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学至上[1]（代序）

张振涛

中国学术界能够称得上“学”的就绝不是一般领域。文学界为什么要把《红楼梦》称为“红学”，而不把老百姓心目中几乎享有同等声誉的《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称为“学”呢？因为只有《红楼梦》像百科全书，反映整个封建社会的全貌，从衣食住行到儿女情长，从行为方式到思想信仰，包罗万象，宏细兼容，有玩味无穷、挖掘不尽的思想资源。同理，中国音乐的品种很多，能称之为“学”的却只有“琴学”。琴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双重身份：既是琴人，又是文人；不光理丝操琴，打谱度曲，还舞文弄墨，著书立说。琴之于学，不光有弹出来的琴曲，还有写出来的琴论；不光有刻下来的琴谱，还有写下来的解题；不光有唱出来的琴歌，还有沉下去的琴韵。乐思绵绵，文思滔滔，鸿篇巨制，粲然可观。琴学著述是传统乐论的巨大库藏，“琴学”的重要就在于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和思想。古琴貌不惊人，拨出的第一声音响既不强烈也不撼动人心，然而“山不在高，水不在深”，中国乐器史上只有“琴学”一枝独秀，有完善记谱，刊印琴谱，积案琴曲，盈箧琴歌，系统理论，宏篇著述。追根溯源，盖文人之功。

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新的知识群体的出现恢复了一度消弭的琴学，再一次将古琴扶归到“艺术殿堂”的高岗之上。毋庸置疑，20世纪后的琴学已非原本意义上作为传统文人知识体系的琴学，而是体现着中国传统精神和西方音乐艺术的复合载体，背后蕴含的是持续一个世纪的新型教育理念：国学为主，傍依西学，由此获得了现代国家的学术合法性与学科话语权。吕骥、杨荫浏、查阜西、管平湖等一代音乐家，存亡续微，他们给予当代七弦琴以“幽兰”“潇湘”一样的品格与尊严。在古琴复兴的路口上，标志性的“路牌”就是于1954年3月27日成立的“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所”和10月10日成立的“北京古琴研究会”（后者定性为“民间社团”，实际上是依附于前者的下属组织）。真是喜事成双。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所和北京古琴研究会，瞬间就成为了集收藏琴器、汇集资料、打谱演出、研究出版、组织活动为一体的国家级古琴研究中心。杨荫浏、李元庆、查阜西、管平湖、王迪、许建等学者和琴家，以卓越的远见，着手于一系列意义重大的工作：建立琴会社团、收购琴器琴谱、召集演出雅集、普查琴人分布、采录琴曲音响、编纂琴学文献、组织打谱会议、举办鉴赏展览，60多年来，硬是把冷冷清清的琴学，变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把“古琴艺术”列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此事如石击水，产生了巨大波澜，从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影响。越来越密集的琴学活动，伴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社会氛围的酿成，使“瑶琴玉音”日益深入人心。以文化复兴理念来衡量国家软实力提升和文化“体温”回暖的标志，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举世瞩目的鸟巢中，陈雷激的琴音从细致入微变为铺天盖地，以雷霆万钧之力感染了全世界所有的人。

与此同时，消解古琴优势的大众文化，正以公正态度恢复传统的标尺，逐渐推动琴乐的普及。当下，在浮躁喧闹的边缘是否能够保留一片清净和永不褪色的儒雅？这时，人们均想到了古琴，并且越来越认识到琴学的疗伤作用。坐在琴前，品尝淡定，倾听儒雅。中国总得找到几样可以让匆匆奔向现代化的人稍稍定下心来触摸传统的器物。古琴就是一件拉得住人心、重若千钧的器物！琴学就是一片可以让人定气凝神、依枝栖息的精神家园。

七弦琴面向大众，是历史性转折。关门闭户，孤芳自赏，导致观赏性和吸引力的锐减，当然是意欲发扬传统精神的精英们不愿意看到的。琴学危机来自历史赋予的太多背离音乐自身发展的制度逻辑，最终摧毁的是大众对七弦琴与“知音”语源的好感以及国人在岁月中积累下来的对“众器之首”的心理依存。经过这些年来琴家们的努力，七弦琴已经重新回到了普通人的话题中，再一次树立了乐器家族中的王者风范。

经历过对整个知识群体的精神考验，琴家们让60多年琴学复兴之路有了一处处可圈可点的长亭短亭。琴的记述与研究日积月累，成为当代音乐学文献中最丰瞻的部分。不管记述中怎样存在一些因时代限制而有的极端，却都从不同层面揭示出60多年来琴家和音乐家对琴文化的理解，其中的许多真知灼见依然在现实中发挥作用。这也就是吕骥、杨荫浏、查阜西、管平湖一代人的可贵。他们以血脉、文脉，维护了琴学真身，虽然今日琴人已是生活在当代的另一群琴人，但琴器是真身，琴学是真传，文脉相传，血脉相通，观念大同。

六十甲子，山河入梦，人们自然会认同：近代琴史是一部充满温暖的历史。记录总在发生着，琴的故事也总在流传着，新琴学创造了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这段历史既是理论探索的也是实践检验的，是一段历史中不同声音中的一个渐奏渐强的声部。

注　释

[1]. 原载《琴学60年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转载于《中国文化报》2010年8月19日第6版，转载于《人民音乐》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