多数年份中的变化方向相反，纳克斯认为许多国家未遵循规则行事导致战时金本位制不稳定，言外之意是，古典金本位制的稳定是由于各国循章办事。但1959年，亚瑟·布卢姆菲尔德（Arthur Bloomfield）用纳克斯的方法对战前数据进行分析后，惊异地发现不按照规则行事早在1913年前就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显然，央行在决定贴现率水平时除了顾及国际收支平衡，还另有原因。盈利应该是原因之一，因为许多央行是私人所有的。但如果央行确定的贴现率高于市场利率，那么会发现没有业务可做。这样的问题19世纪70年代的英格兰银行遭遇过。19世纪50年代私人银行得到迅猛发展，英格兰银行的市场份额减少。在此之前，英格兰银行可谓“不可一世，即便吸纳伦敦所有私人银行的业务、资产和储备，其自有资本依然绰绰有余”。当英格兰银行的贴现业务下降，仅及竞争对手的一定比例时，升高贴现率（英格兰银行利率）的举措对市场利率的影响下降。英格兰银行利率的上升加大了与市场利率的差距，业务应声下滑。如果差距过大，则英格兰银行利率就“失效”——很可能失去对市场利率的影响力。只有当英格兰银行掌握了卖出票据（配合回购协议）来恢复银行利率（bank rate）的影响力时，才降低了物价，推动市场利率上升到银行利率水平。

提高利率阻止黄金流出有可能会打压经济，是另一个原因。虽然央行基本不受政治后果影响，但利率上升会增加融资成本，抑制投资活动。

最后一个原因是，升息会提高政府债务成本。即便央行是私人机构，也会迫于压力尽量减轻政府债务负担。法兰西银行虽然是私人所有的，但听命于法国内阁委派的公职人员，银行理事会12位成员中有3位是政府委派的。德国国家银行的大部分雇员是公务人员，虽然国家银行董事会的多数政策都是投票决定的，但一旦与政府发生冲突，则要求遵循德国总理的指示。

任何对“游戏规则”的粗浅理解都会产生误导，随着时间的推移误解会加深。央行具备自主决策权，不为政治压力所左右，但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世界中，不可能一点影响都没有。所以，面对国内外的干扰，央行维护黄金兑换制度的能力取决于政治压力的大小，这些压力迫使央行实现其他目标，与黄金兑换制度相左的目标。在所有影响政策的因素中，把黄金兑换制度目标放在首位已经取得广泛共识。现在我们应该明白，强烈共识和政策的可靠性使央行更有可能在不危及金本位制稳定的前提下遵循“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