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般来说,传统民俗学研究面向乡村,现代民俗学研究面向都市,这是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学术研究的社会适应问题,不是学科创新问题。由于传统中国主体是农业社会,从古代社会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是变化不太大,是以农业社会为主体,传统民俗学一直研究乡村不奇怪。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民俗学开始面向都市研究。如“海上风都市民俗学论坛”,就一直在努力。
都市的主体是什么?是市民。市民的概念远比农民复杂,我们可以抽象地说是城市居民。要说出他们的背景,也就是他们依赖的集体,我们发现,除了学校和其他管理单位,城市民众依赖的集体有工厂、商店,以及各类服务行业,这些行业可以通用一个称号,那就是企业。我们兜了一个小圈子,是要说:现代都市民俗研究的主体之一是企业民俗。
企业民俗跟村落民俗一样,是一种特定背景下的民俗,是具有一个可以把握边界的空间中那些活动着的人群的民俗。它是企业人的民俗,还是企业集体的民俗?当年人们讨论着什么是民,什么是俗的问题,“民”与“俗”难道能够分开吗?如果真的要看哪个重要,那肯定是后者。企业民俗一旦存在,就成为超越个体的文化实在。企业民俗不是单个人的民俗习惯,而是一个企业的文化传统,带有鲜明的集体性。
我不想把企业民俗研究说成是民俗研究的创新,而宁可将其视为民俗学学科最起码的与时俱进的生存能力。在城市化到来的时代,民俗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研究企业民俗。
与过去乡村民俗主要面向自我,建构村落或者家族认同有所不同,企业民俗除了强化员工的自我认同,更重要的是建构他者的认同,它要将企业外的消费者纳入自己的共同体中,当然也可以说是一个扩大的企业共同体。于是我们发现,企业的民俗空间是开放的,企业民俗的认同对象也是扩展的。
到了网络时代,企业民俗建构,尤其是企业节日建构便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选择。这时中国企业群体中,生产出了“米粉”节、“双十一”,以及年中购物节等。这些节日不是乡村的自我娱乐,而是要拉着大家一起狂欢。企业节日一下子就成了社会的节日,大众的节日。当然,首先是那些与企业关系密切的粉丝群的节日。阿里、京东、小米等是最大的受益者,企业因为自己的节庆赚得盆满钵满。可是,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没有哪个企业会看着别人赚钱而无动于衷,面对利益都会有模仿的冲动,于是蹭利跟风者络绎不绝,结果这个别企业的节日也就逐渐成了全民的节日,所有企业的节日。这是不是与村落的节日很不同呢?
且慢这样说。我们很难看到一个村落有独特的与他人完全不同的节日。我们发现,千万村庄在过端午节的时候,大多数人都在干吃粽子、划龙舟、佩兰、插艾、插菖蒲这样几件差不多的事情。千家万户的端午节跟当下千店万铺搞“双十一”是不是有些相似?于是,我们发现,村落端午节真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节日,有共同的叙事,也有各村各地的不同。那“双十一”呢?我们发现有的人在拜马云,有的人却在拜刘强东。但都只有一个目的:多赚点钱,快乐忙碌“双十一”!文化是共享的,好运民俗也是共享的。也许若干年以后,有一天阿里巴巴转型做别的了,京东还在做电商,人们都会糊涂曾经的节日起源,到底是因为马云还是刘强东。就像我们今天搞不清端午节的起源到底是因为伍子胥,还是因为屈原,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这样看,企业的节日民俗与当年的乡村节日民俗在本质上还是相同的,只是这个节日的“起源地”还看得见,我们还处在企业节日的源头活水上。
乡村民俗与企业民俗有相似的历程,但是时间过程被高度压缩了。当年形成的节日,其过程可能要几十年几百年才会有全国性的影响,现今几天几月时间就会风靡天下。从文化意义上看,我们可以通过充满变化的企业民俗来考察节日文化的流变,真正体验古人说的: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也会体会小米雷军所说:专注,极致,口碑,快!古今同理:须臾,一瞬,那就是雷军说的快。民俗变化发展快,同样研究行动也要快。那种所谓十年磨一剑的说法,可能是低效率的借口。当然长期投入是重要的,但是磨磨蹭蹭是懒汉懦夫。
快的意思是敏锐。吴玉萍博士来到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敏锐地感觉到企业民俗学是当今民俗学的生存之道。经济民俗学是企业民俗学的理论基础,反过来,企业民俗学的深化会丰富经济民俗学的内涵。吴玉萍将企业民俗作为博士后报告的主要研究内容,适应社会的变迁,也开拓了民俗研究的空间。
作为企业节日,“双十一”带动全民的购物狂欢,其发生机制还是发人深思的。年中购物节似乎无厘头,可是似乎也渐成气候。也许有很多很多的因素促进了这样的企业节庆的发展,但是网络本身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可是,网络都是摆在这里的,为什么阿里、京东搞了这么大的动静,别的企业却没有呢?企业节庆的一切都是在构建认同性,形成认同性经济。对于这些问题,吴玉萍博士的探索开了一个好头,希望她继续努力,与企业家合作研究,发现规律,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企业民俗学的空间实在太大,民俗学的世界可谓无涯!
企业民俗,企业节庆有很多的功能,但是核心功能还是经济。运用民俗资源发展出来的经济是民俗经济,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民俗经济有三种重要的形式:
一是传统的民俗制品经济。如粽子月饼这样的节庆食品,婚丧嫁娶物品,迎来送往物品,传统衣食住行物品,地方特产等,民俗经济体量巨大,如茶叶、白酒等,动辄千亿规模,仅仅茅台就有上万亿市值。这些相关企业,是生产传统民俗产品和消费民俗产品的,是民俗经济的实体。
二是传统的民俗平台经济。它不是民俗产品的生产者,而是消费习俗的制造者。如社会节庆、婚丧嫁娶、生日庆典、迎来送往礼仪等,在一定程度上,人的生命意义就在这些礼仪消费中。所以,民俗是巨大的消费平台。
三是利用传统民俗进行创新重构产生新的平台经济。如腾讯之微信红包,阿里之集五福,当然影响最大的就是“双十一”节庆。有人说,阿里巴巴是一家将民俗资源应用得淋漓尽致的公司,如它的企业名是一个民间故事的名称,全世界都知道的,有着强大的认同基础;集五福,这个五福文化在中国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民间五福临门是最重要的民俗吉祥符号,阿里还将其与当下价值观结合,古今融合,引得广泛认同;而“双十一”,也是全球可识别的可理解符号,而当下的光棍潮流也自然引起共鸣,所以追从不可阻挡。
民俗研究还需要更多人主动适应社会变迁,吴玉萍博士是开企业民俗研究风气之先者,具有引领意义。企业民俗研究是民俗学的本分,也是民俗学的创新。
希望更多的人研究企业民俗,希望企业民俗学研究的时代尽快到来。
2018年7月10日 海上南园