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异教徒成了劫持犯

对于那些从未做过新闻记者或者监狱看守的人来说，他们不熟悉犯罪的术语，下面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劫持犯”。劫持犯不是普通的小偷或强盗。普通的小偷是偷老实人财物的无耻混蛋。如果一个人遇到被偷的情况，大可以大声呼救寻求帮助。英勇的警察会立刻赶到现场，逮捕罪犯，把他送到法庭上，然后严厉的法官会判他几年刑，让他在昏暗的地牢里受苦悔过。

劫持犯与小偷尽管都道德败坏，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劫持犯只抢劫私贩酒类的人。现在，私贩酒类的人指的是非法酿造、运输和贩卖威士忌、葡萄酒、香槟、啤酒等酒精饮品的人。这些酒贩自然是游离于法律之外的。遇到情况时，他们不能大喊“杀人啦”以求警察们的帮助。因为警察可能会问：“尊敬的先生，方便告诉我您的职业吗？”如果他讲实话，说“我是贩私酒的”，那么他会立刻被投入监狱。因此，他只能任由劫持犯们宰割。这些劫持犯们有枪、大马力的汽车以及坚定不移的抢劫决心。这些私酒贩们认为劫持犯太下贱了，以至于找不到任何词汇去描述他们有多下贱。不过劫持犯们我行我素，大行其道，只要活着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除非私酒贩们来报复，但这种担心往往不超过30秒。

当然，成年人总有一个“阴谋”，那就是让年轻一代相信自己的祖先们非常好，值得尊敬。所有好孩子对待祖先都应该像希腊人对待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一样敬畏尊敬。

1600年被吊死的海盗厨子，在1700年可能就会变成“英勇无畏的武装民船船长”，到1812年独立战争时又会被宣扬为“勇敢的水手”，而到了1900年，则会被当作光荣的殖民帝国的奠基者而立起一座纪念碑。

假如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因为偷了祖母的钱包而离家出走，然后和一群凶残的人一起抢了一位印度王公的所有珠宝，那么他可能还会活着见到那一天——当他“衣锦还乡”时，乡亲们会把他视作当地乡绅中最杰出的代表而热烈欢迎。

历史就和现在的现实生活一样，成功决定一切。你发起一场政治动荡，然后被抓了，你将会被当作反叛分子而被处以绞刑。但如果你是反叛军的首领，并取得了胜利，那后世可能会将你尊为国父。

这些事情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我不知道。我之前说过，历史学家不应该像道德家那样去做价值判断。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尽力将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公之于众，通过所有可获得的材料尽最大可能精确地还原历史的真相。至于对祖先行为的最后评判，最好还是交给耶和华吧。只有这位神灵才具有真正的洞察力，能对凡人的一切行为做出准确的判断。

因此，如果我说我们国家（美国的历史实际上是四十个国家的历史）历史上许多伟大的英雄其实是“劫持犯”，也不能算是一个新的令人震惊的秘密。我只是在重复他们那个时代下所有人都知道的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说过，只要累积到足够的财富，他们就可以从那收益颇丰但非常危险的海盗职业中隐退。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我们以现在1927年的眼光来看待日内瓦和罗马之间的战争，是很不公平的。现在人们关注的是生意，而以前关注的是宗教。如果我们的邻居在政经话题上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们就会担忧。如果他们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那我们就不会再让自家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玩耍了——他们可能会有很奇怪的点子。如果我们怀疑他们对苏维埃政府的观点有隐约的好感，那么我们就会写信到华盛顿，请求司法部门介入调查。但是除非他们是我们最具竞争力的贸易对手，否则我们既不知道也不关注他们去的是群众集会还是祷告会。他们也可以庆祝哈努卡节，而不把圣诞节当回事。

但在四百年前这样的忍耐是不可能的。在所有新教徒眼中，天主教徒就是一群盲目崇拜的人，他们自己在精神上屈服于国外的主人，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还为了那位意大利暴君而试图重新占领北欧。而在天主教徒眼中，新教徒就是危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鲁莽的不安好心的改革分子，处心积虑地摧毁精神世界的美丽和谐，他们无良的牧师们还可以结婚，那些贪婪的国王靠剥削无辜的教士和修女来发财。

当然这些人都错了，但是并没有人告诉他们。然而却有很多人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告诉他们：他们是对的。

结果是，当他们在海上相遇，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把俘虏扔到海里，根本没把俘虏当人看；如果他们在陆地上相遇，则会把俘虏绞死，同样是把俘虏当作动物一样。

他们就这样互相残杀，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两派之间的斗争必定越过了古欧洲的边界，这没什么好惊讶的了。1555年，法国的“科利尼”号海军上将（之后在圣巴托洛缪大屠杀中被杀）试图在里约热内卢建立起一个新教殖民地，但被葡萄牙人毁了。九年后，他在佛罗里达建立了一块殖民地，这样他的民众们就有望免于西班牙人的骚扰，过上安定生活。但是两个月后，一艘西班牙军舰来到这里袭击了这个小村子，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被赶尽杀绝。当时西班牙一个司令官说：“不是因为他们是法国人，而是因为他们是新教徒。”

三年之后，西班牙的恶行遭到了报复。在一位印第安酋长的帮助下，一位法国人袭击了佛罗里达的一个要塞，处死了所有的西班牙人——“不是因为他们是西班牙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叛徒、盗贼和杀人犯。”

二十年之后，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为了方便英国水手每年来捕鳕鱼，想在纽芬兰海岸建一座贸易中转站。然而这个想法以失败告终，而且汉弗莱爵士也在他的尝试探索中失踪。

看上去似乎“科利尼”上将向南走太远了，而汉弗莱爵士也过于向北走了。幸运的是，就在此时，沃尔特·雷利爵士结束了他的西方探险回来了。他汇报说，在佛罗里达和加拿大之间有一块理想的土地，可以建立一个繁荣的殖民地，这块地方是真正的人间天堂。他将这块地方以童贞女王的名字命名为“弗吉尼亚”。为了女王的荣耀，他把许多西班牙人送上了天国。

在沃尔特爵士的表弟查德·格伦维尔爵士的指挥下，两艘并不适合航海的小船载着满怀希望的移民安全跨越了大西洋。他们在罗阿诺克河口的一座小岛登陆了。

这次看来志在必得。

但是殖民地不见了。

那片殖民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像在海上迷失方向的船一样，神秘消失了！

阴暗幽深的丛林里，杀戮、饥饿和放逐等事情都不是满怀期望的移民者想要得到的。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再想去北美荒原立营扎寨了。然而，与此同时，人们想要尽可能地从美洲大陆获得好处，于是最方便的便是以“劫持”的方法来间接掠夺财富。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方式大大方便了这种劫持。16世纪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垄断的世界。所有国家之间实行贸易自由和港口开放的观点对于1525年的商人来说，就像现在对美国商人谈论商业的共产主义体系一样滑稽荒诞。为了保持垄断状态，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现殖民地之后，就尽量减少公开，还不断地把殖民地上的财富运送回国。也就是说，他们只要把黄金和白银装满船，就赶紧以最快速度越洋过海将它们送回国内。当然，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讲，这些金银财宝都属于印第安人，是西班牙人偷过来的。接着，英格兰和荷兰的私掠船开始攻击西班牙的船队，抢走成吨成吨的黄金，反正这些黄金本来也不属于西班牙人。但如果荷兰人和英格兰人足够正义，就应该践行天主教义教导他们的自爱自重，把这些财物归还给原主人。不过我问你，如何才可以找到那些生活在很远的尤卡坦幽暗山林里的裸体的土著人？他们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东西是他们的。

北方新教徒轻快的小船和南方天主教那些笨重的大帆船展开了无情的游击战。这场战争为英格兰和荷兰的文学提供了不少写作素材，至少有六部《艾达》（古代北欧英雄事迹文学作品），还有《罗兰之歌》和圆桌骑士的故事等。

这样莽撞的、难以置信的冒险每天都在发生。西班牙的船和仓库没有哪天是安全的。西印度群岛永远在被抢掠。伦敦和弗拉斯的那些私掠者们厚颜无耻地置所有加尔文教教众的命运（西班牙国王的宗教裁判所判处这些人火刑或绞刑）于不顾，不断扩张他们的活动范围，最远到达了太平洋东岸。

就这样，大量的黄金白银被运到了荷兰和英格兰。于是这两个任性的国家有了大肆造船的资本。更重要的是，冒险的私掠生意教会了这些北欧年轻人很强的航海和战斗技能，在短时间内就能学以致用。

1588年西班牙终于决定发起一场圣战，它要一举歼灭异端分子，摧毁英格兰和荷兰的力量。一支由一百三十二艘大船组成的西班牙舰队在里斯本港口集结，一支六万人的军队在弗兰德海港集合起来。他们的计划是派舰队去敦刻尔克补充领航员，领取战斗的物资，然后开始系统地进攻北海两岸的这两个国家。

整个欧洲都知道，这将是两种截然不同、互不妥协的人生哲学的最后决战。上次对胜利给予如此厚望，还是远航寻找新大陆的时候。现在，每一个有名有姓的西班牙人都想为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北方那两个国家的人民也是同样的激情昂扬。私掠者、劫持犯、爱国者，随便你怎么叫，他们放下了手中所有的事，加入了临时匆忙建立的海军，以保护自己的祖国免受西班牙野兽的侵犯。他们用一部分军力封锁了敦刻尔克，防止西班牙舰队司令联系上领航员和登陆部队；而剩下的新教舰队一直跟在西班牙舰队的后面，就像一群猎狗跟着受伤的熊一样。

大自然拯救了异教分子。阵阵前所未有的狂风将无敌舰队吹偏了航道，这对西班牙的大帆船来说是一场浩劫，只有不到一半的船只能够返回。

就这样，最后一场圣战悲惨地结束了。它对美洲之后的历史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但这次无敌舰队的惨败给北欧人上了宝贵的一课。他们知道了西班牙人并非不可战胜。新大陆上的西班牙殖民地不再是不可触碰的了。只要愿意花时间横渡大洋，谁都可以自由进出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